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霞

摘要：蔡东的城市抒写中，突破了惯常的底层叙事，选择了对城市消费主义带给人的异化的批判，对城市私人空间给予了重点描摹，强调了城市对私人空间及个体的尊重，阐释了城市女性的精神救赎意识，充满了悲悯的人文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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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费主义的泥沼

蔡东认为，深圳的城市文学过于局限在底层叙事，“城中村、脚手架、贫困、死亡是规定动作，都市里除了民工就是老板，上演的故事要么是苦难悲歌要么是财富传奇。预设的城乡对立，泛滥的底层关怀，似曾相识的故事，境遇悲惨的主角……”于是，蔡东的城市抒写，拓宽了题材，丰富了城市人物形象。与农民工截然不同的是，一批城市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跃然纸上，麦思、柳萍、张倩女、潘舒墨等受消费主义左右的人物出现在了蔡东的笔下，他们深深地陷入城市消费主义的泥沼之中，苦苦挣扎，难以自拔。《我想要的一天》中刻画了麦思对物的迷恋和对消费的渴望：

一到口岸，麦思就浑身有劲儿，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姿态，像热蒸汽，猝然扑锅的热蒸汽。每隔一段日子，麦思就想在崇光七楼游荡上一天，那里陈列着最雕琢、繁复的家居精品：手工切割的水晶瓶塞，印着凡·高画作的马克杯，散发出桉木和薄荷香味的蜡烛，优美纤长如天鹅脖颈的烛台架，珠贝镶边的上菜碟，珍珠质肥润饱满，散发出浑厚的珠光。《无岸》中的柳萍也沉迷在消费主义的泥沼之中，在资本当道的城市中她不知何去何从：她每个周末都外出购物，高兴时买东西，不高兴了还买东西。她熟悉各种品牌追求生活品质，颈上白金链子松松地挂个碧玉坠儿，手腕上一圈绿莹莹的翡翠镯子。节日里，她和丈夫出现在西餐听的落地长窗旁。餐厅的情调高雅浪漫，酒红色丝绒窗帘，繁复的褶皱，华丽的窗幔。水晶灯下，烛台纤长，餐具熠熠生光。服务员身着一排纽扣的马甲，笑容甜美，小心殷勤，礼貌得简直做作。轻柔舒缓的钢琴声中，餐点一道道徐徐而上，樱桃甜酒剔透如红水晶，奶油泡芙松软轻盈，烤香的面包片旁是挤成一朵黄玫瑰的牛油。人们熟练地使用银质刀叉，优渥，满意，享受，一副天生就是如此的模样。

如此华丽的物质世界，作家出色地、极尽能事地铺排物质世界的琳琅满目与丰富浩大，为的是烘托出这个以物主宰的城市消费主义时代的困境与精神世界的空洞和无望。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国人的情绪迷失在对物的狂欢中和对消费的神往以及消费不得的焦虑甚至苦恼之中。消费变成了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各个阶层的人，尤其是中产阶层，跃跃欲试。《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麦思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物质主义的女孩，她知道要生活在自己喜欢的时光里，她也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但是她仍然逃脱不了物欲的诱惑。这是因为，她身处在消费主义的帝国——城市之中，无处不在的物的存在，无时不在刺激着她的感官，激发着她消费的欲望。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呈现的观点是，消费者与物的关系不再是人与物品的使用功能之间的关系，它已经转变为人与作为“全套的物”有序消费对象的被强暴关系了。关键的问题是，深陷在物的消费之中的人们，对这种强暴关系茫然无所知，却乐在其中。波德里亚断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

《无岸》中的柳萍是一位知识女性，大学教授，她的“书案上永远摆着一类书，李渔的《闲情偶寄》、袁枚的《随园食单》、文震亨的《长物志》、王世襄的《锦灰堆》，才子书，生活禅，性情，写意，玩乐的雅兴，琐碎的情趣，轻灵地过渡着现实和诗意”。如此高雅的情趣、丰富的内心世界，却仍然摆脱不了消费主义强大的规训力量。在她工作的环境中，也就是在知识的圣殿中，大家聊天的内容也不过如此：

众人又热议起出国游，分享着澳洲和肯尼亚的梦幻体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有位年轻老师在马尔代夫度的蜜月，两晚豪沙，三晚豪水，一次热带鱼在周身环绕游动的奇妙SPA，她感叹道，人生最极致的体验。大家过得不错，见过世面，生活有质量，家里藏着几件真假莫辨的艺术品，穿礼服参加过红酒鉴赏晚宴，去过朋友的豪宅，上过朋友的朋友的游艇。

消费仿佛是比赛一般，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晒出自己的消费经验与消费实力。“消费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在个人暴富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感到幸福生活就是更多地购物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成为人们互相攀比互相吹嘘的话语平台。”知识女性也难逃消费主义的“法网”。于是柳萍不得不做出送女儿去国外读书的重大消费决定，因为送孩子出国是中产阶级的消费时尚，也兆示着中产阶级的地位与成功，是一种身份确立的标志。可是代价是卖掉自己两百万的房子作为学费。事实上，她的人生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起点。农民工的痛苦可以眼见为实，中产阶级的痛苦却欲说还休。底层有“底层”的烦恼，中产有中产的“高级”烦恼。柳萍在消费主义的规训下陷入分裂的内心状态。一方面在物欲中沉醉，一方面又在精神世界中漫游。但是物质消费主义的强大终将战胜精神世界的清高，柳萍只能无可奈何地在消费主义的沼泽中挣扎，越陷越深，以至于再也不能回故乡，因为在乡村无法消费，城市才是货币交换的主要中心：

她早已不适应农村的日子，长住简直不可想象，尘土飞扬，泥巴满地，商店里还都是便宜货。她已经变质了，虽偶尔神往幽静的乡村，却更贪恋深圳的便利繁华，她几天不逛山姆超市就浑身难受，她永远记得第一次使用双立人切菜时幸福的手感，家里摆满瑞士护肤品、新西兰蜂蜜、意大利羊绒衫，种种多余的消费品，虽大都闲置，一想到失去却空虚无比。

对于物的占有欲几乎成了某种病态。在这座城市里，精神病院每天迎来送往精神几近崩坍的病患。因为在消费主义的世界里，精神病院仅一步之遥，显然这样的安排是作者的别有用心：

医院的对面竟是她无比熟悉的一家购物中心。那里像一间巨型精品店，琳琅着最美、最高级、最上等的货色。灿若星辰，恍如仙境，下摆流云的真丝长裙，水滴形的钻石耳环，散发着皮革清香的手袋——视觉的璀璨烟花，最大程度地愉悦和满足你，令你觉得无比尊荣，当然，它总也有办法，最大程度地令你觉得自己无比低贱。

于是，柳萍开始憎恨这座城市，“这个城市，这个时代，有一股神秘而强横的力量，让你的钱往哪流就往哪儿流。这个城市，这个时代，让她从普通的人道主义者迅速成长为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者”。这是蔡东在文学文本中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但是今天的文化批判領域，消费异化的批判是整体缺席的。因此，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蔡东通过文学创作的消费主义的现实批判在这里显得难能可贵。“城市从齐美尔开始就被看成是现代性中一个极重要的场域，是现代性膨胀的温床。城市对现代性从生产本位主义的选择与暴富，到消费的无限性，提供了最好的竞争和分配场所。”

与消费主义相对的是《净尘山》中父亲张亭轩的艺术世界：“穿松身的白色麻纱上衣，前襟绣着细细的银色竹叶，裤子是拷绸，烟灰色，那颜色真显干净。你爸站起来，像一缕轻雾升起，坐下去，是慢慢卷起的一幅水墨画。他端坐在讲台上，一把素折扇，一枚鹿角扳指，一扳三眼地拍曲。”这里仿佛是一个仙界，张亭轩则是仙界的仙人，与污浊的金钱世俗世界毫无关系。女儿张倩女向往着父亲的精神世界，虽然，“此时父亲远在留州，但这位异乎寻常的父亲，对女儿有一种微妙的影响力”。可是，这一点微妙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来自于消费主义世界的力量强大。张倩女本是个有消费能力的人，她是高级白领，年薪三十万。但却因为生活在一个消费女色，甚至男色的城市与时代，她的个人形象的纰漏，一次次的减肥失败，颠覆掉了她整个人生幸福。因为，“漂亮就是饭！不但是饭，还是熊掌、龙肝、凤胆！”（《毕业生》）她不得不委曲求全，选择与毫无消费能力的潘舒墨在一起。潘舒墨是一个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他只有两件衬衫，没时间换洗。他最恨的那些“嚷嚷着房价还涨的人，今天买下自己住了，明天就盼着涨，虚幻的财富也能叫人疯狂。我没有自己的房子，像私处袒露在空气里，没有自己的房子比得了性病还羞耻，还无脸见人”。所以说，二者的消费能力虽然不同，但是却都败在了消费主义盛行的城市，沦为消费主义的奴隶，毫无出头之日。他们俩之间的组合是向现实消费主义的妥协与让步。

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这种“孤立”只是消费者的幻觉，而幻觉受到所有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心维护），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不自主地相互牵连。

消费主义是现代性的一副狰狞的面孔。长期以来，人们在一个消费的物的狂欢世界里，为物所累，为物所兴奋，迷醉不知。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因为，“消费者在一种被动迷醉状态下被物化成社会存在的符号——自我身份确认。然而，在日益庞大的消费中，能够获得这种自我身份的确认吗？应该说，用消费主义理念支撑的社会，完全有可能成为大众媒体与世俗文化主导的世俗社会。这种社会的运转机制和存在问题都是需要审理的”。《无岸》中的柳萍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却不停地以物的消费作为身份确认的关键。她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城市与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座让人悲喜交欢的城市，在消费主义的巨兽面前，是天堂，抑或地狱？

城市私人空间的强调

西美尔在《大都会与城市精神》的开篇就提道：“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与个性的要求。”如何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私人空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城市相对于乡村，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私人空间的重视与尊重。在蔡东的小说里，有意无意、反复出现了对私人空间的描摹和强调。应该说，拥有与尊重私人空间，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因为它是对个体意识的尊重。但同时，也是对传统乡村伦理的一种埋葬，那种大家庭式的、不分彼此的、远亲不如近邻的文化伦理正在城市中渐渐消失。这里存在着悖论，无法用好与坏的二元价值对立去做价值判断。也许，我们正在丧失一种文明，同时，我们又在建构着一种新的文明。城市对私人空间的尊重，代表着一种城市文明。

在《我想要的一天》中，“高羽也一直保有一个上锁的抽屉”，而作为妻子的麦思，她“像所有老练的妻子一样，视而不见”。如果在乡村，家庭中出现丈夫或者妻子的一个上锁抽屉，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在城市，这已经是一种可能。在麦思家里住了些日子的王春莉宣称找了房子，终于要搬出去的时候，麦思的表现是：

麦思并朱挽留，她早盼着王春莉滚蛋了。春莉每天赖在家里，毁掉了她周五的独处。那样的一天，她不愿跟任何人共享，她需要空间和心理上的绝对的空旷，哪怕有人在房间里关上门不出动静，也是确凿的打扰。

在蔡东的作品中，私人空间显得非常醒目，它时刻强调和提醒着这一空间对于个体存在的重要。《出入》中的林君没有去和妻儿一起出游，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两个人，深深地打扰了他的生活。他选择了独自一人短期出家的体验。《木兰辞》中的画家陈江流，在家里，“他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这套三居室的房子，一间为卧室，一间是夫妻共用的书房，还有一个小房间，是属于陈江流一个人的”。在学校，“他申请了一间空置的教室作为工作室，一个深思和静坐的住所，一个没有电视、沙发的原始洞穴，远离柴米油盐，告别人间烟火。在这个不现实的空间里，他将如有神助”。虽然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已经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但当陈江流得知妻子要外出学习半年，他可以完全独自占有私人空间的时候，他表现得竟有几丝兴奋。

城市生活中，为什么对私人空间如此神往？《论私人权利》是布兰代斯和沃伦在1890年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上的文章，特别提出了人所具有的“独处的权利”。它体现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分野，确立了私人空间不受侵犯。失去私人空间的生活无疑是地狱。谈私人空间，我们就不得不引入乡村的概念。在“十七年”文学的乡村小说中，可以看到私人空间的消逝。集体主义进入乡村，所有人都有观察别人的权利，也同时拥有被观察的义务。这就形成了看与被看的统一。在集体主义的生活和劳动中，个体处于透明状态。这反映了个体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这种形势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缓解。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已经被旗帜鲜明地提出。90年代，有一部作品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陈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表现了对公共空间的敌意与反抗，她的叙事完全是在女性的私人空间展开的。这部诞生于90年代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时期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要的隐喻与意义。在此之前，国人的私人空间是一个很难被提及的概念。它应该是与城市化的进程同步进行的，这是一个逐渐生成的空间，而如今，它日渐完善，被急迫需要。

蔡东的都市抒写中，私人空间被反复雕琢与修饰。《净尘山》中的母亲劳玉最终承受不了家庭的重负，面对女儿一次次的减肥失败而婚姻无望和丈夫不食人间烟火的貌合神离，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她要去的私人空间就是她心中的“净尘山”。通過女儿的想象，“净尘山”是一个浪漫而诗意的地方：

山上的房子是乳白色的，窗前垂下镂空的米色纱幔，推开窗子，迎着人的是一大片碧绿的湖水，窗边爬满茑萝、丹桂、凌霄、木香、扶芳藤，花枝垂入湖水，湖面上落满花瓣，风从远处吹过来。

劳玉一再叮嘱女儿不要找她，她很好，她住在净尘山。但是，当女儿“打开电脑搜索，不断输入关键词，净尘山、湖水、白房子，然而，她在浩浩荡荡的信息世界里，找不到一个匹配的结果”。原来，母亲所说的净尘山根本就不存在。可是这么多年来，母亲不止一次地幻想，她多想消失掉，哪怕消失一两天也好。可见，母亲对私人空间的渴望已经太久、太强烈了。同时也说明，在没有私人空间的家生活这么多年，她实在疲惫不堪。她心中始终有一个净尘山，那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是她心灵的住所。这是一个不应与人分享的空间，包括亲人，它只属于个人的心灵。蔡东笔下的私人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不仅仅是个人主义价值意义上的现代文明观念，而是更关注心灵空间的独立，这是疲惫的神经歇息与漫游的处所，不允许他人的打扰。

《往生》中的康莲，作为一位已经六十一岁的儿媳妇，她与八十岁高龄、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公公一起生活，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甚至要服侍他解手。康莲完全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她的生活空间是完全被迫敞开的。她的生活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活。对此，她只能隐忍，她甚至想死了也要比如此受折磨好。最后，她只能在“往生”的安慰中活下去。当然，这部作品无疑是作家最优秀的作品，堪称代表作。它所反映的众多问题与思考暂且不在此讨论与分析，我们只是从它所折射的私人空间的问题这一角度给予关注。

城市私人空间不是绝对隐秘的，它常常有遭到冒犯的可能。《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麦思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好奇心的诱惑。在高羽离家的日子里，她悄悄地打开了高羽上锁的抽屉，结果令作为妻子的她大失所望，抽屉里不过是青春期的少年玩的一把仿真枪和一台小小的望远镜。高羽的私人空间里不过是住着少年时期的梦想，它是只属于自己的，那是一份回忆和怀念，是一种无比珍贵的记忆。麦思的有意闯入，无疑使二人之间产生了裂隙。因为她冒犯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踏过了应该禁足的底线，这就必然上升到信任危机。这也可以说明，即便是在城市，也没有绝对的私人空间。私人空间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被僭越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把私人空间理解为或者引申为一种“避难所”。作家蔡东的另一重身份是高校教师，她常对学生说：“在欲望丰饶、遍地成功的时代，要成为身心健康的个体，最好不要脱离艺术太久，要有意识地为自己留存住这样一个维度，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避难所。”因此可以说，蔡东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创建一个又一个私人空间，可以看作是承载个人精神的栖居地。在城市喧闹的生活中，在资本狂欢的境地中，在灯红酒绿与纸醉金迷中，人们所需要的，恐怕就是那么一块精神的净地，可以安慰疲惫的灵魂。它如此迫切急需，又如此重要。

当然，私人空间显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早已对私人空间给予过丰富而充分的阐释。私人空间的范围不仅仅是一问自己的屋子，更是内心中封闭而完整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可以是一间屋子，可以是一张桌子，无论屋子还是桌子，都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可以自由翱翔的内心。蔡东在全世界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桌子：“这是一张精心挑选的书桌，大平面，温暖的原木黄色，置身于南向房间的窗下。我把最喜爱的书摞成一排排，成凹字形置于书桌上，它们包围着我，我藏匿其间，轻易地，就感受到了宁静和喜悦。”这也是她在作品中苦苦为主人公所寻找的空间，这个空间代表着精神的力量，它参与生命积极的成长与美好的消亡。

与私人空间相对的是公共空间，蔡东也在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场景：“留州大学有个灯光广场，每当夜幕降临，这里就聚集起热爱锻炼、渴望长寿的人们。花睡衣，拖鞋，饱嗝，夜晚的广场透着粗俗温馨、蓬头垢面的欢乐。”这是与私人空间迥然不同的场景。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描绘中，显然，蔡东精心地描绘了私人空间，因为它是精神的“福地”。

城市女性的精神救赎

王安忆在《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中说道：“女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受苦的、孤寂的、忍耐的，又是卑贱的。共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辉煌的个性总是属于男人，岂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蔡东笔下的男人与女人，与王安忆的说法恰恰不谋而合。或者说，王安忆无意之中总结了蔡东的文学人物。蔡东所抒写的城市女性，每一位都犹如当代花木兰，她们坚韧、勇敢、善良、内心强大。而她所抒写的男性，却是弱不禁风、孱弱失意。也许是因为城市更适宜女性生存，因为她们摆脱了乡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许是因为在城市男性的过度软弱和失败，由此彰显了女性的强大与无奈。蔡东说：“我的故事大都关乎女性，我对女性怀有深切的同情和体恤，她们的命运里，充斥着全面的牺牲，她们的庸俗、无趣、大煞风景，实在是情非所愿。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永远天真未凿？谁不想娇嫩柔弱得吹弹欲破？”无论如何，她们是一群城市女英雄的形象，《木兰辞》中的邵琴和李燕、《往生》中的康莲、《月圆之夜》中的余建英、《净尘山》中的劳玉、《无岸》中的柳萍，每一位女性都以自己极端的韧性抵抗着生活带给她们的艰辛与苦难，她们用自己的心智撑起一片天空，甚至身边没有男人的鼎力相助。因为，她们在人性上已经远远超越了男性。当然，蔡东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或者叫作女权主义者，她对男性的关怀在作品中也比比皆是。“我也欣赏那些孱弱失意的中年男人，比如《无岸》中的童家羽毛、《净尘山》中的张亭轩、《木兰辞》里的陈江流，我喜欢他们未蒙尘时的洁净，我期盼他们别再勉强自己。跟在强大霸道的政经秩序中成长、懂得服软、一出道就一脸世故相的年轻人相比，他们身上闪烁过理想主义的星光，有一种拒绝的力量：我不干，或我不需要。”但是，尽管如此，在她的作品中，较之于男性，她刻画的力度更偏向于女性，女性是她故事的主角。

美国社会学者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列出了详细的数据，当今美国社会，女性构成了当代独居人口的主体，大约1700万的女性选择了独居，相比之下，男性中独居人口仅为1400万。在这里，是否就可以提出问题，为什么女性独居人口超过男性，这数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问题和规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城市中经济独立的女性，单身生活的质量要远远超过拥有家庭的质量？在当今社会，如果说核心家庭是一种主流文化，那么，社会越来越变得更加多元，更多的单身人群出现在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台北、北京或者深圳这样的国际性都市里。蔡东作品中的女性，并没有选择单身生活，她们都拥有家庭或者男朋友，但是，男性的力量却是可有可无、忽略不计的。在关键的时刻，都是女人挺身而出。《木兰辞》中，丈夫陈江流眼里的妻子李燕：

不知从何时起，她弧度柔和、娇嫩欲滴的脸，变成了一张硬朗的方脸，一张俗气而能干的脸。

她多么传统，她的舞伴是个娇小的女子。他的血涌到了胸口，他想：死也要死在她的前头。

死也要死在她的前头。一应后事她势必安排得妥妥帖帖，都无须操心牵挂了。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描写，极具反讽的力量。丈夫陈江流对妻子李燕的依赖到了如此程度，要死在她的前头，推卸掉自己的责任，这迫使李燕具备了男人的能力：

一听说职校要垮，李燕就办好手续提前回来了。这场硬仗需要她这位总指挥、女诸葛，她深知，舍下一张脸四处求人，陈江流不是那块料。在这里，妻子甚至要为丈夫四处求人找工作，令人有些于心不忍。而《月圆之夜》中的余建英背负着比李燕更大的压力，她遭受婚姻危机，还要亲自去处理丈夫的风流韵事，赔上了所有的积蓄之外，还要借外债。接下来，更大的生活危机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为了还债，这个坚强的女人，开办了一个小加工厂，雇佣的外甥女的四个手指被机器吞噬。真是雪上加霜，但是即便这样的生活，余建英也是一个人去面对，在这之间她还要应对诉讼，赔款，小工厂停产，母亲的离世。所有这一切，她都以女性的力量隐忍着。

在《单身社会》这本枯燥的社会学著作中，艾里克·克里南伯格还不失浪漫地引用了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一段话：“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与星辰，一个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以此来证明单身生活的好处。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明晰地指出，独自生活的人更容易拜访朋友或加入社会团体，他们更容易聚集或创建有生气的充满活力的城市。更准确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一个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社会，转变成了允许人们将自己才能最大化的社会。可是，蔡东笔下的现代都市女性仍然处在困境当中。例如：安全感的缺失、灵肉的纠缠、物质的欲望、孤独的恐惧、职场的压力、家庭的重担、精神世界的无法满足等。那么，女性应该如何从这些困境中走出，似乎经济独立已经不再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实现了经济独立之后，精神如何进行自我救赎呢？蔡东的作品讨论了都市女性的救赎路径。

《往生》中的康莲，在现实中，她没有办法逃脱因苦难生活而万念俱灰的心灵，但是她找到了一个救赎自己的办法。“正是在粗鄙的广场上，康莲遇上了一个神秘而又梦幻的词语，那词语耐人咀嚼，越琢磨越有味道，散发出一股安顿身心的奇异力量，当她情绪低落时，那词语便带着灵性般翩然而至。”这个词语就是“往生”，这本是一个佛教词语，被用在了康莲的生活与生命中，或许可以救赎身心，或许只是让她永无止境地熬下去。

《净尘山》中的劳玉以逃离方式躲避了不堪的家庭，似乎也是一种救赎的路径。她心中的净尘山，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在她逃离家庭的有限的几日中，是否能找到救赎的最终出路，还仅仅是暂时的逃避？或者说她的逃离根本就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这是后现代式的逃离，离家出走不是为了解放世界，反抗权威，逃离仅仅只是因为那不可承受的如羽毛般轻飘飘的生活”。

《木兰辞》中的邵琴，当生活遇到了不可言说的困局，她把自我修炼成端庄而优雅的社交奇才，也不过是为“生活”二字。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她的脸上始终能挂着笑容，她以从容和优美面对生活的艰难，以此影响了更多的李燕。这是女英雄们的联盟。可是这联盟究竟能否真正地进可攻，退可守呢？也不得而知吧。

无论是“往生”，还是“逃离”，抑或修炼自我，是否有真正的救赎呢？或许有吧，蔡东在作品中也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如果找不到救赎的路徑，或许茨维塔耶娃的诗能有几分安慰，抄录于此：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个小镇，

共享无尽的黄昏

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

古老时钟敲出的

微弱响声

像时间轻轻滴落。

有时候，在黄昏，自顶楼某个房间传来

笛声，

吹笛者倚着窗户，

而窗口大朵郁金香。

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