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历史背景下的人物成长叙事

2020-09-10赵奕辰

今古文创 2020年44期

赵奕辰

【摘要】《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优秀作品，其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它在人物的性格塑造上是比较成熟的：既可以看到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也可以看到林道静所处的那个时代之中各色人物的发展状况。可以说，《青春之歌》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人物的成长叙事。本文将从主人公林道静与“传统”的决裂、得到“已经成熟的人”的引导、把自己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三个方面来探究《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成长叙事。

【关键词】成长;传统;革命加恋爱;工农群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4-0004-03

一、引言

作为成长小说的典范，《青春之歌》实际上就是以北平为地域中心、以北大为斗争中心，来描绘知识分子的蜕变与成长。其中尤以主人公林道静为代表，“成长”在她的身上无疑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她一个人在成长，其实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在成长，如果说广义上的成长可以用变化发展来进行定义的话，那么成长也可以分为“好的成长”和“坏的成长”。

“好的成长”是在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实现的，会赢得支持与赞誉;“坏的成长”则逐渐地成为“好的成长”的对立面，因而遭到抛弃与鄙夷。

具体说来，在《青春之歌》中，知识分子的成长要想实现，就必须做到这么几点：第一，与“传统”彻底决裂;第二，要有已经成熟的人来引导他们成长;第三，把自己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在实践中不断考验自己，从错误中寻求发展的路径，才能实现与历史的同步。下面便从以上三点进行阐述。

二、与“传统”的决裂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它的表现形式也分为多种。在《青春之歌》里，笔者把“传统”这个词定义为旧势力和旧的生活习惯。其实很明显，旧势力和旧的生活习惯，是主人公以及一切需要成长的人物所面对的共同难题。

先从林道静说起，她从一出场其实就在与“传统”决裂着：她拒绝母亲给她安排的婚事，厌恶那个没有关爱、没有同情、只有压迫的封建家庭，所以她选择了逃离，孤身一人乘火车去北戴河投靠亲人。可以看到，这时的林道静还只是一个柔弱无力、精神迷茫的女青年，缺乏安全感，漂泊无依，对前路不知所措。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她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成长历程。

对于封建家庭的逃离，很容易让人们想到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子君和道静一样，都是有一点知识文化，同样看透了封建家庭的腐败与堕落，也同样选择了逃离那个如魔窟一般的封建家庭。

有的学者说杨沫在此处对道静的描写借鉴了鲁迅笔法，想来也不尽然，毕竟《青春之歌》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了，其创作环境与五四时期已经大不相同。

鲁迅时期的中国是黑暗的，是看不到希望的，因而子君最后只能走向毁灭，这也是对黑暗最有力的控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的任务是要回溯历史，自然要用文学笔法来描绘一段斗争的历程，而斗争的起点，自然也要从反封建开始。

事实证明道静从反封建的起点出发，而最终完成了对自我的升华，这一点与子君其实是不一样的。因而这种笔法上的相似应当是历史带来的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偶然在于子君与道静有着相似的出身与经历，必然在于是社会历史决定了这一阶级人物的共同命运。

对于封建家庭的逃脱，是她要解除的第一层枷锁;而第二层枷锁，就是以余永泽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那可鄙的个人主义。

在余永泽和林道静生活在一起后，她才发现这个浪漫多情的诗人原来是一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余永泽的自私自利，与卢嘉川等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精神相比，不免就相形见绌了。

林道静从来都是一个善良单纯、追求上进的女青年，这一点作为她的基本性格特征，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没有变的，因而当余永泽的个人主义阻碍了她的进步时，她又一次毅然决然地与“传统”决裂了，选择离开了余永泽。只不过这一次的“传统”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其实当她离开余永泽的那一刻，她就完成了自己第二次的成长。最起码在个人主观意志上，她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只是对党有着一种懵懂的崇拜，她还不能认清社会的形势以及共产党人应当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但这毕竟是属于第二层次的成长了，从她离开余永泽以及发放传单开始，她与“传统”的决裂这一第一层次的成长，就基本上完成了。

除了林道静，像王晓燕、李槐英等人，都是一批未能认清社会形势的迷茫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她们被社会的成规所束缚，对党和革命认识不清，也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也是在林道静的帮助下，她们毅然地与个人主义决裂，走上了拥护革命的道路。

三、已经成熟的人的引导

上文提到，成长分为“好的成长”和“坏的成长”。好的成长，像林道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坏的成长，就像余永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那自私自利的本性来。如果说引导林道静成长的人是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员的话，那么从某种角度上似乎也可以说，小资产阶级的堕落，就是被胡梦安、胡适这类人引导所致的。

林道静的成长，很集中地体现了被已经成熟的人来引导的重要性。而且很明显的，对于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的成长，是使用了“革命加恋爱”这一传统模式的。

引导林道静成长的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与林道静有着恋人关系。因此，李杨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中提到，《青春之歌》是“性”与“政治”的双重变奏，以情爱叙事的方式来描绘政治信仰上的进步与升华，确实是《青春之歌》的一大创举。

但同时也有人诟病，说如果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只能依靠于爱情，依靠于男主人公的引领，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想的一种否定呢？女性是否只能在男权之下才能实现思想上的升华呢？

其实个人认为，《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通过爱情来实现了自身的成长，但是对道静思想上有所帮助的不仅是卢嘉川和江华，比如代表农民阶级的郑德富、共产党人刘大姐、姑母等，都让道静的生活阅历与斗争经验越发的丰富起来，道静的成长如果缺乏了他们，也是不能够实现的。

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确实是《青春之歌》的一大特色。

可以说，蒋光慈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的集大成者，因而“蒋光慈笔法”在这部小说中也就有所体现。“革命加恋爱”模式与“成长小说”相结合，就使得道静在爱情与革命的双线话语中逐步成长起来。

首先，她选择了余永泽，这个浪漫多情的小资产阶级诗人是不同于她以前所见到的人的。北大的学生，思想进步，知识渊博，这对于起初无家可归、年幼时遭际不幸、受尽封建家庭侮辱的道静来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直到卢嘉川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为她带来了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书籍，为她带来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后，她突然发现余永泽身上的优点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狭隘与自私。

因此，这时的道静其实在精神上已经与余永泽产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爱情的破灭也就成为必然。卢嘉川作为道静的精神领袖，成为她新的爱慕对象。

如果不是因为卢嘉川的牺牲，或许他们两个就会在一起。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么简单，《青春之歌》的深度就不够了，所以杨沫精心安排了卢嘉川的被捕与遇害。卢嘉川的人物角色就被定位为道静投身于党的事业的领路人，而且成为道静永恒的精神信念。

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卢嘉川遇害时的情景，而是借刘大姐之口，以及卢嘉川的书信，才让读者了解到他牺牲在雨花台。而且自始至终，卢嘉川都没有向林道静正式地表白过。借助这样一种方式，使得林道静对于卢嘉川的情感在爱情之上又多了一份崇敬，而且也有着一种前仆后继的意味。

而江华的使命，则是引导着道静逐步成熟。最初的道静，其实仍然有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思想，以及缺乏实践经验空谈理论这样的缺点的。

是江华让道静逐步明白，单纯明白理论是没有用的，只有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相结合，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

因而，综上所述，林道静的成长，是以三段爱情为标志，被分为三个阶段的。

有学者认为，这同时也体现了林道静的三重人格：本我、自我与超我。对于余永泽，林道静更多的是一种无助的依靠，出于本能地想要被保护的心理，因而爱上了他;而卢嘉川则不同，他给予林道静的是自我实现的愉悦感。当温饱不再是第一要务时，精神上的升华就成为了林道静的必然需要。

卢嘉川的人格魅力，带给她的帮助，都让林道静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引起了林道静对于革命事业的初步憧憬。

爱上卢嘉川，似乎就是爱上革命事业那样神圣。江华则是作为卢嘉川的同志与战友，在卢嘉川牺牲后出现在道静身旁，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予她关心，帮助她了解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能力，从而让道静实现了超我的飞跃。

由此也可以看到，书末的道静，已经是一个坚强果敢、经验丰富、热血激昂的共产党员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道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比如在定县工作的冒进（虽然受到戴愉和赵毓青的影响，但侧面也反映出她经验不足）;在宋府贸然的暴露身份;同刘大姐工作时险些暴露等等。但幸好有江华、姑母、刘大姐、徐辉等人的帮助，才使得道静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变得愈加成熟而又稳重，最终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至于“坏的成长”，类似于余永泽、王忠这类破坏革命、反对革命的青年，以及先革命后堕落的白莉苹等人，既是林道静为代表的革命进步青年的对立面，也是被整个时代所鄙夷、所斗争的一类人。

有的人要进步，就一定会有人退步。进步的人由进步的人来领导，退步的人也不缺乏帮凶。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条法则，在《青春之歌》的人物设计中，也体现得淋漓极致了。

四、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提到，知识分子必须要与工农相结合。

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国国情，也是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步骤之一。

而这一观点在《青春之歌》中也是有所体现的。主要体现就在于林道静在定县和宋府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她与农民更加充分地接触，了解了农村生活的情况，这为她去除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提供了条件。

据相关学者研究以及杨沫自身叙述，这一段其实是《青春之歌》再版的过程中增加的。对这一增加，褒贬不一，但这种增加是必要的。

一方面，这是对党的政策的一种展现，它诉说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这也是林道静实现自我成长的关键步骤，因为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同时，林道静的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她在逐步试错的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如果没有这段工作经历，后期林道静工作时的沉稳干练就显得不够自然了。

而且，正是由于林道静与工农群众站到了一起，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才被暴露得愈加彻底，比如一开始她是嫌弃郑德富那肮脏而又充满臭味的小屋的，而且她是不想在农村锻炼的。

这种笔法，既是一种艺术真实，也是成长小说展现成长过程的一种方法。

而且只有把主人公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才能构筑出宏大叙事的场面，才能产生振奋人心的力量。

《青春之歌》，既然有个“歌”字，就必然要有人间赞歌一般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