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康 汪 静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精准时代”业已到来(1)王春城：《政策精准性与精准性政策——“精准时代”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走向》，《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期。，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亟需运用精准治理思维，瞄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和传播源，精准配置危机应对资源，增强危机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建立社会动员机制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凝聚社会风险防范共识，建立全民参与的风险应对措施，是有效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关键一环，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重要方式。

2020年初暴发的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国家治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的建立是攻克本次疫情防控难题，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路径和经验之一，充分体现了社会动员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充分体现了社会动员在危机应对中的制度优势和功能显现。因此，本文在精准治理视阈下，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探讨重大疫情精准防控的发生机理，进而构建起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体系，为完善推进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精准治理提供思考。

社会动员作为专业术语首次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是由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KarlW.Deutsch)提出,认为社会动员是推动人们生活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是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2)1S.N.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沈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随着治理研究的深入，社会动员被认为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是一种基础性的国家能力。(3)贺治方:《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动员转型研究》,《湖湘论坛》2018年第5期。一个完整的社会动员包括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目标、动员手段、动员机制等，是在政府力量的引导下，有目的地促进客体形成认同，共同参与到主体所期望的某项活动的过程。(4)袁小平、潘明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农村经济》2017年第4期。社会动员在实践中多表现为政治动员、资源动员、网络动员等动员方式。作为一个政治学范畴，“政治动员”的研究旨趣在于探究动员中集体行动的形成机制，设立动员议题和认同聚合两个变量描述政治权威对公众行为的诱导或操纵，以达成某一特定的政治目标。(5)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在社会组织项目执行中，通常以“资源动员”的方式参与到动员过程中，在有助于实现行动目标的要素集合下，独立于行政体系外的行动主体主动获取或控制服务资源提升动员能力。(6)杨宝：《嵌入结构、资源动员与项目执行效果———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案例比较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3期。在新兴媒体条件下，“网络动员”正在成为一种行之有效、充满潜力的动员方式(7)王金涛、陈琪：《软动员：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动员转型》，《新视野》2017年第1期。。“网络动员”借助手机、电脑等媒介，引导网民通过线上与线下的方式参与到集体行动中(8)徐明、李震国：《网络社会动员作用机制与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0期。。

在突发性公共危机应对中，社会动员成为我国应急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社会动员程度高低是影响应急管理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其风险管理政策工具带有明显的动员导向，(9)陶鹏、李欣欣：《突发事件风险管理的政策工具及使用偏好——以文本大数据为基础的扎根理论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条件，贯穿于危机管理的全过程。(10)郝晓宁、薄涛：《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7期。在公共危机中，政府通过紧急动员，激发全体社会组织与个体行动起来，汇集社会资源与社会力量，以弥补政府救援力量的不足。(11)贺治方：《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合理边界》，《学术界》2019年第7期。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动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涵界定和动员方式探析两个层面。但既有研究在对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一方面，已有研究多将社会动员置于政策、社会组织项目执行分析框架内，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社会动员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在应急社会动员研究中，学者多关注动员的方式与内容，而对应急社会动员的形成机理分析不足、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性，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进行再思考。因此，本文立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现实进展，尝试性地构建“社会动员-精准防控”分析框架，探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动员的形成机制和精准防控体系，在组织动员、资源动员、网络动员的社会动员方式下，促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精准参与、精准配置和精准治理，为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支持。

二、“社会动员-精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一个新框架

作为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体现了我国在风险治理中的积极响应处置和联防联控能力，但面对复杂系统的公共危机，也反映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众认知不足、资源协调不当、信息治理能力不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新冠疫情防控体系的构建思路。本文从社会动员的角度出发，探讨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的发生机理，建立“社会动员-精准防控”的疫情应对框架。

(一)“社会动员-精准防控”的发生机理

在互联网、大数据发展的新时代，人口、信息、资本等要素急剧流动，对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与影响。(12)冯志宏：《大数据视阈下的风险分配正义》，《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相较于其他公共卫生事件而言，更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多样性风险，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本次疫情已然发展成为一场公共危机的“国际战”，加强境外疫情跨境输入防范和境外合作的双重压力要求疫情防控工作更加精准，更具合力。新冠肺炎的疫情信息发展、医疗救治与卫生防控、政府系统应对、民众关注参与和媒体传播等要素对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更加多样的风险，疫情、医情、政情、民情和媒情在防控中不断演化出新的特征，亟待加强风险的监测预警，构建多元社会合作网络。(13)彭宗超、黄昊、吴洪涛等：《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应急防控的“五情”大数据分析》，《治理研究》2020年第2期。广泛性、复杂性风险加剧了新冠疫情肺炎应急响应迫切性，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

人民群众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主体。作为疫情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的同时，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热情和需求也极为高涨。人民群众是打赢疫情攻坚战的根本力量，疫情防控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中心，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同时，社会公众的理性认知、防控共识、参与程度和态度倾向等都是影响疫情工作进展和风险治理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形成资源集聚，动员社会力量规范、高效、精准地参与疫情防控是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随着“精准扶贫”“社会治理精细化”等政策的出台，精准决策、精准治理已经成为时代要求，要求适时调整和重塑精细化的治理体系。(14)孙峰：《走向精准：参与式决策目标设定优化研究——基于出租车改革的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期；王欣亮、任弢、刘飞：《基于精准治理的大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2期。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从社区防控、应急物资调度、信息化技术运用等方面都表现出防控不精准的特征。一是社区联防联控机制不健全。疫情期间强调“网格化立体防控，地毯式滚动摸排”。许多社区由于人口组成复杂、流动性大，逐一核实每户人口情况和出租信息等给入户排查工作带来困难，对工作者体力提出考验。(15)唐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社区治理挑战应对：基于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二是应急物资调度供需不匹配。疫情期间，对口罩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但很长一段时间民众是“一罩难求”，从云南瑞丽发往重庆的口罩被大理方面“紧急征用”，非清单企业生产或者无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的物资流入市场。三是信息化技术运用不完善。疫情防控初期，网络大数据监测预警难度较大，疫情信息与数据发布渠道不统一，导致疫情信息失真现象屡发，智慧城市建设系统失灵。

(二)“社会动员-精准防控”的框架阐释

社会动员机制是社会动员发起者和被动员者之间确立的一种相互合作的规则，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合作，能够促进、维持、制约动员过程中的各参与方，达成集体行动。社会动员的方式有组织动员、资源动员、网络动员等。组织动员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建立，在特定场域中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以社群利益和共识为纽带重构公共空间，以形成组织合力。由于资源的在地性和嵌入性特征，资源动员聚焦在资源的获取和合理配置中，达成集体行动目标的要素集合。网络动员以创新的动员方式和渠道在网络媒体平台上对热点议题进行舆论引导，从而促进公众参与。

精准防控是精准治理理念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新体现。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的协同乏力、目标失焦、技术粗疏等问题，要求在信息化智慧化技术的支撑下，加强疫情防控的精准决策、精准施策。在疫情防控体系中，以精准化治理为导向，以风险分析和治理需求为基础，将精准防控划分为防控组织、防控资源、防控信息三个层面，构建起新冠肺炎疫情的精准防控组织体系、精准防控资源体系和精准防控信息体系。精准防控组织体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公众参与为核心，建立“一主多元”的防控组织网络；精准防控资源体系以应急物资保障为主，形成合理精准配置的疫情防控资源网络；精准防控信息体系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以风险热点议题引导和信息的处理应用为主，形成精准处置的疫情防控信息治理网络。

本文将社会动员和精准防控相结合，试图在社会动员中提高疫情精准防控效率，在精准防控中增强社会动员力量，使社会动员主体能够在疫情应对中提高精准防控能力。社会动员和精准防控工作都需要充分利用公共治理中的各个参与主体，利用组织、资源和信息化技术充分动员，以搭建精准防控体系。本文对“社会动员-精准防控”框架(如图1所示)的解释如下：

在“社会动员-精准治理”框架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是以社会动员和精准防控为显著特征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过程，在精准治理理念下，社会动员和精准防控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疫情防控集体行动。社会动员以其组织动员、资源动员、网络动员方式参与到精准防控中的精准参与、精准配置、精准治理阶段，从而实现社会动员主体和精准防控客体的动态均衡。“社会动员-精准防控”的双重视角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精准治理思路下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瞄准疫情应对中的短板和痛点，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实现精准防控靶向。

三、基于社会动员的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体系构建

转型时期的剧烈社会变革要求政府将防控风险作为基本治理目标，防止社会治理漏洞演化成为系统性风险，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16)刘成良：《精准治理: 地方治理的精准转向及其悖论——地方治理能力的视角》，《人文杂志》2020年第3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科学的危机治理要求深入公共危机的内在本质，诉诸建设性开发和创造性转化的建构路径。(17)孙晓晖、刘同舫：《多重矛盾下公共危机的治理潜能及其转化性开发》，《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在“社会动员-精准防控”框架下，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现实进展，构建起精准、系统、科学的新冠肺炎精准防控体系(如图2所示)，在社会动员下以多元共治、有效整合、迅速响应为主要内容，以精准防控为导向，建立精准参与的防控组织体系、精准配置的防控资源体系、精准治理的防控信息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危机治理效能。

图2 基于社会动员的精准防控体系构架

(一)以组织动员为基点，构建精准参与的防控组织体系

实现社会功能整合，要将政治权力之外的生活世界纳入到公共领域，各主体在此中相互理解、知识共享、彼此信任，重构公共权威和治理关系。(18)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童世骏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394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全民达成共识，自发动员参与抗击疫情行动中。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组织体系的实现，以组织动员为基点，强调坚持以人民中心，以协商对话和交往理性达成精准参与共识，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为共同目标，通过明确组织动员中的角色责任和合理赋权，培育疫情精准防控中的公共精神，实现疫情防控的精准参与。

第一，建立组织有力的社会动员力量。整合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官方信息平台，精准识别社会群众在疫情防控中的参与需求，加强社会动员的宣传与引导，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补充，社会为支撑的组织动员力量。第二，明晰组织动员中的主体角色和权责。在疫情防控中，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元”治者，是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者，同时市场需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社会公众应主动响应，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第三，凝聚组织动员的合作共识。社会各方的通力合作是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保障。在组织动员中，应加强公民与政府、军民之间、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意识的培养，建立共同参与的合作网络，形成强大合力。第四，促进组织动员的授权赋能。在疫情防控应急动员中，应通过授权赋能帮助激发动员主体自身的组织能力,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能力培养，增强组织动员效能。

(二)以资源动员为支点，构建精准配置的防控资源体系

资源是影响组织生存的关键因素。不同动员主体因其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差异，具有不同的资源动员能力，进而在政策博弈的过程中对其行动选择产生差异化的影响。(19)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新冠疫情期间，应急物资供给与保障是影响疫情防控能力的基础性和关键性资源，资源动员能够有效保障应急物资储备和供应。本文从狭义的资源动员出发，即分析疫情防控工作中应急动员所需的物质资源。在可动员社会资源支持下，建立应急物资保障平台和疫情防控物资供需对接机制，实现应急物资透明运作，从而建立供需精准配置的疫情防控资源体系。

第一，梳理应急物资实时需求情况。资源动员的前提是厘清应急物资的需求，疫情防控中应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医疗防护用品以及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情况，分析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将应急物资划分为紧急需求物资、储备不足物资、储备平衡物资以及储备暂时充足物资等类型。第二，建立应急物资社会化保障平台。基于资源动员，建立起应急物资社会化保障平台，开通官方管理的物资汇总渠道，及时收纳民间捐献物资并主动公开物资从捐献到使用的整体流程，实时公开应急物资数据。第三，以自上而下资源动员方式加强应急物资供给。疫情防控应对中，为更大限度调动应急资源，采用行政命令、组织带动、外在激励等方式推动各类应急资源被充分动员起来，提高资源动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四，实现应急物资的供需匹配。在应急物资需求精准识别下，依据疫情防控的应急情境、物资调配和供给方式分析，为应急物资需求方物资供应提高精准决策，实现应急物资需求的精准回应。

(三)以网络动员为焦点，构建精准处置的防控信息体系

信息时代的到来，催生了公共治理的治理思维和治理结构的变革，影响公共管理对象的变化和管理效能的重大变化。(20)胡键：《大数据与公共管理变革》，《行政论坛》2016年第6期。互联网、大数据通过技术支持保障、管理模式变革、管理思维创新的驱动作用，实现对公共服务的精准管理。(21)宁靓、赵立波、张卓群：《大数据驱动下的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研究——基于精准管理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同时，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双重环境下，网络动员成为动员的新形式，为应急管理和精准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和动力。本文基于网络动员的广泛性、互动性特征，从新冠疫情防控的议题舆论、迅速响应、有效应对、动态保障等流程，构建精准处置的疫情防控信息体系。

第一，关注热点议题网络舆论，加强风险研判。网络动员的主流方式是参与到对社会热点议题的网络舆情讨论中，在疫情防控中，重点关注社会热点议题中的矛盾与冲突，科学分析风险来源，精准研判风险。第二，利用权威网络传播渠道，动员群众迅速响应。政府通过建立官方权威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和沟通联系渠道，能够迅速发动群众力量和整合物力资源对疫情防控进行积极响应。第三，形成广泛社会认同，提高有效应对风险能力。网络动员能够借助互联网传播以及社交媒体的优势迅速形成规模效应的社会认同，(22)刘怡：《意见螺旋：危机舆情中网络动员的发生特征及传播逻辑》，《编辑之友》2019年第2期。通过信息化方式精准实施疫情防控行动，运用数字技术拓宽网络动员渠道，有效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第四，建立舆论引导和网络监管方式，实现动态保障。在疫情防控中，网络动员方式能够推动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加强正向舆论引导和典范引领，对疫情防控工作措施进行信息化网络化监管，建立疫情防控的动态保障。

四、基于社会动员的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路径思考

2月25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发展趋势变化，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管控，着力抓实抓细各项措施，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针对性。(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2020年4月16日。社会动员下的疫情精准防控体系更具组织行动力和有效应对能力，为促进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体系更具可操作性，在“社会动员-精准治理”框架下，应从联防联控治理结构、应急物资社会化保障、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治理等方面出发，提出以下基于社会动员的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治理路径：

(一)建立多元共治的联防联控治理结构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不仅取决于科学诊疗的成效，也得益于有效的组织动员下全民参与的广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对传统的科层制治理结构提出了挑战，需要在组织动员基础上，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立起多元参与的联防联控的扁平化、去中心化治理结构。在基层群众动员上，加强对社会公众公共安全的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制度保障，通过情感带动、典范引领、常识普及、网络舆论引导等方式助推社会公众有序、规范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中。在社会组织动员上，与社会组织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提供服务资源和技术支持，强化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精神。在专业力量动员上，建立起疫情防控的网上专家平台、网上志愿平台、网上心理援助平台等，充分挖掘首席科学家和专业人才的优势，通过网络直播、线上诊疗等方式为社会公众分析疫情动向，讲解防护措施，开展心理疏导等，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智力、资源支持，加强疫情防控人才队伍培养。

(二)完善全域整合的应急物资社会化保障机制

应急物资是指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所必需的保障性物资，在应急管理工作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是精准防控的重要环节，需要在资源动员的基础上，完善应急物资的社会化保障。一是着眼于政府“元治理”，促进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社会化保障的有效储备。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完善政府在应急物资管理中的“元”治理角色，统一调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的所需物资，形成整体合力，统筹配置公共卫生应急资源。应加强跨军地、跨部门、跨领域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增加应急物资保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建立应急物资联合储备制度。在公共卫生风险科学预判基础上，减小应急物资供需缺口。二是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治理”，促进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社会化保障的市场供应。按照先急后缓,科学调度、保障供应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增加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供给。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充分了解本区域内企业的生产情况，在对所需公共卫生应急物资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找到合适的代储企业并签订代储协议，建立稳定有效的合作储备机制。依托数联网、物联网,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平台建设中，激励相关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在产能保障、调度机制、储备体系各个环节建立动态响应机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供需综合研判，推动物资供给精准保障，实现应急物资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化保障。

(三)加强全面交互的疫情防控信息治理

信息治理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对个人、组织的静态信息及其行为交互中的动态信息进行收集、处理、整合与分析，在信息筛选和加工基础上，多元治理主体对有效的信息进行信息公开、科学决策和高效利用，进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的治理过程。在网络动员中，应在把握大数据开放性、信息技术便捷性特征基础上，加强全面交互的疫情防控信息治理。第一，建立信息公开透明机制，在网络动员中及时打破传播链条，遏制谣言散播，运用官方媒体渠道加强有效信息的及时发布，加强与民众的风险沟通，获得民众的理解、信任、认同和配合，为网络动员提供信息基础。第二，利用信息化技术搭建疫情防控综合处置平台，利用大数据、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信息平台，优化疫情防控工作中信息采集、储存、管理、共享、开放和利用的流程，对疫情传染源的相关信息进行严格甄别和排查，有效分析散落在各地的隐性传染源，提高应急响应中信息的精准对接。第三，应用网络动员有效信息，形成疫情精准防控协同应对网络。在网络动员中精准筛选疫情防控的有效信息，将线上的宣传、沟通、组织延伸到线下的具体防控行动，搭建疫情防控的线上线下协同应对网络。

五、结论与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凸显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的治理效能，但同时也暴露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不健全和公共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亟需转变风险治理思维，提高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本文在公共危机精准治理视阈下，聚焦疫情防控行动中的社会动员机制，提出“社会动员-精准防控”应对框架，在组织动员、资源动员、网络动员的行为分析下，构建精准参与的防控组织体系、精准配置的防控资源体系、精准处置的防控信息体系，并提出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基于社会动员的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体系的构建，是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应急管理、社会动员、资源配置、科技支撑、上下协同等要求的回应与关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社会动员-精准防控”框架不仅仅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时对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的不足之处表现在：第一，后疫情时代下，疫情防控工作尚未取得完全胜利，因此本文构建的基于社会动员的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体系未能选取合适的案例进行验证与实地分析，导致该体系未能从实践中进行完善与修正。第二，“社会动员-精准防控”应对框架需要在区域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环境下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对动员主体的素质具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应对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加强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在中国情境下继续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在公共危机应对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