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与珍妮：乌云密布，只待雷鸣

2020-10-21毛旭

世界文化 2020年10期

毛旭

一、青涩

1821年6月初，珍妮·威尔士家里来了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她小时候的家庭教师爱德华·欧文：他时年29岁，英俊潇洒，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自信大方。暗恋欧文的珍妮和他聊起了往事。他带来的那个陌生人没有加入到对话中，而是和珍妮的母亲攀谈起来。这惹得珍妮不时拿余光打量他：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并不帅气，但好在有一双湛蓝的眼睛；他身材高瘦但不匀称，穿得土里土气，举止之间显得笨手笨脚。

托马斯·卡莱尔对珍妮一见钟情。彼时，26岁的他正处于迷茫阶段，欧文带他出来散散心。卡莱尔被眼前的姑娘迷住了：她身高一米六五，秀丽苗条，黑眼睛长头发，沉静时显得温柔，开口时满嘴学问。卡莱尔之所以不跟她交流，倒不是欲擒故纵，而是因为他被女士拒绝过，被吓破了胆。

卡莱尔1795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给人当女佣，两人虽不大识字，但都是个性极强之人。他们信奉加尔文主义，当所属的教堂纪律不够严酷时，他们独立出来，成立了更严酷的分离教派。他们崇拜工作，不苟言笑，对灵魂的不朽和地狱的永火深信不疑。在卡莱尔看来，父母是上天给他的最好馈赠，他说他的父母比国王还高贵，他说他的使命就是把父母教给他的道理传给世人。当有人问他如何培养出如此雄壮的语言风格，他说他父母就这样说话。这种崇拜是双向的，在父母的鼓励下，卡莱尔从来没怀疑过自己是天才。至于贫穷和出身低贱，卡莱尔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十分自豪。这种莫名其妙、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使卡莱尔保持独立并最大程度地培养意志力，但在人群中却是处处碰钉子。在学校里，卡莱尔与老师同学不和，因为他大多数时候沉默不语，开口时却居高临下。

尽管卡莱尔相信自己来这世上肩负着使命，但他在择业时彷徨许久，甚至焦虑得患上了困扰他一生的消化不良。他一开始应父母之命准备当牧师，但当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并不相信基督教时，便改行教学，当了数学老师。然而卡莱尔也并不适合教学：他虽不体罚孩子，但他的“笨蛋”“蠢货”“脑残”和轻蔑的哼气声让孩子们更加恐惧。直到他自学德语并研究了浪漫派哲学之后，才摆脱困惑，决心成为作家，并且有了自己的信仰：在不坚持基督教具体信条的情况下，也可以相信神的存在。

珍妮·威尔士比卡莱尔小6岁。她出身中上层家庭，父亲是医生，有大片的田产，母亲是地主的女儿。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她几乎被父亲宠坏了。父亲把她当儿子培养，送她去学校学习拉丁语和数学。她跟男同学打架，一拳捣出人家的鼻血；她上树爬墙，飞檐走壁，甚至曾赤手掐住一只来袭击她的大鹅。长大之后，她热爱文学，既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又幻想像《新爱洛依丝》中的主人公那样，和自己的老师相恋。18岁时，她的父亲因病去世，她一直没走出阴影。卡莱尔第一次见她时，她还着一身黑色丧服，直到出嫁那天才脱下来。

珍妮有成群的追求者，她在给闺蜜的信中无情地嘲笑他们，卡莱尔也在其列。不过，她确实看出卡莱尔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追求珍妮的方法很特别，不靠耍帅也不靠礼物，而是主动提出教她德语。他热情地寄给珍妮一本《论德国》，并附信：“我们必须尽快见一面，不然我就发疯了。如果我正式来拜访珍妮，珍妮觉得怎么样？她的朋友们会不会嚼舌头根子？”珍妮对他的请求避而不答，只把书寄回来，里面夹了张卡片，上面连他的名字都写错：“卡斯莱尔先生，威尔士小姐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感谢。”

其实，珍妮对卡莱尔是有好感的，他说话时使用的无尽隐喻证明了他的才华。但是卡莱尔举止粗鲁，满嘴方言粗话，不思悔改还引以为傲：他把珍妮家的壁炉架给挠坏了，地毯也被他踩脏了。珍妮说要给他准备一副手铐：“除了舌头，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全都笨拙不堪。”

卡莱尔多次“威胁”要去她家检查她的德语是否进步，被珍妮的母亲阻拦。在经历了最初的挫折后，卡莱尔不再一厢情愿地假装珍妮爱自己。他仍旧与珍妮保持联系：一来他确实喜欢她；二来他感到孤独；三来他打心底里知道，珍妮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子。她喜欢写信，擅长叙事，“能将一把笤帚的故事讲出花儿来”。他鼓励她学习哲学，鼓励她成为作家。这极大地迎合了珍妮的志向和虚荣心，久而久之便对他产生了情感的依赖。尽管她说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有且只有父亲，尽管她说“我爱你，但没有爱上你”，但当卡莱尔宣布退兵的一刹那，珍妮却献城投降了：“我怎么能够离开唯一那个理解我的人呢？我宁可明天就嫁给你，也不让你离我而去！”

二、裁缝

尽管珍妮的母亲极力反对，但珍妮毕竟任性惯了，這桩婚事还是随了她的心愿。1826年，31岁的卡莱尔和25岁的珍妮成婚，搬进了在爱丁堡租的小房子。后世传言两人的婚姻有名无实。不管怎样，有两点是确定的：第一，卡莱尔是个属灵而非属肉体的人，他一生都表现出对欲望的冷淡；第二，当有人说“卡莱尔属于那种不应该结婚的男人”时，就算指的不是他的身体状况，那也适应于他的心理状况。

他们在爱丁堡住了两年，但卡莱尔的收入太少，不足以支撑生活，而且他嫌总有人来做客，便和珍妮搬到了她祖上留下来的农庄。

两人在农庄上的安排是：由卡莱尔的二弟负责种地，卡莱尔写作，珍妮照看家务。卡莱尔作息很规律：因为经常失眠，所以起床时间不定，但不晚于7点。散步回来，8点吃早饭，抽烟，然后开始工作。中午在办公桌上喝点茶或咖啡，吃点布丁。下午2点骑马锻炼，6点左右吃晚饭，然后小睡，再之后阅读。后来搬到伦敦后，晚上的部分时间也用来见客。

珍妮的生活则显得有些空虚，因为家里雇了一个女佣，所以留给她的家务不多，她顶多是写写信，学学意大利语，白天捡拾鸡蛋，晚上缝缝裤子——她结婚后才学会的。刚开始的时候，卡莱尔还能在白天陪她骑马、散步，晚上一起学西班牙语，但随着写作压力的增大，卡莱尔便顾不上她了。

事实上，卡莱尔几乎受不了和别人一起做任何事。他属于那种有“思维洁癖”的人：他思考的时候，不能有人在身边，哪怕对方安安静静待着也不行。久而久之，夫妻二人散步也不在一起，而是像倒班一样轮流出行。有时就连吃饭也只是珍妮一个人，餐具的碰撞声格外刺耳。珍妮的孤独和无聊可想而知。尤其到了大雪封门的时候，一连几个星期都见不到人，连邮递员都不来。珍妮开玩笑说，要是断炊，他们连易子而食的机会都没有——既没邻居也没儿子。对卡莱尔来说，这是天堂；对珍妮来讲，这就是地狱。卡莱尔晚年时常说农庄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丈夫日夜辛劳，妻子默默忍受，1831年，36岁的卡莱尔终于生出了“第一个孩子”——《拼凑的裁缝》。这是一部非常另类的哲学作品，卡莱尔假借一名专门研究“衣裳哲学”的教授，发表了对社会的看法。为了推销它，他和珍妮去到伦敦小住，但没人愿意出版这本书，最后只得在《弗雷泽杂志》上连载。卡莱尔穷困至极，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度日。但珍妮毫无怨言，坚信丈夫的价值：“如果他们不出版，你就把‘裁缝带回家，我会照顾他、阅读他、欣赏他，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有钱自己出版。”几个月后，他们回到苏格兰的农庄。此次伦敦之行，不能说是空手而归，因为他们都坚定了一个信念：必须搬到伦敦去。对卡莱尔而言，那里是机遇；对珍妮而言，那里有社交圈。

三、革命

1834年，卡莱尔夫妇搬到了伦敦。卡莱尔从此开始了他和公鸡、小鸟、狗、小贩、手风琴乐手等噪声制造者的斗争。“夫学须静也”，他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工作，结果神经越来越敏感，甚至能听到体内细胞分裂的声音。珍妮作为妻子的任务就是保证周围的邻居不能养鸟和公鸡，但花园里的野鸟也让他烦躁不已，后来他干脆在屋顶上加盖了一层隔音房。

珍妮在伦敦如鱼得水，过起了“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的生活。她那机智的聊天和大方的性格吸引了很多作家，约翰·穆勒也成了他们家的常客。穆勒在报纸上读过卡莱尔的文章，对他十分钦佩：“卡莱尔是个诗人，我不是；他富有直觉，我没有；因此，他能在我之前洞悉事物，而我只能在他指给我之后，经过一番推理论证才看到或者仍然看不到。”有出版社向穆勒邀稿，请他写一部法国大革命史，穆勒将这一任务推给了卡莱尔，由此便有了历史上一桩著名的焚稿案。卡莱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写完第一卷，允许穆勒将手稿拿回家先睹为快。第二天，当穆勒满脸沮丧地出现在卡莱尔家门口时，珍妮以为他要和情妇私奔。没想到穆勒说：稿子不小心被烧掉了。看到穆勒那痛苦的样子，卡莱尔和珍妮来不及伤悲，先极力安慰了穆勒3个小时。卡莱尔没有细细盘问事情的经过，穆勒似乎有难言之隐：手稿很有可能不是在他家，而是在其情妇哈莉特家被女仆当成引火物烧掉的，但这涉及桃色新闻，自然难以启齿。送走穆勒之后，卡莱尔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是一阵阵钻心的痛。他给母亲写信说：上帝就像他的小学老师一样，大概觉得他的作文写得不好，所以假人之手把它撕掉了。

重写的过程既痛苦又漫长。1837年，三卷本的《法国大革命》终于面世了。在其中，卡莱尔把散文写出了史诗的气魄。桂冠诗人骚赛说自己读了六遍，说它在英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狄更斯把它当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并受其启发写出了《双城记》；王尔德甚至能记诵全书，他发挥想象力说：烧掉《法国大革命》的手稿不是哪个仆人，而是哈莉特，因为她觉得写得太好了，担心卡莱尔会以之将穆勒比下去。

《法国大革命》是卡莱尔的成名作，但它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卡莱尔的思想。卡莱尔的思想，简单说来就是：一方面推崇用革命推翻旧秩序，另一方面找到英雄实行独裁统治。《法国大革命》是只有群众、没有英雄的史诗，所以广为自由派所接受。然而自那之后，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就越来越“反动”了。

四、英雄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使卡莱尔夫妇摆脱贫困的局面，而公开演讲做到了。1840—1847年间，卡莱尔做了四场讲座，其中包括后来整理成书、鼎鼎大名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靠着演讲，他和珍妮才摆脱了缺钱的困境。

卡莱尔非常恐惧演讲，视演讲为炼狱，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决不打草稿，因为他相信即兴演讲才是真诚的，才能表达出内心的想法。他开讲时几乎从不抬头，总是不停地用手指抠桌子 ……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渐入佳境，收放自如。

卡莱尔的笨拙反而是他真诚的明证，他奋力挤出的词句，被听众视为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演讲大受欢迎。卡莱尔成了文坛的领军人，被视为一个预言家。最令人意外的是，他受到他所批判的贵族社会的欢迎。是他们，而不是穷苦的白丁，能够欣赏他。他试想：或许英國的未来可以寄托在贵族身上？

并不能说卡莱尔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只能说他原先的想法更加明确。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本来就有极为保守的一面，而这一面现在越来越明显，在《过去与现在》《末世手册》中达到极致。在卡莱尔看来，英雄有权独裁，非英雄有权接受统治——这就是自由的真正定义。卡莱尔关于黑人的观点，使穆勒等自由派朋友弃他而去。他认为黑人骨子里就懒惰，被人逼迫着才肯工作：“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坐在路边无所事事，把脸埋进南瓜里，吸食甜美的果肉和果汁，弄得满嘴、满耳朵都是；他们浑身上下只有臼齿和门牙随时准备工作……周围的甘蔗都烂在了地里，他们也懒得割。”听上去刺耳，但不应该脱离背景来理解：卡莱尔说这话时，英国的很多慈善机构正在宣传奴隶解放，却对眼皮子底下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视而不见。卡莱尔认为这是伪善：对工人进行定时的剥削，和对黑人进行终生的奴役并无二致。

五、贵族

卡莱尔逐渐发展出“新贵族”的概念，他希望改造现有的贵族，让他们摆脱无所事事的悠闲状态。他向贵族靠拢，有两个想法：或者，他自己从政，摆脱文人的空谈和不作为状态；或者，他可以作为导师或先知，指引贵族走上正轨。卡莱尔的确做了很多实事，比如，伦敦图书馆就是在他的倡导和活动下成立的。

但珍妮并不理解卡莱尔的想法，她看到卡莱尔如此频繁地出入上流社会，便吃起醋来。她尤其嫉妒艾什伯顿夫人。艾什伯顿夫人是社交场上的名媛，喜欢网罗名人作家。其实她长相平平，而且偏胖，但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能抵挡她的魅力，因为她聪明机智、擅长聊天，而且“礼贤下士”，总是放下身段去追求名人。珍妮知道卡莱尔对男女之事不热心，但他和其他女人的友谊还是让她感到痛苦。卡莱尔和艾什伯顿夫人交往的10多年间，是夫妻二人关系冷淡的时期。珍妮在客人面前对卡莱尔冷嘲热讽，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大扬家丑，抱怨卡莱尔漠视她的疾病。这些年来，因为疾病的缘故，珍妮的性格变化了不少。她未出阁时，就犯有奇怪的头疼和神经衰弱。结婚之后愈加严重，还受到卡莱尔的传染，胸闷、便秘、失眠已是常态。她因担心卡莱尔失眠而失眠，两人早上问候的第一句话多是“你昨晚睡了几个小时”。她大量地服用鸦片、吗啡、汞丸、蓖麻油……多年的疾病、孤独和无聊让她迅速衰老，脸形瘦削，两腮凹陷。好在在卡莱尔的眼中，她还是那个小姑娘，尤其当她写信时，语调始终是年轻、活泼甚至调皮的。除了写信之外，她沉迷于搜集残忍的刑事案件的剪报，还养了越来越多的宠物：狗，猫，刺猬甚至水蛭。

卡莱尔知道珍妮不快乐，对她心中有愧，所以一再忍让。预言家本是容不得别人辩驳的，他总是滔滔不绝，每当有人试图反驳他的观点时，他总是提高音量把对方打压下去。卡莱尔只容忍一个人的反驳，那就是珍妮。当他和客人聊天时，珍妮就坐在角落里，如果她对卡莱尔的观点不满意，就会皱着眉头对他发出“啧”的声音，卡莱尔就会沉默下来。珍妮经常当着客人的面讲述他的窘事，卡莱尔总是乐呵呵地听着，或许他觉得这是欠她的，客人却感到尴尬。珍妮也只准自己欺负卡莱尔。卡莱尔曾经和客人就爱尔兰的独立问题进行争辩，当双方的嗓音越来越大时，珍妮碰碰客人的脚：“小声点。”客人大怒：“你怎么不让你男人小声点！”

六、蜜月

1857年，艾什伯顿夫人因病突然去世，打碎了卡莱尔从政的梦想。而卡莱尔夫妇的关系也没有立刻回暖，因为介于两人中间的第三者，并非另一个女人，而是卡莱尔的工作——那本怎么也写不完的《腓特烈大帝传》。这本六卷的传记一共写了13年。13年间，他在故纸堆里头也不抬，要不是珍妮摔了一跤，他还以为她有金刚不坏之身呢。

1863年，62岁的珍妮在马路牙子上摔伤了大腿。回到家后，她不敢打断卡莱尔的工作，让女仆去向邻居求助。卡莱尔在听到动静后走下楼来。珍妮摔得很重，再加上之前胳膊的神经炎以及胸痛，她几乎每天都在死亡的边缘痛苦挣扎。卡莱尔这时才意识到珍妮病得有多重。他对珍妮加倍温存，两人好像是在度蜜月。即便如此，卡莱尔也抽不出太多时间陪她，只能让弟弟陪她到外地养病。珍妮依旧保持她那帶刺的幽默：说两位给她看病的医生彼此嫉妒，“巴恩斯医生认为我的腿是他的病人，我的胳膊是奎恩医生的病人”。有时候，她疼得实在受不了，在给卡莱尔的信中，对尘世也愈加留恋了：“吾爱，吾爱，我还能逗你开心吗？我们缘尽于此了吗？我真的好想活下去，这次是为你而活；但我怕，我怕！”

在苏格兰修养一段时间后，珍妮奇迹般地康复了。等她回家时，卡莱尔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一见她便激动得泪流不已，把她抱上了楼。卡莱尔给她买了一套马车，让她每天出去散心。珍妮对卡莱尔也很满意：“我没法向你形容卡莱尔先生对我多么温柔！他还在忙他的写作，但现在特别关注我的舒适和安宁。”所以，当周围有人再养公鸡时，卡莱尔没有像以前那样，怒气冲冲地冲下楼，而是第一次选择了忍耐。珍妮那生动的长信值得剪摘：

邻居家的花园里突然住进了9只母鸡和1只公鸡！多少年来，正因为我英勇地消灭一切噪声，才使得那个花园一向安静。但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维持治安了。当漆黑的凌晨突然响起一阵嘹亮的鸡叫声，声音之大就好像从我床底下发出的，你能够想象我是多么惊恐，多么绝望……我的心脏跳到了嘴里，一边听着公鸡时不时地叫唤，一边等待着卡先生像往常那样在楼上跺脚。但奇怪的是，这次他好像没有听见他的宿敌的叫阵，大概他现在把敌意转移到火车的汽笛声上了……这些日子我一直期待着决战的到来，每一声鸡叫都让我心惊胆寒。我在夜里数着它打鸣的次数——2点一次！3点一次！4点一次！……啊，7点是最可怕的（因为最可能吵醒卡莱尔）！……（受不了的珍妮找邻居交涉）我们达成协议：公鸡必须关在他家的地下室里，从下午3点关到转天上午10点；作为交换，我每天早上教他家的小孩儿读书——那孩子太好动，没有学校敢要。

1865年，卡莱尔终于完成了《腓特烈大帝传》。

1866年，爱丁堡大学决定授予他名誉院长的职位——这可是顶级的荣誉。起初，他予以拒绝，因为听说在就职时必须做演讲。在珍妮的鼓励下，他才答应。尽管没有写草稿、没有睡好，卡莱尔的演讲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卡莱尔的“工作哲学”让年轻的学生们留下了激动的泪水。暮年的卡莱尔终于摆脱争议，成为权威和英雄。远在伦敦的珍妮听到了胜利的消息，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她再次吹嘘自己年轻时的眼力。她给卡莱尔写信，充满幽默和温情：“我在一家旧家具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张腓特烈大帝的照片复本，有点粗糙，不过制作得很像……我下了马车问：‘那个东西（怎么卖）？老板虔敬地说：‘那个，夫人，是彼得大帝。‘我知道！我是问多少钱？‘七块六。我还价五块，他只肯降到六块。你想要的话，我回头把它买下来，挂到我那屋的墙上。”滞留在苏格兰的卡莱尔没有收到妻子的来信。4月26日那天，他做噩梦梦见珍妮，惊醒过来，第二天早上收到电报：珍妮突发心脏病去世。

对卡莱尔而言，这无异于天塌地陷。赶回伦敦之后，他对前来探视的朋友回忆往事，一连几次泣不成声。他看到了珍妮的最后一封信，像遵守圣旨一样赶紧去把照片买了下来。他充满了悔恨：“要是她能再活过来，哪怕只活5分钟，我就能告诉她，我一直都深爱着她！但她从来都不知道，她从来都不知道。”

按照珍妮的遗愿，她和父亲合葬在了一起。自那之后，卡莱尔只是假装活着罢了。他写回忆珍妮的文章：“脾气火暴，没错；很少有比她脾气更暴的，她一点就炸。但伴随着雷电而来的，是温情、希望、天真和善良——我真心怀疑还有比她更高尚的灵魂，她陪伴了我40年。”他把珍妮的信件搜集起来，尽管里面净是对他的抹黑，但他还是决定出版这些信件。正是卡莱尔的大度，使得后世得以见证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书信作家的诞生。

在卡莱尔的晚年，外甥女成了他的秘书兼全职保姆。他的手哆嗦得不能写字，便尝试口述。但其他作家能做到的事，他却适应不了：他受不了工作的时候有人在边上。所以口述失败了。他便基本停止了写作。但给他的荣誉一个接一个。1869年，英国女王召见国内的名人，74岁的卡莱尔在列。轮到他觐见时，女王恭维他说，苏格兰人是非常聪明的民族。卡莱尔回答说苏格兰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无所谓聪明不聪明。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卡莱尔突然说：“要是陛下给老朽赐座，咱们会聊得更开心。”说完拖了一把椅子，在女王对面坐了下来。这在英国觐见史上是第一次，让当场所有人极为震惊，而且女王起身时，才发现卡莱尔的椅子腿压住了她的裙裾。

1881年2月5日，86岁的卡莱尔去世，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原来这就是死亡。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