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姆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毛姆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以极端形式出现，或虚伪贪婪，或坚韧美好。毛姆的短篇小说《诺言》，为读者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通过叙述者对同一女性形象前后态度的转变，尤其凸显了叙述者乃至毛姆本人对于女性境遇的思考和关注，以及对女主人公洒脱乐观形象的高度认可。

【关键词】 威廉·萨默塞特 · 毛姆;《诺言》;女性形象;婚姻关系;人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4-0007-03

威廉 · 萨默塞特 ·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年）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毛姆复杂且波折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童年时期的毛姆因为身材矮小和严重口吃的问题养成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这使得他在后续的文学创作中刻画出了无数鲜明的人物形象。

此外，由于毛姆特殊的性取向，他笔下的女性人物总是独特而鲜明。毛姆独特的生理特点和人生经验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但正是由于这些特性，使得毛姆可以更加敏锐地洞察人性，塑造了无数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而这些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姆心中对女性的认知，以及对女性普遍境遇的关注和反思。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毛姆作品时，一方面由于毛姆具有非常突出的反妇女倾向，国内外研究多关注毛姆女性观中的反妇女倾向，以及小说中一些自私、虚伪等消极的女性形象。然而，毛姆在刻画一些负面女性人物的同时，也描绘了许多美好、积极的女性形象，但针对这类女性形象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对毛姆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长篇小说，认为是长篇小说为毛姆带来国际声誉。事实上，毛姆的短篇小说尤具特色，不仅叙事性强，结构精巧，语言生动，人物鲜活，而且常常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包含着对人性的深入探索。在《诺言》中，毛姆用简练的文字生动描绘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基于此，本文将试图分析叙述者“我”的“妻子”及伊丽莎白 · 弗蒙特太太两个女性人物对于信守承诺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抗争命运时做出的不同选择，探讨叙述者本人对女性形象的反思，进而挖掘毛姆本人对女性普遍境遇的关注，以及对女主人公这类洒脱乐观、坚韧美好的女性形象的高度认可。

一、 怠惰懒散的“妻子”与守时守诺的伊丽莎白 · 弗蒙特太太

在《诺言》中，叙述者“我”口中的“妻子”和伊丽莎白 · 弗蒙特太太两个人物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二者在守时及信守承诺两个方面的表现，更是反映出二者对待婚姻关系的不同态度。

叙述者开篇就指出“妻子”是一个很不守时的人。在“我”已经故意迟到十分钟的情形下，“妻子”仍然没有露面，而对于这样的情形“我”早已习惯，当“我”不耐烦地等到两点时，只等到了“妻子”爽约的通知。由此可以看出，在二人常年的生活习惯中，妻子总是处于怠惰因循的状态，拖沓迟到似乎成为她的常态。其次，小说中“妻子”无法赴约的消息不是直接传递给“我”，而是经由第三者的告知，“我”才意识到自己无需无谓的等待，“妻子”对待约会的漫不经心可以反映出她对待婚姻的消极态度。另外，当“妻子”无法赴约时，叙述者用“有一位女士”来形容自己的妻子，这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称呼抹杀了妻子”和“我”的亲密关系，可以看出二人看似和睦的婚姻关系实则形同虚设，漫长的时间消磨了两人对于婚姻的激情和热忱，现在的“妻子”和“我”都只是在尽力支撑着婚姻关系的外壳。

当“我”在餐厅偶遇到人们口中美艳动人的伊丽莎白 · 弗蒙特太太时，此时年过半百又心力交瘁的伊丽莎白在众人眼中仍然如同少女般姿色出众。当“我”得知伊丽莎白正遭受情感创伤，以为她会将自己的情感往事一通宣泄时，伊丽莎白却要按照约定，在三点去与自己仍深爱着的丈夫彼得 · 弗蒙特提出离婚。她云淡风轻地向“我”讲述丈夫如何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如何在她面前为此事而苦恼，并表现出郁郁寡欢的样子。当和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彼得结婚时，伊丽莎白就暗下决心，如果丈夫日后需要自由，她会选择放手。这话她从未对丈夫说过，伊丽莎白仅仅在遵守一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诺言，一个对方并没有要求她遵守的诺言。从伊丽莎白再度选择在彼得向她求婚的餐厅吃离婚前的最后一餐可见，即使她还深爱着丈夫，但出于对诺言的践行，对自我内心准则的恪守，伊丽莎白仍会信守承诺提出离婚，并按照丈夫的要求准时赴约去结束自己的婚姻。

“妻子”和伊丽莎白在守时和信守承诺两个方面的表现迥然不同，二者對于婚姻关系的理解和态度也是大相径庭。尽管“妻子”尽力维持着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但其懒散敷衍的态度更是表明她对于婚姻的漠不关心，文中的“妻子”正是这样一个受家庭琐碎生活消磨，浑浑噩噩的女性形象。相反，伊丽莎白坚守不为人知的诺言十年之久，并在对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践行诺言，所以文中的她是一个追求纯粹婚姻和爱情，内心坚定的女性形象。

二、 逃避选择的“妻子”和坚定选择的伊丽莎白·弗蒙特太太

《诺言》中对“绿光”的描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文中玉镯和宝石戒指身上散发的绿光也象征了两位女性的不祥命运。两位女性人物“妻子”和伊丽莎白对待绿光的态度，以及选择是否佩戴这类饰物的行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反映出二者对于人生悲惨命运的不同态度，以及面临挫折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

小说伊始，叙事者就点明“妻子”既不戴玉镯也不戴手表，因为“妻子”认为玉镯发绿和手表停滞都预示了自己不详的命运。文中虽没有明确指出“妻子”所遭遇的不幸，但通过描述，可以看出“妻子”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消极态度，企图以逃避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女性。因为手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蒙尘发绿，这也象征了“妻子”与“我”的婚姻困境。

因此，作为一个传统女性，“妻子”面对婚姻问题，面对自己的人生困境，所做出的选择就是不戴玉镯，即忽视两人婚姻不和谐的问题，企图以这样的方式自欺欺人，尽力维持着看似完美无裂缝的婚姻关系，也尽力维持看似一帆风顺的人生命运。

伊丽莎白对于绿光的态度以及对于人生的选择则与“妻子”的表现完全相反。当叙述者与伊丽莎白在餐厅会面时，伊丽莎白打扮朴素，全身上下“唯一的首饰就是结婚戒指上那颗大绿宝石，透着暗淡的光”。此处隐约透着绿光的宝石戒指就象征了伊丽莎白不幸的婚姻。少女时期的伊丽莎白不像传统女性一样遵从社会期望，相反，她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都让人们瞠目结舌。伊丽莎白拥有着公爵之女的高贵身份，但十八岁的她选择嫁于富商，过着放纵奢侈、荒淫无耻的生活。此后几年，伊丽莎白数次离婚，甚至在四十岁的时候和比自己小二十一岁的彼得结婚。尽管婚后的伊丽莎白不再挥霍无度，一直小心翼翼维护和彼得的婚姻关系，然而，她还是无法摆脱情感危机。

正如她结婚戒指上闪着的暗淡绿光一样，预示着伊丽莎白正遭遇着婚姻的不详命运。面对这样的境遇，面对丈夫彼得已爱慕上他人的事实，伊丽莎白没有声嘶力竭，没有萎靡不振。相反，她平淡地接受了一切，恪守着不为人知的诺言，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主动为这段情感画上句號。

在伊丽莎白离开餐厅之际，“我”又看到伊丽莎白“手上那颗绿宝石在闪烁着一种不祥的暗淡的光芒”。此处绿宝石仍然闪烁着不详的光芒，但伊丽莎白对此却毫不在意。在她赴约去离婚的途中，她仍然像之前众人眼中的那般明艳动人，眼神孤立无援，嘴角带笑向“我”告别，体面地结束一切。伊丽莎白始终深爱着丈夫，但她没有沉湎于过去，而是一如既往，在面对任何困境与不幸时都洒脱恣意地做出选择。

三、人云亦云的“我”与洞察人性的毛姆

通过小说中叙述者对伊丽莎白的描述，不难看出叙述者“我”在得知伊丽莎白践行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诺言后，对她的印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而“我”对伊丽莎白印象的转变也体现出毛姆本人对于这类女性的欣赏与高度认可。

伊丽莎白的感情往事一直备受争议，其动人的姿色和骇人听闻的行径一直是大家茶余饭后的闲谈之资。在众人眼里，甚至于在“我”眼里，伊丽莎白虽身份高贵，但她行为放荡，“是个赌棍、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一个荡妇”。她不忠于自己的情夫，也和小自己二十一岁的彼得相伴度过十余载。因此，当“我”再度在餐厅见到伊丽莎白时，以为她会像其他名流女人一样，将自己的失意全部倾吐给“我”这个作家，以满足名流女人对那些附庸风雅的流行趋势的追求。

然而，当叙述者“我”看到伊丽莎白按时赴约商谈离婚时，甚至是独自一人恪守着对方并不知情的承诺时，叙述者“我”对此感到诧异，诧异伊丽莎白的行为，更诧异自己之前对她的判断。

另外，伊丽莎白离婚的原因不是出于对爱情的不忠或是沉迷于情场角逐的戏码，相反，是出于对丈夫的深沉爱意以及对纯粹感情的追求。她不忍丈夫陷于两难境地，所以主动结束这段她一直依赖的婚姻关系。在谈论这段伤痛时，她“表情和从前一样，欢快，迷人和坦率”。

小说最后写到伊丽莎白要去赴约离婚时，几乎不能从餐椅上站起来，但她还是笑了笑，猛地一跃而起。这个细节令人心碎，与结尾时写她在路上向一个脱帽致意的熟人优雅地躬身回礼的细节，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的叙事者“我”，打从心底认为眼前的伊丽莎白机智又勇敢，“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女人”。

小说中，叙述者“我”对伊丽莎白的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姆本人的女性观。毛姆在描写伊丽莎白这个人物时，笔触异常的温柔。通过毛姆对这个女性人物的刻画，可以看出毛姆并不是完全的反妇女主义，他笔下的伊丽莎白具备了女性求之不得的理想品质。尽管年轻时期的伊丽莎白看似声名狼藉，但她对待身边的朋友忠诚可靠，“周围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计较她的所作所为，仍然认为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由此也侧面反映出，伊丽莎白不是“我”听闻的那般不堪，而是毛姆笔下那个不曾虚伪，“总是那么宽宏大量、待人真挚”的女性。

文中一再出现“诚恳”二字，这也体现了毛姆对伊丽莎白美好品质的赞扬。拥有美貌的伊丽莎白最终在婚姻中败给了“美得干干净净，脑袋空空”的年轻姑娘，看似失败的伊丽莎白实则只是收获了一份能丰富人生的经历。她不仅让自己抓住每一个当下的爱情，也让她深爱的人如此去做。

四、 结语

《诺言》中的“妻子”和伊丽莎白 · 弗蒙特太太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女性形象，她们对于时间、承诺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二者不同的婚姻观和情感观。二人面临不幸命运时的不同选择更是突显了伊丽莎白坚毅勇敢的品性。叙述者对伊丽莎白印象的巨大转变更是体现了毛姆对这类理想女性的高度赞美和认可。由此也看出，毛姆希望陷入困境的女性可以如伊丽莎白一样，在看穿人性的同时，却依然从容地拥抱命运赋予自己的一切。

参考文献：

[1]李卓.红颜——从毛姆小说女性形象解读其女性观[J].海外英语，2016，（21）：157-158.

[2]吴迪龙，罗鑫.论毛姆短篇小说对人性的探索[J].当代文坛，2017，（06）：127-130.

[3]威廉 · 萨默塞特 · 毛姆.毛姆短篇小说选[M].佟孝功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50-157.

作者简介：

郭莉莉，女，宁夏银川人，宁夏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