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

今天，我来讲一个不一般的沈从文，而且要大讲特讲《边城》。先来看这样两段话：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以上两段话，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多少都有了解，因为各个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或者在研究沈从文的学者们的文章中，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两句话。我不妨在这里怂恿大家，尤其是那些还在读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把这两句话拿去问自己的现代文学史老师：沈从文到底在说什么？看他们如何做解答。我猜他们一定云里雾里地讲一大堆，然后你们还不明白。

不管他们会如何回答，反正我今天是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了。先说一点“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沙地或水面作为地基是不牢固的，这是常识。沈从文说自己绝对不会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房屋，他要建造的是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希腊小庙”。那么，“希腊小庙”是什么呢？

“人性的小庙”又是什么呢？

为了更鲜明地体现本文所讲的重心，也为了呈现众人如此之不理解沈从文，再来看他关于《边城》写下的一段话：

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的一点哀乐的原因。

我以为，如果一个人号称是文学评论家或现代文学史家，以及什么沈从文研究专家，还这样被沈从文近乎指着鼻子说：你没读懂我的《边城》！我觉得就是一种耻辱。今天，为了洗刷耻辱，我必须充分表达一下了。

现实湘西与文学湘西

（一）湘西那个地方

先从沈从文的家乡湘西说起。凤凰城如今已成为非常著名的景点了，前两年夏天我曾去过，但看到的是满街酒吧和灯红酒绿，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不知道沈从文在天有灵，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以前的湘西很有特点，根据沈从文的小说，简单归纳有以下几点：

1.多民族多文化。湘西，汉族占大半，苗族大约占少半，还有一小部分的土家族，是个不同民族杂居的地方。几个民族聚集在一起，各有不同的文化、心理、习俗，相互融合久了就形成了独特的湘西特点。虽然湘西有苗族文化，但与贵州千户苗寨的苗族文化不太一样，因为湘西又融合了汉族和土家族的风俗文化，不那么纯粹了。

2.民风淳朴又彪悍。“彪悍”与“淳朴”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不矛盾，民风的淳朴之中有一种冲动，也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和平相处，但是一旦遇到什么争执，那就是拔刀相向，用网络流行的话说就是一言不合就动刀。

为爱可以拔刀，也可以沉潭。湘西的男人若为爱情发生纠葛，很可能动刀。所以在湘西，一般男子是身不离刀的，即使无刀也会带一根削得很细的竹子，准备随时作战。沈从文小时候非常瘦弱，但也是刀不离身，小时候到隔壁寨子看戏时，也经常与人打架。这怎么有种《新龙门客栈》的感觉呢！

3.崇尚军人文化，尊崇参军立过战功的人。追溯一下历史，《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发南蛮”指的就是苗族。乾隆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苗民起义，当时满洲军入关后大肆屠杀苗军。苗民不畏屠杀，奋起抵抗，可见苗民的血性。

沈从文的爷爷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曾国藩的湘军当年非常厉害，在打太平军的时候，其战功远大于李鸿章的淮军。湘军中有一支竿军，竿军就是湘西人组成的一支队伍。沈从文的爷爷在很年轻的时候立了战功，27岁就当了贵州的巡抚。

沈从文的爸爸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守过天津大沽口炮台，抵抗英法联军。武昌首义后，沈从文父亲在凤凰城组建了光复军，与民国政府相抗衡，失败后军队遭到屠杀，他逃走。那时沈从文大概7岁，曾见过城墙上挂满人头的景象，也见过四五百人被杀的情形。后来，沈从文的父亲还在1915年前后到北京想刺杀袁世凯。沈从文小时候因生病变得瘦弱，沈从文父亲看到瘦弱的儿子，觉得沈家可能再也不会出英雄了。

4.尊奉士绅文化。比如湘西人熊希龄，12岁中秀才，16岁中进士，17岁中贡士，曾被誉为湖南的“神童”，此后出任袁世凯政权的民国第一任总理。一句烂俗的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乡贤在传统中国很受尊敬，因此能带动一些人，沈从文小学没毕业，但后来还挺有文化，就曾深受过熊希龄的影响。遗憾的是，现在这种文化，几乎绝迹了。

（二）湘西在文学世界中

1.原始的蛮性。湘西在文学中的地位，主要靠沈从文和黄永玉，黄永玉的父亲是沈从文的表兄。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湘西充满了原始的蛮性，比如小说《虎雏》中塑造的主人公虎雛就代表了“原始的蛮性”。这一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我不再细说。

牧歌般的人情：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边城》《长河》。《边城》塑造了一幅美丽的牧歌般的田园图景，这是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家从沈从文发表《边城》开始所一直认为的。我也承认这牧歌的描写与解读，但这只说对了一小部分，今天我将带给大家全新的认识。

2.恬淡的人生追求。如小说《萧萧》中，萧萧12岁时作为童养媳出嫁，她的“丈夫”才刚刚断奶不久。15岁时，她与大十多岁的长工花狗一时情迷冲动，怀了孕，犯下“弥天大罪”。根据习俗，她是要被沉潭的，后来被宽容，得以平淡地生活。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不考虑学区房，也不逼着孩子完成学业、提高成绩，不考虑考上985、211大学，一辈子过得都很恬淡。

3.自然状态的习俗。就如本课一开篇就提到的问题，沈从文说的很多话寓意既晦涩、隐藏又明显。很多专家研究沈从文的时候，喜欢引用“希腊小庙”来佐证沈从文的晦涩、深刻，并不做进一步的探讨。他们愿意听从作家本人的话，认为作家怎么说就是怎么回事，这也是我认为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太浅的缘故。做文学研究，不能随意相信作家说的话，如果作家说谎，研究者跟着传播谎言，那研究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如巴金、贾平凹在每本小说后都有“后记”，说明自己的写作意图，如果根据“作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研究思路，也就无须解读，直接看“后记”就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爱与人性：传统湘西遭遇现代都市

作为研究者、文学评论家，不能轻易相信作家的话，尤其是很多作家的话未必是真实的，或者说未必是直接的。作家么，创作时当然不能像搞理工科的教授们写学术论文，直来直去的，当不好直接表达时，就可以用曲笔。比如来读沈从文的这句诗：

《绿意》青春永不磨，无人能知来自那。旧事倏忽四十年，记忆犹新唯有我。

这是沈从文1975年时写下的诗句，当时他已经70多岁。《绿意》是《边城》的英译本书名。“无人能知来自那（哪）”，说明即使到了1975年，沈从文认为所有人，包括著名的评论家李健吾都没有解读好他的作品。“记忆犹新唯有我”，说的是只有沈从文自己知道。他对别人做文学批评没有读懂他，感到很“别扭”。那么沈从文这句诗，到底写了什么东西让评论家们都没读懂呢？

（一）为爱痴狂

三年来因为一个女子，把我变到懒惰不可救药，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想做。人家要我等十年，一句话，我就预备等十年。有什么办法，一个乡下人看这样事是永远看不清楚的！或者是我的错了，或者是她的错了，只是这日子明是一种可笑的错误，但乡下人的我，明知是错误，也仍然把日子打发走了。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这两番话来自沈从文，言说对象都是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话说那是1929年，沈从文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讲师，开始了他的大学教师生涯。上课时他发现一个小女子“颇帅”。据说，有一次张兆和在操场拐角的地方一甩头，正好被沈从文看见，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情书追求，不可自拔。后来张兆和受不了，拿着一大堆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评理。这点事相信大家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不想再描述下去。

张兆和的家乡在苏州，父亲是一位非常开通、非常有钱的人，很看重教育，所以张家四女，个个都很优秀。地域作为客观环境，很重要，因为环境不同，看法和观点就不同。沈从文的家乡在湘西凤凰，张兆和的家乡在苏州，所以当“湘西”遭遇“苏州”，可以想象一下碰撞的结果。

那沈从文与张兆和是如何碰撞的呢？先来看这段虚拟的对话：

情感难道不属于我？不由我控制？

它属于你，可并不如由知识堆积而来的理性，能供你使唤。只能说你属于它，它又属于生理上的“性”，性又属于人事机缘上的那个偶然。它能使你生命如有光辉，就是它恰恰如一个星体为阳光照及时。你能不能知道阳光在地面上产生了多少生命，具有多少不同形式？你能不能知道有多少生命名字叫作“女人”，在什么情形下就使你生命放光，情感发炎？你能不能估计有什么在阳光下生长中的生命，到某一时原来恰恰就在支配你，成就你？这一切你全不知道！

以上两段内容来自沈从文1943年写下的一篇重要的散文——《水云》。但凡写《看虹录》《摘星录》这两篇小说文学评论的研究者，如果不引用《水云》，我认为，那位作者的评论基本就是胡说。

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晦涩一点。文中沈从文假定了两个人对话的情景，谈论的一个话题或主题是，“（情感）可并不如由知识堆积而来的理性，能供你使唤”，意思就是情感不是理性能够支配的，当理性不能支配情感的时候，那么情感就不属于你。沈从文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理性来控制我们的全部，包括情感。当我们置身某种状况中时，究竟是我们在控制情感，还是情感在控制我们？

沈从文事实上是对欧洲理性主义的一种时空质疑，不过他没有以保守主义——基督教信仰为思想武器，因为他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仅仅是从人性出发，然后提醒我们：人类有理性，但很多时候理性是不管用的，情感很多时候在支配理性的人。

（二）情感发炎，缘于偶然

许多传奇故事，都有一章凑巧的遇合，我自己的传奇，这一次凑巧，可使我太受罪了。我说悔那一次去那地方，也仍然是空事情，因为即或悔也无用处。

真难受，那个拉琴的女子，还占据到我的生活上，什么事也做不了。一个光明的印象，照耀到记忆里，使人目眩心烦，我不明白我应当如何来保护自己，才可以方便一点。

沈从文后来说过“情感发炎，缘于偶然”的话，那么结合这两段他写给最要好朋友的信，可以判断他这时陷入单恋状态中。我将镜头拉回1932年的青岛，这里有一所“民国国立青岛大学”。那时的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约下，正出任该校的文学讲师。在教书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停止给张兆和写情书。那么，各位肯定好奇：“拉琴的女子”是谁？

别着急，讓我慢慢道来。“凑巧的遇合”，这样的字眼在沈从文的散文《水云》中并不少见，一共4个“偶然”。这些“偶然”都是谁必须弄清，否则就不能理解沈从文的一些作品。

“这一次凑巧”对应的是其中一个“偶然”，或者可以说是第二个偶然，也就是在张兆和之后的那个偶然。这一次偶然，让沈从文每晚都背诵《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睡不好，就写信给朋友倾吐，直言不讳地说“真难受，那个拉琴的女子”。

这位“拉琴的女子”究竟是谁？请原谅，我依然要继续绕弯子。先接着看那首长诗：

白云簇簇海上来，双鹿云车瞬息过。

中有仙子拟天人，大石磐磐幸同坐。

……

春来玉兰花争发，白中微碧怯抚摩。

相对默默证曾识，盈盈美目注澄波。

“大石磐磐幸同坐”，这个“仙子”一般的女子曾经一起与沈从文赏玉兰花，二人一起含情脉脉过，还一同坐在一个大石头上看青岛崂山的云海。此女子是谁？我告诉大家，肯定不是沈从文正在追求的张兆和，因为张兆和此刻在苏州呢。

为了让大家更敬佩我的福尔摩斯水平，再来看沈从文的一些文字：

古玉兰大花树边，事出偶然，与一新由国外

某天主教大学回国外文系女教师某，各在大玉兰

花下一侧默默看花约一小时之久。……印象中却对此修女式的沉静女人充满好感……

一道幽香扑鼻，才发现二三丈岩石下正有簇四朵百合花开放。找山路下去把花采回时，却有两个女人已到棋盘石。内中之一相熟的某女名演员，却把花夺去给了那个修女式的女教师，我却因之在另外一种不易形容中跑了。

第三次是在白云洞“三步紧”悬崖上看海云，到这来必从斜坡下穿过一道小松林，还得从一二石贴压的洞中翻而过才会到达。不巧又第三次和这修女式教师相遇，同看云海……

“古玉兰大花树边，事出偶然”，说的是青岛崂山有很多玉兰树，有一次沈从文和那位国外天主教大学回国的、后来当了青岛大学外文系讲师的女子，在崂山看了一小时的玉兰花。后来沈从文采了一簇四朵百合花，最后落入这个外文系女教师的手里，还把沈从文羞得逃之夭夭。

我最初看到这段文字时，忍不住地笑出了声，想想这时的沈从文，也是而立之年的大男人了，竟然有如此娇羞的表现，足见他在女神面前的惊慌失措，完全是一种拜倒的姿态了。到这时，再回想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可能就更有味道了。他说：“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十分害怕，又十分快乐。”

顺便告诉大家，沈从文说的“相熟的某女名演员”，是曾经凭借《莎乐美》让南京城轰动的女话剧演员，是曾经把徐志摩迷得神魂颠倒，也曾搅乱青岛大学一池秋水，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都曾因此而“湿身”。沈从文后来据此创作了小说《八骏图》，从此闻一多再也不理沈从文了。这个女人就是曾经声名远扬的俞珊。俞珊，可了不得，故事很多，但是我今天不能讲。

1932年7月，是距离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近三年之久的时期。就在他艰苦地追求而没有回音之时，他邂逅了这位“拉琴的女子”，然后就因此睡不着觉了。这睡不着，肯定有情迷不能自拔的一面，是否也有一番挣扎而心绪不宁的感受呢？我的意思说，一个是追求了三年的偶然，一个是一见钟情的偶然，怎么办？

为了方便讲课，现在我揭晓答案，这个沈从文笔下的女神，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周铭洗女士。

周铭洗在中国的知名度实在是不高，就连很多所谓现代文学研究的教授们，也不知道。所以这里我有必要稍微多说几句。周铭冼的父亲周大烈，曾留学日本，大清宣统时期出任过吉林民政厅厅长，后来成为陈师曾、陈寅恪一家的私塾教师。周铭洗曾就读于天津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堂，北平师大毕业后到美国攻读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回京后，周铭冼先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讲师、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讲师、青岛圣公女中校长，并且做了修女，终身未嫁。囿于材料有限，其终身未嫁的原因不得而知。周铭洗就是1932年7月到青岛大学任教的，刚去青岛时，校长杨振声就邀请他们去游崂山，在这过程中，沈从文与周铭洗邂逅。

周铭冼是位了不起的女人，曾被誉为“民国最美女校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周铭洗是一位很内秀、端庄的女性。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教会，让人十分敬佩。她1949年赴美，1996年灵魂升入天国。是的，我认为她一定在天国。

如果将沈从文1975年写给臧克家的信、沈从文给后辈黄永玉的字画写的题词（《白玉兰花引》）和沈从文的散文《水云》结合起来看，四个女人，恰好对应其散文《水云》中的四个“偶然”，我已经将她们解读出来，并一一“坐实”。

我要告诉大家，当沈从文1975年写完信后，只见他又写下：“乙卯年盛夏书于北京之新窄而霉小斋乱稿堆中。时年七十进四，写毕时已夜深人静，不觉泪湿。”74岁的老人家了，如此动情，可见沈从文堆积在心中多年的情愫，不是能用斗量的。

如果我这样浮光掠影地解读，还不够真切，沈从文在给黄永玉的画卷上题的字中（赋诗后的说明），其中有一句话相当关键，他说“当时若稍稍进一步，一切即将大不同”，也就是如果当时他选择了周铭洗，再去追她一下，那么他的人生都将大不同。1975年的沈从文对于1932年的选择感到后悔，痛苦极了，所以写完长诗之后满脸泪水。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与情感都很丰富，要以历史之同情的心态来看待曾经发生的事情，不要只从“八卦”的角度去窥视。我之所以为大家讲这些儿女情长，纯粹是为了能解读好这首诗，然后去解读《边城》，也为了不让沈从文再失望于评论家们的不明就里。

（三）横溢的情感：理性无用

第一、二个偶然，显然指向都很明确了。那第三个偶然是谁？先来看沈从文的这段文字：

“偶然”给我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当發后的压发跌落到地毯上，躬身下去寻找时，我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虹霓失去了彩色，究竟还有什么，我并不知道。“偶然”一本书，书上第一篇故事，原可说就是两年前为抵抗“偶然”而写成的。

一个月以后，我又在另外一个素朴而美丽的小客厅中见到了“偶然”。她说一点钟前还看过我写的那个故事，一面说一面微笑。且把头略偏，眼中带点羞怯之光，想有所探询，可不便启齿。正像是这几句空话说中了“偶然”另外某种嗜好，“偶然”轻轻的叹了一口气。“美的有时也令人不愉快！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结婚。婚后大约一个月左右，即1933年10月份左右，沈从文去了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沈从文与熊希龄有亲属关系，到熊家去送点东西，在那里他又遇到了第三个“偶然”。

这个“偶然”就是文艺女青年——高青子，也叫高韵秀，福建人，高中毕业，爱好文艺，做过熊希龄的家庭教师，受沈从文的提携，后来在《国闻周报》发表过小说《紫》，又作《黄》《黑》《白》《灰》，后来合集为《虹霓集》。想想刚才沈从文文中说的“我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一切似乎都在不言中了。

高青子对沈从文有无限的崇拜和情有独钟，二人迅速坠入了爱河。这也就是沈从文所谓的“横溢的情感”“情感发炎”。来读读沈从文的这首小诗：

白鸽双双出雾中，芳草芊绵门不锁。

碧莲花开散清馥，辛荑苞发紫纱堕。

春波溶溶青苔湿，兰芷芬芳沁……棘矢贯虱如中垛。

屈原宋玉所经所遇感印有浅深，弱骨丰肌小腰白齿宜有人。

虹影星光或可证，生命青春流转永不停。

这首诗中人物的肖像描写极有特点：弱骨、丰肌、小腰、白齿，其他还有一些抽象的描写，比如虹影星光，还有人物比附，如屈原、宋玉。肖像描写中的那些修辞，我这里不去分析了，因为那是情人眼中的情人特征，只可想象，难见真人。其中的“虹影星光或可证”，可以找高青子的《虹霓集》来读。至于历史传说中的屈原、宋玉，人们常常习惯称他们为老师和学生的最佳搭档，意思就是高青子跟從沈从文学习创作，好老师自然带出了好学生。这是沈从文这首诗中所蕴藉的东西。了解了这些，再去读沈从文的小说就会觉得更有味道。

到这时，再来体味一下沈从文在《边城》中说的一句话：“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爱情就像火任意燃烧，水四处流淌，日月光照大地一样自然，一样不可阻挡，人本身是不能控制住的。

《边城》之魅：理性与人性

我早声明过，我不是八卦之徒，更没有什么窥私欲，做那些探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读好沈从文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名作《边城》。来看下面的文字：

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条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阳光洒在纸上，一面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中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这段文字，是沈从文《边城》创作时的写照。那时，作家巴金正好住在他北京的家，两个人同时在写作。按说，有好友作家相伴，有新婚的妻子，一切都是其乐融融，为何在这种美好状态中，沈从文说感到痛苦、挣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好借助笔下的文学，也就是《边城》来“排泄与弥补”呢？

另外，什么是“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种真实可感的心理和写作状态，难道很难理解么？更奇怪的是，那些把《边城》想象为“牧歌般田园”的学者，总是不在意沈从文的这番话。所以逼得沈从文后来多次发牢骚说，大家都只注重《边城》的优美，忘了文字背后的忧伤。来看看他如何完整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试去搜寻从我生活上经过的人事时，才发现这个那个“偶然”都好像在控制我支配我。因此重新在所有“偶然”给我的印象上，找出每个“偶然”的缺点，保护到我自己的弱点。只因为这些声音从各方面传来，且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传来。……唯其如此，这个作品在我抽象感觉上，我却得到一种近乎严厉讥刺的责备。我在开课之前就说过，沈从文因为无人能读懂《边城》很痛苦，也很瞧不起李健吾等文学评论家们，还引述了那段话。那段话就是这段引文中的省略号部分。好现在结合这段话，再加上小说《边城》，我将为大家破解谜底。

（一）翠翠是谁？

《边城》中的主人公是翠翠，但“翠翠是谁？”此前我列出了三个“偶然”：张兆和、周铭洗、高青子。在1933 1934年，第四个人虽然已经出现，但二人还没有发生情感关系，因此排除了第四个“偶然”。

沈从文自己在文章中说，曾与张兆和一起游崂山时，看见一个新丧的小女孩，于是就有了创作冲动，后来写进《边城》里。因此，翠翠可能是那个在青岛崂山遇到的死了亲人、穿着白衣服的小女孩。不过，沈从文对那个小女孩有所了解吗？显然没有，也就是说从轮廓或灵感上，那个小女孩起了作用，但在实际形象塑造上，并没有什么关系。

从外表形象上来看，翠翠应该是张兆和，沈从文在小说中写道，翠翠的皮肤有点黑，张家四姐妹中，只有张兆和皮肤比较黑。翠翠的性格有点开朗，这也符合张兆和，但不能认为说翠翠就是张兆和，因为除了与张兆和的外形有一点像之外，内在实在不像。更像张兆和的，是沈从文1946年写的小说《主妇》。

另外，在沈从文的湘西老家，确实有一个名叫翠翠的小女孩，在20世纪80年代时，湘西凤凰城那里还有人说：“沈从文写的翠翠是我的三姑。”也有湘西人说1949年后翠翠回乡省过亲。或者湘西那边的翠翠实在是多，但能让沈从文如此钟情的，并未就是一个实在的湘西女孩。

那么，翠翠身上是否有周铭洗一样的感觉呢？周铭洗的学生曾经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周修女像女神一般宁静。我想，沈从文1975年诗中写到的“无人知她来自哪，中有仙子拟天人”，就是周铭洗。不过，显然翠翠因为纯真而缺少周铭洗的那种气质。

翠翠身上是否有高青子的感觉呢？我觉得在灵气方面，是有些像，起码像沈从文笔下的高青子。张兆和虽然也有文学功底，但是远远不行，直到1949年张兆和做编辑也只是一般的编辑，眼光没有那么独到。诗中提及的“屈原宋玉”，二人都是写赋写得很好的人。不过，最关键的是高青子并没有翠翠那样的选择。

关于“翠翠是谁”，其实还有更大胆的假设可能。为何这样说呢？

来看《边城》创作的前前后后。1933年10月，沈从文刚刚结婚，就遭遇高青子，再次陷入痛苦之中。这个痛苦在于，1932年7月，沈从文在疯狂地追着张兆和，一封又一封地情书在写着，结果忽然被那个“拉琴的女子”迷得不行。大家可以想：一个是自己喜欢、追求了三年的女生，另一个是突然出现并让自己神魂颠倒的“偶然”，该做怎样的抉择呢？这也就是沈从文所谓的痛苦。当然，痛苦的结果是放弃了“拉琴的女子”。不曾想，这样的痛苦在时隔一年后，又来了一次。一个是追求了三年终于修成正果后的女人，另一个是宋玉般的才女，该做怎样的抉择呢？这真是一种幸福的痛苦。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接连有两次这样幸福的痛苦，沈从文怎能不思考，又怎能不表达，于是《边城》就在这种痛苦的选择下诞生了，翠翠也就在两难中被塑造出来了。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明白，那我就干脆说：翠翠的生活原型就是沈从文自己。

尽管我知道这样的解读，一定会惊掉几个人的下巴，但我坚信沈从文肯定在会心地微笑。是的，沈从文是把自己幸福的选择痛苦，移嫁到了翠翠身上，让翠翠同时面对着天宝和傩送的选择苦恼来替代他的现实境遇。

来看小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多人都不注意：“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個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其实小说写到这里，就已经预示着一个选择的问题了，即如果现实中的确存在这么优秀的哥俩，在恋爱自由还不是很流行的湘西，翠翠如何选择？就像沈从文在1932年如何选择张兆和与周铭洗、1933年如何选择张兆和与高青子一样，一样的艰难。

具体来看小说：小说写到，相比天宝，傩送更被偏爱，“美丽”得如同“岳云”，甚至在最热闹的端午，沈从文故意安排傩送先出场，先与翠翠邂逅，在扮演水中英雄之外，还展现出善良、体贴的一面——派人送翠翠回家，本来就对傩送有好印象的翠翠，于是春心萌动了。

翠翠的春心萌动，其实出自一种时间优先的偶然，就像现实生活中张兆和成为第一个偶然，也更被“偏爱”一样。

接着是沈从文安排天宝在第二年端午出场。天宝同样很优秀，同样能在水中捉住鸭子，老船夫也说：“大老是个有出息的人，为人又正直，又慷慨，你嫁了他，算是命好！”但是，傩送已经先人为主地成了翠翠的理想对象，所以当老船夫提出想法后，翠翠就只能假装生气不理他了。但翠翠真生气吗？

试想，如果两年前的端午节，天宝也在，不说会抢傩送的风头，起码也是平分秋色，那样翠翠就直接会面对后来的选择难题了。或者说，如果两年前的端午节，沈从文安排天宝出场，那翠翠的芳心也许就先给了天宝。

再后，小说写兄弟二人都喜欢翠翠，怎么办呢？兄弟怡怡的天宝和傩送，没有按照当地的风俗来场“血的挣扎”，而是确定了唱歌这一竞争规则。这其中，沈从文写了傩送厚道的一面，即让哥哥天宝先唱歌;也写了天宝大度的一面，因为自己已经走了“车路”，让人说媒，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执意让弟弟开始唱歌。

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同样有一个不大被注意的细节：“翠翠明白了，人来做媒的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菜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尽管很多人愿意把这段话解读为翠翠以女孩子的害羞举动委婉地表示出拒绝天宝，而我更愿意把它解读为翠翠的一种“回转心意”，意思就是如果嫁给天宝，就如同顺水而流的一种从容。

我这样解读的另一个理由是这句描写：翠翠“心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吧，不是！是快乐吧，不，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翠翠烦恼、忧愁，但同时也快乐，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幸福的痛苦”一样。

这样解读的另一个依据是，当天宝退出竞争后不幸“落水”，傩送一腔怨气发泄到老船夫身上，说天宝的死是老船夫“分派的”，还直言不讳地说：“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这表明，先前一身优点的傩送还有不宽容、怨恨的一面，因为天宝一直没有得到爽快的回应，并非是老船夫不利索，而是翠翠的“心猿意马”。这里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我的意思是傩送表现出了此前所没有体现出来的“缺点”，而这预示了傩送并非翠翠起初想象中的完美。

如果对号入座的话，那我很愿意相信，这是沈从文结婚后发现张兆和并不是自己追求的那个昔日女神，在她身上他发现了一些“缺点”，例如对相对困窘的生活的抱怨等，借小说来了一个曲笔批评。

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因为一个人喜欢上一个人，很多时候说不清究竟为了什么。因为喜欢，就想得到，得不到，就要追，追不到就痛苦，然后就加油追。最后终于追到了，发现并非是自己想象中的。于是，就会问自己：当初为什么喜欢呢？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呢？就像沈从文给张兆和的第一封信时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

从图片等资料来看，沈从文和张兆和看起来很恩爱。还有文章说：当沈从文的衣服领上掉了饭粒，张兆和还帮他捡起来，显得很恩爱、和谐，但在历史上，他们确实不那么和谐过，比如沈从文的母亲病危时，张兆和没有陪着去湘西。中日战争开始后，张兆和留在北京，是在沈从文的努力哀求下她才去西南，而且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跟沈从文团聚住在一起。尤其是1949年初，沈从文选择了自杀，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张兆和向沈从文提出了离婚。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并不像照片中看见的那么恩爱。

就是到老年时，沈从文的学生萧乾去看望他，发现老师住在小破房里，于是想动用人事关系给沈从文弄个大房子。结果沈从文知道后却发怒了，怒气冲冲地写信给萧乾说：我就愿意一个人住在那，不用你多管闲事。可见，沈从文那时是一个多么不愿回家的男人呀。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呢？回想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所写：1969年沈下放前，“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

到这时，再来回想胡适当年给沈从文的信：“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那些说爱情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也可以想想张兆和在沈从文死后编辑《从文家书》的“后记”中说：“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