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促进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也带来了现代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结构性变革。然而，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范式呈现出典型的工具理性。它突出了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理性，忽视了学生情感需求和精神追求的价值理性，陷入信息技术对课堂教学功能的挟持、信息技术泛化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课堂教学丧失对学生的人文关怀等技术陷阱。为此，信息技术对课堂教学功能的重构应当转变“技术至上”观念，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以及回归“以人为本”理念，以实现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相互融合。

关键词  信息技术   课堂教学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一、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通信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以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系统而全面地引导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模式的变革。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之中，是指教师运用教育技术的理性思维方式，理解和传授课程知识。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规范性与形式的单调性，信息技术正在快速地构建一个开放式、网络化和交互性的课堂教学体系。这个课堂教学体系在教育资源获取、教师教学模式、学生学习方式以及教育教学规律等方面都展现出巨大的变化。美国教育信息技术专家唐纳德·伊利指出，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理应视为一场教育生产力革命，它导致了学校教育基本组织形式、“教师”与“学生”人际关系、“教授”与“学习”行为方式等领域的变革[1]。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所创设的慕课、微视频以及翻转课堂等为代表的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堂教学模式正在引领现代教育观念和课堂教学的结构性变革，承担着重构课堂教学的重大使命。

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和人们对课堂教学研究的深入，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应用中的内涵得以不断拓展和完善。信息技术对课堂教学功能的构建也经历了“从利用到整合的技术重构”以及“从整合到变革的系统重构”两个阶段。在技术重构阶段，主要强调信息技术的功能特性迅速转变为课堂教学特性。例如多媒体和超文本阅读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知识的呈现方式;互联网的应用消除了信息跨地域沟通的“时滞”，实现了课堂教学超越时空的传递与交流;以Blogger、You Tube以及My Space等为代表的技术整合将确保任何人都可以进行随时随地的学习。在系统重构阶段，注重课堂教学特性逐步转变为信息技术的功能特性，该阶段有别于只是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而是指向教育核心问题的根本解决，意味着在教育领域对信息技术应用的超越。在此情况下，课堂教学将会获得一次彻底革新，新型教育模式也将层出叠现。

二、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范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广泛地应用于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中，新的技术应用范式不可避免地出现。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率先构建“范式”这一专业术语，它是指某一科学或哲学学术共同体应用方式和方法的总和[2]。如今，这一概念更多地被用来描述一种公认的应用模型、思维方式或理解现实的逻辑体系。瑞典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指出：“自教育科学诞生以来，就存在着沿袭强调‘定量分析与统计为核心的自然科学以及注重‘整体和定性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两种应用范式之间的冲突”[3]。胡森教授以“范式”这一术语来总结教育技术应用中的矛盾与困境，也为信息技术应用范式的探讨提供了重要借鉴。面对信息化条件下课堂教学模式发生的深刻变革，研究、探索和应用与其相对应的技术应用范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教育领域，技术应用范式是指基于自然科学原理，在一种具体、特定的课堂教学活动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并顺利达成教学目标的思维方式或实施模型。在信息化时代，不同的技术应用范式指导、规范着特定信息技术应用的形式与路径。因此，构建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教育技术应用范式是课堂教学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实践这种技术应用范式又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课堂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

在教育领域，早期的技术应用范式只是一种协助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辅助性工具或手段。在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侧重于具体技術的操作与演练，主要是把课程内容、教学资源和活动信息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存储，在适当的时候直接替代教学板书，并通过PPT、微视频或多媒体等途径呈现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其功能仅局限在让教师讲解得更方便、更清晰。随着计算机借助因特网从孤立系统到联合系统、由校园内部网络向跨国计算机网络的转变，开放的网络化计算机系统凭借其技术优势迅速赋予了课堂教学以凝聚科技智能和有效实现师生交互的能力。教育领域以慕课、微视频以及翻转课堂等为代表的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堂教学模式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有效地促进了即时性、智能化和交互式课堂教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而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通信为代表的教育信息技术化促使了课堂教学技术应用范式工具理性的到来。在教育领域崇尚“以技术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课堂教学中往往只关注技术的最新应用情况，而较少质疑技术是否符合教育本真价值。课堂教学主导者也认为只要应用了最新的信息技术就能够有效地激励学生学习，学生通常被迫地接受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技术理性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4]。他认为价值理性是在一定条件下行为的价值无涉，突出动机的纯粹性和选择的正确性;而工具理性则强调追求事物的最大效用，通常漠视了人类的情感需求和精神价值。从韦伯的技术（合）理性划分中可以发现，工具理性只是追求工具效用、手段适恰度以及技术先进性，强调行动者纯粹从效用最大化角度考虑问题，而拒绝探讨行为的合理性以及目的是否契合人类本真价值。

三、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信息技术为课堂教学提供的理论依据、功能定位和操作程序等方面的内容是科学有效的。然而，如果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的应用中有失偏颇，信息技术也有可能沦为课堂教学工具理性的泛化之物，进而陷入技术陷阱[5]。技术陷阱在课堂教学中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唯技术论，认为只要开发出好的信息技术，教师和学生就一定会乐于接受;另一种认为信息技术一旦开发出来就应该迅速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以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在这种盲目地利用技术、过度地依赖技术甚至“技术至上”非理性认识的影响下，不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走向“技术中心主义”的极端，信息技术应用的工具理性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1.挟持课堂教学功能

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學中发挥的巨大潜能往往让教师在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技术错觉，使其把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功能升华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甚至导致技术崇拜。有学者指出，当今教育教学活动建立在一个崭新的平台之上，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严重地依附于技术和机器，而且教育质量的促进与提高也专门、有时甚至是唯一地依靠教育技术和机器的改进得以实现[6]。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其初衷是为了破除课堂教学的技术壁垒，未曾想到在打破原有的技术壁垒之后，课堂教学又陷入了一种新的技术陷阱。事实上，技术不仅是一种简单实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它还承载着科学想象、逻辑思维以及批判能力等功能，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感知和社会文化。有学者指出，技术并非是一种中性手段，它承载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偏见”。与其说是人在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人在为技术所用，由此导致人本身异化为技术体系的藩属或附庸，甚至成为它的手段[7]。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似乎一位不懂得如何运用信息技术开发和利用课程教学资源的教师，将无法开展有效的课堂教学活动。为此，教师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信息技术改进和应用上，以确保自己在课堂教学中不为技术所累，由此导致课堂教学在追逐“先进技术”的道路上狂奔，却与现代教育理念和职能背道而驰。

2.影响课堂教学质量

课堂教学中崇尚“以技术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思想，它以技术功能的优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专注于技术创新和应用领域的最新发展。随着多媒体工具、网络互联技术以及应用开发程序等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不断融合。这种理论和内容融合的“泛化”往往导致信息技术滥用，从而影响课堂教学整体质量。美国教育技术专家丽塔·里奇指出，课堂教学活动很轻易地被湮没在新技术的泛滥之中，从而导致对人才培养的追求几乎无立足之地，这种后果无疑是对教育的毁灭性打击[8]。例如基于互联网所支持的多媒体和超文本等阅读方式，虽然为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便利，但是极大地增加了学生的认知荷载。这种非线性、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显著地削弱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降低了学生对知识文本的理解程度。新技术引入教育领域的实践表明，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形成了一种从“被赋予对教育领域实现变革的宏大愿景”到“在教育领域大范围应用先进技术”再到“数十年后被证明愿景落空”的怪圈[9]。事实证明，信息技术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协助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并未对课堂教学产生根本性变革，它不但没有取代学校、课本与教师的地位，也并未深刻地改变学校传统的教育模式，教育界憧憬信息技术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美好“愿景”尚未真正出现。

3.丧失课堂教学人文关怀

具有“生命·实践”的课堂教学具有属人性和为人性，它充分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善于展现学生的生机活力和增强求学过程的实践体验。而现代教育在不加节制地依附于技术的工具理性之后，课堂教学也就随之将“生命·实践”形态托付于技术形态，而技术形态恰好是“非生命”的。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单向度思维模式的工具理性，它强调达成目的手段的实用性，聚焦于如何去实现目标，而不关心目的本身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值得去实现等道德伦理问题，由此也就丧失了人类理性思维品质中最珍贵的批判精神和质疑态度。事实上，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应用中往往强调对学生感官的刺激和强化。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推广和应用并没有革新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仅仅是由“人灌”转变为“电灌”而已[10]。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创建者理查德·梅耶认为，导致这种令人失望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中心主义者普遍秉持“以技术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他们非但没有让技术去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反而强迫学生去接受先进的技术规范[11]。随着课堂教学技术化以及教育工具理性的不断强化，课堂教学的属人性和为人性将不再作为教育理想追求，而是嬗变为技术问题并以工具理性方式得以解决。课堂教学也因技术“禁锢”而遗忘了“生命·实践”的价值意蕴，教育特有的人文关怀韵味也将面临丧失的威胁。

四、信息技术对重构课堂教学功能的思考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扭转了我国传统的教育生态。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相比较，课程资源开发的创新性和信息技术应用的多元化极大地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但是课堂教学在追求其价值理性的过程中却异化为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如同马克斯·韦伯设计的官僚管理制度一样，人们在他精心设计的“金字塔”里“追求理性的过程中反而丧失了理性，最终把管理变成了目的本身”[12]。为此，在当前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课堂教学功能重构应当转变“技术至上”观念，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回归“以人为本”理念，以实现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相互融合。

1.转变“技术至上”观念，确保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共生

信息技术不单赋予课堂教学手段与方法变革，也是一次囊括现代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以及教育制度在内的结构性变革。尽管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衍生出众多新型教学模式，然而因为价值理性缺位而致使技术的工具理性泛化的问题广泛存在。理查德·E.梅耶教授指出：“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学习者依据计算机辅助动画学习的效果要比一组文本插图要好。”[13]为此，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应该加强对“技术中心主义”的自我检讨和深刻反思，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技术的工具理性，坚决避免盲目地追求先进的信息技术，而遗忘了现代教育的本真价值。当然，我们批判技术的工具理性，并不是排斥技术。实际上，只要教育现代化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仰仗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力量，技术的工具维度就将永续存在。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二元形态[4]。价值理性关照“做什么”，而工具理性强调“如何做”，二者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为此，需要完善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有机融合的理性体系，确保信息技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课堂教学中和谐共生。

2.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理論交汇融合

目前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属于一种单向度发展模式。它依赖于感性经验的帮助和支持，让“信息技术教育理论应用”本身成为不证自明、绝对可靠的公理。事实上，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融合往往只强调利用信息技术的工具理性以提升课堂教学效率。这种融合模式虽然在“信息技术教育理论应用”的认识论有所建树，却几乎没有对“信息技术教育理论应用”的本体论进行阐释。然而，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融合并不是技术的简单运用，而是一个连续交互的过程，这种融合理应包括两个相互作用的维度：一方面是客体（技术）主体（教育）化的过程，即技术教育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主体（教育）客体（技术）化的过程，即教育技术化的过程[14]。因此，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应该从两个“相互性”的维度展开，既要承认“信息技术→教育”路径融合模式的充分性，还要肯定“教育→信息技术”路径融合模式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摆脱“信息技术教育理论应用”的窠臼，跳出以往惯性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增加一个维度来思考和规划课堂教学设计，以达成信息技术与教育理论交汇融合的目的。

3.回归“以人为本”理念，彰显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教育的本质在于不断促进人的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技术理性的终极追求目标。教育不仅需要传授学生以知识和技能，还应该给以学生人文关怀和注重学生实践体验。祖儿·魏泽鲍姆曾经指出，人类最突出的特征正是计算机程序化中最不可能实现的部分——我们的肉体和意识之间的关系，塑造我们的思维能力，拥有丰富的情感经历[15]。良好的思维品质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独立运用推理、逻辑和批判能力来分析与运用知识，成为主动的知识学习者，并避免他们成为无意识的道德“迟钝者”。当代青少年的学习客观地置身于叶尔肖夫断言的“程序设计的囚笼”里[16]，为此，在价值理性的引领下，课堂教学应该克服“唯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倾向，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教师也要充分挖掘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交互性、即时反馈性和个体差异化等方面的功能，在课堂教学中从传统教育观念以教师“教”为中心的讲解者扭转为以学生“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者和课堂组织者，确保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转变为积极参与和知识建构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 Ely D P.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Media and Tecnnology[J].Techtrends，1998（01）.

[2]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第四版.金吾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胡森.教育评价[M].张斌贤，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殷旭彪，陈琳，王永花.论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技术理性[J].中国远程教育，2011（02）.

[6] 高伟.生存论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7] 许良.技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8] 郑旭东，魏志慧.丽塔·里奇对教育技术学若干问题的思考[J].开放教育研究，2009（03）.

[9] Richard E.Mayer.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ultimedia Lear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10] 庞红卫.从利用到整合：对信息技术变革学校教育的几点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5（12）.

[11] 梅耶.多媒体学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2]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3] Susan Veronikas，Michael F.Shaughnssy，盛群力.教育心理学与教育技术学联盟：促进学习者认知变化——与理查德·梅耶教授访谈[J].远程教育杂志，2008（01）.

[14] 徐晓雄.当技术遇到教育——教育与技术的互动方式解析[J].现代教育技术，2013（08）.

[15] 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M].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6] 李锋，王吉庆.信息技术教育：历史的考察与现实的追问[J].中国电化教育，2013（02）.

[作者：曹志峰（1982-），男，湖南资兴人，贵州省教育科学院教育科研管理所，副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  郭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