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庄瑞 刘 杰

(山东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1998年我国施行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延续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成为了历史，代之而起的是货币化补偿，居民对住房的获取需要通过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实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效率而非公平的市场追求，开始逐步拉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住房是最能体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表征之一。这是因为，住房在城镇居民家庭支出中一般占据较大的比例，从而收入差距与分化逐步演化为居民住房的差距与分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阶层的固化。住房分化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住房产权的分化，多套产权房和无产权房之间的差距最为明显。此外，还有住房面积的分化、住房价值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还伴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变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

青年群体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住有所居”进而“安居乐业”是城市吸引和留住青年人的关键。我国城市住房的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青年群体的住房问题。尽管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率非常高，但城市青年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青年群体作为住房市场的“夹心层”，既不符合保障房条件，又买不起商品房，他们的住房状况与他们的社会贡献不相匹配。《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具有城镇户籍的青年中自有住房的比例接近三成(27.8%)，远高于农村户籍者7.1%的水平，城乡户籍之间的住房分化非常明显。青年群体中部分青年人无力购房，产权拥有率较低，与父母同住或租赁住房为主，购买住房则需要来自父母的支持，因此父母的财力支持成为左右这部分青年购房的关键因素。与此相反的是，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青年群体，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凭借其父母的支持轻易就能拥有一套甚至是多套产权住房，这让许多无房青年望尘莫及。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青年群体依靠自身努力越来越难以改变住房状况，导致青年群体中住房分化愈发严重，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贫富差距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房价的上涨而不断拉大，住房分化情况在城市青年群体中已普遍存在。城市青年群体的住房分化现象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大青年群体的心理压力，增强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降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上奋斗的动力，甚至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公平、和谐与稳定。

就青年群体而言，由于不同的经历和家庭出身，青年群体具有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征，所以青年群体又是一个异质性群体。现代社会中青年群体如果过早地在住房方面产生分化，那么随着生命周期的继续，这种分化程度和异质性便会进一步拉大，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住房分化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住房产权的分化，即有多套产权房和无产权房之间的差距，这也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研究的重点；(1)毛小平：《市场分割、家庭资本与住房分化》，《兰州学刊》2010年第12期；蔡禾、黄建宏：《谁拥有第二套房?——市场转型与城市住房分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黄建宏：《住房分化:市场、再分配还是家庭结构?——基于广东、北京及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也有研究者对住房面积和住房价值的分化进行分析研究。(2)赵方杜：《市场转型与城市家庭的住房分化——基于CGSS2006数据的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胡蓉：《市场化转型下城镇居民住房资源分化——基于住房价值与住房数量的实证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还有研究者对住房分化的另一种表现，即住房不平等情况展开研究。(3)朱晓源：《中国城市住房状况与住房不平等》，《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年第2期；刘米娜、杜俊荣：《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经济经纬》2013年第5期；范雷：《当前中国住房状况与住房不平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杜本峰等(2014)通过对在京工作青年群体的数据分析发现，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在城市青年群体住房分层中有以下几种影响：一是先赋因素的影响大于自致因素；二是先赋因素中，家乡在一般县市的青年、来自北京本地的青年、家庭经济状况好的青年具有明显的住房获得优势；三是自致因素中，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对青年住房阶层跃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两代人的职业对住房分层影响差异体现了时代烙印；五是社会阶层固化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4)杜本峰、黄剑焜：《城市青年住房分层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宋健、李静(2015)从社会分层理论出发，研究独生子女属性、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等与城市青年住房来源的关系，发现这些因素通过影响个人和家庭的住房获得能力影响城市青年住房分层。(5)宋健、李静：《中国城市青年的住房来源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独生属性和流动特征的实证分析》，《人口学刊》2015年第6期。王星(2013)通过对上海市青年人口住房现状的研究发现，户籍状况、学历层次、公积金缴纳标准是影响青年短期住房需求的重要因素，而父母及亲朋好友的资助则是青年群体购房资金尤其是首付的主要来源。(6)王星：《上海市青年就业人口住房现状及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年。

二、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理论分析

(一)城市青年人力资本与住房分化

本文主要从市场转型的理论视角对青年人力资本与住房分化进行分析。市场转型论的观点认为，由于从国家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资源配置的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其中“再分配者”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和损失，而“直接生产者”将从中得到更多的收益。也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使得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逐渐降低，而市场资本、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会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居民在获取住房资源的机会上是平等的，能否获取住房资源将更多的取决于个人、家庭的因素而非所依附的组织资源，居民可以在市场上根据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购买到质量更好、面积更大、户型更优的住房。根据市场转型论的观点，具体到城市青年住房资源的获取上，该理论认为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城市青年人力资本的价值将会在住房资源的获取上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政治资本的作用将越来越弱化。

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已经有效地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住房市场化改革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满足了城镇居民多层次的住房需求，提高了居民的住房品质和居住舒适度。根据市场转型论的逻辑，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市青年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其获取住房资源将会更有积极意义，而政治资本的影响则会逐渐降低或减弱。人力资本水平高、竞争能力强的青年，比如教育程度高、技能职称高的青年群体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具有优势，而人力资本水平低、竞争能力弱的青年则没有相应的优势。总而言之，再分配体制下住房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将会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而逐步消除，从而创造一个主要由人力资本水平所决定的更加公平和开放的住房供应体制。另外，由于住房市场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所以市场化程度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的地区，相对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房价会更高、住房价值也会更高，但在住房产权、住房面积等方面或可能处于劣势。由市场化程度不同而引致的住房分化，其分化结果也更具有市场化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研究假说：市场转型在改善和提高住房质量的同时，由于青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会使得人力资本能力强、水平高的青年在住房市场上占有更多的住房资源，从而加大人力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年的住房压力，并进一步带来住房分化的加剧，其根源在于我国住房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

(二)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的影响因素

1.权力延续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专业精英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从市场机制中通过市场价取得住房，而党政部门或者管理精英则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通过“内部价”“成本价”获得住房，而且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市场价和“内部价”“成本价”的差异越发明显和惊人。一些权力部门还可以打着房价高企的幌子，以单位青年人买不起住房的名义，给单位员工提供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住房公积金或者货币福利。总之，拥有权力的机关单位，通过种种形式，将政治资本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转化为优先拥有住房的机会。这在现实择业中就得到充分的反映，如“公务员热”就比较真实地诠释了这一现象。有些考生在报考公务员之前，往往会先打听清楚哪个单位能分房子或低价购买住房，然后再决定报考单位。这表明，工作单位性质、能否拥有公权力也是青年获得住房的重要因素。而拥有这些权力的单位则更有利于青年获取住房资源，并继续享受再分配体制下的住房福利。

从权力延续论的逻辑出发，我们从政治资本的视角可以得到以下推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政治资本所带来的再分配权力仍然保持着对住房资源的获得优势。

2.代际支持论。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按照市场转型论的观点，“自致性因素”即个人因素应该成为个人获取住房资源的决定能力，但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后房价的不断上涨，“先赋性因素”即家庭因素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因素。目前，为子女从市场上购买住房已经上升为家庭的集体决策和行为，父母代际会调动家庭所有的资源去帮助子女购买住房，通过货币资助或者直接继承等方式保障子女的住房需求，尤其是具有独生子女属性的青年群体能够得到最多四个长辈的支持。“毕房族”就是这样一类青年群体，毕业后依靠父母的支持就能获取住房，而父母没有支持能力或者支持力度较小的青年则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来实现住房所有，并就此沦为“房奴”一族，与“毕房族”境况形成鲜明对比。住房分化从青年们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已经产生，得到家庭资本支持的青年，在财富积累上站在了更高的起点，这种差距可能会随着房价的上涨而不断加大，从而加剧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房价上涨所带来的住房压力，使得家庭资本在青年住房的获取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3.世代机遇论。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主要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的政策，即对在1998年7月以前入职的职工实行住房实物分配，1998年7月之后入职的职工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应该说在当时房价不高的情况下，货币化分配和实物分配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明显，所以该政策在地方推行的时遇到的阻力并不大。但是，随着房改售房和房价的持续上涨，本来同一阶层的群体逐步形成了不同的住房阶层，住户的偶然决策或者生命历程事件的先后顺序而导致其社会地位的改变。从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房价收入比来看，改革之后青年群体购房的难度越来越大，越早买房越受益，买房越晚压力越大，房改后第一时间买房的青年群体“第一桶金”效应明显，随着收入的增长这部分人可能会继续购买第二套、第三套住房，从而在住房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反之，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购房，而是晚几年购房则他们不仅购房压力加大，而且直接影响他们的财富积累和对二套房的购买意愿，这样在住房阶层中他们就处于弱势地位。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这种差距会进一步放大，住房分化的财富效应也会愈加明显。

综上所述，市场转型论、权力持续论、代际支持论以及世代机遇论在对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现象的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在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的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家庭资本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的形成，青年群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其住房水平有积极影响，拥有政治资本的青年仍然保持着住房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家庭资本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调查对象为出生于1978年至1995年之间的年龄在18-35岁的青年群体。通过对数据的筛选，共获得11438个数据样本，筛选居住在城市的青年群体(剔除在读学生)样本量为1202个。

3.在作风建设方面，班子成员要认真落实劳动跟班制度。每天深入到井站、现场，并要求班子成员必须做到“三要三不要”，即：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求职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不要损害集体利益；要求急难险重的任务冲锋在前，不要计较个人名利。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城市青年的住房分化，住房分化主要是指产权的分化，即城市青年因住房产权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化状况。

住房产权。这是一个类别变量，根据CGSS2015问卷中 “您现在住房的产权和租赁情况”整理而得，即将被访者住房状况整体划分为“有产权”(包括“自有私房”和“已购房”)和“无产权”(包括剩余的“租住”“集体宿舍”“借住”等)两类(有产权=1，无产权=0)。

2.自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人力资本，测量指标为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为分类变量，反映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具体标准为：1=没受过教育；2=私塾；3=小学；4=初中；5=职业高中；6=普通高中；7=中专；8=技校；9=大专(成人高等教育)；10=大专(正规高等教育)； 11=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12=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1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3.控制变量。第一，性别。虽然我们倡导男女平等，但男女性别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职场地位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受传统观念影响，青年女性不需要承担婚后住房的义务，因此女性对住房的购买需求没有男性强烈，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两性住房水平的分化。对此，在研究设计中我们考虑了男女性别的固有差异。

第二，婚姻状况。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房子是婚姻的载体，女性常常把男方购买合适的住房作为完婚的首要条件，婚姻这一生命事件的发生是购买住房的催化剂，因此婚姻状况对住房产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具体标准为：1=未婚；2=结婚；3=离异；4=丧偶。

第三，年龄。随着年轻人年龄的增长，其收入会不断提高、积累的财富也会相应的增加，住房的购买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因而会对其住房产权产生影响。

第四，政治资本。测量指标为单位性质与政治面貌，根据权力延续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的影响依然存在，不同单位性质对青年住房产权获得有着重要影响。单位性质的标准为：1=党政机关；2=企业单位；3=事业单位；4=社会团体；5=无单位/自雇/自办(合伙)企业。政治面貌的标准为：1=中共党员；2=共青团员；3=群众。

第五，家庭资本。测量指标为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在中国购买住房不仅是青年人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的责任，父母帮助孩子买房这种“代际互助行为”在中国现代家庭中依然十分普遍。家庭收入越多，家庭经济地位越高，青年人在买房中得到的来自家庭的资金支持就越大。家庭地位的具体标准为：1=远低于平均水平；2=低于平均水平；3=平均水平；4=高于平均水平；5=远高于平均水平。

4.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CGSS2015青年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计

住房产权分化采取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其值为“租赁”(0)、“自有”(1)，以“租赁”为参照变量，其模型结构为：

上式中，p表示发生的概率，x是模型纳入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ε表示因变量中无法被自变量解释的误差项。

(四)模型结果及解释

我们以人力资本为自变量，住房产权为因变量，其余为控制变量，并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必要的数据处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到青年群体住房产权的Logistic回归结果。

表2 CGSS2015青年群体住房产权的Logit回归结果

表2显示，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单位性质等自变量对青年群体住房产权自有率的影响显著。从人力资本看，教育程度对住房产权的影响非常显著，随着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住房产权自有率的提升幅度也更大，即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住房产权自有率可提升5%左右。表明人力资本对住房产权自有率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其余控制变量对城市青年群体住房产权自有率的影响。首先是政治资本。与其他普通家庭相比，党员干部家庭住房产权自有率没有明显优势，这表明党员干部的住房回报并没有伴随住房制度的改革而有所延续。若从单位性质考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家庭住房产权自有率比例则超出其他单位约21%，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他们身在体制内，可以经由再分配权力获得更多的住宅资源。其次是家庭资本。家庭收入及家庭经济水平所处层次可以显著影响青年群体住房产权自有率，家庭经济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住房产权自有率约可提高31%左右，这符合我们对于家庭经济状况与青年群体住房分化的认识，即父母的财力支持是左右城市青年购买住房的关键因素。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凭借父母的支持可以较快的拥有一套甚至多套产权住房，而这是普通青年人望尘莫及的。随着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固化，青年群体依靠自身努力已经很难改变住房分化的现实，贫富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房价的持续上涨而被不断拉大，住房分化在城市青年群体中已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

四、结论与讨论

首先，住房资源的市场化使得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城市青年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住房资源。上述分析表明，青年人力资本即受教育程度对其住房产权的获取具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住房制度改革后人力资本对住房资源的获取有着较大的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市场转型论”的观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青年人可以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提高受教育程度，并以获得的技术和知识为筹码，通过市场价值的检验，努力实现自身居有其所的目标。虽然城市青年群体有多种途径可以实现自身理想、获得市场认可，但是，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方式无疑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对青年人的市场竞争力和收入预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青年人市场价值(价格)的直接反映。只有那些积极适应市场运行机制的青年人，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优质的住房资源。所以，投资人力资本和提高受教育程度对城市青年住房产权自有率、居住舒适度、财富积累等都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城市青年其市场竞争能力更强，也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高质量的住房资源。

其次，政治资本对部分城市青年住房水平的影响并未消除，而且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虽然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后城市住房的获取已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了，但是，单位变迁的滞后性决定了单位性质对部分城市青年住房水平的影响并未消除。一些握有权力的单位其再分配能力仍然决定着部分青年人的收入、住房质量和其他福利的获得，即政治资本对部分城市青年住房水平的影响依然存在。实际上，城市青年在就业时选择的工作单位不同，对其今后的住房状况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性质的不同并不会带来利益及收入上较大的差异，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单位自身的获利能力开始彰显，他们可以自主分配其所获得的资源和利益。因此，城市青年就业时对单位性质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城市青年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如某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虽然收入不高但工作稳定、福利优厚，能够享受到较为优惠的住房资源，这与非党政机关单位相比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由于党政机关等体制内单位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特权，从而更有条件和可能为青年员工提供各种形式的住房福利，而国有企事业单位由于握有一定的资源和权力，相对于党政机关掌握的资源和权力极其有限。因此，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国有企事业单位青年群体的住房优势几乎无存，对住房资源的获得越来越取决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能力。

再次，家庭资本的作用正成为左右城市青年购买产权住房的关键因素。随着主要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城市青年购买产权住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青年人依靠自己的收入已越来越难以改善住房条件，此时青年人背后家庭资本的状况将决定青年人是否能尽快尽早的解决住房问题。无疑，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父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青年人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家庭能够给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部分城市青年无力购房，与父母同住或以租赁住房为主，购买住(婚)房则需要来自父母家庭的支持，父母财力或家庭资本的支持成为左右这部分青年人购房的关键因素。与此相反，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城市青年，凭借父母经济条件和家庭资本的支持能够较为轻松的拥有一套甚至多套产权住房。这说明，城市青年群体住房分化情况日益严重，城市青年群体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改变住房条件，贫富差距在一个世代之间就被高企的房价而拉开，住房分化正在消耗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所以，保障城市青年群体“住有所居”、提升他们住房产权自有率的愿望，能缓解社会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带来的压力，促进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激发青年人的创新活力，促进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公平。

进一步的讨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于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效率具有极强的甄别力，城市青年群体的竞争比拼也主要反映在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效率上，人力资本投入多即受教育程度高的青年人往往具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较好的职业收入。所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帮助城市青年改善住房条件。同时，在市场化住房制度背景下，既有鼓励青年群体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竞争能力的积极意义，也有分化城市青年住房资源增加经济负担的现实压力。对此，我们要客观、动态的看待这一现象。

另外，除却人力资本因素，单位性质和家庭资本因素对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其一，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完全使权力贬值，单位性质带来的政治资本使得部分青年人依然能够利用单位的权力资源在市场中获取较好的住房资源。也就是说，拥有政治资本的青年，既能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国家优惠的购房政策和各种住房补贴，在住房资源分配上占有较大优势。这表明，尽管人力资本对改善城市青年住房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不能否认政治资本依然是影响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的因素之一。其二，家庭资本对于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可以看到父母为子女拥有产权住房含辛茹苦、鼎力相助；另一方面，部分青年不在提高自身人力资本上下功夫，却心安理得地居家“啃老”，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城市青年住房分化的复杂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