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媛媛

【摘 要】《怜香伴》是清代作家、戏曲理论家李渔所著的《笠翁传奇十种》中开篇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女同性恋为主要内容的传奇作品。“酷儿”这一社会群体包含了目前已知的各种反常规性别群体，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关于这一群体的理论思潮。在以往学者使用女性主义理论对《怜香伴》中曹语花与崔笺云两个女主人公的进行性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酷儿理论的视角观照两个女主人公的性别认知萌生和发展，通过对作品中主体的性别认知的分析，更加深刻地认识《怜香伴》的创作主旨，并探究在封建社会规范下，《怜香伴》中“酷儿空间”的塑造方法和对酷儿性别认知的认识层面。

【关键词】《怜香伴》;酷儿理论;李渔;女同性恋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7-0004-03

《怜香伴》是清代作家、戏曲理论家李渔所著的传奇作品，收录在李渔的《笠翁传奇十种》中。《怜香伴》的主线剧情另辟蹊径地选择了描绘曹语花和崔笺云之间的离合风波，并有两人互相仰慕才情、扮作夫妇拜堂起誓、分别后得了相思之症等情节，由于其以两个女性互生爱怜为创作主题，《怜香伴》一直被学界激烈讨论。关于《怜香伴》是否具有同性恋的创作题材，同样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此前论证《怜香伴》体现了女同性恋创作主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从女性主义入手，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怜香伴》文本。而笔者认为，单纯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怜香伴》的创作主旨与人物塑造，并不能确切解释曹语花与崔笺云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能明确说明作品中曹语花对崔笺云所萌发的“相思”这一词语的能指与所指含义，是否与男女之间的相思等同。笔者认为，在论证曹语花与崔笺云的感情的确超乎仰慕才情的范畴时，需要借助酷儿理论的相关学说与研究成果，进一步讨论二人的性别认知，由此才能够更加全面地探究《怜香伴》的同性恋创作主旨，以及其中人物表现出的“酷儿”身份认知与剧本所构建的“酷儿空间”。

一、《怜香伴》创作主旨与酷儿理论

正如前文所述，《怜香伴》的创作主旨究竟是不是描绘同性之间无关欲望的爱情，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争论话题。笔者认为，虽然《怜香伴》的《破题》中有“转将妒痞作情胎”“得便宜的莽儿郎美色全收”等句，体现出李渔的创作意图，包含着劝诫妻妾不要拈酸吃醋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理想的一夫二妻琴瑟和鸣的婚姻得意之愿望。但并不能由此断定其创作主旨仅限于此。《怜香伴》中必然不能忽视的主线剧情之一就是曹语花与崔笺云之间状似一般夫妇，如同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相思之苦、最终大团圆的故事情节。这一主要情节串联起了整部传奇的转折发展，既生动表现了李渔选题不落窠臼的创作理念，又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李渔创作中一贯注重对“痴情”的描绘。在《怜香伴》中，对于两个才女相互爱慕之情的认可与赞颂，正是李渔对于“情”的观点的一次延伸——人与人的“痴情”突破了男女之爱的性别限制，延伸到了两个同性女子之间。有学者认为李渔笔下的曹语花与崔笺云是由“爱才”而起，真正目的是赞美一夫二妻的封建婚姻形式，这种观点十分片面。笔者认为二人正是由“爱才”而“爱人”，这恰恰说明了李渔对待同性感情的观点，并非批判或鄙夷，而是真挚地认为同性之间也拥有相互怜惜、欣赏，继而升华为痴情厮守的纯真情感。

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酷儿由“queer”一词音译而来，原意为“奇怪的、怪异的”，是西方主流文化针对同性恋者的称呼，这一用词极明显地带有贬义。随着非常规性群体的不断扩大，及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许多非主流性取向的人群开始带有反讽意味地使用这一词汇来自我命名。从性别与性向角度来界定，“酷儿”包括了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异装者和虐恋者等。而从理论概念的角度去界定，“酷儿”则并不是具有确定范畴和唯一定义的文化理论。“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酷儿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其他后结构主义作为话语背景。戴维·哈勃林在他的《圣福柯：走向一种同性恋圣徒传》一书中曾试图这样解释酷儿理论：酷儿是所有与常规、法理和主导观念不符的东西。它不必然特指任何东西，是一种没有实质的认同……（它）描绘了一个可能的视界，这一视界的确切限度和具体范围原则上不能够预先划定。由此观点也可以看出，酷儿理论的提出是对当时已在学界占据一定地位的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话语的解构，在酷儿理论中，女同性恋问题不再像其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酷儿理论将视野擴展至所有的性少数群体，从更加高远的角度观照性少数、非主流性向群体，同时欢迎和接纳其他一切不可归类的非主流观点和立场。

二、《怜香伴》文本中的酷儿性别认知表现

《怜香伴》中曹语花与崔笺云二人对于性别的后天自主认知和酷儿身份认知，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首先，《怜香伴》中的性别“操演”是在中国传统价值观背景下进行的。朱迪斯·巴特勒在酷儿理论奠基之作《性别麻烦》中指出：在性别表达的背后其实并无任何坚固的实体;性别身份是被“表达”行为本身所“操演”出来的，并非性别身份催生了表达，而是表达创造了性别身份。[2]即人从出生起，就被社会法则所规定了每个人所属的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人被施以强行划分的男或女两种性别身份，继而不得不被社会环境进行不断地构造，主体对于性别的意识完全是由社会法则构造出的，性别身份只是社会化“操演”的结果，这种性别“操演”违背了主体的天然性。在《怜香伴》中《盟谑》一出之前，崔笺云自身固有的性别认知即是女性，性取向也是主流社会规范划分的女性应有的性取向。如果她没有与曹语花相遇并萌生怜惜爱慕之情，那么崔笺云将永远屈从于封建社会的性别“操演”法则。而文中性别操演理论具有的封建中国特色，首先体现在《香咏》一出中。崔笺云与曹语花初次见面时，崔笺云萌生“好色”之心，此时首先将自己代入了男子的视角：

“……自然妩媚，真是绝代佳人。莫说男子，我妇人家见了也动起好色的心来。”

此时的崔笺云已经萌发了自我的酷儿身份的认知，但她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感情与男子好色相比，正是社会施予性别操演的结果。在后文中，曹语花对崔笺云的诗作爱不释手，却再三托词，先称自己“并不识字”，又由贴旦改口说她诗艺不佳，最终下笔写出一篇佳作，还谦称自己只是“涂鸦”而已。這一举动不仅体现出曹语花受到传统中国主流价值观中“自谦”思想的影响，更是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价值观念的真实写照。

除此之外，曹语花与崔笺云的酷儿身份认知都在拥护中国封建道德规范的他者（男权）性别规训下发生。在现代酷儿性别认知的讨论中，只有中国的女同性恋者会区分T（充当男性角色的施动者）和P（充当女性角色的受动者），在西方的“酷儿空间”中，极少有强行按照“一男一女”模式恋爱的女同性伴侣，大多数同性伴侣不会刻意改变或回避自身的女性特点，即成为伴侣的两个女性都是具有女性特征的。而中国女同性恋者之间流行的“T”“P”区分，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权话语的影响。在《怜香伴》中，男权话语对于两个正处于主动摆脱传统性别法则，迈向酷儿性别认知的女子发挥了强烈而本体不自知的影响。《盟谑》一出中二人许下心愿来世做夫妻，囿于传统社会男权话语的限制，她们不仅认为只有男女之间的感情才是爱情唯一正确的存在方式，而且在神前拜堂时，竟争抢要做新郎。两个已经产生爱情的同性好友，为了成为拥有话语权和统治权的另一性别而产生争抢，看似戏谑，实际上这正是男权话语对反常规的性别认知长期规训的结果，同样是男权话语抑制初期酷儿思想自然化发展的印证。

当曹语花与崔笺云长久相依的计策，只能借助于一夫二妻的封建家庭模式才能实现时，作为他者对笔下人物进行性别规训的李渔，借戏文中家庭话语权的掌控者范介夫展示出了他对于两个女主人公归宿的真正愿景，此时范介夫的精明盘算在今天的价值观观照下显得十分粗鄙和市侩。崔笺云将庙中和诗的真相告知范介夫后，范介夫先是不肯，看妻子言辞恳切，才卸下道貌岸然的伪装，打起了自己的盘算。二美兼收还不够，还要防止婚后两人吃醋拈酸，所以以退为进，先是找各种借口执意不肯娶曹语花，崔笺云也欲擒故纵，顺势说要回绝，范介夫才急忙表态：“那小姐既有这片好意，怎生辜负得她！待小生求人去说亲就是。”

看似充满市井风趣的一番盘算，背后正体现出了李渔作为故事操纵者对女性角色潜在的性别规训。一方面，对于崔笺云的赞扬，李渔将重点放在了她利用男性喜欢妻妾成群的本质，使自己和曹语花以共嫁一夫的方式团圆;另一方面，对于范介夫的美色全收，李渔持肯定态度并称其为“得便宜的莽儿郎”。此时曹语花的主体化性别认知已经产生，而范介夫作为话语掌权者，实际上表明了在他者性别规训中作为主体的人不具有选择权和决策权，只具有建议功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根据福柯的权力具有生产性的观点，反常规的事物越是被话语压制，越是会获得更明确的自我意识。压制不仅不会抑制人们在反常行为中获得的快感，甚至更加激发了参与者的紧张刺激和兴奋感。范介夫之外的另一个性别规训者曹个臣就是施予话语压制的例子。他拒绝送信的尼姑上自己的船，压制曹语花与尼姑往来，曹个臣对于尼姑的偏见正是男权对于不具有常规性行为的女性的偏见和压迫。此外，与后文痛苦的曹语花相比，崔笺云得到了丈夫范介夫的支持，虽然无缘与曹语花通信，但不至于相思成疾。而曹个臣使用父权对女儿施予压制，反而激起曹语花的相思病。在曹语花已经饱受相思之苦时，曹个臣还疑惑“难道为个女人，就想成这等大病”，以为女儿思慕的只是一个作诗的女伴。强烈的他者性别规训与话语压制，反而使得曹语花获得了比崔笺云更为激烈的酷儿性别认知觉醒，他者所掌握的权力无意之中会起到对非常规性向者的反向引导作用，越是压制，自主性别意识的觉醒就越快越强烈。

三、结论

《怜香伴》不仅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唯一一部以女同性恋题材为主要剧情的传奇作品，更是一部超越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下，作者李渔将两位女主人公的恋情描写得十分真挚动人，剧中曹语花与崔笺云两个女子的特殊心理情态被刻画得细致生动，站在性别文化发展到今天的历史节点上，以酷儿理论的视角观照这一传奇作品，依然能够观察到文本历久弥新的内涵和意义。《怜香伴》中曹语花与崔笺云所具有的酷儿性别认知萌芽，超越了同时代作品对于非常规性别认知和社会性别规训认知的层面。李渔或许不曾意识到，他的描写虽然没有突破封建社会性别“操演”的限制，但他的设计使曹语花与崔笺云利用男权话语规定下的以诗会友和一夫二妻的夫妇伦常，为自己塑造了一系列符合封建社会道德标准的“酷儿空间”，两位女主人公的酷儿性别认知萌芽与非常规性别模式的恋情也得以在“酷儿空间”中产生和发展。

曹语花在新婚之际对崔笺云表明“嫁他是为嫁你”，两个女主人公对自我的性别认知产生动摇是基于情感而并非欲望，“若定为衽席私情才害相思，就害死了也只叫作个‘欲鬼，叫不得个‘情痴。”在李渔眼中这种真挚的感情比因欲望而起的男女之情更加纯洁高尚。由痴情而产生的自主性别认知是中国文人特有的高雅情调造就的，这种与肉体欲望无关，只因仰慕才情风姿而起的同性感情是对传统男女情欲的蔑视，更是肯定性别认知主体所具有的天然性。李银河认为酷儿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自由的生活。笔者所理解的自由的生活意为按照自我所认知的性别和自我所选择的性向去生活，遵循主体的天然性。曹语花与崔笺云唤醒自己酷儿性别认知的最终目的是使自己的痴情能够圆满，范介夫不过是她们实现“自由的生活”的中介和工具，两位女主人公借此得以保护自我作为性别认知主体的天然性，在封建社会规范下实现有限的自由生活。

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曹语花与崔笺云的性别认知并不是反二元论身份认同的，她们对于爱情的主体认知仅限于“夫妻”模式。除此之外，李渔对于范介夫美色全收的行为的称赞性描述，也无法突破封建社会认识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怜香伴》作为一部在性别认知方面有空前突破性的传奇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值得被不断发掘和探究。

参考文献：

[1]李银河.酷儿理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

[2]David Halperin，Saint Foucault.Towards A Gay Hagiograph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62.

[3]Butler Judith，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10th anniversary edn.New York：Routledge，1999.33.

[4]李渔.<笠翁传奇十种>之<怜香伴>[M].杜书瀛.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8，68.

[5]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An Introduction[M]，Hurley.Trans.New York：Vintage，198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