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惠，车广伟，冯玉娟，陈洪鑫

心理亚健康是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是指处于灰色地带的健康状态，这种状态虽然没有达到心理疾病的程度，但已经不是正常的健康心理状态[1-2]。处在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人，在人际交往、情绪、品行和社会适应性方面具有非正常的表现，易出现情绪低落、抑郁或烦躁，甚至出现头晕脑胀等躯体症状，长期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会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严重者可能发展为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3-4]。心理亚健康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隐蔽性较强，往往不被个体所意识到，非常容易向疾病方向转化，发展成为抑郁症、焦虑症等严重威胁人类身心健康的疾病[5]。但是，心理亚健康状态是动态发展的，如及时进行干预，可以得到改善或治愈。

研究表明，通过实施某些干预活动，这种心理亚健康状态是可以实现逆转的[6]。中医理论认为，心理亚健康是由人体阴阳失衡、气血和经络紊乱或堵塞等原因引起的。因此，一般采用内服和外治的药物或健身运动等手段，通过调节阴阳失衡来达到改善心理亚健康的效果[7]。有多项研究表明，适当的体育锻炼对改善人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具有一定的作用，五禽戏、健身操、跳绳、爬楼梯、健步走等有氧运动能有效降低个体心理亚健康的发生率；体育舞蹈、羽毛球、广场舞等体育锻炼行为对抑郁、焦虑、疲惫、恐怖等消极性因子具有较为敏感的改善效果[8-9]。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体育锻炼对心理亚健康的改善有积极意义。

虽然体育锻炼对人的心理亚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于体育锻炼改善心理亚健康的心理机制研究却仍然较少。有多项研究认为，个体的应对方式与其心理亚健康水平直接相关，心理亚健康的诱因之一为过度压力，压力可能会使大学生在面对问题时出现逃避责任、消极情绪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从而产生链式反应，进而引起大学生的心理亚健康，从而导致大学生出现抑郁、情绪低落、不适应社会和不擅与人交往的心理状态[3]。颜一燕等[10]发现，医学类专业或学业任务压力大的学校，学生的消极应对方式概率更高；林栋美等[11]发现，实习期学生消极应对方式、工作压力与心理亚健康显著相关；梅燕等[12]发现，心理亚健康人群的压力反应相对较高；张潇等[13]建立的大鼠心理亚健康模型也支持了上述研究者的结果。王红等[3]认为，压抑、退避等应对方式可催化青少年的亚健康水平；Sawyer等[14]发现，消极应对方式会增加抑郁症发生的可能性；Kraaij等[15]发现，青少年的应对方式对抑郁的发生有较大影响。因此，应对方式可能是导致心理亚健康的关键变量，不良的应对方式会恶化个体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几项现场实验条件下的干预研究发现，有氧运动（体育舞蹈、瑜伽）对个体的应对方式和心理亚健康有积极影响[16-17]，体育锻炼改善心理亚健康的心理机制可能是由于有氧性质的体育锻炼能够使个体具有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即应对方式可能是体育锻炼与心理亚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对心理健康的积极效益较多，而体育舞蹈是一项特点鲜明的有氧运动，它需要男女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舞蹈套路和动作，需要个体之间的交流以及默契配合。同时，体育舞蹈练习时需要相应的乐曲作为伴奏，音乐对人的情绪也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体育舞蹈成为一项广受大学生喜爱的体育锻炼项目，集群体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体，且强度适中，是一项男、女生都适合的运动项目[16]。因此，本研究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选取进行系统性体育舞蹈练习3个月及以上的学生为研究参与者，并选取了普通专业久坐少动（样本选择标准以自我报告的体育活动总量为参考，活动总量在高水平的样本予以剔除，体育活动总量的评定标准按照梁德清[18]编制的《体育锻炼等级量表-3》加以筛选：小运动量≤9，20≤中等运动量＜43，大运动量≥43。）的大学生作为对照组，以体育舞蹈项目为例，探讨体育运动对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的影响及心理机制。

综上，本研究提出2 个假设：（1）经过3 个月以上体育舞蹈练习的个体，具有更低的心理亚健康状态，也具有更积极的应对方式；（2）应对方式可能是体育舞蹈锻炼和心理亚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3个月以上体育舞蹈练习对大学生的心理亚健康的影响为研究对象，选取山东某师范大学生为研究参与者，自愿参与心理测验并填写问卷。其中一组为已经参与为期3个月及以上的体育舞蹈锻炼的大学生（每周开设2 次公选课，每次90 min，由专业舞蹈教师授课）200人，由于生病或事假等原因，最终填写有效问卷的人数为188 人，男生37 人，女生151 人，年龄（20.53±1.268）岁；一组为相对久坐少动的普通大学生300人（通过《体育锻炼等级量表-3》来确定运动总量达到高水平的个体，自我报告的运动量达到大运动量等级以上的个体予以剔除），最终有效人数为244人，男生103人，女生141人，年龄（19.30±1.213）岁。

1.2 研究工具

心理亚健康由陶芳标[19]研制的《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MSQA）测得。本量表包括生理亚健康和心理亚健康，本研究使用心理亚健康部分，主要调查个体3 个月以来实际感受的心理不适症状，共39个条目，包括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3 个维度，每个条目有6 个评定等级，分别为：1=没有或持续不到1星期，2=持续1星期以上，3=持续2星期以上，4=持续1个月以上，5=持续2个月以上，6=持续3个月以上，等级越高表示亚健康症状越严重。评价指标使用亚健康症状数，即亚健康症状持续时间超过1 个月以上的条目数有1 项以上，即为具有心理亚健康的症状。3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0.83和0.79。

应对方式由《大学生应对方式量表》测得。该量表由刘凤娥[20]编制，包括 64 个问题，采用 Likert 自评式 5 级记分，从“1 分—基本上都采用这种方式”到“5 分—没有采用这种方式”。由问题取向途径、情绪取向途径和回避途径3 个维度组成。就某一维度而言，得分高说明较少采用这种应对方式，得分低说明较多釆用这种方式。3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0.87和0.78。

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500 份，剔除漏答、错答、规律作答和有作答偏向的问卷共68 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32 份，回收率为86.4%。

1.3 统计方法

数理统计法采取方差分析和结构公式模型，2 组大学生的数据进行协方差分析，中介效应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sobel检验程序进行检验。研究使用SPSS18.0和AMOS17.0软件包。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2组在应对方式和心理亚健康各维度得分的差异性检验

结果表明，体育舞蹈组的运动量平均为57.65（≥43），处于高水平运动量；久坐少动组的运动量平均为15.43，处于低水平运动量（≤19）（见表1）。体育舞蹈组与久坐少动组应对方式和心理亚健康各维度的平均数均有差异，由于性别和个体的生源地有可能对个体的应对方式和心理亚健康状况产生影响，需要将性别和生源地作为协变量，以排除这2 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因此，各维度的差异性需要进行协方差分析。

表1 2组中各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n=432）Table1 Mean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Each Variable in the Two Groups

有研究认为，性别变量和个体的原生环境（即生源地，农村或者城市）有可能在锻炼方式、心理亚健康、应对方式、压力反应和自卑感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16]，本研究不将该影响作用作为主要的探讨方向，因此，将性别和生源地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以应对方式各维度为因变量，以不同运动类型为自变量，以性别和生源地为协变量进行III 型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生源地对应对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体育舞蹈组和久坐少动组在应对方式各维度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问题取向（F=424.138，P<0.05，偏η2=0.498）、情绪取向（F=267.726，P<0.05，偏η2=0.385）和回避取向（F=322.498，P<0.05，偏η2=0.430）3个维度都有较高的效果量[21]，且体育舞蹈组明显优于久坐少动组（见表2）。

表2 体育舞蹈组和久坐少动组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性检验Table2 The Results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Sports Dance Group and Sedentary Group

以心理亚健康各维度为因变量，以不同运动类型为自变量，以性别和生源地为协变量进行III型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仅有性别对心理亚健康量表中的品行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的主效应显著，其他均不显著；排除性别的影响之后，体育舞蹈组和久坐少动组在心理亚健康情绪问题维度和社会适应问题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情绪问题（F=14.464，P<0.05，偏η2=0.033）和社会适应问题（F=5.899，P<0.05，偏η2=0.014）维度上的效果量较小，且体育舞蹈组优于久坐少动组；2 组在品行问题维度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见表3）。

表3 体育舞蹈组和久坐少动组在心理亚健康上的差异性检验Table3 The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Sub-health Between Sports Dance Group and Sedentary Group

上述结果表明，在排除协变量的影响之后，体育舞蹈组应对方式的各维度得分均优于久坐少动组，说明经常练习体育舞蹈的个体，在面对应激时会更多地采取问题应对的积极应对方式，更少采取情绪应对和回避应对的消极应对方式；体育舞蹈组在心理亚健康情绪问题维度和社会适应问题维度上的得分优于久坐少动组，说明经常参与体育舞蹈训练，会经历更积极的情绪体验，并且社会适应良好；在品行问题维度上，2 组并未出现显著差异，可能说明品行问题虽然是心理亚健康的表现，但是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并不能对个体的品行产生显著的改变。上述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1。

2.2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的检验可以明确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关系中的影响强度，因此，探讨中介效应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具有重要意义，在不能干预自变量的情况下，可以干预中介变量从而引起因变量发生变化[22]。

体育舞蹈能够改善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心理机制可能是由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使用结构公式模型对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检验程序参照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22]。中介效应成立的条件是：路径系数c、a显著，如果路径系数b也显著的话，则存在中介效应；如果路径系数c’显著，则为部分中介，如果c’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如果路径系数c和a不显著，则停止中介效应检验；如果路径系数b不显著，则需要继续做sobel检验[30]，检验统计量的公式为：

式中：sa为a的标准误；sb为b的标准误。

首先，将运动类型设为虚拟变量“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体育舞蹈组为1，久坐少动组为0。应对方式量表的3 个维度在运动类型和心理亚健康情绪问题维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示：（1）应对方式量表的问题取向维度在运动类型“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和心理亚健康的情绪问题维度之间充当了中介变量，且为部分中介的关系，中介强度为0.09（ab），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46.8%（ab/c）[23]；情绪取向和回避取向维度和心理亚健康的情绪问题的预测系数均显著，即路径系数a和c’显著，但是情绪取向和回避取向维度对情绪问题的预测路径系数均不显著，即路径系数b不显著，因此是否存在中介效应，需做so‐bel检验（见图1）。

图1 应对方式对情绪问题的中介效应Figure1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ping Styles on Emotional Problems

情绪取向的中介效应中，sobel 检验的结果为z=1.06，P>0.05；回避取向的中介效应中，sobel 检验的结果为z=0.134，P>0.05。说明，应对方式情绪取向和回避取向在运动类型和心理亚健康的情绪问题维度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应对方式量表的3个维度在运动类型和心理亚健康品行问题维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表明，情绪取向在运动类型“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和心理亚健康的品行问题维度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运动类型“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也不能直接预测心理亚健康的品行问题（见图2）。

图2 应对方式对品行问题的中介效应Figure2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ping Styles on Character Problems

应对方式量表的3个维度在运动类型和心理亚健康社会适应问题维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表明，运动类型“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对应对方式量表3个维度和社会适应问题的预测系数均显著，即路径系数a和c’显著，但是应对方式量表的3个维度对心理亚健康的社会适应问题维度的路径系数均不显著，即路径系数b不显著。因此，是否存在中介效应，需要做sobel检验（见图3）。

图3 应对方式对社会适应问题的中介效应Figure3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ping Styles on Social Adapta‐tion Problems

问题取向的中介效应中，sobel 检验的结果为z=0.076，P>0.05；情绪取向的中介效应中，sobel 检验的结果为z=0.763，P>0.05；回避取向的中介效应中，sobel 检验的结果为z=0.734，P>0.05。说明，应对方式的3 个维度在运动类型和心理亚健康的社会适应问题维度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上述结果表明，应对方式的问题取向维度充当了运动类型“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和心理亚健康情绪问题维度之间的中介变量，且为部分中介。说明，体育舞蹈锻炼不仅能直接改善大学生的情绪问题，使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减缓心理亚健康的程度，还能通过使大学生在面对压力时更多地采取问题应对的方式，间接地改善心理亚健康的程度，尤其是情绪问题。该结果可能与体育舞蹈的项目特点有关系，趣味性和娱乐性以及集体之间的配合性决定了体育舞蹈训练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了大学生的情绪问题。

应对方式的情绪取向和回避取向维度并没有在运动类型“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和心理亚健康的任一维度之间起中介作用。上述结果部分支持研究假设2。

虽然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运动类型“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对应对方式及心理亚健康情绪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维度的直接效应却是显著的，说明大学生参与体育舞蹈训练对其应对方式和心理亚健康的改善是值得肯定的。

3 讨 论

本研究不仅对比考查了练习体育舞蹈与久坐少动的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和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差异，也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体育舞蹈对改善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心理机制。结果表明，体育舞蹈训练能够促使大学生在面对应激或压力时，会更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也能弱化大学生的心理亚健康状态；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体育舞蹈训练能够通过使大学生更多采取问题应对的方式，从而改善个体自身的情绪问题。上述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1和假设2。

进行系统性的体育舞蹈训练，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大学生的心理亚健康状态，也能使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更积极，尤其是能够使大学生采取积极的问题应对方式。有研究支持体育运动对心理亚健康和应对方式的积极效果。艾圣华等[9]经过10周的试验研究发现，五禽戏锻炼可改善失眠、多梦、适应能力差、孤独、空虚、烦燥、焦虑、抑郁、强迫症、偏执和精神衰弱等心理亚健康症状；薛海涛[24]经过12 周干预研究表明，足球、羽毛球和健美操等运动项目组的个体在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偏执指标中与普通非体育运动组的个体相比差异比较显著（P<0.05），而抑郁、敌意的差异非常显著（P<0.01）；兰洋等[25]对高校教师进行乒乓球运动干预发现，心理亚健康因子在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等维度上心理效果更加明显，表明乒乓球运动对心理亚健康明显的纠正作用，有助于心理亚健康的治疗；李伊莎[21]的研究表明，为期12 周的瑜伽训练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具有良好的延伸效应；盛建国等[26]的研究也表明，身体锻炼直接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提高个体的自信心；王莉华等[27]研究认为，健身气功可以改善个体的应对方式。就体育舞蹈对大学生心理亚健康和应对方式的影响而言，本研究结果与前人基本一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体育舞蹈训练组和久坐少动组并未在心理亚健康品行问题维度上出现显著差异，研究假设1 并没有得到完全支持，说明一个人的品行问题是特质性较强的变量，相对比较稳定，也可能是体育舞蹈只是单一的运动项目，虽然具有一定的项目特色，但是在全面改善个体心理亚健康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对于心理机制的探讨而言，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并未完全支持假设2。中介效应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结果并不如意。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应对方式的问题取向维度在运动类型“是否参与体育舞蹈锻炼”和心理亚健康情绪问题维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该结果并未达到预期。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有：（1）研究自变量仅设置了2个哑变量（练体育舞蹈，不练体育舞蹈），有氧运动的类型多种多样，单一的体育舞蹈锻炼可能不足以引起应对方式的丰富变化；（2）本研究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干预研究，只是对一定周期内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回顾式”的实证调查，可能也是造成研究结果较为单一的原因。

心理亚健康的成因本身比较复杂，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压力造成的应激是导致心理亚健康的主要成因，个体对应激的评估就是应对方式，以问题应对是积极的应对方式，以逃避或情绪应对是消极的应对方式，不同的应对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心理健康状态[28]。本研究发现，体育舞蹈训练改善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的心理机制是由于通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舞蹈训练，个体采取问题应对的方式面对外界的应激所造成的压力，从而改善自身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对于心理机制的探讨，我国学者徐唯等[29]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可以显著改善女大学生的抑郁状态，并可以通过主观支持与问题解决2 条路径间接影响女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且主观支持与问题解决在体育锻炼与抑郁之间充当了并行多重中介的作用。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在于，可能是通过一段时间的体育锻炼，个体生理指标得到改善，心理压力得到转移或者释放，个体会相对理性、客观地采取问题应对的积极应对方式，从而改善心理亚健康状态。本研究结果是对前人研究的有益补充。

研究结果并未完全支持研究假设，说明从体育运动到心理亚健康之间的路径可能是复杂的，也可能受稳定变量的影响，如人格特质[30]，而不易干预，也可能有更多的变量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心理亚健康的干预方式，除了体育运动之外，还有认知干预等方式[31]，多种干预方式结合使用，可能会有更好的干预效果。

本研究是横断研究，对某些无关变量的控制可能不足，可能会影响最终因果关系的解释；对于心理亚健康的测量工具不一致[29]，可能也会导致结果与前人的结果出现差异；研究仅将练习体育舞蹈一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导致对结果的解释受限。

4 结论与建议

系统性地进行体育舞蹈训练，能使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更积极，且具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体育舞蹈组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优于久坐少动组的原因可能是，体育舞蹈组的学生通过长期系统的训练，在面对压力时采取问题取向的应对方式达到调整自身的心理亚健康状态的目的，尤其是情绪问题。建议后续研究采取多项体育锻炼项目，并设置纵向试验研究，与横断研究相互对照，以增强对结果的解释力，在研究工具的考量方面，应多次检验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