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国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笔谈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特有的一种交流方式。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先后抵达中国的朝鲜使团数量甚是可观(1)据朝鲜史料《清选考》记载，仅从1644年清顺治帝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朝鲜就共计派遣了燕行使团451次。可参[日]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2页。。由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怀有浓厚兴趣，来华朝鲜文人积极利用各种机会与中国文人展开交流，又因汉语口语不畅，遂多假借笔谈方式。这些丰富的笔谈内容被大量保存在“朝天录”或“燕行录”文献之中，但笔谈原纸却大多已经散佚，难窥其详。因此，本文所论中国文人刘大观在清嘉庆四年(1799)八月与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稿手卷(原系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6年12月6日十周年秋季拍卖会“古代书法专场”拍品，以下简称“笔谈稿手卷”)弥足珍贵，有助于考察中朝文人笔谈稿的形制及其流传诸问题(2)本文侧重考察中朝文人笔谈稿原件的文献形制，包括用纸、书仪、涂改、题署以及原纸之流传、编集诸问题，暂不涉及古代朝鲜文人汉语表达习惯、敬语使用、口语书面语转换等语言文化问题。。

一、 刘大观及其与朝鲜燕行使的交往

刘大观(1753—1834)，字正孚，号松岚，山东临清州邱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四十三年(1778)廷试列一等，历任广西柳州府融县县令、广西镇安府天保县令、辽宁宁远知州、山西河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等职，为官有政声。与纪昀、翁方纲、法式善、洪亮吉、张问陶、彭兆荪、吴锡麒、舒位等著名文人俱有交游，著有《玉磬山房诗集》十三卷、《文集》四卷，另纂辑河南怀庆府《续济源县志艺文》四卷(3)关于刘大观生平著述情况的介绍，参见许隽超《刘大观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刘大观与朝鲜使者的交往主要发生在自嘉庆元年(1796)春至八年(1803)担任宁远知州期间。据研究，明清时期朝鲜使者的朝贡路线(包括海路和陆路)虽曾因为中国内政以及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有过多次调整，但清代以降，基本为陆路，且路线相对固定(4)关于朝鲜使团的燕行路线，可参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见《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总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73页。。而宁远正处在这一陆路朝贡线上，是进入山海关之前朝鲜使团经停的重要驿站。作为宁远地方长官的刘大观，自然也比一般中国文人有了更多接触朝鲜使者的机会。综合现有文献资料，刘大观至少与以下朝鲜使者有过直接交往。

(一) 金锦汀

清嘉庆二年(1797，朝鲜正宗二十一年)十月，朝鲜派出三节年贡兼谢恩使团赴燕(5)关于历次朝鲜使团的派遣时间和名单，可参见韩荣奎、韩梅《18—19世纪朝鲜使臣与明清文人的交流》附录一“18—19世纪燕行使团名单”，(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115页。，正使金文淳，副使申耆，书状官洪乐游，金锦汀为使团成员之一。在使团返回朝鲜途经宁远时，刘大观与金锦汀有过接触并作诗酬唱，其七律《送高丽贡使金锦汀回国》诗云：“觉华岛上月华生，中外河山共一清。为拂客尘挥麈尾，可凭春水定鸥盟。柳丝难绾匆匆意，雁影同牵脉脉情。鸭绿江头归棹远，白云深锁凤凰城。”(6)见刘大观《玉磬山房诗集》卷三《留都集》，清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下文所引刘大观诗句同此，不另出注。诗后附金锦汀和作。笔谈稿手卷中刘大观亦曾向朝鲜使者提及：“前岁，贵国鸿胪寺金公讳献行号锦汀者，曾有诗酬答，并有拙集奉赠。”当他听到朝鲜使者回答“金鸿胪有能诗称，而获奉雅诲，未及闻知”之后，不无失望地说：“金锦汀先生一见如故，每有东国公卿大夫过往此者，仆必问讯，而锦汀竟未以贱名告二公，此当以金谷之数罚之，一笑，一笑。”可见刘大观对这位异国友人颇为牵念在心。

(二) 徐滢修、韩致应

(三) 金载瓒

清嘉庆四年末，朝鲜派出谢恩兼岁币使团赴燕，正使金载瓒，副使李基让，书状官具得鲁。刘大观、金载瓒酬接或已在嘉庆五年(1800)年初。金氏《海石遗稿》卷四有《宁远赠知州刘大观》诗四首，其一云：“星轺一路隔年余，传舍留灯枉驷车。谈笑宛如倾盖久，襟期先得识荆初。桑麻绕境门无牒，松桂开衙案有书。怊怅声光从此远，塞云飞尽雁归疏。”其二云：“东国衣冠世袭儒，文宗经史学宗朱。生同一代逢何晩，凭轼今来见大巫。”其三云：“翰墨淋漓谈屑飞，清香自觉袭人衣。斗南知有文章气，会见青霞夜夜辉。”其四云：“二月关河客未还，夜来春色数州山。野亭酒尽天将夕，偷得行人半日闲。”[2]397《海石遗稿》卷四另有金载瓒题赠刘大观女婿徐承绪的诗作四首。值得一提的是，从时间上来看，上文述及的刘大观与徐滢修之间的信札往来应该就是通过金载瓒使团传送的。

(四) 柳得恭

嘉庆六年(1801，朝鲜纯宗元年)三月，朝鲜派出谢恩使团赴燕，正使赵尚镇，副使申献朝，书状官申绚，柳得恭为使团成员之一。柳得恭(1749—1807)是朝鲜时代著名实学家，曾三次到过中国，第一次是1778年，第二次是1790年，第三次是1801年。其《燕台再游录》记录了1801年第三次燕行的经历。据此书记载，柳氏一行于嘉庆六年三月十九日抵达宁远，随即派人探访刘大观，但刘氏外出公干，未及会面。直到五月中旬，柳得恭回国途经宁远时，两人才得以正式会面。柳氏记载：

刘大观，字松岚，山东临清人，今宁远知州。曾见其所著《玉磬山房集》，松岚亦因东使闻余姓名。赴燕时，送人探之，因公务往锦州未还。其弟大均来见，亦佳士也，援川楚例，充廪生云。还到宁远城外，松岚来访寓所，一见如旧，甚欢也。问其宦迹，则以开原知县升本州云。其翌日，约会于城东之龙神祠，即松岚捐金创建，为祷雨之所，栋宇丹雘，辉映林木之表。下车盘桓，少顷，松岚至，两骑佩弓前导，从者亦众。至则先诣龙神像前叩头，道士鸣钟，仓官姓曹者随至，叩头于阶上。遂于西庑布桌吃茶，略谈而别。松岚以其所作《朱素人画百合花》二绝书赠，笔意古雅；又以《悔存斋诗抄》二卷示之，武进黄景仁所著，翁覃溪方纲作序，景仁为文节裔孙，而洪编修亮吉密友云。临别，又以礼部侍郎英和所书一示之，云与英公契好，未知其意也。[3]312-313

(五) 朴齐家、金国宝、赵士玄

《玉磬山房诗集》卷一二《感旧十八首》所怀旧友十八人的殿后者为“朴齐家”，诗云：“琉球浅薄安南野，至竟朝鲜压外夷。熟读《周南》应有兴，未经秦火岂无诗？收来鸭绿江头月，铸作红螺县里词。闻得翰林捐馆舍，难通书信倍生疑。”诗作提及的“红螺县”即在宁远州，大概朴齐家也是燕行途经宁远时与刘大观有过交游。朴齐家为朝鲜时代著名北学家，是学者金正喜的老师。此外，徐滢修《刘松岚传》有云：“余友金国宝，后余使燕，亦与松岚相遇，归传松岚之言曰：徐明皋之经学，陆稼书先生后一人云，此殆松岚踈于经学，故云然也。”[1]卷一四，306朝鲜文人成海应有《澹园书屋记》，乃为赵士玄书斋“澹园书屋”所作，文中载及：“其扁(匾)则中国人刘大观笔，士玄游燕时所得者。大观时方为宁远知府，笔亦恬淡可爱云。”[5]445据此可知，金国宝、赵士玄也曾随使团燕行，并在宁远与刘大观相遇，确切时间待考。

二、 由笔谈稿手卷看中朝文人笔谈稿之形制

令人遗憾的是，中朝文人笔谈稿原件大多已经散佚，因此其用纸、书写方式、时间题署、涂抹毁弃、记录编集等情况素乏研探。而刘大观笔谈稿手卷的发现无疑为考察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

(一) 用纸

笔谈稿手卷中有三张纸较短，存在裁割痕迹，纸张均为高丽皮纸，纸质薄而韧，很可能由参与笔谈的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提供。从笔谈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朝鲜文人是相对积极和有备而来的一方，因此，由其提供纸张亦合乎情理。事实上，朝鲜文人燕行时多携带一定数量纸张，自用之外，也作为赠人礼物。其携带的纸张除高丽纸之外，还有日本所制“倭纸”。洪大容《乾净衕笔谈》曾载有一段与潘庭筠谈论倭纸的文字：

余以日本美浓纸二束示之，曰：“此是倭纸，曾见之否？”兰公曰：“未曾见之。”余曰：“此不合于书画耶？”兰公曰：“纸品甚妙。”余曰：“此坚韧不及丽纸，其品则不及华纸，而要之兼有二者之德。适入行中，聊以奉赠。”[6]69-70

图1 墨迹横跨纸张接缝处

一次笔谈需要用去多少纸张？这自然和笔谈时间的长短成正比。笔谈稿手卷现存十二张纸，但这只是本次笔谈的部分底稿(详见下文)，其总数当不止此数。在东亚笔谈文献中，亦有若干作者提及笔谈用纸的大概数量，可资参照：严诚《养虚堂记》载其与金在行笔谈，“对席操管，落纸如飞，日尽数十纸以为常”。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鹄汀笔谈》载其与鹄汀，“且饭且语，易数三十纸，自寅至酉，凡八时”[8]220。值得注意的是，清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所录严诚忆述朝鲜使者金善行文字，中有“遍问中华山川名胜，往复殆数万言，茧纸亘丈者，尽十余幅”诸语[9]589，而《乾净衕笔谈》也有金在行笔谈归来“携谈草数幅”的记载。审其文意，这里所说的“十余幅”“数幅”，既称之为“幅”，似非指单页纸张，十余张纸恐怕无法容纳“数万言”。它们可能是指将多页单纸粘接后形成的长条纸幅，其长度有达“亘丈”者。

那么，实际是否存在这种情形呢？笔者仔细观察了笔谈稿手卷，发现有三个纸张接缝处，字的墨迹明显横跨两纸，一处是“亦谁推重愿闻其名”(图1)，一处是“惕庵与仆亦系至好其在济南”，一处是“鄙之不足道而文字至契辱”，这表明书写之前纸张已经粘连，而非事后裱接。换言之，中朝文人笔谈时确曾有使用多纸粘连为长幅的情况，这样处理的益处显而易见：既可扩增书写的容量，也有助于确定笔谈底稿次序，忠实记录笔谈展开的过程，便于事后查阅与整理。当然，使用多纸粘连的长幅并非中朝笔谈的定制，从情理来看，笔谈用纸自应是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

(二) 书写方式

笔谈稿的书写方式基本上遵循笔谈展开的过程，宾主双方轮流写下问答文字，以笔代舌，进行纸上交谈。譬如笔谈稿手卷开始部分(图2)：

问：阁下尊姓大名？今为此方何官？

姓刘名大观，现任奉天宁远州知州，诰授奉直大夫。阁下今因天朝太皇帝奉移梓宫来否？

然。敢问下梓宫期日的是何日？而皇上亦当随殡耶？

太皇帝梓宫敬择九月初二日自京起驾，十五日奉入地宫，皇上随殡至陵，十六日回銮。

阁下本贯何地？贵乡何处？

本贯山东临清州邱县，系乾隆丁酉科拔贡，朝考一等，前任广西天保县知县。贱号松岚。前岁贵国鸿胪寺金公讳献行号锦汀者，曾有诗酬答，并有拙集奉赠。

问一段，答一段，问答交替，各自成段，是笔谈稿手卷主要的书写方式，这从笔迹和内容皆可清楚地区分。凡遇朝廷和帝王等字眼则另起一行书写以示崇敬，中朝文化相近，故此书仪亦相同。

有时回答文字比较简单，则直接书写在发问文字左侧行间相应处，或者缀于发问文字之下，问答连书，而不另起为独立一段。譬如朝方询问：“韦公今尚在朝否？戴公衢亨亦与仆有旧，今任何官？而在都下否？”刘大观在“韦公今尚在朝否”左侧行间，小字书答“今已谢世矣”；在“戴公”左侧行间，小字书答“今在朝”；在“今任何官”左侧行间，小字书答“今任侍郎，颇重用”(图3)。刘大观逐一简洁明了地回答了朝方的问题。再如，刘大观书曰：“二公回旌时务必在此住宿，方得畅谈也。”朝方紧随其下书答：“当如戒。”又接着发问：“昜州去日下几里？”刘大观接着书答：“约三百余里。”(图4)此轮双方问答文字均寥寥数语，故连书为一段。

图2 笔谈稿手卷卷首部分问答文字

此外，本次笔谈中方仅刘大观一人，朝方则有徐滢修、韩致应两人，刘大观曾书问：“二公尊号？”朝方书答：“贱号五如轩，一号明皋。”另行书：“贱号旉山。”审其书风和“贱号”两字写法，当分别出自徐滢修、韩致应之手。刘大观又曾书问：“请问：阁下由何科目出身？历官几任？在仕途多少年？著作有刻板行世否？”朝方书答：“癸卯科出身，历任玉署、银台，方任礼部尚书，年今五十一，著述有《诗故辨》《学道关》等数种，见行于世。敢问：阁下著作有几种新书？近闻中国学问多尚声诗，或阔于经术文章，然否？”(图5)据此履历职官，可知其为徐滢修，但从书法结体风格来看，实际书写者似非徐滢修(图6)，或是另一位笔谈者韩致应，笔谈稿手卷中绝大部分朝方问答文字多为此一笔迹。考虑到徐滢修时任礼部尚书，又是本次燕行使团地位较高的副使，而韩致应担任书状官，笔谈时由他主要执笔书写，也在情理之中。遗憾的是，笔者迄未获睹韩致应的书法真迹，且待来日核验。

图4 中朝双方问答简单合段连书

图5 朝方书答徐滢修履历

(三) 涂抹、别纸书及毁弃： 敏感话题的书写及处置

中朝文人笔谈时，难免会涉及彼此好奇却又敏感的话题，那么这些话语又如何书写处置呢？据笔谈文献记载，大概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书写后涂抹。《乾净衕笔谈》载二月初四日，使团副使与严诚、潘庭筠笔谈，“语及衣冠及前朝事，副使故为迫问，多犯时讳”，但执笔的潘庭筠“不慌不忙，言言赞扬本朝，而间以戏笑，无半点亏漏”，后又问及南北乐器之事，严诚书答：“北音杂以胡乐，皆是金石噍杀之声。”此处“胡乐”“噍杀之声”可能触及清朝违碍语，故严诚“即涂抹之”[6]13。

图6 徐滢修书札(8)采自佚名《秋史金正喜燕行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图录第116号，首尔华峰文库2010年印行。

其二，别纸书写。《乾净衕笔谈》载二月二十六日，朝方洪大容、金在行与中方严诚、陆飞、潘庭筠诸人笔谈，谈及清朝入关前后史事，这一话题实际上中朝双方均颇为忌讳，因此采用“别纸”书写，而不列入正式的笔谈稿，潘庭筠甚至还把写有敏感话语的小纸条放入口中嚼烂。文云：

虽然传世笔谈稿手卷中并未发现有涂抹违碍话语的痕迹，但据《刘松岚传》，刘大观与徐滢修当年笔谈时也曾谈及敏感话题，即关于遭清廷禁毁的吕留良及其著述。徐滢修书问：“吕晩村学术，较诸近日诸儒，最为醇正，最似亲切下工，得其渊源者，今有何人？而所著书，亦有几种？”刘大观显然对此话题心存忌讳，他“熟视良久”，才勉强书答：“吕留良是大学问，然得罪本朝，不敢竭论。”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句不无敷衍的文字，刘大观仍觉得不宜留存，乃“摘其笔谈中此句，投诸烛茇，向余呵呵而笑，余亦大笑”[1]卷一四，305。这意味深长的一笑包含着诸多彼此心照不宣的潜在话语。

(四) 时间题署

图7 刘大观题署笔谈时间

如前文所述，刘大观与徐滢修至少进行了四次笔谈：第一次为徐滢修抵达宁远当日，刘大观至朝鲜使团居停客店拜访；第二次为使团返回途中经过宁远，徐滢修至玉磬山房拜访；第三次，刘大观邀请徐滢修参访官衙，笔谈竟夜；第四次为次日早晨，刘大观至徐滢修所住客店话别。笔谈稿手卷前九纸应为第一次笔谈的原稿纸，其中第九纸末尾处，刘大观书云：“二公即要用膳，不敢久留。当图后会也。”并题署时间为“己未八月十八日笔谈”(图7)，即嘉庆四年八月十八日(1799年9月17日)。

笔谈稿手卷后三纸，视其笔迹，仍为刘大观与徐滢修对谈。其中徐滢修书云：“李墨庄要仆抄送东诗，俾助词苑佳话，况先生之诗为中州正葩者乎！拙稿欲呈览，其携来者只有一本，为纪晓岚所取留，今行更无别本，俟后日即正。”又书云：“今行来寻旧交，陈编修崇本已任学政去，李雨村、徐惕庵皆归其乡，独与纪尚书、翁祭酒往复，而得先生与之论心，胜之诸人万万矣。”内容涉及徐滢修在京城与纪晓岚、翁方纲交往事，则此三纸当属归国途经宁远时某次笔谈的原稿纸，今第三纸末行徐滢修书云：“韩公乃名教外风流才子，慎勿论也。”戛然而止，知所存仅为当日笔谈之三页残稿而已。

三、 笔谈原纸的流传及其誊录编集

中朝文人笔谈稿的流传主要包括两个途径，其一是笔谈原纸的收存和流传，其二是依据原纸以及当事人的记忆，对笔谈内容进行记录编集。

(一) 笔谈原纸的收存和流传

对于笔谈原纸，中朝文人其实都有收存意向。笔谈稿手卷中刘大观曾书问：“此纸可留仆处否？”徐滢修明确书答：“不能。”但最终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仍有部分笔谈原纸留存于刘大观手中，并辗转流传至今。笔谈稿手卷末纸下端钤盖有两枚藏印，一枚作“毕氏家藏”(阴文)，一枚作“海梯手定”(阳文)，此毕海梯为清末河南沁阳(古称河内)绅商，富有书画碑帖收藏。

不妨再举洪大容、金在行与严诚、潘庭筠、陆飞等人的笔谈为例。中朝双方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二月之中，共计进行了八次笔谈，时间长则一整天，短则数小时，产生了大量的笔谈原纸，那么这些谈草又如何处理呢？洪大容《〈乾净录〉后语》声称“谈草多为秋(笔者注：即潘庭筠)所藏”[6]134，但实际上，朝方也收存了相当一部分，中方严诚曾说：“金、洪二君频来寓舍，每谈竟日，白全帖子，尽七八纸或十余纸。至其归时，必藏弆而去，问之，则云必与三大人看也。”[9]461-462可见，朝方曾以需要向使团长官汇报为由，收存了许多笔谈原纸。这从洪氏《乾净衕笔谈》所录笔谈内容的详细程度也可以得到证明，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谈草为基础，大概不可能复述出如此细致的文字。有时候为了能够获得谈草，双方还颇有“争抢”的意味。譬如二月二十六日笔谈在严诚、潘庭筠所住客栈进行，其间有客人来访，洪大容趁着潘庭筠外出接待客人的机会，把大部分谈草收存携去，他在《〈乾净录〉后语》中说道：“其廿六日归时，秋应客在外，故收来者颇多，犹逸其三分之一焉。”[6]134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二月十七日的笔谈，这次交谈比较随意，内容“多涉闲话”，但也谈到了当时极为敏感的清朝宫廷内幕：

余别以小纸书问曰：“近闻宫中有大事，举朝波荡云。兄辈亦闻之乎？”兰公失色道：“何以知之？”余曰：“岂无所闻乎？”兰公曰：“我朝家法无废立事。且皇太后有圣德，故赖以无事。满人阿永阿极谏几死，汉人无一人敢言者，可愧。”此时兰公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余曰：“妄恃眷爱，轻发此言，兄之惊动如是，请勿复敢言。”兰公曰：“国朝法令甚严，此言一出必死。弟怕死，故自不觉如此。”[6]68

笔谈结束后，洪大容询问：“今日问答之纸亦并为持去，如何？”潘庭筠、严诚勉强同意，洪氏表示回去后将“以此录出问答之语，以为生前睹思之资，且以示之侪流，传之后孙”，潘庭筠急忙提醒他：“必择其语稍可伦次者记之，不然见讥后人矣。”接下来，严、潘两人仔细检查了当日的笔谈纸，“遍考问答，其稍涉忌讳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势不可挽止之。此则前后皆如是焉”[6]71。洪氏“前后皆如是”一语提示我们：中方对笔谈原纸的流传持谨慎态度，在认真检查并删去其中涉及忌讳以及其他不合适的内容之后，才允许朝方带走，此亦堪为中朝笔谈之掌故逸闻。

(二) 笔谈稿的誊录编集

从整体上来看，朝方对笔谈稿的重视程度似乎要超过中方。大多数中国文人都把与朝鲜文人的笔谈当作一次新鲜的异域文化体验，虽在自己的诗文笔记杂著中有所记录，却并无编集谈草的打算。上文提及的收存有一定数量谈草的潘庭筠、严诚、刘大观等人事后均未编书，严诚委托友人朱文藻编集的《日下题襟合集》，主体内容为往来诗文书札，也几乎没有涉及历次笔谈的具体内容。据朝鲜文人徐庆淳《梦经堂日史》之三《日下剩墨》载，他曾与中国文人李芋仙(9)李芋仙，即李士棻(1822—1885)，四川忠州(今忠县)人，字芋仙，颇有诗名，与中江李鸿裔、剑州李榕，合称“四川三李”，乃曾国藩重要幕客之一。、方朔等人笔谈，笔谈结束后，李芋仙“尽收谈纸，纳于怀中”，表示“拟刻一段佳话”[10]349，但遗憾的是，李氏最终并未据此编刊书籍。而作为笔谈的另一方，朝鲜文人则积极地展开了笔谈内容的记录编集工作，为中朝笔谈活动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可谓厥功至伟。中朝文人的这一行为差异反映了隐藏在笔谈背后的耐人寻味的文化心理差异。

笔谈原纸受到交谈现场气氛的影响，大多书写潦草，编次杂乱，不便阅读，这就需要事后依据谈草进行誊录整理。譬如，朴趾源与鹄汀笔谈之后，“阅次谈草，为《鹄汀笔谈》”[8]卷四，220。洪大容归国之后即利用谈草和往来书札诗作，整理编集为《乾净衕会友录》三册(10)洪大容初稿本《乾净衕会友录》目前存世仅发现一册，收藏于韩国崇实大学图书馆。参见[日]夫马进《朝鲜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及其流变——兼及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本介绍》，张雯译，载《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90-103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谈草分存于中朝双方文人手中，朝方在记录编集时又往往面临原始资料不足的困扰。洪大容《〈乾净录〉后语》有云：

事实上，为了能够尽量复原当年笔谈内容，洪大容还特意写信给潘庭筠，告诉他自己正在编集《乾净衕会友录》，希望潘庭筠提供谈草资料：“但伊时谈草，多为吾兄所藏，无由追记。此中编次者，只凭见在之纸，是以可记者既多漏落，语脉亦或没头没尾。臆料追补，顿失本色，殊可叹也。尊藏原草，如或见留，幸就其中择其可记者，并录其彼此酬酢以示之。”[11]卷一，113可是，一来中朝信札送递不便，中间耽搁时日甚多；二来潘庭筠对整理笔谈似颇有顾虑，他在写给洪大容的复信中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前者客寓笔谈，一时酬酢，谐谈杂出，足下乃从故纸辑录之，虽是不忘旧踪，然语无伦次，恐贻诮大雅，幸芟去其支蔓诞放者为嘱。”(11)佚名《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2016年印行，第289页。由此推想，提供笔谈原纸之事多半不了了之。今天我们阅读《乾净衕笔谈》，也能感觉到若干文字间存在文意断裂跳跃之处，大概就是整理时笔谈原纸缺漏留下的痕迹。而且，即便是根据谈草整理的文字，洪大容也进行了适当的增删整饬，并非严格按照谈草实录而成。

重新回到刘大观与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目前笔谈稿手卷所存只有十二纸，当年四次笔谈产生的谈草数量自当远超此数。刘大观实际收存的谈草想来也不止区区这些纸，可能大多已在流传过程中遗失了。那么，朝方的徐滢修、韩致应是否也带走了一部分谈草呢？徐滢修归国数年后撰写了二千六百余字的《刘松岚传》，传文的主体就是复述两人笔谈的部分内容，仔细检阅，发现大部分文字均不见于笔谈稿手卷，兹依次摘录若干如下：

余曰：“敝邦自箕圣以来几千载，中土之所不能及者，有二大端，亲丧之必三年也，妇人之不再醮也。及至我朝圣神继作，贤德夹辅，立经陈纪，盖仿赵宋规模。而如学术之宗程朱，绌陆王；文辞之主八家，宾六朝；诗教之尚盛唐，耻建安。虽比之邹鲁，文献亦不多让耳。闻近来中原学问，则强半是江西余派，一转而为李卓吾，再传而为毛大可，诖误既久，渐染益多云。此说尽然否？”松岚曰：“本朝自圣祖仁皇帝表章朱子之后，立之学官，诵法尊师者，更无二歧。而天下之大，岂能四方一辙？至如乡塾讲案，则朱陆相半，然此不可谓朱子之道不行矣。”

余曰：“宁远即明朝袁公崇焕多年钤辖之地，旧迹遗芬，尚有流传不沫者否？”松岚曰：“见于史乘，涂人耳目者外，别无佚事异闻矣。”

松岚曰：“阁下今行，山川风俗之可以开拓心胸者，不在论也。身入大都，识得几个名世之贤？”余曰：“识一纪晓岚，此老腹笥，四部五车，九流七录，国典朝常，竹头木屑，无不毕具矣。”松岚曰：“两贤相对，倾囊倒庋，必多可闻矣。”余曰：“晓岚为序敝稿，幸先生取览评骘。”仍以纪序授之，松岚览讫曰：“愿得晓岚一言，以赌声价者，天下何限。而阁下乃得之于倾盖之间，须信有逸群之真才，然后可借伯乐之一顾。吾辈诚愧死矣。”余曰：“纪公文体，不欲偭背规矩，亦不屑常谈死法。而平生踪迹，不离四库馆，博涉古今图书，储峙完具，逢源肆应，尽可谓不易得之一大家。最是文字与语录不同之论，尤为特见创论，看透从前作者看未到处。先生亦以为然否？”松岚首肯曰：“极是名言。仆于此事，心虽艳慕，愧未有真得实工耳。”

松岚曰：“仆是王渔洋先生姻家后进，年前过其家，拜其小像。今见阁下，眉目风仪，宛如渔洋，无毫发差爽。异代异国之人，何如是酷相似也？”余曰：“渔洋号称一代名硕，然其学不越考证一步，其文亦仅以雅洁自持，诗特其所长。而先生以此望仆，仆未肯默受之也。”松岚大笑曰：“阁下之所自待，知应不止此。而仆亦以形貌之相似言耳，至如道德文章之成就地步，仆岂敢测海，而亦岂以渔洋望阁下哉？”余笑曰：“前言戏耳，渔洋岂可易言哉？”

松岚曰：“贵国科制何如？愿闻其略。”余曰：“敝邦科制，略仿明朝洪武初所定之遗规。子午卯酉年，分三场取士。而经义文词，双试并取。外此，国有大庆，则有庆科。令辰佳节，引试功令各体，则有节制。但知贡举不置专官，临试差干，此稍与中制不同耳。”[1]卷一四，304-306

上述笔谈文字涉及了中朝学术文化现状、宁远地区有无明末袁崇焕逸闻、对纪晓岚所作序文之评价、徐滢修长相颇似清人王渔洋、中朝科举制度等诸多话题，且文字颇为细致，如果仅凭事后回忆，恐难以如此详尽，应有原始谈草为依据，换言之，徐滢修等人当年大概也曾收存了部分笔谈原纸，或誊录了谈草。此处有个细节颇可注意，《刘松岚传》载及一个笔谈小话题，即刘大观询问：“贵国人或着圆顶帽，或着尖顶帽，岂文武之别耶？”徐滢修答曰：“概言之，则文武之分，而亦有时相通耳。”[1]卷一四，305此番问答亦见存于笔谈稿手卷，文字略异，即刘大观书问：“尊冠圆顶者属文职，尖顶者属武职否？”徐滢修书答：“大抵然矣，而有时通用。”但其发生位置则不同，在笔谈稿手卷中，它书写于第一次笔谈中(即朝鲜使团赴北京途经宁远时)，而在《刘松岚传》中，则被系于返程之后的笔谈。很显然，徐滢修撰写这一段问答文字时，因无笔谈原纸，乃凭记忆复述，故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此类缺乏谈草作为依据而致笔谈内容记录不够准确完整的情形，亦是笔谈文献的另一个共同点，正如前引徐庆淳《梦经堂日史》之三《日下剩墨》感叹的那样：“谈草并为芋仙收去，不能带回。久又遗忘，零言琐语，十不存一，随其记得，编之如左。酬答纵无差错，字句或有异同，览者辨之。”[10]349

综上所述，笔谈产生于同文异语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之内，笔谈稿是一类特殊的历史文献，虽书写于纸上，却具有口头交谈的现场特质。存世数量有限的笔谈原纸，因其完整保留着曾经发生的中外文人以笔交谈的现场对话，弥足珍贵；而数量更多的笔谈作品乃经事后誊录整理而成，它们往往因为原始谈草遗缺或内容敏感，文字芜杂零散，需要整理者进行必要的增删补订以及调整润色，从而羼入若干“非现场”痕迹。凡此都值得研究者关注，并在使用东亚笔谈文献时酌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