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洛

一

中国诗歌的浩荡长河，《诗经》与《楚辞》是它的两大源头，一是民间无名氏集体提供的清清活水，一是诗史上首次具名的伟大诗人的戛戛独造。这条长河，闯过历时四百余年的汉代的国门，流经魏晋南北朝的群山与原野，一路传扬的是不少优秀或杰出的诗人的名字，和南方与北方民歌的芬芳。澎湃到唐宋元三代，水量更加充沛，河床更加宽阔，气象更为多采，弄潮儿向涛头立的优秀、杰出乃至伟大的诗人，使得长河更加溢彩流光，江声浩荡，而唐诗、宋词、元曲，便是為三代河段所奠立的不朽的里程碑。

时至明代，河道忽然变窄，流量忽然变小，河床多乱礁险滩，景象大异于历代前朝。后来的文学史家虽然也为之疏浚疏通，提出诸如“茶陵派”、“前七子复古派”、明中期“吴中诗派”与“性灵诗派”、“后七子复古派”、明代后期“性灵诗派”等名目，但明诗除了处江湖之远的民歌尚颇有可观之外，文人诗歌比唐宋元三代则大为逊色，尽管晚明的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顾炎武等抗清志士的铁血之作，使明诗的颓风为之一振，但整体而言，明代缺乏重量级的杰出诗人与杰出诗作。明代历时共277年，虽然比唐宋两代略短，却比元代足够长，但在中国诗史上，明诗较之前代却是平庸、暗淡而缺乏生机与生气的一章，即使较之异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后的清诗，它也望尘莫及。我的诗文化散文专著《清诗之旅》中有《晚潮与落霞》一文，我曾说过：“清诗的整体成就和名声虽然不及唐诗宋词，而且诗名还往往为《红楼梦》等小说之名所掩，但清诗可说是唐诗宋词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不仅是大江晚潮，而且是高峰落照时分的绚丽晚霞。”

如同唐诗的气象万千是因为适逢“诗唐”，宋词的繁花似锦是因为时遇“隆宋”，元曲异军突起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因为元代的统治者大多不识汉字，文化政策相当宽松宽厚宽容，那么，明诗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明王朝所建立的，是前所未有的极为酷烈恐怖的君主极权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对民族性格与士人心理的戕害与摧残。士人及读书人斯文扫地，尊严感、独立性与创造力被摧毁殆尽，怎么还能指望他们写出真正抒情言志的生机勃勃的优秀诗作？明朝初期诗坛以“三杨”即杨士奇、杨荣与杨溥为代表所作之称“台阁体”，“台阁体”即“颂圣体”，就是歌功颂德圣主英明的毫无诗质与诗意的押韵之诗，人主是“红日”“日初升”“亿万寿”“万万龄”，诗人完全他贬与自贬成为唱诗班的角色。

中国自秦王赢政一统天下建立秦朝号称始皇，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末代皇帝”退位，帝制寿终正寝，前后历时两千余年，共产生了494个皇帝。在长夜漫漫的帝制社会中，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专制统治的权力象征与代表，正如清初思想家唐甄在其《潜书》中所云“自秦以来，一切帝王皆贼也”，但帝王个人的品质行事及执政思路与方式如何，对历史的进步、文化的繁荣和百姓的生息与否，仍然具有不同的作用。唐宋两代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上升时期，称为黄金时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即以唐代而论，其昭昭于史的“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就是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与李隆基的个人品质和行事作为密切相关。而大明帝国呢？却不但乏善可陈，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黑暗而腐败的王朝，置诸世界的大格局中而做横向的考察，中国落后于世界从明朝始至清代而愈甚。这种历史的倒退与沉沦，其罪莫大焉的原始责任人就是那一双一脉相承而变本加厉的父子暴君，即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

尽管有一些不明真相的或随风唱影的“明粉”——以为明初是朱元璋与朱棣开创的“盛世”，恨不得梦回大明，但幸好明朝早已成为历史，我在此文中对朱氏父子的性格谱系略做剖析，不会有任何无妄之灾。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出身底层本人成分大体上属于无赖流氓的皇帝：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刘邦好歹还当过乡镇干部即泗水亭亭长，位登大宝后还是坐不改名，朱元璋则初名朱重八，大约是兄弟辈中排行第八之故，其人职业是和尚兼叫化，直至投奔红巾军郭子兴之后成为倒插门的女婿，才取了一个堂皇的名字，最终由一匹政治黑马一跃而为真命天子。刘邦出身微贱，文化水平低下，在夺取天下时善于拉拢收买谋士与勇夫为己所用，位登九五之尊后，立马一阔脸就变，翻脸不认人，大肆诛戮如韩信、彭越、英布等有功之臣，这些方面朱元璋和他可谓如出一辙。然而，朱元璋更是与时俱进，他与其子朱棣的种种恶劣残忍品性与作为，如果刘邦有知，也当会承认后生可畏而自叹不如。

如果对朱氏父子的品质与性情做一个简明的鉴定，似乎可以措辞于下：除了天下一姓得而私之的“家天下”理念，本人均有病态的极端权力欲;多疑阴鸷，冷酷嗜血，为达到极权统治的目的，没有任何底线而不择手段。试从废除相权、肉体酷刑、特务统治、精神洗脑四方面略做现场还原，读者即可知大明帝国为何腥风血雨，为何万马齐喑，为何生机斫丧，作者如我为什么要以“黑暗王朝衰微诗运”作为这篇明诗之旅的题目。

中国专制王朝从秦始皇开始，从政体上推行的是君主制度，但千余年来一如秦制设有丞相——相当于今日国务院总理，士人出身的丞相的“相权”，对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皇权”有所制衡与制约。而朱元璋则处心积虑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杀相的最高纪录，先后杀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最后发布一人独大的“奉天承运诏曰”的诏书，将行之一千六百年之久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为了明王朝所谓的“永世其昌”，为了满足个人病入膏肓的权力私欲，自明代开始，历史的车轮不仅停滞不前而且滑坡倒退，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退化为集权加极权的君主专制，最高的政权、军权与行政权均掌控在君主一人之手，读书人和由读书人出身的各级官员，实质上都成了山呼万岁而万岁则可以生杀予夺的妾仆与奴才。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明初的两朝统治关乎社会与历史的走向，顾炎武可谓目光如炬。

这种极权不受任何约束的君主制度，必然需要以血腥与恐怖来维持它的运行。因此，朱明的洪武、永乐两朝，无以复加的严刑峻法、屠戮功臣，固然成为常态，而且屡兴大狱，广事株连，真可谓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例如，朱元璋为了清除自己一手提拔的左丞相胡惟庸，在洪武十三年莫须有地制造了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谋反案，将胡五马分尸，共屠杀胡党分子三万余人，前后十年之久才放下屠刀。放下屠刀的朱元璋绝未立地成佛，洪武二十六年又制造了大将蓝玉谋反案，前后诛杀两万五千人之多，蓝玉被剥皮巡展全国以示震慑。有其父必有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政权，因建文帝旧臣方孝孺拒绝为其撰写即位诏书，竟然不仅对本人施以凌迟酷刑，而且诛其十族，共八百七十人，九族之外还多一族，创造了骇人听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外，他还对建文朝的忠臣义士及其家属施以惨无人道的刑罚，共诛灭一万余人之多。真是另类的“杀人如草不闻声”。清初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感慨系之：“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朱棣以杀人为快乐之本，难怪他的年号要以“永乐”为名了，他的永远快乐的代价，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眼泪和鲜血！

中国历史上的特务机构大约是从武则天执政时开始正式问世，即所谓“内卫”。宋代之有关机构称为“皇城司”。明代朱元璋承前启后，成立所谓“锦衣卫锦衣亲军都指挥司”，简称“锦衣卫”。朱棣予以创造性发展，建立所谓“东厂”，明宪宗朱见深承续前代衣钵，复设立所谓“西厂”，锦衣卫、东厂与西厂合称“厂卫”。这些组织的主事者除武将外多为宦官，明代的宦官数量大胜前朝列代，多时达十余萬人，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问，大宦官刘瑾擅权，复建立新的特务机构名为“内行厂”。明代的这些特务组织，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孽果，直接听命于至高无上的皇帝，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有侦察缉捕之权、监督节制之权以及法外行刑之权，真是所谓“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全国缇骑遍地，特务横行，升斗小民固然是民不聊生而战战隍惶，汗出如浆，庙堂官员也官不聊生而战战栗栗，汗不敢出。例如明代之“廷杖”，就是对士人出身的官员之尊严的彻底摧毁，是对其生命的严重威慑。

所谓廷杖，就是将犯法的当朝官员去除外衣，双手捆绑，按于午门前的地上，用栗木做成一端削成槌状且包有铁皮的棍子击打其屁股与腿部，击打的数次为一百，然而不到八十，轻者已重伤，重者已一命呜呼矣。示范者是开廷杖大臣先例的朱元璋，在朝堂之上杖毙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有了始作俑者，其子孙后代也乐此不疲地扩大化，如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同时廷杖劝谏他去江南游乐的官员一百零七人，当场打死十一名，明世宗朱厚熄嘉靖年间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当场击毙者十六人。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就曾连续两次遭受杖杖，这且留待后文再叙，此处要特别说明的是，廷杖这种“盛典”的监督执行者正是三厂一卫。在唐代，三公和十八学士可以与皇帝坐而论道;在宋代，臣子虽无座而立于朝堂，皇帝还不至于对臣下进行人身与人格的侮辱;在明代，上朝与议事则只有跪伏的待遇了。朝不保夕于残忍的帝王与残酷的特务之阴影下，还要意兴遄飞地进行高级的审美活动，写出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真正的好诗，这种要求恐怕是不近人情也不够人道吧？

一手高危镇压，一手强制洗脑，或者两手同时进行，这是专制统治者最惯用的手段。高危镇压已略于上述，强制洗脑则简述于下。从秦汉至清代，皇帝均同时称为“天子”，意为君临天下的君主犹天之子。而朱元璋越是出身草莽，越是要御用文人对他神化并自我神化，他发布诏书抬头语一律是“奉天承运诏曰”，这是他有别于前代帝王的一大创造，意为他之拥有天下超级的合法权与立法权，仍天之旨意。朱棣篡位，本来名不正言不顺，除了托言“靖难”，也是三番两次命其臣僚撰写与修改《太祖实录》，捏造事实，掩盖真相，强行蒙蔽天下人的耳目而相信他执政的合法性。朱棣深知洗脑首先要从知识阶层的读书人开始，除了大兴文字狱，他还因不便废除科举制度而改为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的八股文取士，不仅此也，他还命翰林学士删节孟子的一切有民主自由的民本主义思想的言论，改为《孟子节文》颂行天下，并杀气腾腾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孟子再生，不知能否坚持他的大丈夫三原则之一的“威武不能屈”？反正当时的士子们都不免为之色沮胆丧了。不仅此也，他还命儒臣编修《四书五经大全》，作为钦定的教科书与科举考试的法定依据，士子们必须统一思想，一体遵行。如此如此，唐宋两代的相对开明活跃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现实的明朝，有如天寒地冻的严冬，有如黑夜难明的天地，一切都板结和冻结了，一切都了无生机和生趣，何况是本来应富于生命力与创造性的像万花盛开的春天一样的诗歌！

更令人在回眸之时扼腕长叹的是，中国诗史的“明诗”这一章的开篇，竟然是以对诗人的屠戮开始，为许多诗人的血泪所抒写，这，在中国诗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连后出的“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也会自叹不如。以史为镜，以史为书，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教科书，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就曾说过：“历史是生活的老师。”痛定思痛，且让我从后视镜中去怆然回望，回望那至今仍让人心悸魄动的残忍人性狠毒心计与极端权力所联手制造的血雨腥风吧！

元末明初的刘基，字伯温。称刘基，则国人多会感到陌生，说刘伯温则几乎妇孺皆知。我年幼时即知他的大名，心目中乃半人半神的人物，能掐会算的道家，朱元璋的高级军师，流传后世未卜先知令人疑幻疑真的《烧饼歌》的作者。

及时年岁已长，才知这位颇具神秘光环的人物，1311年1月7日出生于处州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温州市），故人称刘青田。除了军事家、政治家、明朝开国元勋这些显赫的头衔，我看重的还是“文学家”这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重要信息是，他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刘伯温善文能诗，他的诗，在元末纤弱的诗坛别开生面，又是明朝开国诗人的冠冕。他早年见知于有名句“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风入松》）传世的元代名诗人虞集，虞集称美其诗“发感慨于性情之正，存忧患于敦厚之旨，是不可及，若其体制音韵，无愧盛唐”。而诗人沈德潜在《明诗别载》中说：“元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韩杜，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此评不虚。我且抽样举述他的几首作品，让七百年后今日的读者窥一斑而略知全貌：

陇头水，征夫泪。

征夫之泪湿陇头，化为水入秦川流。

水流向秦川，呜咽鸣不已。

何因得天风，吹入君王耳。

（《陇头水》）

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

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

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

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

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

（《感怀》）

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地笳。

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

天迥云垂草，江空雪覆沙。

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

（《古戍》）

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

饮泉清节今寥落，可但梁山独擅名！

（《分赃台》）

上引四诗，分属古体与近体，五言与七言，可见刘伯温于诗各体皆工。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从中不仅可见刘伯温诗沉郁顿挫中见高华朴茂的风格特色，更可见他伤时感世的怀抱和拯溺济时的理想。

元至顺年问中进士的刘伯温，曾任高安县丞、江浙儒学提举之类的基层微职，郁郁不得志，遂辞官回家隐居，时年已近半百矣。尽管当年翰林学士、老诗人揭奚斯在大都初见，即贊美他“此魏征之诗，而英特过之，将来济世器也”，他自己也曾有诗自明心迹：“群盗纵横半九州，干戈满目几时休？官曹各有营生计，将帅何曾为国谋？猛虎封粮安荐食，农夫田妇苦诛求。抑强扶弱须天讨，可怪无人借著筹！”（《忧怀》）然而，如果不是因缘际会遇到朱元璋，老居林下的他，后半生的遭逢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种版本与章节了。

天下未定，朱元璋较轻视读书人的无赖流氓刘邦还是要高出一筹，他颇为礼贤下士，十分求贤若渴，四次派处州总制孙英持重礼聘刘伯温出山，刘最后乃与章溢、叶琛、宋濂一起来到金陵，被朱元璋尊称为“浙东四先生”。朱元璋对刘伯温尤其倚为腹心，只尊称“刘先生”而不呼其名，并在人前人后多次称其为他的子房，即相当于刘邦的张良。刘伯温则当即条陈“时务十八策”，他的这些极具洞见的战略蓝图与方针，以及在扫荡群雄南北征战中的运筹帷幄，对朱元璋一统天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明朝建国初年的洪武元年八月，刘伯温即以妻子去世为由，向已经贵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告假归里。刘伯温是何等人物，眼见得位登大宝的朱元璋“一阔脸就变，杀人头渐多”，昔日明主的油彩逐渐褪去，暴君的真面目日益显露，“伴君如伴虎”的箴言名训使他感同身受，而且他以匡扶筹划之功，也仅仅只被授以御史中丞即御史台的第三把手之职，相当于今日多如牛毛的副部级，加之朝廷权臣集团之间争斗不已，倾轧不休，他更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与抱负。不仅如此，朱元璋竟然以祈雨不灵之事迁怒于刘伯温，当众对昔日尊敬有加的“刘先生”严辞训斥，使他颜面无存而愈加决心求去。现代学者孟森，为清史研究的开山祖师，他在20世纪30年代即著文指出：“诚意（刘基）之归隐韬迹，非饰为高名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也。”

当了八个月御史中丞的刘伯温离开首都南京，以为无官一身轻，可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了，不料朱元璋当年年底不是带口信而是亲笔写信，除了表扬他“居则匡辅治道，动则仰观天象，发踪指示，无往不克”之外，还如同当年共同打天下一样礼数有加：“今秋告归，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尔当疾至，同盟勋册。庶不负昔日之多难，言非儒造，实出朕诚耳。”天命难违皇命也难违，刘伯温只好应召回京。朱元璋赏赐有加，召见时屏退左右，鼓励刘伯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授予他弘文馆学士的名衔，封诚意伯。今日看来，朱元璋之召回刘伯温，实在意有他图。原来是以韩国公、左丞相李善长为首的准西集团日益壮大，朱元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欲起用浙东集团的“浙东四先生”之首的刘基取而代之，并再三明确表示无人能超过他。刘伯温虽然委婉其辞却坚决不受：“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别人求之不得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刘伯温避之唯恐不及，他心知肚明朱明王朝就是一部绞肉机，他身后发生的许多大案冤案也证明了他的先知预测。于是他再次主动请辞，于洪武四年三月致仕。“致仕”就是向帝王交还所授官职，即退休。朱元璋幼时失学，胸无点墨，在连年征战中确也频频向身边的文士虚心请教，附庸风雅，这时便还要假惺惺地赋诗相赠，大约是御用文人润色过的吧，题目当然不是再尊称“刘先生”而是直呼其名《赠刘伯温》了：“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然而，刘伯温真能如其所愿，平安终老于故乡的青山绿水之间吗？

钱谦益乃晚明诗坛领袖，他编辑《列朝诗集》时，将刘伯温仕明之前与仕明之后的作品，收录于甲前集与甲集之中，并说后期诗作“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肆矶之气，澌然无有存者”，“窃窥其所为歌诗，悲惋衰飒，先后异致。其深衷寄托，有非国史家状所能表其微者”。钱谦益毕竟是真正的学者兼诗人，又时当明末清初，所以他能独具洞见，一语中的。刘伯温的后期特别是晚期诗作，其衰飒苦郁的诗风，其欲说还休的微言大义，正是国史家状的折射投影，是他居不安而思危的心理之真实写照：

老病偏多感，宵长昼亦长。

衣冠方谢暑，枕席已惊凉。

往事镌心在，新知过眼忘。

篱边叹栽菊，岁晚为谁黄？

（《秋感》）

可笑春蚕独苦辛，为谁成茧却焚身。

不如无用蜘蛛网，网尽蜚虫不畏人。

（《春蚕》）

红蓼丹枫一色秋，楚云吴水共悠悠。

人间万事西风过，惟有沧江日夜流！

（《江上曲八首》之八）

联系明初的国事和新皇朱元璋的作为，以及诗人自己的遭逢与感受，作者的欲言还咽之情，意在言外之意，已不难见于字里行间矣！

民间俗语有云：是祸躲不脱。刘伯温即使如民间传说的那样有神机妙算之能，但他可能做梦也难以想到会祸不旋踵。在京时朱元璋曾咨询他胡惟庸可否为相，他如实答日“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但朱元璋却偏让其掌管中书省的实权。大权一旦在握，怀恨在心的胡惟庸便指使亲信“告密”，说擅于风水的刘基心怀不轨，在有“王气”的地方为自己造坟，这个小报告正中新皇下怀，他本来对刘基不识好歹的不合作态度深怀忌恨，加之猜疑成性，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于是便立即下旨剥夺俸禄，进京交代情况。这等于是严重警告，诚惶诚恐的刘伯温只得马上进京请罪，并主动留京作为以示清白的人质。终日心情郁闷紧张，健康每况愈下，洪武八年，已经六十四岁的刘伯温一病难起，朱元璋派升任中书省左丞相的胡惟庸携医视疾，服药后“有物积腹中如卷石”，乃明显为中毒症状。朱元璋赐其归里，还颁发一纸诏书指责他未能及早归附云云，这无异乎雪上加霜。刘伯温返家仅仅一月便与世长辞。两年后，其长子刘琏亦被胡惟庸迫害投井而亡，这，大约也是料事如神的他生前未能料到的了。

刘伯温被毒死殆无疑义。是君臣合谋还是早有杀心的朱元璋借刀杀人？总之与朱元璋脱不了干系。当代明史专家吴晗曾有如下诊断：“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刘伯温被害后仅仅五年即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很快变脸以胡惟庸谋反为名罗织“胡案”，历时十年，屠戮所谓胡党共三万余人，胡的罪名之一即是毒杀了刘伯温，其实他只是挟嫌报复的帮凶而已，如同秦桧以“莫须有”之名杀害岳飞，而主谋则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由此亦可见朱元璋之残暴与陰险。明代后期何乔远历时二十年撰著纪传体史书《名山藏》，其中记载刘伯温出山之事：“刘基决计趋建康（南京），众疑未决，其母富氏曰：‘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讵万全哉？”有其子必有其母，刘伯温如此雄才大略，当然有父母优秀的遗传基因，可惜他未能听从母亲的告诫，走出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错误棋子。

刘伯温有一首被清人沈德潜选入《明诗别裁集》的五绝，题为《薤露歌》：

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

古来英雄士，各已归山河！

“薤露”为古代送葬时唱的丧歌，为西汉无名氏创作的一首杂言诗，属《乐府》“相和歌辞”，曹操有同题作品。刘伯温此诗，沈德潜评为“悲咽”。近七百年的光阴早已如流水般逝去了，然而，我们今天读刘伯温此诗，不是仍然会有苍凉甚至悲凉之感涌上心头吗？

元至正十九年即公元1359年，距朱元璋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差不多尚有十年，经当时十分礼贤下士的他再三礼聘，刘伯温与浙东另外三位名士宋濂、叶琛、章溢一道来到南京。按朱元璋的说法，“为天下屈四先生”。刘伯温的生平遭际与结局已于上述，宋濂为何许人物？他的人生闭幕式又当如何呢？

宋濂，拥有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三顶冠冕，字景濂，祖籍金华潜溪，至宋代迁浦江（今浙江浦江）。幼年卓然不凡，少年博闻强记，受业于吴兼、柳贯等名师，青年即以文名闻于海内。元至正九年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他眼见元朝国运衰微，固辞不受，为避祸而入山为道士，著书立说，号玄真子。十年后出于民族大义，加之朱元璋求贤若渴的高姿态令他心动，终于成为出岫之云。史书称刘伯温性格“正直刚烈”“疾恶如仇，与人往往不合”，但他对宋濂却称誉有加，这见之于宋濂《跋张孟兼文稿序后》：“濂之友御史中丞刘伯温，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强书生自命。一日，侍上于谨身殿，偶以文学之臣为问。伯温对曰：‘当今文臣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濂，华夷无问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让。”刘伯温当然自负己才，但他却主动表示位居其次而推宋濂为首。对此，他自己也另有记述，可见伯温并非白衣秀士王伦之辈，而宋濂之序也所言不虚。

宋濂在文学上的成就首推散文，有《宋学士文集》传世，其名文《送东阳马生序》还曾收入今日的中学语文课本。他的文章当时就颇具当今许多作家追求和看重的“国际影响”，《明史》本传就曾说“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这就是刘伯温所说的“华夷无间言者”。宋濂是“越派诗人”的中心人物，他的诗，同样也颇为可观，钱谦益《列朝诗集》收其诗六十一首，仅为其诗歌创作之一隅。我试举数例如下：

南浦沈书传素鲤，东风将恨与新莺。

物华未老胭脂苑，春雾轻笼翡翠城。

因弹别鹤心如翦，为炻文鸳绣懒成。

阳台树密朝霞迥，巫峡潮回暮渚平。

（《思春曲》）

泪尽憨难尽，燕归人未归。

遥知君念妾，似妾忆君时。

关河剪梦魂，欲见杳难凭。

昭君文绣帐，相近不如灯。

（《寄远曲》四首之二）

避地归来景物迁，白烟凉草思凄然。

摩挲为问庭前树，不见苍髯已十年。

（《宜兴强如心避地而归，扁其居回复初斋，来征余诗二首》）

明末诗论家胡应麟在他的名著《诗薮》中，说宋濂“虽不喜作六朝语”，但他的《思春曲》“特精工流丽”，这确是的评。爱情中的思念之情并非新鲜的主题与题材，历代佳作堆山积海，但宋濂《寄远曲》写来在叠字与比喻方面不仅饶有民歌风韵，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旧题材写得有新鲜感。“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归时花”，这是唐诗人岑参《山房春事》中的名句，沈德潜《唐诗别裁》选录此诗，评“后人袭用者多”，宋濂赠友之篇与岑参之作构思虽不无相似之处，但写法还是另有变化。

如果不是明初的生存环境过于恶劣，于抒情言志之诗十分不宜，宋濂应该还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诗作。他仕于朱元璋达十九年，充《元史》总裁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兼太子赞善大夫，常在君王之侧，朝会宴享之制、四裔犒劳之仪、勋戚大臣碑志之语，多为其过目经手而裁定，朱元璋多次表扬他是“开国文臣之首”。但他十分小心谨慎，他既无非分的野心，例如对朝廷机密绝对守口如瓶，亦不营私结党，朱元璋要他臧否廷臣，他只是臧而不否，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近似于“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的工作。朱元璋特务四布，大臣之家也在监控之列，有次竟问宋濂昨夜饮酒否，有何宴品，来客为谁，他一一如实禀报奏闻，与朱元璋所获情报一致，方才免去无妄之灾。洪武十年秋，68岁的宋濂获准致仕，朱元璋于午门西城楼置酒送行，除近臣外，太子朱标是他的学生得以陪侍。朱元璋一以示宠，一以显耀自己的诗才，作《醉歌》以赐，结尾有“宋先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步骤跄跄，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在城楼上登高望远，朱元璋口占“城上春云暖更飞，念卿此去迹应稀”，宋濂忙答之以“臣身愿作随归雁，一度秋来一度归”，并表示“当一岁一来京，向陛下叩安”的眷眷之意。

宋濂回到故里，谨言慎行，深居简出，自以为可以全身而退，老于户牖之下而终其天年了，不意祸起不测，三年之后，朱元璋以“擅权植党，勾结日人谋反”的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并大肆整肃“相党”。宋濂之孙宋慎按其名之意应该“慎独”吧，不意也竟在株连之列而被处死，宋濂之子宋琏也未能幸免于难，子孙如此，他本人也披枷带锁被押送南京论死，绝非原来表示的去京向陛下请安。嗜杀成性的朱元璋本决心杀掉曾劝他“不嗜杀人”的宋濂，但禀性仁义的太子朱标为此投金水河欲自尽，并说“师当刑，儿何忍不死？”明人张岱《石匮书》还记录，马皇后素食，朱元璋问其故，后泣下日：“宋先生当刑，祈天宥之耳。”“民间延一塾师训子弟，尚始终不忘。宋先生授太子诸王经甚劬，今奈何杀之？况宋先生致仕在家，又何与京师事也！”太子死谏在先，马皇后泣劝在后，朱元璋爱子又惧内，于是改死刑为流放茂州（即今日四川汶川、北川一带），路途遥远，山穷水恶，兵丁押送，行路与歇息都不能打开枷锁，这对于原是朝廷重臣的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宋濂，身何以负？情何以堪？于是未达贬所，中途就于夔州（今四川奉节市）去世。宋濂之死的真相，时人虽有疑却不敢问，有关记载也是闪烁其词，直至明代后期的何乔远《名山藏》才拂拭历史的尘埃，还原当日寿终不正之寝的背景：“至夔，宿野寺。佗傺语曰：‘闻之佛书报应以类，今爽濂也。其夕，投環死。”明末清初的民间史学家谈迁，在其可称“信史”四百余万言的编年体明史《国榷》中认同此说，并感叹说：“悲哉，仕宦真畏途也！”

倪元镇，名瓒，为元末明初的诗人、画家与书法家，终生不仕，隐迹江湖。宋濂未出仕时和他多有交往，也有诗相赠，为《题倪元镇耕耘图》：

看院留黄鹤，耕云种紫芝。

天下书读尽，人间事不知！

倪瓒隐居不仕而得善终，宋濂在当时也是可谓“天下书读尽”的，但且不说人间悠悠万事，即使是他自己和子孙的下场，他又何尝能预卜先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