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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槐泗“隋炀帝陵”的误考及其影响*

2020-09-02◎王

江苏地方志 2020年4期
关键词:阮元隋炀帝扬州

◎王 业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提 要:一般认为,扬州槐泗“隋炀帝陵”是清代学者阮元错误考证的,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槐泗“隋炀帝陵”是明代认定的,造成错误认定的原因主要是与隋炀帝墓有关的地名雷塘所指范围发生了变化。自唐代起,雷塘或为政府用于灌溉漕运,或被民众占垦,时兴时废。作为重要的水利设施,数百年间雷塘不断被修浚,面积也随之缩小。虽然阮元是再次确认错误结果,但因他本人有较大的影响力,槐泗“隋炀帝陵”长期被广泛接受,直到2013年曹庄隋炀帝真墓的发现,这一结论才被推翻。

槐泗“隋炀帝陵”

2013年4月,文物部门宣布在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组发现隋炀帝墓。[1]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各种质疑声纷至沓来。这些质疑不仅针对曹庄隋炀帝墓诸多“反常”之处[2],也有对清代学者阮元所认定的扬州槐泗“隋炀帝陵”真伪性的疑惑。随着专家学者一致确认,曹庄隋唐墓葬系隋炀帝杨广与萧后的最后埋葬之地[3],种种质疑才告停歇。不过,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却从未停止。顾风[4]、余国江[5]先后就阮元错误认定“隋炀帝陵”的原因做了分析,但所论或失之简略,或有疏误之处。有鉴于此,本文就此问题试作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唐宋文献中所见的隋炀帝墓与雷塘

隋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巡行江都的隋炀帝,为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人所弑,时年五十。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将隋炀帝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同年八月,“隋江都太守陈棱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于帝茔之侧”[6]。唐平江南之后,武德五年(622)八月,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7-8]贞观二十二年(648)三月(《北史》作贞观二十一年),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扬州合葬于炀帝陵。[9-10]

隋炀帝墓及唐代雷塘的位置,《元和郡县图志》称在江都县北十里[11],《新唐书》称在江都东十一里[12]。雷塘又称雷陂,《汉书》载:“(建)后游雷波(颜师古曰:波读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13]当即此处。《初学记》“钓台舆浦”条引《西征记》曰:“雷陂有台,高二丈”,又引《南兖州记》曰:“以为吴王濞之钓台也。”[14]可见唐代以前,雷塘不单作为水利设施存在,还是王公贵族的赏游之处。

大运河开通后,伴随而来的是唐代扬州的鼎盛,这一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开发速度加快。故有唐一代,雷塘的水利价值逐渐凸显。贞观年间,李袭誉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南巡察大使,“为引雷陂水,筑句城塘,溉田八百顷,以尽地利,民多归本”[15]。杜佑任职扬州时,亦“决雷陂以广灌溉”,使海濒弃地变为良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16],对民生改善颇有帮助。其后大和年间(827—835),“决(雷)塘水成田,民得其耕”,唐末复“潴水以备漕运”。[17]唐代隋炀帝墓的情况,据唐宣宗时张氏所著《燕吴行役记》载:“炀帝陵高五十余尺,后齐王暕、赵王杲、其孙燕王倓三陵东西罗列,各高二十余尺。”[18]晚唐诗人李涉《醉中赠崔膺》中亦有“炀帝陵边草木深,汴河流水空归海”一句。可知此时炀帝墓地表遗迹尚存,时人是很清楚其位置所在的。

宋代的一些地理志书记载了雷塘及隋炀帝墓的方位道里,如《太平寰宇记》及《方舆胜览》称其在县(州)东北十里。按:“县(州)东北”当为“县(州)西北”之误。[19]除地理志书的记载外,宋人诗词中常见雷塘意象,因其是隋炀帝所葬之地,故成为文人凭吊怀古的对象。这一时期与雷塘有关的大事是宋仁宗时,刘敞任扬州知州,将官占的雷塘土地还民,朱熹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事件:

扬州雷塘,即汉江都之雷陂也,旧属民,自唐以来耕种其中。往数十岁,官取蓄水以备漕运,旧田主二十六家皆夺业失职,官始议以它田偿之,竟无与也。然塘亦破决不修,漕运未尝赖此。发运使因以假扬州种稻,旧田主三百余口皆饥寒,县官莫省。及公至,持大和年契书诣府自讼,公即判还之。发运使犹以漕运事动朝廷,靳留之,公用种稻事证明其无用朝廷,乃听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闻之喜曰:“真良太守矣!”[20]

朱熹所说的雷塘“自唐以来耕种其中”,应该是指上文提到的大和年间决雷塘水成田。数百年间,雷塘或为政府用于灌溉漕运,或被民众占垦,时兴时废。刘敞所还民田的面积,据欧阳修所撰刘敞墓志铭,有数百顷之多,可见雷塘面积颇大。[21]宋金对峙时期,江淮地区军事重镇扬州,城池建设超乎其他朝代。嘉定年间崔与之守扬州时重修城壕,“合雷塘水灌西城壕”[22],这是雷塘功能扩大的反映。宝祐三年(1255),宋理宗敕贾似道筑宝祐城,诏书云:“今复增堡城以壮广陵之势,朕披来图,包平山而瞰雷塘,可以广营屯便牧圉矣。”[23]从“包平山而瞰雷塘”一句可推想此时雷塘的重要性。此后,元代王都也曾“筑句容[城]、陈公、雷塘三河[塘]”[24]。还需注意的是,刘敞《公是集》载有《雷陂劝耕作杂言》一文,其云:“此陂盖江都宫之地,吴王钓台在其旁。先时民三十家耕其中,后强为吏所夺,废不耕者十余年矣。予按地籍悉召还耕者,使县大夫授之地如其旧。”[25]透露出隋江都宫与雷塘间的密切关系,已为近年来考古发掘所证实。[26]

二、明代的隋炀帝墓与雷塘

明代记载隋炀帝墓及雷塘的文献,最具权威性的当属同时期的扬州地方志。现存最早的《嘉靖惟扬志》云“隋炀帝冢在府城西北十五里雷塘侧”[27],是书卷1《古今图·隋唐扬州图》则将隋炀帝墓置于雷塘侧。稍后成书的《万历江都县志》称“隋炀帝墓在城西北十二里雷塘侧”,又称“西北十五里曰炀帝沟。旧志云水径隋故宫、雷塘□接,炀帝坟在其侧,因名。”[28]按炀帝沟,《舆地纪胜》云“炀帝所开,即今运河”[29],不知是否指此。实际上,炀帝沟旁的炀帝坟,就是阮元所考证的炀帝墓,也就是说,明代已经误认了隋炀帝墓所在。

这一错误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是因此时隋炀帝真墓遗迹已无法辨识,其次是因雷塘范围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有关雷塘的记载非常详细,焦竑《扬州修复三塘碑记》对雷塘有概括性的描述:

……旱干则转转灌输于河,若扬之“三塘”是也。雷塘上塘在城西北,广六里,下塘广七里。上塘东北曰小新塘,广二里。炎汉间谓之雷陂,其来久矣。王端毅恕、郭郞中升,成化中造石闸水,其设甚备。嗣后督视不时,奸民乘之,决塘为田,久不能正。顷郡守吴公秀、郭公光复锐意兴复,侵者以输税为解。当事又或左右之,随以报罢。[30]

王士性在其地理名著《广志绎》中对雷塘也有介绍:

扬州五塘,一曰陈公塘,延袤八十余里,置自汉陈登;一曰句城塘,六十里,置自唐李袭誉;一曰小新塘,一百一十里;一曰上雷塘、下雷塘,各九十里,皆创自先朝。千余年停蓄天长、六合、灵、虹、寿、泗五百余里之水,水溢则蓄于塘,而诸湖不致泛滥,水涸则启塘闸以济运河。嘉靖间,奸民假献仇鸾佃陈公塘,而塘堤渐决,鸾败而严世蕃继之,世蕃败而维扬士民攘臂承佃,陈公塘遂废,一塘废而诸塘继之。夫五塘大于氾光、邵伯、五湖数倍,水既不入塘,惟泛于湖,故湖堤易决,他日堤东兴、盐、高、泰五州县之民悉为鱼矣。所佃之税止七百余金耳,视五州县之民数百万、粮二十余万何啻倍蓰之,而竟不可复者,则以今之所佃皆豪民、富商及院道衙门积役,其势足以动摇上官,故虽以家司寇督漕,吴太守理郡,皆锐意复之,竟亦中止。[31]

明代雷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雷塘东北还有小新塘。据《万历扬州府志》载,此三塘皆“唐长史李袭誉所筑”,“受观音阁后及上方寺后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无多,故汉唐二臣筑塘积水以为溉田之计,非以资运也”。由以上记载可知,扬州五塘作为重要的水利工程,承担着灌溉、调节水系等功能,但是水利功能与民众占田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还需分析的问题是,焦竑与王士性二文中关于雷塘面积记载的差误。通过搜检文献,发现《广志绎》“各九十里”的记载为孤证,当有误,应以焦文为准。

包括雷塘在内的扬州五塘,在明代多次被修浚,嘉靖以后,因河道的变化,导致济运作用消失,五塘逐渐湮塞。[32]其后虽有官员数次进行疏浚,但成效不大。[33]总之,这一时期,雷塘所代表的范围明显小于前代。不过,自唐代以来,无论是史籍中的记载,还是诗词文赋中所塑造的意象,雷塘就是隋炀帝墓的代名词。明人不知炀帝墓所在,仅依照缩小后的雷塘的位置,将距城十几里外的另一座墓葬误认为是隋炀帝墓。

三、阮元错误考证“隋炀帝陵”的原因及影响

世居并长于扬州的阮元,不仅学问深厚,对家乡扬州的历史文化也做出了较大贡献。他考证的“隋炀帝陵”位于今扬州槐泗,显然是错误的。那么,阮元为什么会出现差错?以往学者或认为阮元受到文献记载及乡民的误导[34],或认为阮元未注意到扬州地方文献的记载[35]。实际上,阮元虽不具备现代考古学知识,但他查阅大量文献并做了实地调查。他对槐泗隋炀帝的考证,不过是确认明代的错误结果而已。为了便于讨论,先将阮元所撰《修隋炀帝陵记》移录于下:

炀帝被弒后,殡于流珠堂,堂在宫中,应是今扬州宋宝祐废城子城内。继葬于吴公台下,台在雷塘之南。贞观中,以帝礼改葬于雷塘之北,所谓“雷塘数亩田”也。嘉靖《惟扬志》图于雷塘之北画一墓碑,碑刻“隋炀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应迷失。乃问之城中人,绝无知者。嘉庆十二年,元住墓庐,偶遇北村老农,问以故址。老农言陵今故在,土人名为“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三里耳。乃从之行,至陵下,陵地约剩四五亩,多丛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亩许。老农言土下有隧道、铁门,西北向,童时掘土尚及见之。予乃坐陵下,呼村民担土来,委土一石者与一钱,不数日,积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岿然。复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隶书碑,刊而树之。[36]

可以确定的是,明代误认的隋炀帝墓,清代前期依然为人所知,如顺治、康熙时人何洯撰《隋炀帝墓前戏作二首》[37]。〔乾隆〕《江南通志》等文献载“隋炀帝陵在府城西北十五里雷塘”[38],可能是因袭明代方志的说法。时过境迁,嘉庆年间这座假墓不再广为世人所知,才有阮元考证一事。阮元与雷塘的渊源在于,其家族墓地正在雷塘,故他又号雷塘庵主。[39]阮元父亲阮承信卒于嘉庆十年(1805),葬于扬州城北中雷塘祖茔侧。[40]阮元丁父忧居于雷塘墓庐期间,萌生寻找隋炀帝墓的想法,而他考证隋炀帝墓的重要突破点就是雷塘。显然,他对雷塘十分熟悉,其所著《雷塘阮氏墓图记》云:“雷塘在扬州宋宝祐废城之北。汉谓之雷波,亦谓之雷陂。六朝后称雷塘。有上、中、下三塘之分。中塘最大,长亘东南,形如连阜,筑其缺处,可潴水千亩,今惟田中一涧,宽数丈,出其巽方缺处而已。雷塘水源从西北甘泉山来,行十余里,入秦九女涧。又十余里,入上雷塘、中雷塘。又五、六里,入下东塘,由槐子河入运河。”又云:“别有炀帝沟,水出上雷塘之后,由中塘之北而东至辰方,交于中雷塘之水。其迤南之巽方,即元祖昭勇将军墓所向也……炀帝沟今俗名杨家涧,在炀帝墓南一里许。”[41]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清代雷塘又分上、中、下三塘,比明代二塘又多了一塘,而且,在上雷塘旁还有炀帝沟,这也是诱导阮元,使他相信炀帝墓就在附近的线索。

与阮元大约同时的焦循,在《剧说》中谈到“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42]。实际上,焦循所说的槐子河旁高土,就是阮元考证系“隋炀帝陵”的“皇墓墩”。至少在当时,这堆拱起的土地有着“祝英台坟”和“隋炀帝陵”两种说法。在阮元考证“隋炀帝陵”时,城中人已不知道有个俗称“皇墓墩”的假隋炀帝墓,但附近的村民却依稀记得儿时的传说。阮元“凡榛莽邱墟,无不步及”[43],在雷塘附近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从文献记载中雷塘与炀帝墓之间的关系、炀帝沟这一地名以及老农的证言三个方面,推定槐泗的“皇墓墩”就是“隋炀帝陵”,但他并没有认识到,明代雷塘所代表的范围,已远远小于唐代,而当地人口耳相传的隋炀帝墓,也是明代错误认定的。

基于阮元的声望,在曹庄隋炀帝墓发现前,他所考证的“隋炀帝陵”被很多人认为是真墓。陈文述《颐道堂集》云:“余前过雷塘,访炀帝陵不可得。今重来扬州,见阮夫子云在雷塘西北二里有土隆然,高及中人之屋,土人名王墓墩,有识者云即炀帝坟也。老人年八九十者云童时曾见其下有穴甚深,内有铁门,叩之声洞然,不能启。后乃以土填之,以《嘉靖图经》考之,界址确然。按炀帝唐贞观中曾以礼葬,则立一碑以存其迹,非过也,因复为此诗以志之。”[44]再如嘉庆二十年(1815),焦循与众好友探访“隋炀帝陵”,撰《雷塘话雨记》云:“先是陵久荒失,岁乙丑,宫保丁忧居墓庐,寻得其处,太守正守郡,乃修筑之,太守隶书隋炀帝陵四字勒石,字径尺许立陵前,今越十年矣。”[45]除了文人墨客相继寻访外,此后成书的一些扬州方志,更将阮元的这一考证说法采纳。《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二十七《冢墓》“隋炀帝墓”条录入《修隋炀帝陵记》全文,民国时期编纂的《甘泉县续志》也认为,阮元所考证的就是隋炀帝墓[46],可见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1956年10月,槐泗“隋炀帝陵”被列为第一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据该陵管理人员介绍,20世纪70年代,一批专家通过对“隋炀帝陵”祭台砖块的风格进行考证,判断祭台建于唐初,又依据事实记载,并对周边村民进行了走访,最终认定这里是隋炀帝墓。1995年4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隋炀帝陵”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对隋炀帝认识的全面客观,加之当地发展旅游的需要,1986年扬州市政府对“隋炀帝陵”初步整修,1995年进一步整修保护,存雷塘、祭台、陵冢三处历史遗迹,1999年再次整修,增建石牌坊、大门、石桥等建筑。整修后的“隋炀帝陵”占地3万平方米,由石牌坊、陵门、石桥、祭台、神道、城垣、石阙、侧殿、陵冢等组成,气势宏伟,具有典型的隋唐建筑风格。[47]

虽然多数人对“隋炀帝陵”深信不疑,但质疑声早已出现。据称“文革”时期,“隋炀帝陵”遭到当地村民的破坏,挖出大量墓砖,后扬州市文管会人员带回一块墓砖,该墓砖与扬州博物馆从城北东风砖瓦厂零星征集回来的东汉墓砖大小、纹饰相同,由此推断槐泗“隋炀帝陵”很可能是东汉砖室墓[48],此后也有学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予以考证”[49]。曹庄隋炀帝墓被确认后,《扬州日报》曾发表《槐泗隋炀帝陵将何去何从》一文,引述当地文物部门人员的话称“槐泗陵不会改名,也不会摘牌省文保单位,而且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并表示按照计划,曹庄隋炀帝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现有槐泗帝陵将与之“打包”,成为扬州隋炀帝墓的系列遗产,将来或许存在升格国保的可能。[50]倘若事实真如此,对槐泗“隋炀帝陵”来说,可谓不幸中的万幸。又,王巍主编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隋炀帝陵”条称:“此次发掘结果(按指曹庄隋炀帝墓的发掘),印证了清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曾认定距曹庄5千米外的槐泗镇槐二村的一处大土墩为隋炀帝陵的记载。”此说不确,当为“推翻”。

四、余 论

《长安志图》咸阳古迹图

就笔者检索的资料而言,至迟从元代起,其他地方曾出现隋炀帝墓。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咸阳古迹图部分绘有隋炀帝陵,称炀帝陵在毕原(在今陕西咸阳、西安附近)。[51]《万历武功县志》则称:“隋炀帝墓在县西原,武德五年八月辛亥,唐高祖葬帝于此。”[52]又《明一统志》云:“隋炀帝陵在永宁县(今河南洛宁县)东北,炀帝崩于江都,唐太宗为迁葬于此。”[53]关于这些隋炀帝墓的真伪,〔雍正〕《陕西通志》有案语云:“《扬州府志》炀帝墓在城西雷塘侧。考义宁二年炀帝崩,萧后令宫人殡于西院,陈棱改葬吴公台下,唐复移葬雷塘,别无北徙之说,是咸阳、武功两说俱无据也。”[54]明代祁光宗则认为武功隋炀帝墓当为唐殇帝陵,其所著《关中陵墓志》云:“县志有隋帝墓。《隋书》炀帝初葬吴公台下,后改葬雷塘。《旧唐书》武德五年八月,葬隋炀帝于扬州,不当在武功。考唐中宗长子重茂谥殇帝,葬武功西原,《长安志》有之,而县志无殇帝墓,当是殇讹为炀耳。”[55]不可否认,这些已成为当地文化符号的墓葬,与槐泗“隋炀帝陵”一起,在正确认识的前提下,也应受到完善的保护。最后还需说明的是,前引相关文献称炀帝子齐王杨暕、赵王杨杲、燕王杨倓俱葬雷塘,今后文物部门可考虑加大曹庄隋炀帝墓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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