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儿小”柱子

晚上正在家里吃晚饭，突然接到电话，说是柱子刚刚走了，在朋友的聚会上，饭还没有吃，菜还没有上，他突然感觉难受，一下子滑到桌子底下，朋友叫来120救护车，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人就命丧黄泉了。

听到这消息，我感到很惊讶，心里很不平静。人迟早是要走的，遗憾的是他走的有点早，才53岁。

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在想，柱子的状况，出点意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长期生活不规律，整天和一些狐朋狗友喝大酒，昼伏夜行，黑白颠倒，迟早是要出事的。

我和柱子，用北方话讲，属于“发儿小”——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朋友。小时候，我们两家住得不远，上中学时还是一个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我很熟悉，都是老实本分讲理讲面的规矩人，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与周围邻居的关系处得都不错。柱子是家里的宝贝疙瘩，上面有四个姐姐，就他一个男孩儿。也许是孩子多的缘故，他的母亲没有工作，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后来孩子大了，就在家为一家工厂干点加工活，贴补家用。在我的印象里，柱子从小受母亲的溺爱，任性调皮，娇生惯养。上了初中，我们同班的时候，他开始和社会上一些小玩鬧混在一起，经常惹出点是非，渐渐地在周围街区有了点小名声，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一提柱子的名字，周围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的。其实，从外表看，柱子没有凶恶之相，白净斯文，见人客客气气，挺有礼貌，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与那些晃着肩膀眸子不正的街头小混混截然不同。

我与柱子来往密切的时期是在四十年前的初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犯了错误，在班上念的检查稿基本上都是由我代写的。他念完了检查，上去发言批判他的同学中同样有我，这种双重角色我不知扮演了多少回。

上了高中，柱子他们这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被分流到了一所普通中学，我那时也搬离了老院，从此和他的联系很少，一年难得见上一面。记不清是高一还是高二了，听说柱子因为聚众斗殴被抓了起来，判了刑，具体原因不清楚，只知道是用刀子捅伤了人。

在他进监狱的那几年，每年春节的初一我都带着几个同学到他们家去看望他的父母，年年例行拜年，从未中断，我们还没有世故到因为柱子入狱就断绝了来往的程度。到了柱子家，我们好像也不大过问他的近况，免得他的父母伤心，我们大致只聊一些家常，礼节性地说一些拜年话。伯父伯母虽然情绪低落，神情木然，但是见到我们，还是发自内心的高兴。那时，我们大多上了大学，而柱子却在高墙之内，其父母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看得出来，他的父母因为儿子有我们这几个同学而感到骄傲。印象最深的一次，有一年赶到柱子家拜年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他的父母非要留我们吃饭，其情之切，发自内心，绝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我们推脱不过，只得从命。他父亲说过一句话我至今牢记在心：“每年初一，我哪也不去，就等着你们几个同学。没别的，看见你们，打心里高兴。等柱子出来，你们一定要好好帮他！”

春节，家里的饭菜都提前做了准备，伯父又特意做了清蒸鱼，还让我们每人喝了一点酒。当年，供应紧张，鱼是罕见的贵重的食物，除了年节，平时根本买不到，我们自小家里做的都是熬鱼，平生第一次吃清蒸鱼就是在柱子家。

柱子服刑的时间不长，大致三四年的样子，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有毕业。记得他找过我，说是参加工作要补高中的文凭。我利用暑假给他辅导过功课，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只知道柱子的父亲后来提前退休，让他顶替上班。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十多年，这期间，柱子从来没有主动和我们联系过。后来又搬了家，渐渐地，我们就极少来往了。

再次见到他，是在前几年的同学会上。柱子明显的老了，一脸的沧桑，肤色晒黑了，头发稀疏凌乱，衣着普普通通，可想而知，他的生活并不顺遂，条件也很一般。聊天中我了解到，他早早的就下了岗，在一家驾校当教练，工作比较辛苦，收入也不高。

多年的老同学，我们一见如故，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我调侃地问他：“那些年，我们年年去看你的父母，你出来了反而不和我们联系了，你做得太不对了。”

柱子不善言谈，嘿嘿地笑着说：“我从心里感激你们，爹妈前几年活着的时候经常念叨你们。可总觉得你们都混得不错，我活成这样，没脸见你们。”

他说的是心里话，三四十年前，知识还能改变命运，上没上大学，生活的境遇有很大的不同，和别的同学比起来，各方面条件不如人，心里有些自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无所谓地说：“都是老同学，什么混得好的坏的，你想的多了，我们谁也没有看低你。”我发现，多少年以后，一起长大的同学，脾气秉性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柱子还是原来那样，憨厚直爽，很讲义气。

有一次我张罗几个同学小范围聚会，把柱子叫来了。他显得特别高兴，特意带来了几包高档香烟，在座的一人一包。这几个同学，相对来说境遇都不错，对柱子始终尊重客气。他坐在那，不多说话，也插不上话，时不时地斟茶倒酒。饭局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喊服务员要结账，服务员说柱子已经把账结了。我对柱子说：“不能这么办，柱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今天说好了我请客，账绝不能让你结。”柱子不会客套，憨憨地说：“哥几个能想着叫我柱子来，我打心里高兴，说明你们看得起我，总得给我一次机会吧。”争执了半天，我最终还是把钱硬塞到了他手里。我清楚，柱子也想找这几个同学聚会，却总是猫齐狗不齐，始终没有聚成，柱子后来有了顾虑，以为有人推三阻四不出席是不愿意和他来往，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论收入，论条件，柱子都不是很宽裕，但是他好面子、讲义气的性格还和小时候一样。

这几年，我们来往并不多，一年见上一两次面，基本都是在饭桌上。他的近况我了解一些，父母去世了，一个儿子，学习成绩不好，在外地打工。多年前，因为他出轨，老婆和他分居，他一个人住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这种状况，生活怎么可能有规律，他本身烟酒无度，与社会上一些酒肉朋友厮混，成天浑浑噩噩地度日。

我们虽然联系不多，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把我当作知心的老同学。针对他家里的状况，我劝过两次，言辞很激烈，让他主动认错，痛改前非，征得媳妇的谅解，过稳定的正常人的日子。他答应着，嘴上诺诺，似有难言之隐。事后发现，他们的夫妻关系丝毫没有改善，他还是形单影只，踽踽独行。我感觉，平时接触不多，交往不深，他不可能和我说一些细节，他的做法肯定已经让对方难以忍受。他的老婆孩子我都没有见过，但是从他嘴里听说，媳妇对老人孩子都不错，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两人分居的原因是他在外边有了相好。

我们始终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联系，他也极少麻烦老同学，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只找过我一次，为他儿子上学的事托托关系。我答应了他，孩子升学是家里的大事，他既然张了嘴，我一定会尽力而为。但是等到分数下来他找我的时候，我没有为他费什么心思，拒绝了带他去找朋友的要求。我实话实说，孩子上学的事我已经打电话托付好了，朋友说孩子的分数进那所高职学校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告诉他，希望很大，不用带你和朋友见面，真有了困难再去拜访也不迟，免得白搭一份人情。柱子当时很着急，可能对我的说法有误解，以为我借故托脱不愿意帮忙。虽然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是从表情上看得出有一些失望。我解释了半天，他也听不明白，怏怏而去。

得到录取的消息，我在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柱子听了喜出望外，“我说你不是那种人吧，肯定不会看着不管的。怎么谢人家听你的。”

我说：“真不用谢，我也没费什么力气，是孩子自己考上的。当初不带你去面见朋友，就是为了让你省点钱。我知道你当时可能埋怨我，我真是为你着想。”

柱子在电话里很感激，连声说：“明白，明白。”

我对柱子的印象，基本上还停留在学生时期，对他的近况了解的并不多。在我看来，他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自得其乐，我们互不介入，只要还保持着小时候的那种纯真的友情就足够了。但是近一两年，我却听到有关他的一些议论，说他办事越来越不靠谱，为了钱，不管不顾，什么尊严、面子、情义都可以不要了。

他在驾校当教练，有一位同学找他为孩子联系学车，钱交了一年，车没学成，他甚至连名也没给报，几千块的费用私自花了。这位同学追问了几次，柱子谎话连篇，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三番五次就是还不上钱，最后连电话都不接了。老同学气愤至极，迫于无奈，求我从中说情。在他们看来，我的面子足，从中斡旋，可能会起点作用。碍于情面，我给柱子打了个电话，问了问大致情况，说是如果一时手头紧，我可以给他先垫上。柱子答应得很痛快：“不就是这点事嘛，没几个钱，你别管了，我最近太忙，三天之内就给他结了。”

柱子没有食言，总算把钱还上了。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柱子虽然收入不高，但当个教练，维持生活应该没有问题，即使经常在外面吃吃喝喝，花费也有限。再困难，也不能用这种手段花别人的钱。

个别老同学有和他联系多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偶尔提起柱子，都面露不屑之色。

在料理柱子丧事的那两天，我才知道更多的情况。几个老同学都说柱子找他们借过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没有一个还上的。这些年，柱子不满足窘迫的现状，也想折腾着做生意挣点钱，但几乎次次亏本。这还不是主要的，更要命的是他参与了赌博，手里没钱，就找同学朋友四处挪借。债主追得急了，他就借新賬还旧账，拆东墙补西墙，终至窟窿越来越大堵不上了。据同学讲，这几年和他来往的人越来越少，借了钱长期还不上，他也不好意思再与债主见面，有时，为了躲债，他甚至连同学的电话都不敢接，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意外身亡，据说是突发性脑溢血，他平时生活没有规律，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经济压力又大，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却从来不看病吃药。他的突然暴亡，看似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依我看，这种生活，不过也罢。以他的能力，除非奇迹，不可能再出现转机。人一旦沾上了赌博，和吸毒无异，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人的精神、情绪受债务的困扰发生变态，四处借贷，信誉受损，最终闹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柱子的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一了百了，再不用东躲西藏，再不用为一股屁账发愁。

抬不起头的江小三

江小三是我小学同学中最倒霉的一个，始终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直到小学毕业他也没有加入红小兵。本来，他的出身不错，父亲是工人，母亲是街道代表，只要遵纪守法，不出大格，就算调皮捣蛋，就算学习成绩差，早早晚晚都会让他加入组织。那时候，红小兵是全民性的群众团体，小学生没加入的凤毛麟角。

江小三上面有两个姐姐，家里宠着惯着，有些任性淘气，再加上他长得人高马大，在同学当中就有些说一不二，霸道成性。

二十世纪70年代，那时候社会上时兴戴毛主席像章。像章的材质、大小不一，有金属的、陶瓷的、塑料的;大的有盘子那么大，小的像分币那么小;圆的、方的、长条的，造型各异，内容相同，都是毛主席的画像。当年的像章可以说炙手可热、风靡一时、家家必有、人人必戴。

小学生更是别出心裁，我们戴的像章有大号碗口那么大，都是家里特制的。前面是圆玻璃片，中间夹着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后面由薄海绵和硬纸夹子做底衬，四周用塑料管裁开了封住玻璃的边框。这种像章如同一面圆镜子，同学们几乎人人都有，不过它不是别在上衣的胸前，而是用绳子穿好了挂在脖子上。我们每天戴着它上学下学，比贾二爷随身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还要珍惜，还要神气。

记得是上小学三四年级，有一天做完广播操，老师突然宣布我们班的同学在操场上跑步。胸前戴的像章怎么办？老师让摘下来放在体操台上。同学们摘下脖子上的像章，一一放好，然后开始围着操场跑圈。跑了一圈又一圈，跑得大伙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最后跑步结束，同学们回到原处去取各自的像章。

几十个同学围在那你挑我拣，乱乱哄哄的。江小三人高马大，拨开人群，冲到里面，找来找去没找到自己的那一枚像章。他的像章，上面是毛主席去安源的彩色油画，伟大领袖身穿长袍，手持一把油布雨伞，用红色塑料封边。这里面是有这样一枚像章，图案大小基本上和自己的一样，可是带子的颜色略有不同，他是红色的，而这个是紫色的。肯定是谁粗心大意拿错了。

王小三转过身，拉住同学，逐个往同学的胸前观瞧，如果是别人拿错了也就算了，偏偏他发现自己的像章戴在了另一个同学魏大朋的脖子上，而这个魏大朋平时又与他有些矛盾，两个人都是膀大腰圆，谁也不含糊谁。

江小三走过去一把抓住他：“哎，你眼睛瞎了，戴我的像章干吗？摘下来，还我！”

本来魏大朋就憋着火要和他打一架，见江小三用这种口气说话，岂能认输服软，他一把拨开江小三的手，低头看了看胸前，是自己的像章，没错呀，图案就是毛主席去安源，至于带子的颜色他根本就没注意。江小三这是要找碴打架，魏大朋当然不会给他，如果换了别人也许就换过来了，但江小三要，口气还这么硬，他就不服这个软。

“还你，凭什么还你？你说是你的，怎么证明？我还说是我的呢。”两句话不对付，两个人争执起来。

“不给是吧？不给你也别戴！”江小三仗着身强力壮，上去就夺，一把就将像章从对方的脖子上扯下来。魏大朋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冲过来就抢。三扯两拽，两个人扭在一起，江小三一气之下，背过身把像章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然后用脚踩了踩，“让你抢，让你抢，谁也别想戴！”只见像章被摔得粉碎，伟人的头像也被踩得破烂不堪。

见此情形，魏大朋拼命抓住了江小三的胳膊，大声喊道：“好呀，你敢摔毛主席，还用脚踩，你反革命！反革命！”

魏大朋这么一说，江小三彻底傻了眼，支支吾吾不知怎么解释。一时冲动，闯下大祸，证据确凿，不容抵赖。

学校的领导、老师、工宣队闻讯赶来，问明了原因，不知如何处理，就找来了民警。江小三被扣在学校接受审查。好在他年岁小，家庭成分不错，又事出有因。虽然没有被劳教收监，但在学校的大会小会上检讨了无数次，从此和红小兵组织无缘，直到毕业，他都是白牌一个，在同学中弄得灰头土脸，再也不敢趾高气扬了。

张映勤，1962年7月生，中国作协会员，文创一级，编审，《天津文学》杂志执行主编。发表各类体裁文章数百篇，500余万字。著有《寺院·宫观·神佛》《中国社会问题透视》《世纪忏悔》《死亡调查》《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等十余种文集。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责任编辑    袁姣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