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岩 闫小星

摘要：《長物志》和《闲情偶寄》分别记录了中国古代明清两个时期的典型社会器物审美取向。《长物志》主张的“尚古”“崇雅”“求朴”“自然”的观念，与《闲情偶寄》所表现出来的“求新”“改造”“崇俭”“尚用”的思想有一定的对立和顺承关系。本文根据两书所传递出来的不同审美取向，从作者人生经历、社会背景这两个大的方面对明末清初时期器物审美取向产生的变化进行探究，得出两书所表现出的风格差异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及其顺承关系，为中国审美文化演变史中明清时期的美学导向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长物志》;《闲情偶寄》;社会审美;明末清初

中图分类号：J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19-00-04

中国主流的传统审美文化随着朝代更迭和社会观念的革新在不断地进行蓬勃的、极具生命力的历史演变[1-2]。每个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文化潮流特点，都准确地体现出当时的主流文化精神及其相应的典型民族性格[3-4]。

明清时期，士人阶级由于受到了当时主流的士大夫文化的熏陶，于思想中萌生出了强烈的对日常器物和居住环境艺术化的要求。因此，一部分文人便开始将自己的精力投入造物用物的环节之中。

其所营造的庭院居室、所设计的器用玩物，无不巧夺天工、别出心裁，充分彰显出潇洒自如的文人风骨和超脱物外的士人情怀。

士大夫们也凭借自己的文采，将自己的所见所想、所感所创全部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一时间，这种专门记录生活品位的书籍作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长物志》和《闲情偶寄》便是这一阶段的优秀产物，两书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审美风尚。本文以这两本著作为文本资料，对其所展现出来的异同之处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比较。

1 《长物志》与《闲情偶寄》审美取向概述

1.1 《长物志》的审美取向

《长物志》为明代的文震亨所著。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常用生活器物的形制作出了以士大夫审美为主要评审依据的描述。

在造物理念中，他介绍了坐具类，如“古雅可爱”的榻、“诘曲臃肿，槎牙四出”的禅椅;几案类，如“出自天然”的几、“台面阔厚”的天然几;桌具类，如“中心阔大”的书桌、“方大古朴”的方桌;器物类，如不可“太涉脂粉”的香筒、“峰峦起伏”的笔格，等等。在这些文字之中，都体现了文震亨“尚古”“崇雅”“求朴”“自然”的造物用物观念。

1.2 《闲情偶寄》的审美取向

《闲情偶寄》的作者是清初时期的李渔。他关于器物美学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器玩部”一节之中。

在“器玩部·制度第一”中，李渔介绍了配有原创“搁板”“桌撒”的几案，自行研发的暖椅与凉杌，“花、骨、锁、裙”皆备的床帐，设置“活板”的橱柜，隐去铜闩、加持暗锁的“七星箱”，“书画合一”的屏轴，“其嘴务直”的茶具等一系列日用之物的雅俗观。

在李渔的整体论述中，“求新”“改造”“崇俭”“尚用”的思想观念贯穿始终。

2 作者人生经历的对比研究

2.1 文震亨

2.1.1 簪缨礼族，书香世家

文震亨字启美，别名从泰，出生于苏州长洲县，曾祖文徵明。文震亨一族世代书香，曾祖、祖父与父亲三代都极善文辞，精通绘画，且大多入朝为官。优渥的生活环境和浓厚的书香氛围使文震亨自小便有条件潜心研究书画文章，养成了极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2.1.2 艺术才情，卓尔不群

文震亨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身上有三点最引人注目。一是琴艺绝佳。文震亨不但擅长抚琴，自己还著有《琴谱》一书，因盛名在外，曾被召入宫演奏。二是精通山水画。其曾祖山水画艺术水平之高，曾为明代绝唱，家世沿袭，文震亨也精通此道。三是艺术鉴赏能力强。文震亨自小在诗书簪缨之族中浸染，其艺术鉴赏能力处于当时的顶尖水平。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中的题跋第三篇便是他的作品。

2.1.3 老年归隐，民族大义

文震亨中年阶段任职南明，后因政治昏暗，自己屡受排挤，最终决定辞官归隐。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占苏州，文震亨举家避居阳澄湖，因效忠前朝，不满异族统治，最终绝粟而亡，成就民族气节。

2.2 李渔

2.2.1 年幼丧父，家世贫寒

李渔本名仙侣，之后改称为渔，号立翁。浙江兰溪人，出生在南直隶雉皋（今江苏如皋）。他自幼家境贫寒，生活艰难，科考不顺，抑郁不得志。自小便尝尽人间百味，经历不幸人生。

2.2.2 归隐避世，自得其乐

清军入关之后，李渔为避战乱和灾祸，剃头之后便归隐故乡。在归隐的生活里，李渔根据自己的精神世界开始营造起了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伊园。

2.2.3 造园著书，四方游历

李渔以伊园作为开始，渐渐专攻筑园之道。他在故乡兰溪、浙江杭州、江苏金陵等地都留下了精妙绝伦的园林艺术作品[5]。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陶冶情操，也为了结交权贵，谋求生计，李渔也开始了四方游历的生活。“过一处便饱览一处之风情，经一地则一睹该地之胜境”，常年的游历生活使李渔增长了见识，也沉淀了更多的文化底蕴。通过汲取自然的营养和馈赠，李渔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也不断地丰富和壮大。

2.3 异同点对比

文震亨出身士族，自小受到艺术文化的熏陶，属于身处上层阶级的不谙世事的文人雅客。李渔出身贫寒，幼时生活不顺，科举不中，饱尝生活之苦，凭借自身才能，广结好友，受到世人的承认和尊重，最终成就大家。

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势必会带来不同的审美观念。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极言“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的观点，最不喜欢时人强加雕琢，画蛇添足。他认为古器端庄典雅，质朴大方，今人多钻研雕琢装饰，使得器物整体落入俗套，深感惋惜。

而李渔则出身寒微，從小便受尽生活的各种折磨，少年丧父，科举不顺，辗转多地，飘摇无根。李渔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之下“苦中作乐”，即使没有锦衣玉食，却也在不断追求高雅的精神世界。

与文震亨的不谙世事式的高雅脱俗不同，李渔的审美观多少带了一些市井的气息。例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主张使用红木[6]等古朴厚重的优质木材，形制也只是专一地以古为尊，而李渔却提出了节省材料、因材施用、杜绝奢靡浪费的观点。

李渔在世俗中寻求创新，在尘俗中追求高雅，这也是他们二人笔下的“身外余物”体制状貌存在差别的直接原因。

3 社会环境的对比研究

3.1 眀初社会“尊儒尚古”意识的建立

明代以前，在思想文化方面崇尚的是源于北宋的以“理”为尊的“程朱理学”。这种盛极一时的官方正统思想被宋元历代的统治集团所推崇，为维护当时的封建礼制和社会的稳定安宁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元朝末年政局混乱，纲纪破败，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日渐颓废。以朱元璋为首的起义军在推翻元蒙政权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以君为纲”的儒家思想存在的必要性。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大力推广儒家思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提出了“纲纪先礼”的主张，并在国内，尤其是当时文化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广招贤士。这些受到江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纷纷入朝为官，参与朝政，士人阶级在当时社会之中的地位空前稳固，士人文化也备受推崇。

这种“复古尊儒”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明中期统治时期的人民大众的生活观念。文震亨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成长，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尚古崇雅”的审美取向。

3.2 明中后期新潮思想对“尚古”理念的冲击

3.2.1 政治上“异调新声”风潮的兴起

由于明朝高度发达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文人力量达到了空前壮大的地步。文人阶层的壮大势必会引发因科举不顺的“落魄文人”数量的增加。这类“落魄文人”不敢落魄，常年活跃于官方政坛之外，极度藐视传统的礼法秩序，对官方政策毫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是提出反对。一时间这种“野议”之声盛行，大大削弱了晚明朝廷的公信力[7]。同时在文化领域，“尊儒尚古”思想观念也受到了“革新创造”的严重冲击。

3.2.2 工匠地位的提高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观念里，工匠技法通常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在晚明时期，政府推行了全新的官府工匠管理制度，工匠地位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从嘉靖年后，工匠群集的江南社会上的商品市场发展进步也开始走向高峰[8]。制度和经济这两大关键因素的进步，都为工匠群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加上晚明文人的推动，工匠技艺也因此逐渐炉火纯青。

工匠地位的提高以及工匠阶层的丰富，大大解放了匠人们的思想。按部就班的制造工艺和历史流传的器物形制都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胆的改变，手工行业和商品市场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但由于工匠自身的审美导向与士大夫阶层存在一定的差异，商品市场上广泛流传着参差不齐、雅俗不一的器具玩物。这种通俗文化一时盛行，大大冲击了原本由士人阶级主导的以雅致古朴为代表的审美取向。

3.3 “俗文化”的兴起

晚明时期，社会上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和接纳。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不仅给晚明时期人们的精神享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促使人们追求时尚新颖、贪奢淫逸思想的成熟，通俗文化大有凌驾于主流礼教文化之上的势头。

晚明时期教育繁荣，民众的识字认字率大幅度增加，但他们的审美大多还停留在通俗文化的水平上。这些喜爱“俗文化”的新势力作为文化市场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促使商品市场中充斥着大量雅俗不一的器具玩物。这些日用把玩之物或粗制滥造，或意趣低俗，严重改变了明后期世俗主流的审美观念，影响了晚明社会的审美风尚。

文震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自幼培养起来的高雅艺术情操，对商品市场上出现的参差不齐的文化及日用产品进行分类甄别和品鉴，著成《长物志》一书。书中极力推崇古制，强烈批判当时社会的低俗审美之风，提出了“宁朴无巧，宁俭无俗”的观点，为引导当时社会审美能力的古雅导向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3.4 清初时期的社会局势

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发，之后满洲入主中原，清王朝的出现使得晚明的“故国遗老”民族情绪喷薄高涨[9]。

一些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以发扬汉族文化为己任，传教授道，教化世人。最终，清朝政权在文化方面作出妥协，将中原儒家文化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之中，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

士大夫文化在清朝社会稳定之后，“求新进取”的思潮又随之而来。更朝迭代，万象一新，明朝的灭亡使得“求新”意识开始在当时的文人阶层盛行。黄宗羲[10]曾在当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他提倡民主权利，限制封建特权，尤其注意保护工商利益，要求法律平等和赋税改革等。这一革新观点的提出，使工商权益在此获得保证，工商阶级的地位也获得社会认可，匠人工艺也顺应历史潮流发生了飞跃，为手工制品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前提。

这种“求新”意识，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求新上，它已经深深影响了清初文人的思想观念。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有大量具有创新意识的描述，如自行研发的“暖椅”“凉杌”等物。

4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文震亨家境优渥，出身书香世家，而李渔自幼贫寒，生活艰难。二人截然不同的生长环境是《长物志》和《闲情偶寄》产生审美差异的直接原因。

而不同的社会环境对文化事业的影响才是明清两代主流审美思潮存在区别的根本原因。明朝初年，“尊儒复古”之风奠定了眀式器物审美“尚古”“崇雅”“求朴”的基调。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求新求异之风逐渐盛行。到了明朝末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参差不齐的器具玩物，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文震亨为引导社会审美的高雅化发展，以自身的学识和艺术造诣极力向世人推崇古制，批评当时矫揉造作的浮夸艳俗之风。

而李渔主要成长于清初，清初社会在文化层面上完美地继承了明代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但细微之处却略有差别。清初社会除旧革新的风气成为主流，因此以《闲情偶寄》为代表的记物文学中多有“求新创造”之处。

这两种思潮虽然看似取向不同，但本质上是顺承发展的，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两者的核心都是以雅致为代表的士大夫审美标准，对规劝世风、引导当时社会审美高雅化的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陶鑫，徐伟.月牙凳的形制与文化价值研究[J].家具，2018，39（4）：47-50.

[2] 叶雨静，徐伟，詹先旭，等.从《萧翼赚兰亭图》看佛教文化对家具的影响[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8（6）：16-17.

[3] 李霞霞，申黎明.古埃及家具文化的成因及内涵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7（08）：21-23.

[4] 翟文翔，顾颜婷.浅谈禅宗文化与竹藤家具[J].家具，2017（3）：67-69+81.

[5] 郑雷.李渔年谱考叙·初编[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

[6] 高玲玲，徐伟，沈忠民.供案与祭祀文化之间的渊源探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8（5）：20-21.

[7] 朱建磊.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秩序的互动[J].青海社会科学，2019（06）：226-231.

[8] 明娜.晚明江南地区工匠社会地位的演变[D].北京：中国美术学院，2019.

[9] 李留文.清初北方地区的文化冲突与社会变迁[J].中州学刊，2019（06）：141-146.

[10] 吴保传.社会与学术：黄宗羲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转型[D].西安：西北大学，2010.

作者简介：韩岩（1998—），男，山西运城人，主要从事家具设计与制造研究。

闫小星（1981—），女，河南偃师人，研究生，博士，副教授，系本文通讯作者，主要从事染色与涂料性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