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翠 李永红 李琴

[摘要] 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近年来呈现出年轻化趋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患者大部分身体症状得到控制，但治疗期漫长，治疗费用高，患者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负荷。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希望水平作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内容之一，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从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概念、所涉及的评估工具、目前的现状、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干预提供可借鉴方向。

[关键词] 乳腺癌;希望水平;综述

[中图分类号] R473.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0）08（a）-0050-04

[Abstract] Female breast cancer has a high incidence and high mortality rate， showing a younger tren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most of the patients′ physical symptoms are controlled， but the treatment period is long， the treatment costs are high， and the patients are under various pressures. With the ris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scholar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patients. Hope level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as one of the research contents in the fiel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concept of the hope level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 evaluation tools involved， the current status，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Hope level; Review

据报道，截至2018年在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方面乳腺癌已经位居第一，且最近几年呈现出递增和年轻化的趋势[1]。目前乳腺癌主要采取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本身存在很多副作用，如乳房缺失、脱发等身体外形的改变及生理功能下降，这会给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严重影响[2]。随着医疗制度的完善，在治疗乳腺癌病症的同时，患者的心理干预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尤其是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使相关研究更多的致力于患者的心理问题上，培养健康积极的心理品质为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带来了有效帮助[3]。希望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概念、评估工具、目前的现状、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为更全面了解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提出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希望水平的概念

“希望”的起源与早期宗教和哲学密切相关。1905年，Frank[4]首次将这一词语引入到医学治疗领域，并用于癔症、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的干预中。Miller等[5]认为，希望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对未来美好事物或者是美好生活状态的期望，另外一种是从困境中突围或者从自我努力中提升幸福等系列感觉。Dufault等[6]将希望定义为：希望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多维度的、能够激发人的心理激情的、积极向上的生活力量。Herth[7]认为，希望能够帮助患者重塑信心，提供可以主宰生命的心理理论，它是一种人生的信念，能使人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2 希望水平的評估工具

希望属于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用于评估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工具较少，相关的评估工具如下：

2.1 希望量表

此量表由Gottschalk[8]在1974年建立，主要是通过科学化的内容分析法对患者的希望水平进行有效评估。具体的评估流程为：让患者回忆自己的经历并详细地写出近4年来所遇到的重要事件，由4名评估人员对具体的事件进行阅读，最后对事件进行评分。

2.2 米勒希望量表

米勒希望量表是1988年心理学家Miller[9]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综合希望的多学科内容，采用科学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该量表主要用于健康成年人的希望指数测定，量表共计40个条目，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部分。采用Likert 6点评分法，条目分值分布区域在40～240分之间，总得分越高，研究对象的希望水平越高。学者Jakobsson等[10]为了实现对量表的信度检验，曾经使用此量表对120名护理专业学生进行测验，结果表明，Cronbach′s α为0.88，重测信度为0.82，信度良好。

2.3 Herth希望量表

此量表由Herth[11]于1991年以Dufauft的希望概念理论为基础编制而成，具有更明确的概念和更高的一致性，主要用来测量癌症患者的希望水平。我国学者赵海平等[12]对这一量表进行了汉化，随后将其用于血液透析患者的希望水平测量中，结果显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87，结构效度为0.85，重测信度为0.92。该量表包含对现实以及未来的积极态度、和他人关系的亲密度、为实现希望所采取的系列积极行动3个维度，条目简单明了，易于使用，是目前在护理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量表。

3 有关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探究，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交流充分了解其知觉、感受及想法，能够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的感受[13]。Saita等[14]运用质性访谈的方法对乳腺癌患者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提出了一个希望理论模型，该模型是由两个笛卡尔轴组成，x轴代表认知维度，y轴代表情感维度，研究表明，希望可以放在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之间的连续统一体中，并从中可以识别出4种可能的情景（希望空间、绝望空间、短暂空间和犹豫空间）。这一理论模型揭示了患者在其中一种情景中的位置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这些维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除了可以回到以前的情景之外，还可以转换到其他情景。Moteki等[15]对10例年龄在20～49岁的原发性乳腺癌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后发现了3个主题，分别是希望被治愈、自我实现、自身以及周围人的成长。台湾学者Mok等[16]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探讨了希望在香港晚期癌症患者中的意义，并提出了5个主题：过正常生活，社会支持，其他重要人的幸福，生死调和，顺其自然。这些质性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患病后会产生负面情绪，也会产生一种信念，希望能使人在痛苦的环境中看到人生的意义，在逆境中坚定地站起来，并通过信仰继续生命的旅程。

4 有关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量性研究

4.1 现状调查

乳腺癌以综合治疗为主，患者在不同的治疗阶段，希望水平存在差异。有学者[17-18]发现初诊乳腺癌患者、乳腺癌术前患者的希望水平较高。陆艳等[19]对接受化疗、手术治疗1年以上的乳腺癌患者进行了希望水平测定，结果表明，这类患者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肖星明[20]发现晚期乳腺癌住院患者的希望水平得分较低。以上均使用Herth希望量表进行调查，由上可以看出，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上，但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较低，可能与一旦被确诊为晚期乳腺癌让患者重返健康的可行性极低，继续治疗和护理的目的是延长其生存期，改善各种症状，降低疾病带来的痛苦有关。初诊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比较高，可能与近年来医疗技术的发展，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对治疗抱有较大的希望，进而积极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有关。术后化疗期间，患者的希望水平有所下降，可能与脱发、性欲下降等有关，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许多逃避行为，如不想和丈夫有身体接触、不愿意和其他人谈论病情，从而影响患者的希望水平。

4.2 影响因素研究

4.2.1 社会人口学因素

4.2.1.1 婚姻状况  刘韬等[21]在进行乳腺癌初次手术患者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时发现，已婚女性的希望水平高于离异、丧偶和未婚患者。已婚患者可以得到配偶的支持，增加了患者战胜疾病的希望，在护理工作中，应该加强与离异、丧偶和未婚女性的交流，了解其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

4.2.1.2 经济水平  经济水平是影响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重要因素，郭丝锦等[22]在进行乳腺癌患者术后希望水平与自我效能调查时发现，付费方式会影响乳腺癌术后患者的希望水平，完全自费的患者对待生活的积极性明显低于半自费和全医保的患者。患者报销比例越高、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外在压力相对较低者越少，减轻了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养病，自费的患者担心医疗费用会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从而影响患者的希望水平，因此，应该加强对经济困难患者的医疗费用支持与保障。

4.2.1.3 年龄  林优优等[23]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希望水平成负相关，这与已有研究[24]所得到的结果一致。可能因年轻患者大多处于事业、家庭起步阶段，需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希望生命长期继续，而年长者生活经历丰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相对淡化，并认为生死乃生命的自然过程，加上老年人一般状况较差，对预期生存期比较悲观。

4.2.2 心理因素

谢亚敏[25]研究表明，对乳腺癌患者来说，负面情绪越旺盛，其希望水平越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26]一致。临床医生和护理人员可以借助医学手段对患者的负面情绪进行有效调整，从而提高患者的希望指数，增強患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4.2.3 疾病相关因素

刘韬等[21]研究表明，乳腺癌的治疗方式影响患者的希望水平。保乳手术患者相对于改良根治手术患者希望水平要高。究其原因，在于乳房是女性美的重要体现，如果采取手术治疗，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乳房的美观或是直接造成乳房缺损，患者往往难以承受这一打击，导致失去信心、自我评价降低、产生不良情绪。而采取保乳手术，对乳腺癌病灶进行局部或者象限切除的话，女性的大部分乳房组织会被保留，与原来差异较小，不影响乳房美观，所以患者更容易接受。因此，如病情许可，在治疗中应尽可能帮助患者保乳，同时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以及生活质量。

4.2.4 社会支持

学者南华[27]经过系列临床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与社会对其的支持度成正相关。这与此前已有的研究结果[28]相似。原因在于，社会支持会为患者提供一种缓冲压力的方式，从而使得患者能够快速地调整心态，保持心理健康，提高对生活、社会的满意程度，进而提升幸福感。

4.3 干预措施研究

4.3.1 积极心理干预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心理干预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学者徐丽等[29]将正压疗法、积极认知行为疗法、积极情绪书写表达等积极心理干预用于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身上，结果在干预2个月后，运用积极心理干预的患者希望水平高于未用的患者，表明积极心理干预可以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在以后的护理工作中，可以多引导患者采用积极的情感、认知和行为来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4.3.2 共情护理

共情护理是一种基于共情理论的护理模式，旨在通过共情技巧了解患者的真实感受并做出适当的反馈，最终达到提升护患沟通的效果[30]。王静冉等[31]将共情护理用于做过乳腺癌根治手术的患者身上，通过共情护理小组以耐心倾听、换位思考、信息整理、信息反馈和共情体验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护理，结果观察组患者希望水平总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实行共情护理可显著提高乳腺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和主观幸福感。采用共情护理模式，护理人员可了解患者的真实想法、感受及实际需要，并给予患者关心、帮助，减轻其孤独、无助感，进而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

4.3.3 治疗性沟通

治疗性沟通属于心理治疗学中的一种，其可以有效地帮助患者塑造积极的心态，勇敢地面对困难，增强治疗疾病的信心，减少不良情绪所带来的困扰[32]。于志梅等[33]将此方案用于乳腺癌手术患者身上，编制了针对乳腺癌患者的手术前后心理评估量表。手术前的评估量表主要有4个部分，分别是：手术效果忧虑、手术康复忧虑、乳房切除与性生活忧虑、绝望与无望;手术后的评估量表同样有4个部分，分别是：夫妻生活忧虑、自卑与绝望、手术存活忧虑、术后疼痛忧虑，并根据每部分制订了相应的护理措施，进行积极心理学干预，结果显示，对照组和观察组差异较大，前者的希望水平总分低于后者。治疗性沟通可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度，消除焦虑、恐惧情绪，在交流沟通时激发患者调节情绪的能力，帮助其建立希望目标，重塑治疗疾病的信心。

4.3.4 其他

目前用于提升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干预方法还有很多，例如尊严疗法[20]、团体心理干预[34]、同伴支持[35]、集束化护理[36]等。

5 小结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积极心理学领域关注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国内多使用汉化的Herth希望量表对患者希望水平进行评估，目前对乳腺癌患者的希望水平多属于调查研究，质性研究较少，今后可增加质性访谈，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患者的希望水平。在以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探讨乳腺癌放疗期间及长期带癌生存者的希望水平，同时可以纵向研究同一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希望水平的变化，更全面了解患者的希望水平，为提出更有价值、更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Jiang XY，Tang HJ，Chen TH. Epidemiology of gynecologic cancers in China [J]. J Gynecol Oncol，2018，29（1）：e7.

[2]  Tilstra S，McNeil M. New Developments i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nd Treatment [J]. J Womens Health（Larchmt），2017，26（1）：5-8.

[3]  Manne S，Ostroff J，Winkel G，et al. Posttraumatic growth after breast cancer：patient，partner，and couple perspectives [J]. Psychosom Med，2004，66（3）：442-454.

[4]  Frank J. The role of hope in psychotherapy [J]. Int J psychiatry，1968，5（5）：383-395.

[5]  Miller JF，Powers MJ.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hope [J]. Nurs Res，1988，37（1）：6-10.

[6]  Dufault K，Martocchio B. Hope：its spheres and dimensions [J]. Nurs Clin North Am，1985，20（2）：379-391.

[7]  Herth K. Development and refine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hope [J]. Sch Inq Nurs Pract，1991，5（1）：39-51.

[8]  Gottschalk L. A hope scale applicable to verbal samples [J]. Arch Gen Psy，1974，30（6）：779-785.

[9]  Miller JF.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hope [J]. Nurs Res，1988，37（1）：6-10.

[10]  Jakobsson A，Segesten K，Nordholm L. Establishing a Swedish instrument measuring hope [J]. Scand J Caring Sci，1993， 7（3）：135-139.

[11]  Herth K. Abbreviated instrument to measure hope：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J]. J Adv Nurs，1992， 17（10）：1251-1259.

[12]  趙海平，王健.血液透析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希望[J].中华护理杂志，2000，35（5）：49-51.

[13]  潘梦婷，孟爱凤，智晓旭，等.乳腺癌患者术后淋巴水肿发病危险因素的质性研究[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7， 33（22）：1707-1710.

[14]  Saita E，Luca LD，Acquati C. What Is Hope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A Qualitative Study [J]. Med J Clin Psy，2015，3（1）：1-17.

[15]  Moteki H，Oyama T，Fujino F，et al. Hope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ho Have Children [J]. Kitakanto Med J，2010，60（3）：235-241.

[16]  Mok E，Lam WM，Chan LN，et al. The meaning of h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in Hong Kong [J]. Int J Pall Nurs，2010，16（6）：298-305.

[17]  吴子敬，刘叶，李小寒.乳腺癌病人希望水平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护理研究，2018， 32（7）：1038-1041.

[18]  徐芸，张静，王萍，等.乳腺癌患者术前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护理学杂志，2013，28（12）：73-75.

[19]  陆艳，韦嘉玲，方琼，等.团体干预对康复期乳腺癌病人希望水平的影响[J].护理研究，2015，29（20）：2531-2533.

[20]  肖星明.乳腺癌晚期患者尊严疗法干预对其希望水平及负性情绪的影响分析[J].数理医药学杂志，2016，29（6）：919-920.

[21]  刘韬，雷喜锋.乳腺癌初次手术患者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7，35（10）：1261-1263.

[22]  郭丝锦，刘花蕊，卫宝玲，等.乳腺癌患者术后希望水平与自我效能心理调查[J].中国肿瘤，2016，25（3）：237-240.

[23]  林优优，钱金吉，吴洁.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及其相关因素的临床分析[J].中国药物与临床，2014，14（5）：635-637.

[24]  Hendricks-Ferguson V. Relationships of Age and Gender to Hope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Among Adolescents With Cancer [J]. J Pediatr Oncol Nurs，2006，23（4）：189-199.

[25]  谢亚敏.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与癌因性疲乏及负性情绪的关系研究[J].国际护理学杂志，2016，35（6）：817-819.

[26]  Vellone E，Rega ML，Galletti C，et al. Hope and related variables in Italian cancer patients [J]. Cancer Nurs，2006，29（5）：356-366.

[27]  南華.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J].河南医学研究，2018，27（12）：2156-2158.

[28]  Bright F，Kayes NM，McCann CM. Understanding hope after stroke：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using concept analysis [J]. Top Stroke Rehabil，2011，18（5）：490-508.

[29]  徐丽，杨丹，骆东妹.积极心理干预配合健康宣教对乳腺癌根治术患者希望水平、心理一致感与生活质量的影响[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9，16（13）：87-90.

[30]  彭司淼，李乐之.共情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研究及展望[J].护理学报，2012，19（18）：4-7.

[31]  王静冉，杨杰敏.共情护理对乳腺癌患者根治手术后希望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6，23（10）：1272-1274.

[32]  高琼，邓凡.治疗性沟通对门诊小型手术患者负性情绪及应对方式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17，23（6）：21-22.

[33]  于志梅，田宏，孙海微.治疗性沟通方案对乳腺癌手术患者自尊及希望水平的影响[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4， 20（9）：999-1003.

[34]  陆艳，韦嘉玲，方琼，等.团体干预对康复期乳腺癌病人希望水平的影响[J].护理研究，2015，29（20）：2531-2533.

[35]  吕慧敏.病友同伴支持为导向的互助模式联合微信平台对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及SF-36评分的影响[J].河南外科学杂志，2019，25（5）：161-163.

[36]  刘立萍，田美香，董玉，等.集束化护理对乳腺癌术后患者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度及希望水平的影响[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8，25（6）：736-739.

（收稿日期：20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