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君

.校长的记忆被蒜臼捣碎了。

莫名其妙的，他的大脑一下就变成挂在墙上的那面大镜子，平静又光滑，像从没有人航行过的海面。这时，思绪就必须跟那只河里的螃蟹一样，顺着淤泥表面的细小爪印，爬上苔藓密布的河岸，从野菊花和扫帚梅潮湿的根系里找到方向，看见院子里被蚂蚁钻空的红辣椒壳子，依赖大家的提醒，想起他自己坏掉的肠道和为数不多的亲人，想起为什么床腿上绑着一只母鸡。在正面画满小人儿的纸上，核对斜杠数量，计算赖窝母鸡再多吊一天，它体内的血液流动就会减慢，体温下降，颈背部的羽毛不再竖起，重新醒来，成为一只翅膀放松、继续下蛋的好母鸡。

但是，类似的流程也不是每次都能顺利进行。小舅的王炸拍在桌上，校长盯着院子里蓝色的猫，轻飘飘的空气被踩在脚下，还没记起眼前人是谁，就停留在自己名字的陷阱里打转。

“乖乖，我又不见了。”校长不好意思地笑道，他手里提着一把菜刀，忘了将菜切完应该干什么。我跑进厨房里看，案板上的山药和秋葵歪七八扭地流着汁液，很不体面。

老房子在山脚下的栗园里，没有后窗，挂钟报起时来，好似在山洞里。世纪初雨特别大那年，耗子在地板上游泳，校长拿着笊篱，我提桶，抓它们，圆南瓜也在脚下滚来滚去。房子倒是没倒塌，全靠校长一口气顶着。八仙桌上摆着一块长有紫色水晶的石头，那是校长用一瓶蝎子酒和一个欧阳姓货郎换来的。左边抽屉里每次拉开都有零钱，后来分币用不上了，沉在暗黑的抽屉木板上，闪闪发亮。不用仔细看，墙上的蝴蝶都是真的，好多年前，校长用蒲扇将它们扑落，图钉穿过蝴蝶肚子的时候，噗的一声。木床粗陋的雕花里，蜘蛛在里面留下许多卵袋，六月雨一过，蜘蛛纷纷吊下来“打水”，红色褐色都有，蚊帐外面挂着发黄的芭蕉美人图。

那时我爸已经走了几年，我自私又天真，觉得校长是个好玩的人。他听从我的建议，把大舅杀鱼刮下来的鱼鳞用彩笔涂上颜色，反面抹上固体胶，在左右下眼睑各贴一排，我们就是同一族类了。他坐在板凳上一连好几个小时看我玩贪吃蛇，跟我排练六一节目，有一个动作是拍大腿，但是每次他都使劲拍在自己的屁股上，哈哈大笑停止不了。

校长还做校长的时候，在我们中心小学上班，每天六点钟准时到校。别人夹公文包去上班，校长扛农具去学校。我上学的时候，校长栽的树已经长得很粗壮，核桃、玉兰、银杏、榆树、合欢……还有一片春天开的梅花。据说，当年往学校运种子和包土块植株的货车来回了好几个月。池塘南边有一棵很好看的树，那时并不知道叫什么。当年小学要合并到新城区去，校长安抚大家莫慌，他奔波了半年，让小学校留存下来。他不做校长了，大家还叫他校长。这么多年，月亮上的尘土一粒一粒朝他落下。

“嗨，今天你好吗？”我问校长。

“嗨，今天好，昨天也很好。”他笑眯眯地说。从他客气的眼神我知道，今天他不是我姥爷，我们又是陌生人了。

“手表不错啊，能不能借我戴戴，改天还你？”校长将拐棍放在一边，右手捂住左手手腕上的表，充满防备。

“这个总是走得慢，赶明日给你拿个好的。”他将下巴一抬哄我，自己补笑几声，免得大家尴尬。

校长清醒的时候，知道自己大名叫迟日江。谁也想不到，以必须物归原处要求别人的校长，把冰箱里的排骨放在了卧室的床上，大舅午睡蹬了一脚肉泥。大家在看电视，校长不知所措地问我妈，你是不是那个奸细？直到后来，校长上街打牌后没回家，半夜大家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一棵花椒树下打盹儿，大人们才想到要带校长去医院。他糊涂之后干了一件大事，那事跟一个超大的气球有关。每当说起这事儿，我妈总会很不屑地说，真是裤头子错把自己当裤子——风凉极了。

校长在我们的栗园里喂了一群鸽子和一堆鸡。鸽子还好，它们群居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上，树干被它们的粪便涂成了白色，上面有灰色箱子供鸽子下蛋和孵化。鸡是后来养的，它们就不那么好运了，一开始，晚上我们总能听见无花果树下鸡的惨叫，被叼走了死得还痛快些，要是被咬伤，就被黄鼬吓破了胆，没几天会死得更凄苦。后来校长用修屋子剩下的红砖砌了一个鸡舍，每天傍晚，我们分头从栗林里把鸡赶到里面。鸡很不听话，你永远都跑不过它们，因为鸡把眼睛长在脑袋两边。当然，赶鸡之前先要去林子里捡鸡蛋，如果忘了捡，第二天，鸡蛋壳壳都没得。我们每天都能捡满那个竹子编的小篮子，鸡在固定的地方下蛋，后来不用赶，晚上也知道去鸡舍睡觉。

鸡蛋大部分被卖了，鸡大部分被我们吃了。大舅妈是猪肉铺老板的女儿，她很擅长杀鸡。杀鸡，大家就坐在一起吃饭。大舅妈在一家人的饭桌上问我，大舅好还是小舅好？我想着小舅让我骑在他的肚子上弹他咚咚响的喉结，还告诉我他的喉结是塑料做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咽了那口扁豆和肉，说小舅好。我大舅和我妈脸上立刻不对了，大舅妈说，瞧这档子事儿，小孩儿说话还不都是大人教的。校长站起来，把我大舅妈请出了院子，他说，你不配吃我们的鸡。大舅妈走了，大舅也跟着走了。

大舅妈晚上做饭的时候，一块墙皮掉进了锅里。她越想越气，端着热腾腾的锅，边走边骂，说校长给他们盖了一座烂房子。她蹚过小河，走过公路，抄栗园里的小道，歇了三次，将那锅黄橙橙的南瓜汤泼在校长家门口。

校长不慌不忙地把鸡舍的门打开。闻到香味，公鸡带着母鸡，母鸡撅起屁股，在门口啄食南瓜汤。大舅妈站在旁边看着，脸上悻悻的，表情好像报仇报过了，端起锅子走了。

林子里什么都有。有次我在草丛里捡完蛋，回身碰到了一条蛇，那时我六岁，还没有去学前班。校長告诉我，如果遇到它们不要怕，小孩儿要是害怕，蛇就会把他们的魂儿吃掉。我的腿走不了路，脑袋啪啪响，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握着手里冰凉的鸡蛋，如同攥着我的魂儿，大声叫我姥爷。我问他，我的魂儿还在吗？校长说，你的魂儿比老鹰还要厉害。不管怎么说，那条年幼红花蛇的自信还是震慑到了我。之后，我感到焦虑时，都拿一枚鸡蛋在手里握着。

爸爸走的第一个暑假，小舅骑车带我去买瓜，回来放在井里冰镇一下午，绳儿钓上来，刀子一碰就炸了。大家都说吃瓜，唯独小舅和江姗丽说喝瓜。我也觉得喝瓜更合适，西瓜到嘴里直接咽就行了，哪用得着大动干戈地吃啊。要是裙子滴上西瓜汁，我妈是要发疯的。所以，每次吃瓜，校长都要给我脱个精光。以后一说要吃西瓜，我就自己开始脱衣服。这件事被提了有上百遍，我早不记得了，他们多方作证我也不会承认。

怎么说呢，这个舅舅很特别。当年，姥姥去世没多少时日，校长就和语文老师江姗丽好了，婚礼上洋洋得意地说，迟日江，江姗丽，迟日江山丽，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这是我妈和大舅颇不待见校长的缘故。大舅不喜欢在校长家吃饭，他没有一丁点和小孩子玩的天赋。他总是留着很长的小拇指指甲，我觉得里面随时都装满鼻屎。小舅是江姗丽带过来的孩子，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叫他的名字，心情不好了就喊他“后窝子”，说快了就像说猴子一样。

天气变凉，动物都靠近我们点着的炉火，蛇在石灰墙壁里冬眠，耗子也咬开水泥住到家里来，每天晚上都把花生壳子搬得到处都是。

不想上学的时候，校长就把体温计放在母鸡翅膀下，过一会儿取出来给我妈看，我妈急急忙忙去上班，叮嘱校长给我吃药。有那么一次真发烧，烧糊了躺在床上，看见校长家的电视机一片雪花，嗤嗤啦啦响，电视里我妈用小推车把我推来推去，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大声喊叫，让校长把电视关掉。校长没办法，就让我攥着插线板的头，告诉我他真的没有开电视，电都断开了。

本来我爸在的时候，他们俩忙各自的事情没空照顾我，我早早就被丢给了校长。后来我爸去了南方，上学后，假期我妈也安心地把我扔在栗园里。我们的家在妈妈的职工宿舍里，狹窄阴暗转不过腚来，脏衣服覆盖了半边沙发，果皮生的蝇虫一代又一代，窗台上永远积着一层土，塑料花都凋谢了。而爸爸又有洁癖，他会为了找一只果蝇，把排风扇都拆掉。因为拆排风扇淌了汗，又会不停地洗澡。我妈做的饭很不好吃，比嚼硬币好不了多少，她还经常在饭桌上一刻不停地抱怨我爸，我猛抬头看我爸，仿佛他把到嘴边的话全部就着饭菜咽下去，憋出来一圈胡子。

说起我爸，就不得不使劲想一想，才能想起来一些东西。大人都说他去了南方，只有小舅说，你爸死了。我随我爸，我们俩都是单眼皮。我爸走的前一天下午到学校来看我，他的头发乱七八糟，脸上还带着我妈给他抓的彩。他给我买了一盒凉面，凉面是他最爱吃的。他们吵架后我妈就不做饭了，我爸会跑出去吃凉面。那天他把面塞给我说，回去快吃吧，还是热乎的。热乎乎的凉面，哈哈哈哈，我现在想起来都要笑出声。和面一起的，还有一个带小熊的钥匙扣。我那时一定觉察到什么不正常，因为不是饭点，干嘛要给我送饭呢。

“回吧。”他说。我看见他裤兜里的手连着裤子一直抖个不停，太阳下的热风吹得他睁不开眼，他的脚尖没有转向我，我断定他时刻想走。

我爸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之前他也走过，在医院他的办公室里睡觉，但从来没有走过这么久。直到事情发生了，我也不确定它有没有发生。我觉得我爸要是永远都不回来，我妈应该会很难过，但我妈看上去很好。早饭花样繁多，饭桌上还出现了从没喝过的皮蛋瘦肉粥。很早她就起来蒸馒头，面团发酵过度，每一个馒头都像冬天的麻雀那样蓬松。根本没有人吃那么多馒头，那些比石头还硬的剩馒头，都被小舅拿回去喂鸽子了。妈妈不发脾气，家里也喜气洋洋的。她还为我买了一箱山楂味的冰淇淋，平常她一个都不让我吃。

现在回想起来，妈妈有多可怜。一次快午休的时候，她在自己的办公位上帮我编辫子，她说她刚学会一种四股头发的编法。我的头皮都被她拽下来，眉梢在天边吊着。空调坏掉，我妈热了一头汗。期间，有个女生去问她数学题，她用三种方法给她讲了半个多小时。编完头发，妈妈又说左边的不很好看，于是她帮我拆散，梳了两下重编，让我回去上课。

那天中午放学，她把我从教室里叫出去，骑着自行车载我穿越整个县城，到一个照相馆为我拍艺术照。那个大叔给我涂了厚厚的粉，涂完口红还在我的眉心点了一个红点，我一个下午都不用上课。我妈骑过人民电影院，在上坡的时候和卖鱼的马胖子打招呼。太阳的光斑从行道树上漏下来，我闭上眼睛试图将快速闪过的明亮与黑暗全部记住。红旗桥下的荷花开了，我爸带我去河边捞过虾，虾玩一会儿就死了，被爸爸扔进垃圾桶里，和沾血的棉球在一起。听声音应该已经到了结核防治所，漫长的病程让病人倍感无聊，他们天天在梧桐树下打够级。再睁开眼睛，已经到了医院门口，我妈让我下车，去找我爸拿备用钥匙。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妈站在卖肉火烧的摊位前，透过炉子上的空气，我看见她的脸被烤得频频跳动。我告诉她，他们说我爸辞职了，那里没有备用钥匙了。

我过八岁生日，妈妈给了我十五块钱。她说：

“十块钱你去买个蛋糕，三块钱买可乐和转转糖，剩下的你可以去买印哪吒的双层铅笔盒，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个吗？记得回来给我买两包小苏打。”

“嗯，我再买个大轮船开回来！”我说道，“这些钱只够买一个蛋糕和一包小苏打！”我那会儿正为我妈不带我去吊桥套圈生气。

最后是校长带我去的。到了之后，才发现套圈的那个大爷换了奖品，毛绒玩具一个都没有了，改成套大鹅了。

“是真的鹅哎。”我对校长说。

校长也很激动，他站在外面走了好几圈，鉴定哪只鹅能长到最大。它们被圈在矮栅栏里，被丢过去的红圈吓得嘎嘎大叫。我们用光了手里所有的圈也没套到，后来校长说套到一只咱们就赚到了，把剩下的钱全买了吧。他把我叫到一边，让我一次把圈全部撒出去。果真，有一只红额头特别大的中了圈套。大爷不愿意给我们鹅，说我们犯规。校长说孩子过生日，宽容一回吧。鹅真的太沉了，校长提着鹅脖子过吊桥很滑稽。他把我的帽子戴在头上，还将帽檐转到后面去。天空中晚霞烧得通红，校长说：

“看到没，那是羽人在熬粥。”

我问校长：

“羽人是什么？”

“长翅膀的小人儿，白天在山里，晚上就飞到屋檐上睡觉，保护小孩儿不做噩梦。”

“那咱家有吗？”我赶紧问。

“听话的小孩儿家有，不听话的就没有！”校长说。

我忍不住想，早上还和我妈顶嘴，我家肯定没有了。吊桥下赌牌的大哥要出九十块买我们的鹅，校长没有同意。校长带我去了学校，指着池塘边那棵很好看的树说，这棵树叫云杉。我围着树走了几圈，捡了一把果子。回家的路上我给校长背诗：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校长望向两边长满艾蒿的路：

“你啥时候能晓得啊，晓得为啥要‘驱车登古原？”

那之后没过几个月，我妈就去住院了。我妈是被大舅、大舅妈和小舅架去医院的，据说到医院门口，还差点被她跑了。江姗丽说妈妈不舒服，动个手术几天就好。我就问她是哪里得病了，她就告诉我，妈妈身体里长了一个栗子壳似的东西，需要把它拿出来，妈妈就好了。

快开学的时候，妈妈果然就出院了，她去栗园接我回家，江姗丽和我在午休，小舅在园子里折腾他运栗子的小卡车。

校长坐在院子的台阶上，我妈问他：

“你见过戴绿帽子的人笑吗？他和那个人，他们的同事切开我这里，我就知道我在笑。”

那时我凭直觉认为那不是一个好词，我翻过身来把江姗丽晃醒，问她绿帽子是什么。

“绿帽子嘛，”她的眼珠滴溜溜转，想了半天才告诉我，“就是一顶绿色的帽子。”

又过了两年，校长清醒的时候已经不多了，我和江姗麗把土豆切成块，每块上留一个芽，用炉灰滚一遍，和校长去种土豆。马上就要种完的时候，校长说其中一个土坑没有放土豆。江姗丽给他解释，都放过了，没有一个不放的。校长躺在地上打滚，把土豆块一个一个扒出来放在旁边校对。他提着的小竹篮就是我们几年前捡鸡蛋的那个，只有两根藤条断掉了，但是不影响使用。没想到校长的脑袋坏得比它还要快。

蓝猫经常在篮子里睡觉，和土豆一起埋到土里的，还有它掉的毛。那是一只暴脾气的猫，那会儿要是能学着城里人给它取个名字就好了，现在怀念它的时候可以直接叫名字。自从校长变得暴躁以后，猫就不喜欢在家里待着，它每天晚上都出去，有时带回一只死耗子给我们看，有时候回来毛是杂乱潮湿的，那样我也不想摸它了。猫只要在校长身边，校长就会拿起拐棍敲击它的脑壳。终于有一天，那只蓝猫决绝地走进黑色的山林里，再也没有回来过。

猫走了没多久，校长在疗养院住过一些日子，原因是江姗丽受不了校长了，她天天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东西。校长在春天来后，变得烦躁和愤怒，他睡得很少，开始无休止地走动和说话。

他说在红虾湖的小船里，看见江姗丽和别的男人通奸，湖底最深处的鱼群突然兴奋，纷纷跳入船中，那是一种圆形的鱼，他把鱼说得跟小鹿似的那么能跳。其中一条正好落在他妻子张开的大嘴里，所以，集市上的马胖子卖的根本不是海鱼，而是红虾湖里的淡水鱼。校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妈捂着我的耳朵，但是我都听见了。

“可恶的胖子，愚蠢的女人。”校长生气地说道，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像冰糖。他难受至极，失落被抛弃，持续愤怒，愤怒过后是无边的孤独、恐惧和虚空。校长说，就类似你站在山下茂盛的栗园里，最开始鸟飞走了，树叶掉光了，树陷下去，山也化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你自己。

在校长那场名震几个县城的飞行事件后，最让他妻子伤心欲绝。他从跑了五十多公里的车里出来，电视台的人把他围住。江姗丽挤进人群，把他的头抱在自己胸前。她太高了，抱着他仿佛提了一捆水芹菜。校长没领她的情，抬头骂她是荡妇，深吸了一口气，将口水吐在她坚挺的鼻子上。

她不再流泪，昏了过去，搬到了妹妹家。

没有谁能分辨校长是不是在胡说八道。他详尽地描述山里的那场剿匪战斗，还说自己开枪打死了土匪头子长脚高粱，告诉我们那人现在就埋在裁缝铺后面的羊圈底下，而且是竖着站在土里，裁缝家那只用角扎穿狼狗肚子的公羊，天天踩踏他光溜溜的额头。后来他又说，长脚高粱看见他们攻入洞中，用最后一颗子弹打烂了自己的脑袋。谁知道呢。

疗养院里一排大理石板条凳，那里正对一个幼儿园。小舅开车带我去看校长。他正和一个体态微胖的老太太散步，很安静，让你一点也想不起栗园那个高声咒骂的老头儿。季风吹得厉害，在一棵苹果树下，老太太的假发被风吹掉了，校长很紧张，他丢下拐棍，跟着地板上翻滚的叶子跑，追那顶微红的假发。老太太被他笨拙扭动的身体逗得捂着肚子笑，她光滑的头皮远远看去，就是一个马上吹破的泡泡糖。

那一刻校长是快乐的，他忘了我们所有人，忘了和他天生一对的江姗丽，只想快快追上那顶假发。在凋敝之后，那可怜的快乐混合了尴尬与滑稽，转瞬即逝。试图跑起来的男人，既是校长，又不是校长。也许在心事重重的童年，我已体会到荒凉的词义，到后来才把那种感觉和词语对应起来。

“你晓得吗，我的脑子里塞满了鸡毛。”校长坐在长椅上，讳莫如深地告诉我。他身上不断出汗，隐隐散发出蛤蜊的味道。校长望着湖中的鸭子说：

“你去茅厕看看，看看我是不是把肠子一截一截拉出来了？”校长很担心自己的肠子，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中弹，切掉了一块肠子。不知道为什么他总在怀疑伤口没有长好，熟睡的时候，噩梦就从那里钻进去，穿心走肺地吓唬他。

“姥爷，我看过了，不是肠子，那是你的屎，粉红色的。”校长放心了，他说自己吃了冰镇西瓜。

“姥爷，怎么和你害怕的人说话？”我问他。

“皱皱眉头，”他想了想又说，“去看看他眼睛是什么颜色。”

没过一会儿，校长就忘记了自己是谁。

“请我到城里吃饭好不好？”我问他。

“你不晓得哦，”他整理自己的衣襟，企图将早上吃粥留下的痕迹抠掉，“钱全在老婆手里，我一毛都没得，日子苦啊。我的钱攒多了，也只够买一包盐。”

雷雷就是骑摩托车的那个人，他很瘦，摩托车再跑快一点，风都能把他刮下来。那辆摩托车就是一头野兽，我怀疑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它。他要是没有车，我都敢不给他钱。雷雷说要敢告诉别人，就开车把我撞死在麦地里。我害怕。校长他们找不到我的话，整个山谷的苍蝇都会来我身上产卵。

他出现得没有规律。从省道拐下的小路上，他在废弃的工厂围墙后喊我名字，让我过去，叫我把书包里的东西倒在地上，翻开所有的衣兜。他有时候不要钱，铅笔橡皮只要他喜欢就会拿走，还把我爸给我的小熊钥匙扣别在腰带上。有一次他吃了我一个黄桃，那是早上班长送给我的，我想回校长家后蘸白糖吃，听说那种桃子只要碰到糖就是罐头的味道。他吃得很投入，还说他吃过的黄桃都不离核，这个桃子很特别，既离核，还特别甜。他在一株苘麻下挖了个坑，把那个干净的桃核埋了，画了一个扁扁的圈，在圈里写上“此树是我栽”。最后，他百无聊赖，摘了把蒼耳一颗一颗扔在我衣服上，拍拍手，骑车走了。

有一天，我按照校长的办法，去看他眼睛的颜色，发现里面很粗糙，一条条明显的棕色沟壑延伸，像冻伤的花瓣。他退后好几步，骂我：

“离老子远点！你确实跟那个杂种很像，怪不得是他女儿。”他吐掉嘴里的狗尾草说。

路边，小舅停下车，问我跑到围墙那里干什么，我说看见了一只大蚂蚱，被它跑了。小舅警告我，不能随便乱跑，放学就赶紧回家。说完，小舅开车走了，他载了一车带皮的栗子去卖，栗子新鲜坚硬，宛如一车绿色的刺猬。但是车厢挡板并没有扣好，每颠簸一下都掉下几个栗包。我喊舅舅，他根本听不见，我一个一个捡起栗子，在后面追他的车。刺把手和肚皮扎破了，我想起我妈身体里的刺，这让我难受，边跑边大哭。

天气太热，卡车越跑越远，在太阳下冒着飘飘忽忽的热气。这时，身后的大摩托轰鸣起来，雷雷骑它追上小舅的卡车。小舅打开车门，在发光的尘土里朝我走来……

其实，前几次我害怕雷雷。后面我就不怕了，他和我们班长住在一个小区。我知道他是谁。那张照片上，就是医院职工的大合照，以前我爸爸把它压在办工桌的玻璃板下，爸爸站在最后一排，旁边的女人就是雷雷他妈，他们笑得都很开心。

他没再找过我了。暑假的时候，他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小卖部卖冰淇淋。在一把撑开的阳伞下面，他教我们几个小孩儿玩一种扑克牌游戏。雷雷晚上在马路边用石头砸集装箱的时候被司机逮到了，司机打断了他的右胳膊。

“他们没啥错，”他将石膏上落的蜻蜓赶走，转着一张黑桃六，看着天说，“你爸没错，我妈也没错，人往高处走，自己快活了，有什么错呢？”

后来，我就没见过他了。

从早上发现一只打呵欠的母羊开始，就注定那天不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中秋节。

我们班长在窗户边叫我，迟老师喊你呢。我走到窗户那里，果真看见我妈，她一边急匆匆往停车场方向跑，一边喊我的名字，脚都要走到鞋前头去了。她说要去姥爷家，我以为校长突然死掉了，心中大骇，早上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我妈在说什么，班长听清了，他转告我说：“你姥爷飞走了。”我朝他大叫一声：“放你妈的什么屁！”

班长果然没放屁，我姥爷真飞走了。我坐在电动车后座上，我妈骑着车打电话，破口大骂小舅。小舅卖板栗声称百分百绿色无污染，鬼才信，那些老栗树，只要不喷药，虫子给它吃得栗子皮都不剩。舅舅赚了钱，伐了一些老树，弄了草莓园，城里的游客到季来采摘，秋天还可以乘坐氢气球打栗子。听听，多么新鲜。据说我小舅是受到了坐氢气球采松子的启发，才买了一个二手氢气球放在栗园里。那个气球真的夸张，上面印着一朵很大的玫瑰花。

在我影影绰绰的记忆里，事件是一块一块的，一直滑向模糊的镜像，情绪则不一样，它们反复回来找我，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印证彼此的相似性。就是这些犹如胶水一样的情绪，把干裂出藕丝的事件牵连起来。小舅带我坐过那个气球，但我全然想不起是怎么上去的，只残存了一些气球上的观感，以及对高度的敬畏。那时气球并没有升得很高，我向东看到了邻居家的苹果园。他们的园子被荆棘墙傲慢地圈起来，是一块广阔的地，形状有点像公鸡头，在黑绿的叶子间结满了妖艳的红苹果。听说苹果园里有很多金蝉的幼虫，这点从夏天那边传来的蝉鸣中得到肯定。主人在苹果树树干底部缠了光滑的宽胶带，幼虫从地里钻出来，就不能爬到树上蜕皮，只能在地上乱爬，他们捡拾的金蝉幼虫成桶成桶地往外出售。我心里满是羡慕，希望小舅和校长把栗树砍了，改种苹果树。

也就是那个才买没多久的氢气球，带着校长上天了。专家信誓旦旦地说有两种可能，第一，气压让气球爆炸，第二，校长会在平流层游荡。想起我可怜的姥爷此时还不知道在哪儿，我吓得直哭。

我和我妈赶到栗园的时候，气象部门的人说着风向。大舅在打报警电话，警察听上去并不相信这种荒唐事。大舅妈蹲在林子里一棵树后大便，她嫌弃校长家的茅坑，每次都跑到林子里解决。通讯、林业部门也来人了，院子里人头攒动。小舅联系氢气球厂家，确认应急降落装置的事情。

屋子门前的绣球花丛间挑着鸡的黑尾巴，鸽子粪的味道从林子深处潜过来，混着野蘑菇汁液的气息，迅速钻进我的头发里。天空一片蓝，飘着几朵浆果色的云彩。校长可能正飘过芬芳的丘陵和谷地，一片又一片的树林。阴凉慢慢刷过屋顶，没有人顾得上喂鸽子，它们饿得跑到院子里来吃粗糙的鸡食。江姗丽坐在电话旁边一动不动，她的眼睛让我想到梦游。水库里的波浪如狸猫的花纹，我采来栗园里的指甲花，在那棵栗树下看了半天，滑溜溜的木梯上只剩下蚂蚁在运输游客们洒落的面包屑。我试图推测栓氢气球的绳子是怎么松动的，发现我的脑子想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

我总结出，试图用想象理解一件事，远远比不上用耳朵追述它。校长盯着水间的鱼背，企图说出那次完美的旅程。一阵飘着香气的风解开了绳子，气球缓缓上升，云越来越近，一粒一粒的。他看到整片栗林，山的走向，飘得近时，气球都能碰到树的叶子。恐惧让他的腿比两根面包还要软，根本站不起来。几只惊讶的鸟飞过去，他离地越来越远。最后，他拔下自己早已松动的牙齿，把气球扎开一个小口儿，气球才慢慢开始下降。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道德产生过质疑。如果当年我的老好人姥爷飘走了没再回来，那倒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结尾。所有虚空的等待和有一万种答案的揣测或许都将随着气球的消失结束，它在我想象的浪漫范围内释放了压抑的恐惧，在那些意味深长的时间里，还给我诸多美妙又邪恶的希望：妈妈没有办法，必须把我接回职工宿舍，爸爸看到校长的电视新闻，猛然想到应该回家来看看。

在去世前一天，校长坐在躺椅上，盖着毯子晒太阳，他仿佛一直在直视太阳，妈妈问他，你感觉怎么样？校长头也不转地说：“像在飞。”那是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从那以后，他不再饮食。大家说他已经忘记吞咽。但后来我仔细回想，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我坚持认为，那是校长最后仅存的意志，杀死一个没用的自己。

校长的肉身终于死去，与被犁铧先埋入土里的记忆汇合。我有时候又不住地思考，人的死亡竟然可以被如此分割，校长忘记一切的时候是死的，间歇回来的意识让他断断续续地活着，经历一遍又一遍不连贯的死亡。他和妈妈不一样，妈妈是流畅地奔向那个结点。那天羽人熬的粥格外明亮，我妈郑重地告诉我，她胸部的那个“栗子壳”没有取出来，医生打开它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们没敢惊扰它。我攥了一枚鸡蛋，手指温凉，好似被狗舔过。

有一天我疲倦至极，睡后入梦。在一片长势良好的麦田里行走，前面有一个大水坑，幽暗隐约，风萧萧，四下无人，我很害怕。心里正打鼓，猛一回头，看见校长坐在老宅屋檐上，背上一对小翅膀，阶边生苔，鸡和鸽子都在，麦穗和房顶一样高。瞬间心安了。醒来感慨，校长去世二十年，还在给我胆量。梦里他在拔翅膀上几根杂色的毛，校长死后也是一个固执的鬼。

他们把姥爷安葬在栗园里。我跟小舅通电话，问他，你还坐氢气球打栗子吗？小舅说，栗树伐了，氢气球早坏了，今年雨肥，小麦丰收。

本栏目责任编辑    冯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