石英

历史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方方面面的不平衡状态是经常性的，相对平衡的状态往往是暂时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那种错综复杂、一言难尽的情势，又往往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我国明代末期这个阶段，也算得上是典型的“一言难尽”中的一个。

“传庭死则明亡矣。”最近在某杂志上读了一篇评历史人物的长文，集中大写明末崇祯年间的重要将领孙传庭（山西代州人）。文章的主要倾向可以看出是为孙传庭申辩抱屈。作者认为，假如当时明朝当局坚决地按照孙传庭的方略毫不动摇地行事，则孙未必会亡，而孙一亡，明王朝再也没有延续的指望。果然，孙亡于1643年。而明朝则亡于1644年。

其实，问题未必如此简单。明朝在1644年覆亡的因素其实很复杂，绝不只是维系在孙一个人身上，太离谱了。

先说说孙传庭这个人。他生于代州大户人家（据说是祖上由外省迁来），万历年间中进士。古代的进士在今天一般人的心目中，好像就是十载寒窗的考生得了第，做的也是文官。其实不尽然，即使是知州知府之类，在天下刀兵四起皇上用武之时，往往也需要带兵打仗。他自身会不会武功姑且不论，也要运筹帷幄，谋划对敌。孙传庭就是此类的官儿。而且还算得上是明朝末期的重要将领之一。此人对剿灭造反朝廷的“贼寇”具有强烈的超常积极性，在山西巡抚的任内，大力征兵征粮，强化陕军，并于崇祯九年（1636）在周至县设伏，一举擒杀了农民起义军领袖高迎祥。两年后（1638）又与洪承畴合力击破李自成，造成李闯军处于空前的低谷期。但不久，由于清军突破长城隘口，边防告急。朝廷调孙率军驰援京北。孙对此极不情愿，虽不得不从，但仍坚持陕军不得他调，而是集中力量剪除农民军。在这方面，他难免与朝廷的指令有所龃龉，触怒崇祯皇帝，而被下狱。崇祯十五年（1642）获释，被任命为陕西总督。仍一心与李自成军决战，但在河南两度交兵均遭大败，最后在潼关之役战死。因于乱军之中，明军终未找到其遗体，故朝廷当时未作殉职将帅勋恤。

与孙传庭可以大致相对照的另一将领为卢象升（今江苏宜兴人）。此人进升稍晚于孙，乃天启年间进士，任大名知府。崇祯二年（1629），以青年将领之姿率军入卫京师而崭露头角。中间一度曾奉命与农民军作战。崇祯九年，清军入侵喜峰口，他积极请战，朝廷改任其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奋勇接敌挫清骁势头。两年后清增加兵力，大举入侵明朝内地，卢奉命督师，专与清骁接战。并号召民间有志者参与抗击清军侵凌劫掠。但此正义行动却遭兵部尚书杨嗣昌（今湖南常德人）和总监宦官高起潜百般阻挠压制，他们立意与清方不惜屈辱议和，对卢事事掣肘。卢象升在极度困难的情势下仍誓死对敌，终于1639年1月间在巨鹿（今河北省）与清骁遭遇，经苦战后壮烈牺牲，终年40岁。遗著有《忠肃集》。

卢象升比孙传庭小约七岁，两人经历亦大致相似，但意向选择差别较大。孙传庭生平最不能容忍的是境内天子的子民叛逆造反欲夺“我主龙庭”，因此他毕生之努力目标是誓死讨伐，必彻底剿灭而后已。相对而言，他对明朝末年间严重的边患，具体说就是后金（后来的清）日益坐大，不断侵扰乃至击破边关深入明朝腹地，烧杀奸掠无所不用其极，却视为次要之患，在皇上督催下不得不去边防接敌，也是浅尝辄止；旋又回京师境内剑指“闯贼”，奋力血拼而不辞付出，可谓至死不悔。

两人的对照，所差绝不只是方法不同，或先后次序的不同。说穿了，还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同时，也不是简单的出身问题。孙传庭固然是世家子弟，而卢象升，我未详察，但也未必是“貧下中农”出身，或同情农民起义之类。事情都不会如此简单，而是由方方面面的不同因素所决定的。在下还未及详阅卢象升的《忠肃集》全文，但从其毕生精神趋向与行为走势上看，还是有传统的浩然正气贯穿其人生精髓中的。我没有任何根据，证明他对农民起义有什么怜悯和同情之意。相反，他生命中有一个阶段也参与过与农民起义军交战过。（有如500年前的岳飞也率军进剿杨幺起义军），但其生命中的主要阶段与斗争意向还是对后金的。入关深怀忧虑，而是为重大疾患。在许多支各色军队或隐或显畏清和避清的趋向面前，他总是迎难而上，将一生的主要心力用在抗清方面，且最后也毕竟是殉于骁清铁蹄深入内地的战场上，而不是在边关防御的战场上。因之更为壮烈，可敬。

必须正视的是，在卢象升牺牲的1639年之际，明政府军和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将领还极少有在京南内地与骁清血拼而牺牲者。他们中有的不是不能碰上（如李自成起义军），而显然是有意无意地避清，而一直未遭遇。张献忠农民军此际则深入四川，急于去建立大西政权。如卢象升这样在京南内地与清入侵者面对面厮拼而牺牲的高级官员却是最早的一个。

李自成也好，张献忠也罢，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清军深入长城以内（绕开北京）时与其遭遇的，但他们显然也有避免与骁清过早遭遇可能受挫的考虑，而总是找明军决战。在李自成这一路的考量下，就是急欲斩关破隘，早日进入北京，取代皇位。张献忠入川也暂时避开了骁清主力。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迟早要与骁清主力遭遇。而避战的结果是一旦决战则必败无疑。

果然，当吴三桂献关与清军合兵一起，李自成此时进入皇宫后立即与部将大肆淫掠后妃宫女，沉醉于胜利后的欢娱之中，所以此军队驱驰山海关一线交战，焉有不败之理？而张献忠远在四川也难逃骁清追歼的命运，终于在西充被清军强弩射死。

后来有人仅将他们的悲惨结局归咎于吴三桂献关与清军合兵而难敌，看来仍为比较直接的表面原因。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未登龙位先已腐败，即使没有吴三桂献关一计，终也敌不住长期躲避一旦交战的对手骁骑。在这方面，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李自成、张献忠一类比明朝抗清将领袁崇焕、卢象升甚至孙传庭还要腐败得快。在这方面，任何后来贴上的身份标签都无法改变其精神实质。

袁崇焕也好，卢象升也好，他们的斗志和行为虽然没有改变明王朝的危亡，但他们的拒恶抑邪、不畏强暴的行为，无疑是代表着人间正气的一脉，这早已超出改朝换代的表面符号而成为历史某一阶段正气的化身。这些都是不以改朝换代龙椅由何人去坐为转移的。其正与邪的本质，也不完全由表面朝代的转换而更移。

历史因为有的人具有的正气遗存，才不使后来人总是嗅到那种复杂、难闻的气息，而一经清楚分解，当不致迷惑，清风吹来后便获得了新一轮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