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权

【内容提要】凌孟华的《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低调朴实，可见著者颇为自信的学术底气。其所收录文字或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做着拾遗补缺的重要工作，或映射著者在作家演讲活动及现场记录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侧影，或在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商榷推进中显示深邃的学术眼光和特有的历史关怀，或在文学史料的深度挖掘中展露文人事之辨析功夫与叙述能力。其研究思路，不仅建构起故纸有“声”的学术观察和判断，而且还推进到非文学期刊的文学性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案头这本《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以下简称《故纸无言》）初版于2016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凌孟华教授。孟华是我的硕士同窗。犹记得我第一时间拿到旧友第一部学术著作，真心为他感到高兴。但我并未发表只字片语。四年来，此书颇受好评，已有王本朝先生的《让历史纸屑释放出新的意义——评〈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1]、宫立的《凌孟华：“让无言的故纸发声”》[2]等多篇书评发表。于是也想写点文字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草成这篇札记。

一

孟华有诗人气质，硕士期间颇关注诗人诗作，如穆旦、舒婷、林子、王小妮、翟永明、唐亚平、伊蕾，乃至尹丽川、巫昂等，多立足文本进行解读分析。真正点醒他学术研究转向的，是此书后记提及的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第二届学术年会。那次会议，我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的身份回到母校重庆师范大学参会，导师陈子善先生亦一同前往。孟华说：“会上关爱和、陈子善、刘福春、张桂兴、李怡等先生的发言点燃了我对民国文学文献的学术热情，激发了我对现代作家佚作搜集与版本考证的浓厚兴趣。随后，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民国文学文献之中。”[3]这种精力投入、学术转向的成果，正是这部《故纸无言》。

旧期刊、旧报纸、旧书籍乃基础性的史料文献，恐怕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者最基本的观念常识。但随着网络资源数字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各类文献资源数据库持续建成开放之后，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也有了便捷之途径。但在孟华2009年转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行列之际，条件还没有今天这样简便。当时我主要依托的是民间的爱如生、国学数典等网络资源，以及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而他依托的则主要是重庆图书馆的资源，在馆藏的原始期刊、报纸、书籍等民国文学史料中慢慢翻阅寻找。他依靠的真是“故纸”，是那发黄的、带有历史味道的、甚至在不小心的翻阅中就可能碎掉的历史断片，或者是检验研究者视力与耐力的黑白缩微胶卷。其实，翻阅“故纸”的人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每个翻阅的人都有收获，孟华却是大有收获者。他在著作中提及的刊物，有《大江月刊》《国讯》《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大中》《知识与生活》《妇女文化》《民歌》《光明》等，好多刊物在那时（甚至今天）都处于未开发之状态。后来他选择生僻的非文学期刊《国讯》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与研究对象，说明他发现了真正的、带有整体观念的学术问题（非文学性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可能会成为学界未来的学术生长点）。这一过程竟然是“水到渠成”的，书中收录的《战后北京综合社科期刊〈大中〉叙录》（北京应为“北平”，或系《北京社会科学》发表时调整）、《战后上海诗歌音乐刊物〈民歌〉钩沉》应为他的试水文章。

二

即使是已被研究者发现梳理过的有学术价值的期刊，著者亦能够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努力推进，做着拾遗、补缺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著作中收录的《吴兴华抗战中叙亲情表家世的重要佚文〈记亡妹〉》《穆旦清华大学时代的集外文〈这是合理的制度吗？〉》《俞平伯及其〈“宣传”“党”这两个词你怎么看法？〉》就有对《吴兴华诗文集》《俞平伯全集》《穆旦诗文集》等基础性文献的补遗之功。吴兴华曾被夏志清称之为继陈寅恪、钱锺书之后的第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据孟华考证，此说出现在夏先生著述中不假，但系“转述宋淇书信”[4]。吴兴华在诗学、文学、翻译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但其生平细节始终给人不够清晰之感觉。著者对佚文《记亡妹》的发掘，不仅呈现出吴兴华的散文才华，“是纪念胞妹的散文中的经典，艺术效果几可直追随园老人，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祭妹文》”[5]，而且填补了吴兴华的生平细节，包括他的家庭成员、兄弟姊妹排行、进入大学时间、文学创作起步时间等[6]，修正了张松建、谢蔚英、郭蕊等人的研究或回忆。穆旦集外文《这是合理的制度吗？》的发现，呈现出孟华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学术研究代际之间的“薪火相传”。《清华副刊》本为清华学子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但因历史原因，包括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都缺藏该刊第八期。著者通过多种渠道在上海图书馆查到这一期，首先还原了《清华副刊》这份期刊的整体性，其次是在阅读中发现穆旦的集外文，从而证实易彬等学者此前对穆旦的学术判断，落实了又一穆旦与鲁迅之间“内在的精神勾连及歧异之处”[7]，并对《清华副刊》的精神追求有自己的定位[8]，还伸展到穆旦后期文学创作中的精神特质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9]。其对《穆旦年谱》《穆旦评传》的细节修订已经引起易彬的注意，将在再版时参考；而其核查《文聚》第2卷第2期封三原文，对《穆旦诗文集（二）》编入的《关于〈探险队〉的自述》之脱字、衍文等具体意见，却未见《穆旦诗文集》修订版采纳，在2018年4月版中，仍是“使我写下过去这些东西”，仍是“我仿佛看见了那尚未灰灭的火焰”[10]，可谓遗憾。俞平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如何建构、表达自己对“党”、对“宣传”这两个词的特殊认识，在1947年2月21日写作的《“宣传”“党”这两个词你怎么看法》这篇文章里有明确的呈现，从文字的细节处可以看出他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追求之间的内在联系[11]，为学术界深入研究俞平伯作品和行为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

作家的演讲活动及其相关的现场记录文字，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现场中非常重要的文学活动资料，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等人都曾有大量的演讲记录。这应成为今后学术研究的着力点。孟华是此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之一。著作中收录了《郭沫若1943年写作经验演讲》《谢冰心1943年写作漫谈演讲》《谢冰心1947年日本观感演讲》三篇论文，不仅还原了作为作家的郭沫若、谢冰心在写作经验上的现场分享，而且提出了颇为敏锐的学术问题：“演讲记录稿的入集问题”[12]。著者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可行方案：“不管有没有经过演讲者的校阅，能确认的确是演讲者所讲的记录稿都具有特殊的价值，从‘全集’要‘全’的角度，不妨收入全集并加以注释说明。或者是采用更稳妥的做法，编入附录。”[13]这样谨慎的学术研究态度，无疑将拓展孟华的学术视野。他所关注的问题之学术深度，亦会真正呈现出来。

版本考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的基本功。朱金顺、陈子善、解志熙、龚明德等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有明显的示范意义。著者在本书中收录的《郭沫若〈谒见蒋委员长记〉版本流变问题补正》《俞平伯地位特殊的〈为润民写本〉及其初刊本》《谢冰心著名译作〈吉檀迦利〉被遗忘的初刊本》《穆旦抗战胜利后的重要短诗〈云〉之版本考辩》四篇论文，立足《谒见蒋委员长记》《为润民写本》《吉檀迦利》《云》的文本修改与版本变迁，一方面是对蔡震（对郭沫若的研究）、孙玉蓉（对俞平伯的研究）、王友贵（对冰心的研究）、易彬（对穆旦的研究）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商榷或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对具体语境的历史还原，呈现出接近历史现场的某种努力。这里仅以《郭沫若〈谒见蒋委员长记〉版本流变问题补正》加以说明。蒋介石（“蒋委员长”）这个名字，在特殊时代曾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词语。著名的郭沫若研究专家蔡震曾关注过《谒见蒋委员长》这篇文章，质疑它的真实性，写过《〈谒见蒋委员长〉子虚乌有？》一文，提出郭沫若的《谒见蒋委员长》“其实是子虚乌有的”。孟华对蔡震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谒见蒋委员长》虽然还没有发现，但《谒见蒋委员长记》毕竟是存在的，只是一字之差，似乎也有理由认为不是子虚乌有”[14]，进而考察《申报》版和1958年《郭沫若文集》版之间的版本差异，提出对蒋委员长的称谓等多达六十余处的修改，不管是增、改、删还是换，“是可以理解的”，提出“还原到历史现场中的《谒见蒋委员长记》，是郭沫若20年代《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40年代的《抗战回忆录》之间的重要历史链条，只有联系起来对读这些文字，才能全面把握郭沫若对蒋介石的认识变化，从一个侧面透视现代史上的郭沫若、蒋介石乃至国共关系的复杂性”[15]，真正显示出深邃的学术眼光，和人文学者特有的历史关怀与史实洞见。

《故纸无言》收录论文13篇，立足考察的文艺家则有诗人吴兴华、穆旦、俞平伯、郭沫若、谢冰心等5位。这种对诗人诗作的关注，承续了著者硕士时期的“喜好”。鲁迅作为研究对象压轴出场，则是以故事轶闻的“梳考”为中心，显示的是孟华在文学史料深度挖掘中对文人（作家）故事的辨析功夫与叙述能力，呈现出作为学者如何叙述历史（故事）的一种新的写作风格和研究趣味。其与“著名鲁迅研究学者”纪维周先生的商榷，对“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方圆之“改编”的反思，都有求真的勇气与现实的关怀。纪先生虽有撰文回应，但如孟华所言，的确是“有避重就轻之嫌”，而孟华最后的“释然”与祝愿[16]，也见其个人尺度与仁厚情怀。方圆方面，则仍在将存在诸多问题的“改编”编入新的出版物，如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读故事 学作文》之《标点和空格》[17]，可谓失察。这方面的努力推进文字，展现在他为《传记文学》杂志的“有一种信仰叫北上”专题撰写的《黄炎培1949年日记中的“知北游”》[18]一文中，这也是我一再追求的学术趣味：真正的学术研究，就是讲一个有情节的故事。

三

著者把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取名为“故纸无言”，副题为“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交代“考辨不厌其烦，论述不避琐屑”，是低调朴实的，也是颇为自信的学术心态。“故纸”的确无“言”，它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或者存封于凝固的胶片之中，怎么可能有“言”呢？但换个角度看，“故纸”刊印、记录、保留着当年原始的丰富的鲜活的文史信息，其实是有“声”的，至少可以借助整理研究发“声”。在我看来，孟华的这种“故纸”无“言”的研究思路，不仅建构起故纸有“声”的学术观察和学术判断，而且还推进到非文学期刊的文学性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这是一种大的文学史观的学术建构，正呼应了学者钱理群、杨义以降，特别是李怡2014年以来《战时复杂生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现代大文学史观之一》[19]等成果努力倡导与实际推进的“大文学史”观念，它将是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界新的增长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期待著者的博士论文《非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形态——以〈国讯〉作家佚作为中心》尽快纳入出版日程，呈现《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之后的学术研究方向与收获。

【注 释】

[1]王本朝.让历史纸屑释放出新的意义——评《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J].现代中文学刊，2020（1）.

[2]宫立.凌孟华：“让无言的故纸发声”[N].中华读书报，2020-2-12.

[3][4][5][6][8][9][11][12][13][14][15][16]凌孟华.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学脞谈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01，3，7，13，30，33，46，72，73-74，127，130-132，287-289.

[7]易彬.杂文精神、黑暗鬼影与死火世界——鲁迅与穆旦比较论[M]//鲁迅与“左联”：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6.

[10]穆旦.关于《探险队》的自述[M]//李方编.穆旦诗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69.

[17]方圆，曹灿，张岚等编.读故事，学作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9-10.

[18]凌孟华.黄炎培1949年日记中的“知北游”[J].传记文学，2018（11）.

[19]李怡.战时复杂生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现代大文学史观之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