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双刃

那日在东京吴忠铭先生的光和书房，他抱来一大摞书给我看。我曾拜托他留意老舍的旧版，这摞书中就有不少，既有民国版，也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版本。按我的习惯，当然是尽数收入囊中，老舍的书我都会送给好友周剑先生，其他书正好充实我的民国版书架。不经意间，有三行字扑入眼帘，“赠呈芳泽公使胡适”，一开始以为是印上去的。仔细一看，竟确然是胡适的签赠本。吴先生好书太多，对这种书不太上心，但我还是得提醒他一下。他取来一观，也是欣喜不已。看他喜欢，我就没好意思再开口求购。待翌年重来时，又问起此书，吴先生欣然割爱。

《胡适文存》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共四册。据胡适自序，是他“十年来做的文章”。后来又出了《二集》《三集》，都印刷多次，流布极广，是最常见的民国新文学书之一。这一大摞书里，还有《三集》的若干零本，但只有这本《胡适文存》第一册有胡适的亲笔题签。

对于胡适主导的白话文运动，我是很有看法的。专门写过一篇《驳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逐条驳斥他所谓的“八病”，此文收入陈永正、徐晋如主编的《百年文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我总觉得现代中国人学这么多年语文，却少有能落笔成文、出口成章的，问题的根子正是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不尊重汉语和汉字的特点，一度以汉字罗马化为方向，鲁迅就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文言”其实就是“书面”的意思而已，有深有浅，和白话文那么尖锐地对立起来，本无必要。林纾在与新文学作家论战时，提出若尽废古文，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他以白话文先行者的身份，指出“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并感慨“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俟之”。悠悠百年后，林纾的话颇多应验。如××教授把自己的书这样签赠——“惠赠某某”，再如××校长读错字，等等，都是贻笑大方之事，我总觉得与咱们的语文教育有关。

但胡适在他的时代，是一代人的偶像。连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都听说了他的大名，邀请他进宫作客。他师从杜威，推崇实验主义，提出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核心口号的一套治学方法，在当时很有号召力。但黄侃、朱希祖、冯友兰等人讥讽胡适写书常是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是，黄侃更公开调侃他是“著作监”，即太监，“下面没有了也”。不过胡适有很多厉害的学生，如顾颉刚、罗尔纲、吴晗等，都是能把抒写完的成功学者。

胡适终身不是什么专家，什么都搞，样样都摸一点，“但开风气不为师”，博学而无所成名，是一个非常现代性的人。但他未受传统经学训练，按传统标准，老一辈人看不起他。

胡适在政治上的表现，精彩程度并不逊色于学术。他挟在学术界取得的巨大声望，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深度参与了中国政治，尤其是外交。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蒋要他在美进行抗战宣传。在宋美龄出马之前，蒋有事找美国，都通过胡适。美日太平洋开打，胡适是历史见证人。1948年，国民党一度想支持胡适竞选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再由他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实行内阁制，后因中执委不同意而作罢。在台湾，胡适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与蒋介石多有争论，还卷入“雷震案”，但蒋未予追究。

胡适担任美国大使，令日本如临大敌。他一意要使美日交恶，随时局变幻，终于成功。珍珠港事变一爆发，罗斯福即见胡适，告知对日本作战的决定。他这美国大使是不辱使命的，但已很少有人知道，使美并非他的夙愿。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是中日关系，胡适有书生报国之志，最想做驻日大使，多次毛遂自荐，未得允许。但是，胡适一直被认为是对日主和派。他自认为是清醒和理智的，认为战争是大事，应尽力避免，单凭爱国主义不能救国。日军攻下平津后，朝野主和之声日炽，与汪精卫、何应钦、孔祥熙等同步，胡适亦主张“忍痛求和”，其意见由汪精卫转呈蒋介石。这些人的主和论，直到汪精卫投日后，才噤若寒蝉。

胡适还曾说出“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申报·北平通讯》1933年3月22日）这样的话，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氛围下，不被误解才怪。鲁迅就立即给他戴上一顶高帽子：“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胡适面对日本人时，却完全不像一个主和派。1936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次年会上，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胡适则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態，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这哪里是日本的军师呢？

这位芳泽谦吉是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女婿。1900年他26岁时就被派驻厦门任参事，1923年开始担任驻华公使六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他又任驻“中华民国”大使三年，是日本最有名的“中国通”之一。他不仅与中国的军政人物过从极密，与文化名流也多有交往，比如齐白石就给他刻了数十枚印章，他也常去看梅兰芳的戏。胡适当时正在北大任教，以他“活泼好动”的性格，与日本驻华公使有交往也毫不奇怪。

芳泽谦吉很自信，说自己“不为一般中国国民所厌恨”，他的政见与日本军部确有不同，但他并不是亲华派。张作霖退回东北前，芳泽谦吉跑来见张，谈了三个小时，喋喋不休地要张答应出让“满蒙权益”，气得老帅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据说他还对张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半个月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果然没能回得去。据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的日记记录，芳泽谦吉正是暗杀阴谋的参与者之一。这样一位阴恻恻的“龌龊岛夷”（胡适：《致胡绍庭等书》），适之，适之，你怎么跟他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