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化媒体塑造了情绪传播的场景空间，加剧新闻产制过程的“泛后真相化”趋势，并导致事实景观的碎片化，需要对后真相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并提出解决方案。基于心理归因的视角分析后真相时代情绪传播的驱动因素，发现在社会普遍焦虑的情境中，受众群氓心理的无意识表达和选择性接触都会加剧舆论场内情绪“泡沫”的涌现，导致事实的客观性失灵。新闻业需要在新闻产制、内容、技术3个层面传播事实真相与重塑媒介公信力。

关键词：后真相;情绪传播;心理动因;信任重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19-00-04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用来描述在塑造公共舆论方面，客观事实不如唤起个人情感或信仰的影响力大的现象[1]。作为从政治话语中的舶来词，它向我们表明，利用公众情绪引导舆论不仅有效，而且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泛化现象。一种介于真实和虚假之间的新语境——“第三种现实”应运而生，以呼吁大众情绪为目的，对事实进行不客观的解读和虚构想象，将其遮蔽在情绪喧嚣之中[2]。有学者认为后真相的首要危害就是事实危机，它加剧了由事实后置造成的理性缺失，让人不得不受到情绪的主宰[3]。尤其在年初新冠肺炎肆虐期间，舆情在西方媒体的煽动性报道，及国内谣言横行的双重压力下，面临腹背受敌的挑战。这不禁让人思考：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为什么更愿意接受情绪的感召而非事实？作为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大众在承担信息接收者与传播者双重角色的同时，面对社会热点事件所作出的情绪反应或情感倾向取决于怎样的心理，值得思考和探究。

本文试图探究大众参与情绪狂欢背后的心理因素，着眼于新闻产制传播的全过程，探索具有传受双重角色的大众在情绪传播中的话语倾向及原因，为缓解事实危机、建构和谐有序的互联网生态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

1 后真相语境下的情绪传播

1.1 融合与扩散：社会情绪的相互作用及传播特征

社交媒体搭建的虚拟空间场景是由兴趣、观点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相似的群体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不同个体的情绪通过相互碰撞、融合，在交织密集的网络中逐渐形成更加复杂、立体的情绪结构，增加了其传播速度与情感能量。

从内容来看，情绪传播存在负面趋势。网络突发及公共利益相关事件更易触发情绪传播，且愤怒、消极等负面情绪的表达数量在短时间内会明显上升。从效果来看，以微博为代表的弱关系社交媒体扩大了情绪传播的范围，以微信为代表的强关系社交媒体则有利于增加情绪传播的强度，情绪传播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将更加快速、宽广与剧烈。

随着扩散范围的持续增大，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社会情绪[4]。社会情绪有充当舆论风向标的作用，还能指导人们作出进一步的行动反应，负面的社会情绪甚至将激发网络抗争行为，从而掩盖事实的传播力。

1.2 “泛情绪化”与信任异化：遭遇信任危机的新闻业

后真相时代的情绪传播对新闻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新闻从产制到传播各环节出现“泛情绪化”的趋势。内容生产方面，媒体故意采用夸张的标题吸引眼球，通过调动情绪来提高新闻点击率，丧失了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原则，还消解了新闻本身的严肃性。信息传播过程中，社交媒体激发了受众参与和表达的热情。特别是在政治、社会、民生等话题上加以情绪引导，极易引发空前的舆论热潮。谣言与情绪宣泄相互交织走向舆论狂欢，“事实”会随着时间和证据的补充不断被消解、反转、衍生，成为流动性的话语文本[5]。长此以往，新闻仅被当作供人消遣的产品，专业媒体公信力在社交媒体时代遭遇降维打击，对待新闻报道，持怀疑心理冷眼旁观，“无反转不新闻”“坐等反转”成為一些人的首要态度[6]，或产生抗拒心理，对于专业媒体后续补充的事实证据拒绝接受，只相信自己感知的“事实真相”。

2 新闻业事实危机背后的大众心理动因分析

2.1 事实危机的情绪唤起：由现代性引发的普遍焦虑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焦虑情绪仿佛存在扩散的趋势。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对全球化、环境、科学、健康、政治秩序等风险感到无所适从又没有依靠，发展到后期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焦虑[7]。这种焦虑成为如今信息爆炸时代的情绪基础，同时也影响到网民参与信息传播的具体行为。人们被淹没在信息的漩涡里，本身就会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8]，甚至引发社会逆反心理，表现在仅相信自己所偏向的“真相”，对不同观点尤其是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无原则的不信任，甚至对客观事实产生对抗性解码。这使得以往媒体建立起来的信任机制被瓦解，人们对专业媒体的态度由信任走向异化，这是在信息大到不可知的网络环境下对社会焦虑的一种反抗。

宏观上看，网络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是后真相时代的情感基调，也是舆论反转和谣言滋生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网民会甘愿抛弃理性，加入情绪传播的队伍中。当真相变得不再重要，公共事件仅为公众提供情绪宣泄的“正当”理由，用以排解身处变幻莫测的网络社会中无处安放的焦虑感，则会对人们的信息表达和信息选择行为产生进一步的消极影响，加剧后真相的泛滥，消解媒体公信力。

2.2 事实危机的情绪激发：群氓心理与“无意识”失实

构成群体本身会使人们获得与单独一人时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情感，产生集体心理，互联网的匿名性也会令其强化。移动社交媒体凭借消灭时距的交互特点和圈层化传播模式，将具有一致观点和目标的个体汇聚起来，突破物理约束，由更强的群体认同和归属感彼此连接，群体间互相暗示和传染加剧了情绪的极化而呈现单向的情感反应，理性与判断力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要对某公共事件拥有相同的看法或情感诉求，“网络共同体”便会临时聚集，因此情绪的浪潮就这样周而复始，绵延不绝。

同时，参与和表达的热情，以及承担社会角色的道德优越感，促使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发声，但若某些话题超出了经验之外，这种情感的驱使也会不自觉歪曲和杜撰。“Misinformation”一词作为2018年词典网站Dictionary.com的年度词汇，意为（无论传播者是否想要误导受众）散播出的虚假信息[9]。传播者通常会认为自己分享的信息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便出发点不同，但无意识地传播失实信息相比“阴谋家们”来说，不仅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在舆论场中数量更多、更难察觉以及难以治理。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查明真相的精力和能力，因此将发声本身的诚意看得比内容是否真实更加重要[10]，而社会已高度适应这种文化且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在公共平台上，法不责众的群氓心理加上无意识失实状态不仅易将负面情绪进一步放大，还会加剧社会的普遍焦虑，促进心理失衡和非理性的进一步涌现。

2.3 事实危机的情绪汇聚：“新奇性”驱动与选择性接触

当大众承担信息接收者的角色时，为何更容易被充满情绪的信息吸引？在不乏客观理性的分析中，人们仍更倾向于阅读情感色彩浓厚、渲染力强的内容。拉扎斯菲尔德之前就认为，受众会有意识地选择和自己的观点或信仰相符合的信息加以接触。反映出一种心理层面的特殊认知机制——新奇性假说（Novelty/Encoding Hypothesis），在受众信息感知方面，惊奇的、充满腥膻色彩的信息对他们有着天然的驱动力。

新奇性假说（Tulving and Kroll，1995）认为，在人类的信息认知过程中，新奇的信息相较于普通信息更容易刺激人的大脑神经，并且会建立更加长久的记忆编码[11]。在这种机制下，人们很难摆脱具有浓厚情绪色彩的信息的吸引。定制化算法助长了信息的同质化，令受众时刻都处在“过滤气泡”之中，相似的情绪得以在狭小的内容渠道汇聚，短时间内加剧情绪能量的膨胀，并朝着更加极端的观点移动。而“炮制”新奇性信息的内容生产者得到正面激励后，加速富有煽动力的新闻生产，持续挑逗大众的敏感神经。

3 新闻业信任危机下的公信力重建

后真相时代重塑媒体公信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化解事实危机，重点要在情绪“泡沫”中凸显事实的重要性，使情绪表达与事实呈现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这要求媒体在公共事件的事实挖掘与舆论引导上发挥其专业性，恢复网民对媒体的信任和对事实揭示的信心。

3.1 公共职能发挥与新共识的达成：公信力重建的核心因素

作为“社会瞭望者”的传媒机构，应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及社会协调的公共职能，致力于帮助人们寻求各种问题的解决方式以应对社会风险。积极响应群众关切的同时，提供更加专业的判断与解读，尊重传播规律，并在知识引导的同时实时监控舆情的变化[12]，以满足海量碎片信息之下民众对于高品质内容的渴求，同时承担起培养公民在信息生产与消费方面的媒介素养，以及公共理性的社会责任。

“万众皆媒”的传播格局进一步消解了传统媒体的专业边界，促使人们彼此联结、开放交流，建立新的共识，只有彼此融合、相互促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打通传播路径和形成多点共振，实现信任及公共理性的重建。

3.2 内容产制平台共建与新新闻形态的开拓：公信力重建的内容样态

公民新闻可以为专业媒体报道提供线索及补充，最大限度还原事实的全貌，并通过社群网络扩大传播效应。种种迹象表明，公民力量与专业媒体相互合作，将内容产制推向更高层面，才是解决事实危机的唯一出路。这要求媒体一方面向平台化转型，打造内容协同生产社区，为自媒体发展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推动新闻创作的多元化呈现;另一方面开拓新的内容形态，不断探索新的新闻叙事框架，唤起日渐式微的大众吸引力。建设性新闻的崛起不仅满足了大众对高品质报道的需求，还打破了原来以负面和冲突为主导的框架，确立了以准确性报道为原则的新闻价值标准，也为新闻实践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3.3 数据风险预防与“信息茧房”的突破：公信力重建的技术指向

在新技术方面，应警惕数据与算法可能带来的风险。大数据虽为新闻产制各环节提供了新的路径，但由于目前对数据收集、处理、解读的能力有限，具体操作随着信息体量的不断增加很容易陷入“黑箱”式无监督机器学习，各环节造成的偏差将难以察觉，甚至会与事实大相径庭[13]。另外，基于兴趣与浏览记录的算法推荐机制存在取悦、迎合用户的倾向，产生“信息茧房”，使个人议程和公共议程割裂开来。对此，媒体应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在算法分发与公共责任的比重之间不断调整，尽可能突破“信息茧房”，扩大公共性信息的覆盖面，重构社会认同，维系集体记忆与情感。

4 结语

在社会普遍焦虑的情感基调下，新闻业面临事实弱化及公信力失语的挑战。人们对专业媒体的信任走向异化，群氓心理导致党同伐异现象明显，无意识的失实表达与新奇内容的持续生产加剧了信息污染和情绪积累，算法推送机制造成情绪极化，进一步增强其感染力，即便专业的核查团队快速跟进挖掘真相，也会受阻于人类固有的选择性接触防线，让事实步履维艰，至此事实彻底淹没在情绪的“泡沫”之中。

新闻媒体若想在后真相语境中重塑公信力，需恢复对事实的掌控力，建立新的专业性评判标准和以共识为基础的互联网秩序。扩大公共服务职能，开拓新新闻形态，并邀请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事实挖掘，建立新的新闻价值标准。同时，不断完善技术，并合理平衡信息过载和过度筛选的问题，尽可能通过扩大公共性信息的覆盖面来达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整合目的。在社会环境和技术发展促进新闻业变革的背景下，重构行业价值内涵与公民信任，搭建和谐、有序的公共领域新秩序，是留给新闻界和大众的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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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林炎（1995—），女，辽宁本溪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与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