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薇

梁启超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短短五十六岁的一生却留下了一千五百余万字的著作。近年来，梁启超家书的结集出版使梁氏家庭教育走进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梁启超有九名子女，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这与他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从梁启超与子女的书信中可以发现，他对国学教育非常重视，不仅督促子女多读国学经典，还亲自为他们讲学。在梁启超1918年夏秋间写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就曾三次提到在家中为子女讲授“国学源流”的实践，现将三封信抄录如下：

致梁启勋（1918年）

棠郝、仲麟书寄上。吾廿一日本拟来，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一月来为儿曹讲“学术流别”，思顺所记讲义，已褎然成巨帙（《史稿》仅续成八十余叶耳）。惜能领解者少耳。疾已愈，勿念。

两浑十八日

致梁启勋（1918年7、8月间）

得棠郝书，叔华未归，由美寄家书请延期，然则无复问题矣。吾为群童讲演已月余，颇有对牛弹琴之感，尚余一来复，学术源流（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卒业矣。来复二将讲“前清一代学术”，弟盍来一听？当有趣味也。

两浑 来复六夕

致梁启勋（1918年）

书悉，孝觉凶问，咋晨瘿公书来已报，世法无常，我佛不我欺也。死者解脱，生者难为怀耳。不审其家景况如何，妻子可免冻馁否，瘿当略知耶？可询之，旅葬若有需，我当任也。

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更拟为讲《孟子》（非随文解释，讲义略同学案也）。彼辈如何能解，不过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数年以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吾每日既分一半光阴与彼辈，亦致可惜。弟能来听极善，但讲《孟子》亦总须两旬乃了，弟安能久住耶？（曼宣有书画等托孝觉带来，若沪上有人来，能了此，亦佳。请告瘿。）

两浑二日

三封信的写作顺序

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写道：“夏秋间，先生从事著述以外，曾为长女令娴等讲国学源流甚久。”并列举了梁启超在1918年写给弟弟梁启勋的三封书信，里面都提到了梁启超在家中给子女讲学一事。这三封信的署名均为“两浑”，根据单凌寒的解释，这是“当时一种熟人间的署名方式，意思是互相认识的人，类似如今的‘知名不具”。然而无论是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还是在2018年最新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中，这三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和顺序都没有经过考证，学界也很少有人讨论过这三封信的内容。其中两封信的落款有日期而无月份，另一封落款则仅写“来复六夕”。

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就说过“以后所记皆用西历”，这几封信里所记的日期自然不可能是农历。在落款为十八日的信中，梁启超说“吾廿一日本拟来，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根据夏晓虹在《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的考证，信中所说“廿一日事”指的是定于1918年7月21日举办的戴戡逝世周年追悼会，戴戡在日本留学期间师从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后历任贵州都督府参政、省长，护国运动中作为云贵两省核心联络人，为倒袁做出巨大贡献。1917年7月为反对张勋复辟，与川军力战阵亡，享年三十八岁。由此可知，这封落款为十八日的信应当写于1918年7月18日。

另一封落款为“二日”的信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被放在最前，但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应该写在7月18日的信之后。这封信开头提到的“孝觉”是与梁启超同为康门弟子的岭南诗人黄文开，孝觉是他的字。1918年夏天，他在广东财政厅厅长任上奉召晋京，却在道经上海时突发急病去世。1918年8月21日和23日《时事新报》“广东特约通讯”栏目披露了这一消息。另有友人刘乃勋和伍庄所写的两首悼亡诗，均在小序或附注里提到黄孝觉去世的时间是“戊午六月”，公历应在7月8日至8月6日之間。又据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1918年7月3日呈送给军阀段芝贵的一封战况报告中有如下记载：“而黄孝觉来函，则又曰莫荣新将攻肇庆，殊难见信。”由以上材料可知，黄孝觉去世时间应该是1918年7月8日至8月初。而梁启超7月18日的信里尚未提到黄孝觉去世的消息，那么他这封获悉“孝觉凶问”的家书的写作时间就应该是当年的8月2日或9月2日。

夏晓虹认为该信写于1918年8月2日。我很赞同这一判断，但对于证据材料略有些不同看法。夏晓虹引1918年梁启超致陈叔通、张菊生的一封信，梁启超在该信中自述患呕血症一事，并说写信时经看诊服药病已经好了大半，信末落款为“十一日”。夏晓虹又根据《张元济日记》中记载他曾于9月6日致信梁启超，推断出梁的回信应在几天后的9月11日，再扣除治病服药的十五天，由此得出讲学结束的时间约在1918年八月末。然而梁启超这一时期提到患病的几封书信里无一处明言他因病终止了给子女们讲学，夏晓虹由此判断讲学结束于八月末，进而推断出落款为“二日”的家抒写于8月2日似乎不够充分。

在这封落款为“二日”的信中，梁启超写道：“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更拟为讲《孟子》（非随文解释，讲义略同学案也）。”可见在写这封信时，“学术流别”的讲学已进入尾声，接下来将进入有关《孟子》的讲学，并很可能已经为此预备了讲义。梁启超在1918年8月4日赠予徐志摩的文章《饮冰室读书记》中写道：“戊午，儿曹暑假，为讲《孟子》，得笔记数十则，此其发端焉。”根据梁启超的措辞，他在8月4日给徐志摩写这封信时，关于《孟子》的讲学可能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那么这封“拟为群儿讲《孟子》”的书信则最有可能写于在此之前的1918年8月2日而非9月2日。

最后一封落款为“来复六夕”的信，《梁启超全集》记载写于1918年七八月间，“来复”即星期”，说明这封信写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根据信中所说的“尚余一来复，学术源流卒业矣”，可见写信时“学术源流”还有一周就讲完了，结合上封信中曾提到“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可见这两封信写作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一周。如果上一封信确写于8月2日，那么落款为“来复六夕”的家书则很可能写于8月2日前几日的星期六，即1918年7月27日。

哪几位子女曾聆听了梁启超的暑期讲学

在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信中明确提到聆听此次讲学的只有长女梁思顺，其余则用“儿曹”“群童”带过。那么除了梁思顺，还有哪几位子女聆听了梁启超1918年的暑期讲学呢？2011年，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提道：“思顺、思成、思忠、思永、思庄都接受父亲的国学教育，思达、思懿、思宁尽管父亲没有亲自给他们教学，但请了谢国桢给他们补课，而自己什么都没赶上。”可见，在1918年与思顺一起接受梁启超亲炙的，还有当时十七岁的梁思成、十四岁的梁思永、十一岁的梁思忠和十岁的梁思庄。那年思成、思永和思忠都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当时应该是在天津家中过暑假。而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很可能因为年纪尚幼未能聆听这次讲学。但到了1927年，梁启超又聘请他的学生谢国桢到天津饮冰室为思达等三人讲授国学和文史知识。可以说让每一个子女都接受国学教育是梁启超一生的坚持，也让他的子女们受益终生。

这次暑期讲学讲了什么

根据梁启超与梁启勋的三封家书，可以判定1918年夏天梁启超给子女讲学的主题先后为“学术源流”和《孟子》，梁启超所钻研的“前清一代学术”包含在“学术源流”的讲授中。夏晓虹2014年出版的专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以2012年面世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的《清代学术讲稿》为史料文本，对梁启超的清学研究及其在二十年间的思想流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梁启勋在1919年《清代学术讲稿》的题跋中写道：“此册共二十七纸。前廿六篇乃七年戊午之夏，伯兄在天津家居，为儿曹讲学之备忘录。由今观之，实《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矣。”在这二十六页中有四页是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唐诗、元明清戏曲小说的资料，余下二十二页则全是夏晓虹所说的“前清一代备忘录”的内容，这一部分的大纲次第为：清代学术开创之祖、清代理学、清代经学、清代史学、清代文学家、新思想之开发者、广东先辈、清代编纂诸书、清代最有价值之著述。对于前清学术的讲授不仅增益了梁启超子女的国学素养，更为梁启超此后的清学著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在梁启勋提出的“《清代学术讲稿》实为《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的基础上，夏晓虹通过将《清代学术讲稿》置于梁启超清学论述——1904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近世之学术”、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和192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脉络中，总结了它对于梁启超清学研究成果的重大意义：“它在编纂体例上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前作了预演，长达六万言的《清代学术概论》能够在十五日内撰成，也正有赖于它的先期温习与研讨。”

根据书信记载，《孟子》是梁启超为子女讲学的另一部分内容。且与“学术流别”的讲授只留下了备忘录性质的教学提纲不同，梁启超为《孟子》的讲学准备了“略同学案”的讲义。2018年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中首次收录了梁启超1918年8月4日赠予徐志摩的手稿《饮冰室读书记》，其内容正是孟子的“性善论”。《饮冰室读书记》全文约三千字，与梁启超的秘书何擎一之子李建在《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刊发的两万字长文《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中的一部分基本重合。再加上汤志钧对《遗稿》和1919年2月梁启超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的对比考证，基本可以确定李建所发現的（（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构成了梁启超为子女讲《孟子》讲义的主体部分。

《遗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孟子略传”约一千五百字，大概介绍了孟子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第二部分“孟子之教育主义”一万八千余字，主要讲孟子的“性善论”，构成了《遗稿》的主体。在这一部分中，梁启超首先指出孟子一生论学的大宗旨是“性善为进德关键”以及“性”为全人类之所共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继而列举了今古论性的五种主要流派，并对孟子的“性善论”加以推崇。然后论述孟子为达“性善”而实行的“本能之教”的三大要义，即“立志”“存养”与“扩充”，并对这三大教义分别展开论述。在讲授孟子学说的过程中，梁启超间或插入自己的评论和思考，例如讲到人的是非之心和社会礼义之别时，梁启超举了一系列中西文化习俗的差别;又如讨论不同学术流派对“性”的定义有所不同时，他也由衷地发出“中国名学不发达，是为学术进步之障”的感叹。可见梁启超在讲学时并不拘泥于传授孟子学说，而是在其中加入了很多有关现实问题的思考。

最后要讨论的是，作为近代的大思想家，梁启超为什么独选择《孟子》作为给子女讲学的内容，且在徐志摩出国前所赠予的也是讲《孟子》的手稿？梁启超在《群书概要》中曾明确说过：“要之《孟子》为修养最适当之书，于今日青年尤为相宜。学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语熟诵，或抄出常常阅览，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识中，则一生做人基础可以稳固，而且日日向上，至老不衰矣。”《遗稿》中也强调了“性善”与“尚志”，可见在梁启超看来，《孟子》性善论的教育意义至关重要，是教导青年向上的最适合的文本。

在《遗稿》的尾声，他也引用了《孟子》中极为著名的《舜发畎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来鞭策青年，鼓舞个人和国家在忧患中求生。同样的意思也在梁启超给子女的家书中反复出现。可见《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不仅深深影响着梁启超，也成为了梁氏家风，持续影响着他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