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

摘要：周励是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氛围下成长的，她的早年生活与文学阅读深受理想主义精神影响，文学写作也由此起步，并在跨文化流动经验中展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左翼海派文学跨文化抒写现象。左翼文化对周励文学写作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1.现实批判意识的初步形成;2.超越与改变现实的顽强意志;3.理想主义精神的深化。

关键词：周励 左翼 海派

1949年以后，上海经历了城市文化的重要转型。这一时期，左翼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显在主流，与普通老上海市民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共同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身为南下干部子女的周励，正是在这种浓重的左翼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她曾在书中深情地写道：“上海，对于我来说，无异是世界东方最梦幻、最Fantastic（美妙无比）、最亲和、最魅力不衰的城市。她养育了我，她给予我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激情、理想和梦想。”这种“激情、理想和梦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周励童年及少女时代所接受的左翼文化教育有关，它对周励的生活、文学阅读以及日后的写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一

周励出生于上海瑞华公寓，并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这座公寓可以看作是1949年后上海城市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它位于常熟路209号，原名Savoy公寓，1949年前是法国人的住宅，住客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或者是有钱的资本家，1949年后则成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住宅大楼。除了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干部之外，这里还住着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如彭柏山、吴玖仪、徐景贤、修孟千等人。瑞华公寓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有着浓郁的左翼革命氛围。大楼里的小伙伴大都是南下干部子女，据周励回忆，他们成立了红领巾小队，种树，演话剧，做好人好事，等等。而另一方面，这里又充满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许多孩子热爱文艺，成年后也往往追随父辈足迹，从事文艺工作，如周励的童年好友修晓林（后来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等。左翼革命精神与知识分子文化的结合，造就了周励童年特殊的文学阅读环境。据修晓林回忆，幼年时的周励经常到他家看书：“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她，常常是静静地捧着书，就是在我家洒满阳光的窗户边，她看完了《卓亚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少年鼓手的命运》《青年近卫军》《复活》和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这显示出了时代风气对文学阅读偏好的影响。大量的阅读，使得周励很小就富于理想主义气质，渴望充满激情、献身革命的生活。

家庭环境如此，学校教育亦然。周励所上的幼儿园，是上海市政府机关专门为干部子女所设立的幼儿园，也充满着浓厚的左翼文化气息。周励在学校期间参加了许多活动，如其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市少年宫尽情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学校组织的篝火晚会中背诵莱蒙托夫的《白帆》，在晨会上给全校小朋友讲苏联《青年近卫军》的故事，被学校推荐为“艰苦朴素、保持发扬革命传统”的好孩子，等等。这种以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为主导的成长氛围，给周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乌托邦式的金色童年”，周励将这一段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借女主人公之口深情地回忆道：“那金色的童年，是人间最美的图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日子。从那时起，我血液中就浸透了对自己祖国的由衷热爱。”

在周励少女时代的阅读中，除了左翼文学作品，还有不少政治、历史、文艺理论著作。她在1966、1967年集中阅读了《赫鲁晓夫主义》《斯大林时代》《一元论史观》《法国大革命史》《第三帝国兴亡史》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甚至《联共（布）党史》等。与此同时，周励还去了一趟延安。“那是1966年，不满16岁的我与小伙伴们举着一面‘长征小队红旗，坐着运煤货车，忍饥挨饿从上海赴陕西煤城铜川，开始步行串联。……出生在上海南下干部家庭的我，12岁考入上海市少年宫合唱队，童年接待外宾时常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和《延安的灯火》……52年前，我哼着这首歌穿越陕北……”延安经历对周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此前自阅读而产生的感受与思考在现实中被进一步熔铸并激发出来。激昂的情绪、斩钉截铁的语气、带有着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少年老成”，这是周励最初文学表达的特点。

在周励身上，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密不可分，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周励所喜欢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崇高的精神品质、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文学作品。在结束了漫长的北大荒岁月而回到上海后，周励依然挚爱文学，继续阅读大量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如《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复活》等，经常沉浸在文学世界中，并常常与朋友一同分享文学阅读和创作的喜悦。在修晓林的回忆中，“那时的她，是一位极其热爱文学、怀有美好文学梦想，苦读名著勤于写作的励志青年”，“我们两人共同将文学圣殿视为精神家园，以写作为生命甘泉，在‘千军万马独木桥文学路上的艰难坎坷中催生奋进，我对周励的内心，也有更多了解。……我和她在各自单位上班后的业余时间，多少次，相互介绍文学指导老师和文友，互相推荐精品力作，切磋讨论作品精妙之处，彼此交流创作想法和计划。……我们一同参观西方著名油画展，一起听文学讲座和音乐会”。由于姐姐在复旦读书，周励也经常去复旦玩，后来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书，也是由复旦中文系的贾植芳教授推荐，而她这一时期接触的复旦学生，也成为日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裴阳的人物原型。开阔而广泛的阅读和交游，促使周励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關注、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以及对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渴望，都在周励此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中有所体现，如发表在《文汇月刊》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记意大利归来男高音罗巍》《打开国际市场的人们》等。而这种追求和渴望与她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左翼理想主义启蒙教育是密切相连的。

二

1992年，周励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女主人公朱莉的个人生活经历为线索，描绘了一个女性勇于追求自我、探索生命价值实现的过程，时间上长达20余年，空间上则跨越了上海、北大荒、纽约。小说出版后，在中国大陆掀起了经久不息的热潮。小说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伤痕小说的抒写方式，譬如，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对个体苦难遭际进行描绘，致力于刻画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冲突，以及富于抒情特征的文字风格，等等。这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寻根、新历史、新写实等诸种文学思潮的90年代文学语境下来看，整体叙事并未超出80年代伤痕、反思文学的范围，写作技巧也比较简单，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原因之一是提供了一个走出国门的“成功者”的故事，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文化阵痛的社会大众来说，无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小说除了接续80年代尚未完成的反思，铭记了一代人的精神历程之外，还提供了一种在当时而言较为少见的理解精神与物质关系、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视角。小说中毫不掩饰地对财富的追求曾经引起一些诟病与质疑，但这需要还原至一定的语境下去看。文学的重要品质之一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充分肯定与张扬。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文学与之抗衡的方式是反思物质给人带来的束缚，反思金钱力量对人性的摧残，从而彰显人的精神自由。但是，周励是从一种对人的欲望（包括金钱）极度压制的社会中走出，在这场浩劫中，人的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可能都不得不让位于精神的“需求”，物质与精神已经极度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充分肯定物质财富追求，这本身就是对生命力的释放，是对压抑环境的反抗。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以说，是给长期以来精神、物质处于双重贫瘠状态的中国人所打的一剂强心针，正如陆士清教授所言，写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2009年，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颁奖词辞指出，这部小说“曾以全新的内容带来强烈的震撼，使人们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使他们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至今，书中所传达的奋斗意识和民族情怀，仍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品中对追求物质财富的描写，既是对人的价值的彰显，同时也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在改造物质世界时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此外，小说中，最吸引人的、最有感染力的部分，并不是主人公获取了怎样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她在接踵而至的打击、苦难中依然百折不挠的强大精神信念和苦苦坚持，在生活面前的永不屈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传奇人生经历。尽管小说中对于追求物质财富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大众的注意，满足了大众对经由个人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成功者的好奇与想象，但并非是有意迎合的写作，而是以个人经历为蓝本、包含着创痛与血泪的写作。对于这部小说，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主人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那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精神价值。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主人公朱莉的身上投射了太多周励自身的生活经历。事实上，对朱莉/周励来说，曼哈顿与北大荒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除了地理、文化的差异。相反，它们具有某种共通的属性，即一种有待征服的境遇。北大荒与曼哈顿，都以一种陌生的、带有不容置疑的威压性面目出现在朱莉的生命中，磨砺着她的身心，激发起她的斗志，使她痛苦、沮丧甚至绝望，但却最终被一一征服，成了奋斗者实现自身价值的见证。而促使朱莉在北大荒、在曼哈顿坚持奋斗的动力，与其说是出于物质上的匮乏和改变命运、攫取财富的欲望，不如说，是一种坚强、无畏的理想主义气质。在北大荒时，主人公朱莉“一刻不停地想着保尔·柯察金，想着牛虻，好像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我一股丹田之气，使我一步一铲地活下去、干下去”。而在纽约街头，她疲惫地靠在大理石雕像旁边休息时，会想起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的序言：“我想到过去的一切，那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这激流永远动荡着，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一时间，浑身又充满力量，我大踏步地向黑暗中那黑黝黝的地铁入口处走去……”尽管巴金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理想主义信念却与左翼文化中的革命激情有着相通之处。事实上，周励在自上海去北大荒之前就曾近距离接触过巴金，巴金深具理想与信念的人格精神，是自幼接受左翼理想主义文化熏染的周励所亲切、熟悉的。

可以看出，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左翼理想主义精神体现为超越与改变现实的顽强意志，无论在北大荒，还是在曼哈顿。这一品质贯穿于整部小说，是其精神内核，令读者感动、难忘。周励在小说扉页所写的话——“此书谨献给我的祖国和能在困境中发现自身价值的人”——当非虚言。如果说，小说中有不成熟之处，那主要是由尚属稚嫩的艺术技巧、未经充分沉淀因而显得过于浅露的情感经验所导致，却不能因此而质疑作者的真诚。经由早年文学阅读、师友往来所奠定的左翼理想主义精神气质，既包含着改造世界的愿景，也落实到生活中，成为周励/朱莉改变自身命运、改变现实境遇的强烈渴望与冲动。它支撑着朱莉度过北大荒岁月，也支撑着朱莉在纽约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的奋斗。在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中，始终有着一种战胜、超越现实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赋予她想象力、行动力、意志力、创造力。而这种改变现实的精神力量不仅支撑着主人公自身的成长，也成就了她的文学，对无数读者产生了影响。

三

周励写作的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的《曼哈顿情商》以及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散文，其中，旅行及怀人的作品尤为值得关注，这里主要谈旅行写作。

周励酷爱旅行，足迹遍及全世界，其纪游文字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叙述寻访历史人物的经历，如《寻找路易十四太阳王》《寻找腓特烈大帝》《寻找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寻找伏尔泰》《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天堂见面》《寻找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足迹——情燃埃及》等。这些作品往往融纪行、抒情与说理为一体，将个人的行旅、对历史遗迹的观感以及对过往历史事件、人物行迹的思考相结合，呈现出开阔、丰厚的时空意识。从这些散文中可以见出，唤起周励共鸣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强烈意志力、行动力的伟大帝王及艺术家，这体现了某种英雄主义情结。对此，作者毫不避讳，并引用了杜兰特的话借以说明：“每一个人年轻时，都会有很多诸如让生命变得有意义，让生命充满光辉的信念，但随着岁月流逝，这些信念大多在中年冷漠的人生里烟消云散，但于我而言，至少还有一样留存了下来，并和从前一样明亮，一样令我感到充实满足，那就是对英雄毫无顾忌的崇拜。”对英雄的崇拜，无疑是一种生命激情的体现，而这种激情在其另一类文字中也有着充分体现，即户外探险纪行作品。2012年到2018年，周励六次参加南北极探险，登上人迹罕至、险象环生的南緯90度南极点和北纬90度北极点，并以自己的探险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不少文化散文，包括《攀登马特洪峰》《探险，生命绽放的花朵》等。在这些作品中，周励讲述她的探险经历和生命体验，如2014年沿着马克·吐温《攀登拉夫尔堡》所描述的山路进行徒步攀登，瞻仰采尔马特教堂著名的登山者雕塑墓地，感受生命力的无限飞扬，“现在我在大本营与登顶勇士们交谈，看他们笑容灿烂为他们祈祷，就像置身于一部恢弘博大、心旌荡漾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之中！”同时也深切缅怀遇难者，赞佩他们的无畏勇气。一个17岁遇难的男孩，墓志铭上刻着“我选择攀登”，对此，周励写道：“这是登山者墓园永远不灭的灵魂，不落的彩虹。”探险本身是对人类自身局限性的挑战，它源自于对世界的好奇和永不止息的探索愿望，以及无穷无尽的生命激情，这在周励的行走、抒写中有着至为真切的表达：“我很想看世界行走天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想去探索的冲动是在我血液里的。”“我感到了生命是瞬间，《生命在高处》，我迷恋上南极、北极和珠峰探险史和探险家传记，开始挑战极限，寻找它们的足迹。”

如果说，在第二个阶段，周励是以物质财富追求的方式去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以肯定世俗欲望的方式去体现人的生命力、创造力，那么，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可以见出，她由对物质的创造、征服而进入到更为高远、纯粹的精神领域。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封底语中，作者写道：“只有奋斗，才能创造出人生的价值和尊严，创造激情和人生的快乐！”而在《曼哈顿情商》中则是：“我的最大财富不是一切与物质有关的东西，而是血液中与生俱来的激情。”是激情引领她在贫瘠的生活中振作起来，去追求物质财富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同样是激情，引领她进入生命更为真纯之境，无论寻访历史人物，还是户外探险，都与现实意义上的成功无关，“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对一切与物质无关的事物的兴趣。……是心灵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是读万卷书、行走天下的勇气和理想”。这是理想主义精神的深化。

从闯荡曼哈顿到世界探险，在周励的文学抒写中，始终保有着丰沛的生命激情，体现着超越现实的强烈意志力，正如她的自述：“我厌恶灰暗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进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我有一颗无论在饥寒交迫的年代或是在华丽优雅宴会中同样炽热高昂的心灵——这颗心灵总是在激动沸腾。”而跟周励接触过的人，也都会对她的这种激情与意志留有深刻印象。如修晓林所回忆：“周励对什么都有兴趣，都想学。周励顽强学习、知难而进的精神，当时也给我很大感染，给我增添克服各种人生困难的勇气。”而关于激情与意志的来源，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对话：“今年夏天，当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在北京的一次午宴中间我：‘周励，请告诉我，你身上的东西、你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我立即回答：‘童年和阅读。”确实，除了个人性情气质因素之外，周励丰沛的生命激情、英雄主义情结与其早年所处的左翼理想主义文化氛围有关。正是这种氛围及其所引发的文学阅读，培养了周励对生命崇高感的向往，对理想主义精神的渴慕和践行，成为其不竭的生命激情的心灵源泉。虽然当年的文化氛围已不再，但对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学的偏好则可能是保持终生的，譬如她的南极探险之旅，正是受到了人类挑战南极点的文学叙事的影响。

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尽管时代早已发生巨变，周励也已经远离童年时的左翼文化氛围，但在她的生活、文字中却始终保有着持续不灭的理想主义精神。高唱革命歌曲的小女孩，在北大荒想着保尔·柯察金、想着牛虻的女知青，在纽约街头用巴金的“激流”来激励自己的女勇士，勇敢攀登高峰、跳下冰海的女探险者……这种种形象，都与作者早年的环境、阅读有关。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也使她与前辈作家息息相通。2018年9月，52年后周励再次去延安，她写下了祭奠路遥的文字：“路遥笔下的世界离我最近，他那些帶有我熟悉的陕北高原气息的文字让我在内心挣扎中触摸到远方至善至美的幻境。正如路遥所说：我们可以平凡，但绝不能平庸。”“此时此刻，路遥的绝笔之作《早晨从中午开始》里的那句心声正在陪伴着我：‘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视野。”

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够看到那最初的印记。

上海南下干部子女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中不少人后来从事文艺创作，其作品往往不同于海派文学中常见的普通市民文化记忆抒写，而体现出另一种颇具时代印记的理想主义气质，而这一面尚未得到太多关注。历史风云诡谲，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曾经一度赋予人们以激情的理想主义信念，今日是否依然有价值，应以何种方式为人所铭记，予人以启示，值得进一步思考，这或许正是探讨周励文学抒写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