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欣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要求，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又将其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进入学者们视野，形成了大量理论成果，涉及引领力的内涵与研究依据、面临的挑战以及提升途径等方面。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界定、主要特征、构成要素及目标指向等领域知识的系统探究不深，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野局限在国内，人工技能等新技术的运用尚不充分。以上都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論题，以便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综述；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0）07-0073-（10）

Th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Socialism in The New Era

HOU Xin

Abstract：In the new era，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to build a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strong cohesion and leadership，which is a strategic task for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The leadership pf Socialist ideological"as a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the field of scholars，and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theoretical results，including the connotation of leadership，the research basis and the challenges and ways to improve.By sorting out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it is found that the system of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s not deep，such as its definition，main characteristics，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arget orientation.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single，the research horizon is limited in China，and artificial skills is not sufficient.These are the topics above that we need to study，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studies of socialist ideology.

Key Words：new era；socialist ideology；leadership；research summary；theoretical innovation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备受党和国家的重视，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进一步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学术界纷纷以此为主题开展研究，其中既有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新变化的思考，也有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探索性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梳理以上学术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引领力的现有材料并找到研究的新视角，这也是我们开展下一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学术界仅有一篇有关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研究综述[1]。相比较而言，本文的研究文献范围截至2020年2月，时效性更强，且尝试在研究主题分类方面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以便提炼出较完整的最新研究全景。

一、研究进展总体概况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是一个合成概念，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引领力”组成。因此，笔者以中国知网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含“引领力”为主题词检索分析精准文献（包含期刊、学位论文、报纸等）。同时，为突出文章的时代主题，时间设定始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共有相关文献193条（截至2020年2月1日）。

图1可以发现，关于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为主题的理论研究自2017年起便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有关。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要求，也正式开启了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相关理论研究。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下提出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新任务、新使命，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这些政策举动明显地促使这一研究得以持续推进并达到一个研究高潮，2018年相关文献研究数量达103篇。图2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政治学、党史党建等多学科领域。其中以“引领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领域”为主题的文章占据了前五位。

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本文系统梳理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内涵外延阐释、研究依据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等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旨在把握目前学术界关于此研究的进程和现状。

二、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概念内涵与外延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是什么？这是本文开展研究的逻辑起点。刘小梅等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牵引力，又是党员干部应当具备的核心能力[2]。郑敬斌等认为，引领力是一种整合能力，具有方向性、超越性和非均衡性[3]。杨建义认为，引领力是向内的聚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求真、向善的一种力量，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度陷入被动的局面，促进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局性改变[4]。江家城等认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应该具备以下三种要素，即理论体系的解释力、表达方式的亲和力、传播主体的公信力[5]。此外，骆郁廷对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构成进行了研究，认为思想引领力主要包括思想创造力、思想传播力、思想疏导力和思想转化力[6]四个方面，并有针对性地指出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的路径。这些都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三、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研究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都是我们开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研究依据，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遵循。石云霞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新的斗争形势，相应地，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有了新定位、新内容和新的工作思路，对意识形态领导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7]。杨静等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开放性、党性、人民性相一致和“破”与“立”相统一的特征[8]。朱继东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为开展意识形态新局面奠定了基调[9]。此外，舒前毅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讲话风格，即在对理想信念、反腐倡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述上均是从“讲故事”入手；擅于“引典故”讲述中国梦、群众路线等；巧用“生活语言”谈“补钙”“系扣子”和“撒盐”等；凝练“新词汇”谈治国理政、外交等等[10]。

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统观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新时代意识形态引领力主要面临七种挑战。

一是“复杂形势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以及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面临重大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發展加深了美国的危机感，加大了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力度，由此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复杂的、长期的。代表著作有田心铭的《略论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韩震的《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困难的成因及其破解办法》、吴传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等。

二是“矛盾说”。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许多矛盾。当前我们身处在“两大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仍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激烈而复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国内的意识形态工作也变得日益复杂，在“两大时代”背景交织的情况下，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势在必行[11]。代表著作有王永贵的《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杨金海的《关于做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三是“社会思潮说”。社会思潮通常被视作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社会思潮被划分为三类：支撑性、中性以及对抗性的社会思潮。其中，支撑性社会思潮（如生态主义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抗性社会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负向影响。目前这些对抗性的社会思潮活跃在新媒体、大数据等平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巨大、影响深远，甚至可能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代表著作有佘双好的《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关注的观点及发展的特点分析》、张国祚的《怎样看待意识形态问题》、秦在东的《错误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及其治理》、王永友的《错误社会思潮网络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危害与治理》等。

四是“双重挑战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双重挑战，其中有来自全球化的挑战，如“文明的冲突”并无减弱的迹象；有来自意识形态自身发展性的挑战，如话语的转型和方法的创新等。从美国宣布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关税这一事实验证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力图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用心。未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将更加激烈。因此，加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是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必须构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12]。代表著作有唐爱君的《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论》。

五是“转型说”。有学者站在历史转型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的变化，认为意识形态出现过两次转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革命向日常生活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成功完成转型就需要做好两项任务，即将理想信念和日常生活相结合、核心价值观和理论逻辑相一致。代表著作有侯惠勤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等。也有学者从目标定位、内在结构、价值倾向以及存在样态四个维度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次转型，即从高远到现实、从一统到多样、从整体到个体、从封闭到开放。代表著作有李海青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型的四个维度——基于新中国70年的审视》等。

六是“网络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来加强网络建设。目前，网络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中西方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要场域。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以及便捷性使得民众获取的信息真假難辨，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也愈发凸显。代表著作有郭明飞的《文化场景转变：微博空间意识形态的新挑战》、李艳艳的《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等。

七是“安全挑战说”。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主流意识形态遭到解构，必然导致政治信仰、加剧社会风险，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安全。韩健鹏认为，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如意识形态呈现出调整性、包容性、内统性、强制性以及国际性的特征，资产阶级为保证其统治的长久性，不得不吸收社会主义的精神质量；且苏联的解体也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放松了意识形态这根弦，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了调整，以扩大其内在的张力。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意识形态战略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压制、侵蚀，出现了异体性、合法性、适应性、调节性和保持性压力的新挑战，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13]。代表著作有王岩的《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若干思考》、宋广强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张传泉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等。

以上这七大挑战分别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展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面临的现实困境。此外，朱继东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提升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14]。郭敏认为，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有利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邱仁富认为，党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着力点是如何增强这两个“力”，为此一定要把握好、领悟好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要求；另外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及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作为增强引领力的关键点和目标[15]。李翠玲认为，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而且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16]，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五、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学者们从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来源、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等不同维度，探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一是探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来源。解决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来源问题，是我们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前提。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丰富性[17]。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深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以便更好地引领社会思潮。杨建义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来源于良好的物质基础[18]。袁银传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来源于对群众利益的真切关心，要直面群众生活、直面社会实践[19]。学者们普遍提出，要通过加快经济发展等方式提升中国硬实力，为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以协调群众利益为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着力点，唯此才能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赢得人民群众的“同意”。

二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鉴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势，为应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冲击以及削弱其负面影响，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20]。郑永廷提出，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就需要改变领导方式[21]；靳诺提出，要通过强化政治、基地和领导责任来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22]。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必须加强党对媒体的管理。如赵慧提出，党政期刊的灵魂和使命就是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闻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23]。

三是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通过一定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因此，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创新话语体系。胡伯项提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必须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体现了中国特色、风格以及气派，以此来提升和完善其话语体系。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谈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升引领力[24]。袁银传提出，推进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要“深入浅出”，不能“浅入浅出”甚至“不入就出”，一定不能将现实问题用深奥难懂的语言表达，要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高意识形态者的素质，使党的创新理论“说得出”，进而做到“有人听”，最终能够“传得开”[25]，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好、更快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四是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如上述所言，网络已经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变量。为此，金民卿提出，一定要做好网络意识形态的工作[26]，主动占领这个阵地，将最大变量转变为最大增量，提升引领力。段海超提出，可以从明确引领主力、汇聚引领力量、激发引领动力以及提升引领能力[27]四条路径提升引领力。邱仁富提出，在目前网络技术发展不发达的中国，一定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指引下，积极构建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以保证意识形态的安全[28]。另外，还有学者将网络作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载体，既可以是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也可以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孟珍伟提出，要不断开发集科学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内容，加大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数字化转化的力度，提高意识形态引领力[29]。

此外，有学者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问题。如田鹏颖提出，需要处理好科学与基础、政治与经济、“思想生产”和“思想分配”以及民族主体和人类主体四种关系，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30]。

六、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的展望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聚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其研究格局初步形成，即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创新、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开展研究，形成了许多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有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研究自党的十九大召开，尤其是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来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宏观上揭示了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路径，但有关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研究尚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主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研究多以文件解读的形式存在，宣传色彩浓烈，且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报纸论文上，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仍有不足。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留下了较大空间。

一是加强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以及实践基础的研究有待加强；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如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等内容还有待深入研究。此外，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概念界定、主要特征、功能属性、构成要素、目标指向等基础内容亟需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二是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纳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研究视野。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辨证统一，即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等同也不能对立，要寻求两者互动共进的状态。目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深刻而强烈地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生产力，它既可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物质以及文化需求，也有可能掩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它开始重塑我们拥有的关于人和机器的能力以及两者如何在社会机构中融合在一起的某些核心观念。处于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破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负向影响的难题，进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将是学者们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三是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大数据之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出：我们的研究是从数据开始的，因此我们也发现了以往不曾发现的联系，获得了潜在的巨大价值[31]。目前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极少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今后，我们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既要对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基本问题进行定性研究，又要通过大数据对社会思潮进行监控，以及制定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测评标准，对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效果进行检验。

四是开拓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的国际视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价值的国家传播能力，要求提升其传播效度。中国价值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此，中国价值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会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既要加大国外学者如何增强本国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问题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借鉴；又要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避免因习俗、翻译等造成理解偏差和衔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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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