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300072）

义县文物保管所（辽宁义县 121100）

引言

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是驰名海内外的辽代巨构①近年对于奉国寺大殿建筑与文物现状较为完整的介绍，参见：丁垚，成丽.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J].建筑史，2009（2）20世纪关于奉国寺整体情况的介绍和研究，则以关野贞、竹岛卓一、杜仙洲等的著作为代表，参见：关野贞.满洲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J].美术研究，1933（14），亦载于他的文集《支那の建築と藝術》（岩波书店1938年出版，参见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年译本）；竹岛卓一.遼金時代の建築と其佛像[M].龙文书局，1944：47-73；杜仙洲.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J].文物，1961（2）.。关于其创建年代，虽然80多年来存在几种看法②以辽开泰九年（1020年）为界，关于奉国寺创建时间或早或迟的推究，因为不仅涉及与其他辽代建筑和文物的比较，而且也和义县城内的辽塔、石刻中提到的“宜州大内”以及辽宜州的设置年代等很多问题有关，所以在公认为创建于辽代这一大的时间范围内，更具体的创建时间则在深入的讨论中显得扑朔迷离。创建早于辽代的说法在光绪十年（1884年）《重修大佛寺碑》里已有提及：“旧有奉国寺一所，观其碑志，在大辽已属重修”，但这句话似乎只是行文中渲染寺史久远的虚言。而在奉国寺大殿作为辽代建筑的重要实例得到学界关注之后，明确征引史料深入探讨创建年代的研究则是竹岛卓一1944年发表的《遼金時代の建築と其佛像》。该书第二章《義縣奉國寺の大雄殿》提到了两则史料，都与“奉国寺”之名和更早的历史有关，一是引自孙星衍于乾嘉朝（约1782-1802年）在友人助力下博引各地材料完成的《寰宇访碑录》提到的开泰二年（1013年）经幢，一是《辽史·李澣传》提到李澣南奔未遂被辽穆宗（951-969在位）囚于奉国寺。最早明确提出在开泰九年之后的，是1941年乡人王鹤龄在他和赵仲珊受奉国寺及义县史迹名胜保存会嘱托主编的《奉国寺纪略》的序中，引申嘉庆十六年（1811年）《义州东街重修奉国寺碑记》先塔后寺的说法，称“至契丹开泰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宜州处士焦希赟观察城之风水，于城内东北隅建奉国寺，塑七佛像成，而留大建筑物，名冠千秋”，虽有明显讹误且亦沿称“创于北朝开泰九年”，但又说先建塔后建寺，云“处士焦希赟者，相度风水，既建塔于西南隅，高十三丈余，复于东北隅建兹寺”将北朝（辽）建寺与同时期南朝（宋）真宗制造降天书相比附。近年亦有学者据咸熙寺之名，推测寺之创建与道宗咸雍朝（1065-1074年）的联系。一些已有说法的总结，亦可参见：刘振陆，王亚平.辽宁奉国寺大雄殿建筑年代问题[C].文物建筑（第4辑），2010：14-20.，但学界一般仍以殿内元代碑和传说清末发现的“八门尺”等实物与文献所记年代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③元大德癸卯七年（1303年）“大元国大宁路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是现存最早的写明寺院创建具体时间的一件石刻文物，这部分碑文写道：“州之东北维寺曰咸熙，后更奉国。盖其始也，开泰九年处士焦希赟创其基；其中也，特进守太傅通敏清慧大师捷公述其事；终也，天眷三年沙门义擢成厥功。”该碑完整的录文参见：张连义.解读《大元国大宁路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J].北方文物，2007（3）。据传清末光绪八年（1882年）发现的“八门尺”记寺创建事颇详，《奉国寺纪略》卷中第二“建修1”载：“辽开泰九年正月十四日起工，创建咸熙寺，至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止工。光绪八年，修大佛寺时，有八门尺，由大雄殿内东南角坠下。工人拾之，其尺系用木工画尺子书写文字曰“辽开泰九年云云”，嗣由本寺院内医士顿三先生鉴亭收存保留。至顿鉴亭故后，该八门尺不知所归云。”参见：王鹤龄，赵仲珊.奉国寺纪略[G].1941：5。杜仙洲先生亦在文章中提及听闻此尺：“又据现在奉国寺的住持僧普纯讲：‘光绪八年修理正殿时有一丈来长的‘八门尺’从东南角的梁架上坠下，上面写着‘辽开泰九年正月十四日起工’。‘八门尺’可能就是创建当时钉在梁上的题记，它的出现不仅指出了正殿的创建年月，并且也帮助解决了寺的创建问题。”参见：杜仙洲.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J].文物，1961（2）。最早综合八门尺与碑刻关于寺创建的考证，特别是历代碑文记载与契丹碑文存毁的关系，参见：王鹤龄.奉国寺纪略序[G]//奉国寺纪略.1941：1-3.，当作大殿的创建时间。

最近我们在持续多年的奉国寺现场调查中，重阅已故刘绍玉先生④刘绍玉（1931-1998），辽宁葫芦岛望海寺人，1953年起在义县任中学教师，1967年起在义县文化馆工作，1980年起在义县文物保管所工作，至1993年退休。其中，1984年至1989年任奉国寺修缮工程的材料组长，并参加了工程期间进行的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参见：奉国寺修缮委员会成员名单[R]//杨烈（主编）.义县奉国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611；锦州市文物工作队，义县文物保管所.奉国寺建筑遗址勘探与发掘报告[R]//杨烈（主编）.义县奉国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53-62.留下的一份记录稿（以下称《记录稿》），其中涉及1980年代奉国寺修缮工程⑤奉国寺修缮工程由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杨烈先生主持，从1984年10月开工，1989年10月竣工，主体工程是大雄殿，还包括相关的一些附属工程及考古发掘工作。详见：杨烈（主编）.义县奉国寺[R].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中发现柱底所置铜钱的情况，对认识大殿以及奉国寺的创建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故经多方核实后在此做一简述。

一、铜钱的数量、位置及发现时间

《记录稿》誊写于1990年代初，关于铜钱的部分写道：“在墩接檐柱时，发现左右次间、稍间、次稍间、西面尽间檐墙七根檐柱的柱础上，均发现有铜钱，摆为圆形，多者8枚，少者6枚……有开元通宝、周元通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8种计38枚。其年代最晚的是一枚楷书旋读‘明道元宝’”。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铜钱的数量。若按《记录稿》所说每柱下有6～8枚，则7柱总计钱数应在42～56枚之间，而《记录稿》却写作“计38枚”，与此不符。经誊写者回忆，此总计数字误写的可能性较大，总数可能是48枚。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铜钱所在的位置。虽然《记录稿》并未指明“檐柱”是在前檐或后檐，但据上下文义，特别是后文说的在“柱础上”，因大殿后檐及两山被墙包住的柱子均不用柱础[1]，故而一定是指前檐的檐柱柱底。且依文稿意，“七根檐柱”应是不包括明间两柱以及最东的角柱（图1）。

接下来的问题是铜钱发现的时机。因铜钱被压在柱下与柱础之间，所以需柱子被支起、与柱础分离后才能发现。《记录稿》称，铜钱是在墩接檐柱时发现。有关墩接，《奉国寺大雄殿维修工程竣工技术报告》（以下简称《竣工报告》）提到，“需墩接的柱子，原位抬起，用拉杆将柱顶固定在脚手架上，使柱根悬起”[2]，由此可知铜钱应该就是在进行这道工序时被发现的。但《奉国寺大雄殿局部落架勘测报告》提到，有4根檐柱保存完好，并无糟朽，其中前檐柱（包括角柱）就有3根，即1、3、6号柱[3]，这样看来，既然这三根柱不用墩接，那么它们下面铜钱的发现也可能不是与其他柱子同时。而且，仍是关于檐柱，《竣工报告》又提到在柱身修配加固之后对柱位的调整，特别是专门提到对没有糟朽但尺寸略低的两根檐柱，在柱下垫板⑥杨烈《奉国寺大雄殿维修工程竣工技术报告》第三章“大木安装和调整”提及：“对柱子没有糟朽，但尺寸相对于另外三根相对应的柱子略低的两根檐柱，在柱子调整中按需要在柱下垫硬木板弥补了尺寸不足”。参见：杨烈（主编）.义县奉国寺[R].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67.。这里提到的两根檐柱虽无图文指明，但据前后文内容很可能是3号和6号柱。那么，对这两根柱子，如果不是在前面随同其他糟朽檐柱被一同支起，也会在操作柱下垫板的工序时，支离柱础。总之，柱下铜钱的发现可能同时或者是陆续发生在大殿维修的同一道或前后不同工序之中，时间则最可能在1986或1987年⑦《奉国寺大雄殿维修工程竣工技术报告》提到：“大雄殿修缮工程1984年开始筹备，1985年开始测绘勘察及搭设保护棚架，1986年完成拆落工作，自1987年4月实施大木构件修配和归安，此后又完成了瓦顶复原、台基修整等项目，至1989年大雄殿维修工程全部完成。”参见：杨烈（主编）.义县奉国寺[R].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50.。

图1 奉国寺大殿柱下铜钱位置示意，①、②、③、④、⑦、⑧、⑨号柱下有铜钱（大殿维修前平面据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1950年代测绘图改绘）。

二、铜钱年代与大殿立柱时间

关于铜钱的年代与大殿的建造时间。既然铜钱是被压在柱下，则大殿的建造时间——或更准确地说，大殿檐柱竖立起来压在柱础上的时间，应不早于铜钱铸造的时间。而《记录稿》和《奉国寺大雄殿现状勘察报告》都提到，后世维修应未曾移动檐柱[4]，即1980年代发现铜钱时檐柱被支起的这次，就是檐柱在辽代建造竖立之后首次与柱础分离，中间近千年并无机会放入铜钱。那么，如原稿所说，柱下最晚的铜钱是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下诏铸造的明道元宝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诏三司铸明道元宝钱”；而同年岁末即诏翌年改元景祐（1034年），同书卷113云，十二月“丁巳，诏明年改元曰景祐”；同书卷114云，景祐元年正月“戊辰，诏三司铸景祐元宝钱。”，则那次建造也应不早于这个时间，即1033年（辽兴宗重熙二年）是大殿建造时立柱这道工序的时间上限。

同时，亦应看到，不仅开元通宝、周元通宝这两种较早发行的数量很大的、当时的“老钱”，而且包括余下的几种北宋钱，都是宋辽时代十分普通和常用的⑨北宋时虽大部分时间都禁钱外流颇严，但辽境内使用宋钱十分普遍。既见于文献所述，也可从近代众多考古发现得证，本文提到的几处辽代文物遗存即是典型事例。关于宋代钱币外流，可参见吴涛、安国楼.《宋代边区经济的发展与钱币外流问题》，载车迎新（主编）《宋代货币研究》[R].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21-30.，似乎并未对哪种钱有特别的挑选。这些宋钱铸造的朝年，由明道上溯，直至至道（995-997年）⑩最早就到至道年号的钱为止，此现象或有两点可以注意。其一，至道朝继续了此前淳化朝铸朝年名元宝的方式，铸“至道元宝”钱，由此，改元即更铸新钱成为宋代通例。参《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2。其二，宋太宗朝正是几次宋辽作战密集的时期，至道之前的宋钱未见或与此时局之形势不无关系。，几乎涵盖了40年间宋朝的全部年号（仅少景德⑪景德年间亦是宋辽间发生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并随即达成“澶渊之盟”、开始长期和平相处的时期。），相当连续而完整，也没有其他跳跃的朝年钱出现。因此，立柱时应该就是汇集了当时常用的几种唐宋钱，而从这40年覆盖朝年之完整也可以看出：在可能的条件下多用各种年号的钱，应是置钱时的考虑。

若此次汇集和摆放铜钱时是上述的情形，则放置的时间很可能距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也不远，所以不久之后新铸的钱（如翌年1034年即开始铸造的景祐元宝）也没有出现。

此种情形也可见于新城开善寺辽代大殿。该建筑1930年代由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先生等调查判定为辽构，在近些年的维修中发现柱下大量铜钱⑫关于开善寺大殿的柱底铜钱的详细情况，参见：刘智敏.新城开善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76-80.，其中北宋钱的朝年分布连续且完整，殿身建造时间很可能距最晚的宋钱时代很近。当然，与踞宋辽边界地利的新城相比，地处山后中京道的宜州，这次建造置钱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⑬如分别位于上京道、中京道的庆州白塔和朝阳北塔，都是在上世纪维修中获得重大发现，前者是重熙十六年（1047年）二月十五日动工，在重熙十八年（1049年）七月二十日之后完工，塔刹内部散置历代铜钱数百枚，最晚为宋景祐（1034-1038年）间铸造的景祐元宝钱，而与塔工同时的皇宋通宝钱（铸于1039-1053年间）则未发现。此承张晓东先生见教，并参考：德新、张汉君等.内蒙古巴林左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J].文物，1994（12）；张汉君.辽代庆州白塔建塔碑铭考[C]//建筑历史与理论（第6、7 合辑），1994：40-49。朝阳北塔的情况与之类似，也是重熙时重修，而调查发现的最晚宋钱要早比工期略早一些年。相关情况详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R].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8，106.。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奉国寺这次立柱建造发生在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之后几年（比如，到了景祐、皇宋钱已大量铸造的辽重熙朝），那么，只铸造一年的明道元宝要远比相邻的天禧、天圣以及景祐、皇宋等元宝（通宝）出现的几率要小得多。事实上，在开善寺大殿的柱下铜钱分布情况就是如此，在能确认名称的铜钱中，前面提到的这几种铜钱的数量就分别为38（天禧通宝）、37（天圣元宝）、2（明道元宝）、17（景祐元宝）、31（皇宋通宝），明道钱就只有2枚，远远少于其他。因此，发行量远超明道钱的景祐、皇宋钱在奉国寺大殿柱下并未出现，或许不是偶然的。

三、工期与营造

继续上文关于立柱时间的推测，重读碑文“盖其始也，开泰九年处士焦希赟创其基”⑭同注释③。和八门尺上“辽开泰九年正月十四日起工，创建咸熙寺，至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止工”⑮同注释③。这两条久为学界所知的关于奉国寺创建的记载，就又可以有一些新的理解。

若暂不考虑转载而讹误的因素（比如，尺文记“辽开泰”以语气看就应已非原文），此处前无年号限定的“十四年”就是首先要面对的疑问。事实上，辽代开泰以后的朝年可到十四年的，仅有重熙十四年（1045年）。如果将此视为营建完成的时间，那么奉国寺（咸熙寺）创建（主体）工程历时共26年（1020-1045年）。营造时间如此漫长，似乎很不寻常⑯这与辽金之际兵火之后的佛寺重修还不相同。如燕京奉福寺和西京普恩寺（善化寺），都是辽末受毁，在金初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重修。据《元一统志》，前者是辽末毁后于金代接连两次重修，一次修塔和洞廊用两三年，一次修殿和廊及门用五六年，其中两次维修中间又隔了几年。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对后者曾有过详细的研究，1933年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合刊。该寺也是辽末毁于兵火，据著名的朱弁碑，金初的重修前后共十五六年，寺内现存几座主要大型建筑即那次重修所建。奉国寺本身在这段时期也有类似的遭遇。大殿现存最早的纪年碑刻金明昌三年（1192年）《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碑的碑记，由羁押在北国的南宋使臣张邵撰于天眷三年（1140年）或稍后，该文提到，辽乾统七年（1107年）寺僧捷公将两庑改作贤圣洞、塑像一百二十尊，而至辽末尚未完成，所以才有金代的“续装”。塑华严一百二十贤圣，在辽金时代并不鲜见，燕京大昊天寺在道宗朝营建亦有此举，但也是与整个佛寺一并在三年之内即告完成，像奉国寺这样花了十多年仅一百二十贤圣也没装銮完毕的情况，相比之下似乎也很不寻常。而通常情况下的官方兴建大型寺院工期这么长的，有金代燕京的延寿寺，据《元一统志》卷一载，从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到泰和二年（1202年），总共有22年之久，这也反衬出辽代佛教兴盛的情形远非金代尤其是大定以后所能相比。关于奉福寺的修建过程，亦可参看：李若水.辽代佛教寺院的营建与空间布局[D].清华大学，2015：46-47.，尤其是对比燕京的悯忠寺和大昊天寺⑰燕京悯忠寺，道宗朝营建的观音阁、殿、塔等，据《顺天府志》和《大悯忠寺观音菩萨地宫舍利石函记》等记载，也大约只用了三年(大安七年至十年，1090-1093年)；道宗朝皇室营建的燕京大昊天寺，据《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也只用了不到三年即建成。参见：李若水.辽代佛教寺院的营建与空间布局[D].清华大学，2015：49-53，59-70.，等级和规模皆与奉国寺相埒，都是三年就建成了。奉国寺工期这么长，就很耐人寻味⑱如道宗朝义州静安寺的营建，是功德主亡故，由其妻继成，前后历时12年，经过较为合理。参见：李若水.辽代佛教寺院的营建与空间布局[D].清华大学，2015：40-45. 而位于辽五京之外的奉国寺，建筑的极高规格是否与石刻提到的“宜州大内”有关（关于“宜州大内”参见：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J].考古，1987（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 [R].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47-52）还有待考证，并且，奉国寺的这次建造施工跨辽圣宗、兴宗两朝，事实上兴宗时期的寺塔营造已是与之前大有不同，则此次建造如果真是如此旷日持久，那么其擘画与营造的特殊性也可能已超出的基于工程本身的简单推测。关于大规模宗教建筑营建过程的复杂性，宿白先生在探讨永乐宫于蒙元时期修建过程时，对该建筑群以及同时期其他全真宫观的工程时长，曾作总结，也可以参看，见：宿白.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永乐宫札记之一[J].文物，1962（4／5）.。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八门尺上所写的“十四年”是指自开工始的第14年⑲此称“止工”或许只是指以大木工种为主的主体工程而言，而并未包括如大殿木结构等各处的彩画彩绘以及佛像塑造装銮等这样的完善工作，这些应是大木作等主体工程完成后由画师、塑师专门组织的人员进行的。从施工操作来说，这样的次序是不言自明的，而现在木构件组合处的彩画现象也可印证这样的推断。，即整个主体工程历时14年。从开泰九年（1020年）算起，这一年刚好就是辽重熙二年即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如果就像前面推测的，是在这一年立柱时放置了包括明道元宝在内的上述铜钱，进而再由这八门尺的文字可知，到了当年冬天，大殿的主体工程就完成了，而且同时也就意味着“创建咸熙寺”至此大体竣工⑳虽然如前所引述，文献与碑铭关辽代佛寺于营造时间的记载多为某一年月的时间点，而很少工程详细进度的记录（仅梁思成先生发现的宝坻广济寺碑文提及大殿在先，山门在后）。但珍贵的清代样式雷图档反映的陵寝工程的进度，其中隆恩殿这样最大规模殿宇的最后完成，也正是在全部工程的末尾，此中涉及诸多因素于此不及详述，可参见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主持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四、柱下置钱

最后，关于古老殿宇修建时在柱下置钱，此前所知最著名的两例，除了前面提到的新城开善寺大殿，还有太原晋祠圣母殿，分别在辽和北宋有过大规模的修建，也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维修工程中发现大量古钱币（前者300多枚、后者600多枚），并详细刊载于工程报告[5][6]。与这两例相比，奉国寺大殿发现的柱下钱币数量不多，时代分布也更集中，而且是仅在前檐的柱下放置㉑不排除大殿其他前檐柱甚至更多柱下也放置有铜钱的可能，但我们依据的《记录稿》所述是心间前檐柱下和东南角柱下并无铜钱，如果最初的情况就是如此，那很可能跟两者（心间及东南角）位置的特殊性有关。，这也与晋祠、开善寺遍及各柱的情况很不相同，若由此出发，与营造历史、施工习俗或礼仪有关的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