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娟 张广利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社会发展，农村女性逐步减少甚至脱离对土地的依赖，获得流入城市的机会，接触到新知识与新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独立女性文化影响下，农村女性不再受制于传统“男尊女卑”家庭秩序，家庭地位在此过程中正悄然发生变化，女性逐渐被看作独立个体，依附性减弱，家庭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女性地位缘何获得如此迅速的提升？社会真的演变为“男女平权社会”了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演变机制如何，又是否能够得以长久维持？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认识转型期的农村家庭显得意义重大。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不再固守传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为追求美好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流入城市。随着新时代女性“进城”，传统的家庭权力结构逐步被瓦解，新的权力关系被建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传统几乎被完全解构，家庭权力从父代转向子代，夫妻关系也向平权方向发展；“婆强媳弱”的角色地位也发生了逆转，“婆怕媳”成为一种新式婆媳关系。妇女家庭地位一直是人口学、社会学关注的领域，社会转型背景下，女性家庭地位因何改变，目前的状况如何，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究。

二、研究视角

女性家庭地位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一种是将女性家庭地位看作是其社会地位的从属概念，另一种是将女性地位分为女性家庭地位和女性社会地位。对女性家庭地位的研究也可以从多个视角出发，现有研究大多将女性家庭地位操作化为女性的威望和权力，即女性家庭地位主要指妇女在家庭中享有的威望及拥有和控制家庭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权力[1]。满林彦认为女性婚姻地位指女性结婚后在家庭中对各种事务所享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对婚后家庭财产的掌控权和支配权，以及在婚后家庭中发展自主意识的权利，这种家庭地位以家庭这一特殊场域内其他成员，尤其是丈夫的家庭地位为参照依据提出[2]，马亚男在刘启明概念基础上将家庭地位操作化为女性自主权、家庭分工状况、家庭财产支配权、家庭决策权等[3]。虽然学者在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包含的核心意义基本相似：一是基于家庭场域中女性占有资源的多少；二是基于对资源的支配权。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将农村女性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获得进入城市的机会，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农村“60后”女性地位并未得到明显提升，即便在家庭中参与生产、操持家务、照顾孙辈，在家庭结构中却仍处于边缘位置，基本无权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尽管城市夫妻在事务决策上近乎达到平权状态[4]，但在农村地区，丈夫仍然掌握着家庭事务决策权,夫妻权力仍然向男性倾斜，在家庭事务上男性站在制高点[5,6]。李银河认为经济资源是女性在家庭中掌握发言权的关键，当女性收入达到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时，女性的决策权力就会得到明显提升[7]。农村青年女性的外出务工经历提高了她们在资源分配与控制上的话语权，增强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8]。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取决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女性在经济活动中逐渐活跃，独立性逐渐增强，摆脱传统的家庭依赖者的角色，进而和男性一样，成为家庭的赡养者，家庭经济地位提高，管理权逐渐扩大，夫妻共同商量事务、共同管理家庭经济成为家庭中的普遍现象[9]。

女性家庭地位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研究视角：社会性别理论、文化规范理论、家庭权力资源理论。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因素是性别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女性所扮演的性别角色不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主张将女性问题放在两性的结构中研究，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性别的差异是可以改变的，强调女性的主体地位，主张通过人的主体性的行动，改变传统观念，实现性别平等和发展[10]。文化规范理论强调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缺乏权力与传统的文化因素有关，而不在于是否有经济资源及父权制的控制，我国奉行的传统文化认为“女性是男性附属物”，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取决于性别平等文化的发展[11]。家庭权力资源理论强调解释夫妻权力时，婚姻中个人掌握的权力和权威来源于配偶双方占有资源的比较，资源多寡决定女性家庭地位的高低，其中经济资源占据核心地位[12]。

在现有研究中，基本上从经济地位提高、女性独立意识提高、教育程度提高等角度解释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缺少对目前农村“90后”女性与“60后”女性家庭地位的比较研究，对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机制以及变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讨不足。

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中结合时代背景，采用家庭权力资源理论，对“60后”和“90后”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转变。

三、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变迁

(一)调研地点与研究对象的选取

为更加准确地了解中部农村地区“60后”与“90后”女性地位变化的状况，此次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调查于2019年1月进行。鉴于调研入场的方便与调研的代表性，选择豫东L镇作为调研地点，为尽可能确保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针对性地根据出生队列、角色、家庭条件选取7位访谈对象，其中5位适合研究主题。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二)家庭权力资源视角下农村女性地位变迁

家庭权力资源理论强调夫妻双方占有资源的多少，不仅要考虑职业、收入、教育等资源占有的差异，还要考虑制定决策的文化环境、社会盛行的习俗和规范对夫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因性别结构失衡，农村男性面临着严重的婚姻挤压。据孙炜红、谭远发预测，“2011—2030年，我国婚姻挤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大，到2030年MR值高达119.86，为中度男性婚姻挤压”[13]。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使得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大龄未婚男青年主要分布在贫困农村地区，即便是进入婚姻的男性也面临着“失婚”的可能。离婚在农村地区也逐渐被接纳，农村中流传“即便是离婚带娃的女人照样可以找未婚小伙子”，这种说法足以见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高额的彩礼将男方家庭大半辈子的积蓄从男方父母手中转移到新婚夫妇手中，传统的父代权威逐渐被打破。农村老人养老仍旧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而家庭资源掌握在年轻子代手中，老年生活缺乏保障，父辈不得不处理好与子代的关系以获取老年生活照顾。

(三)“60后”——“90后”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变迁的表现

1.称谓更替：家庭系统——独立个体

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称呼是基于家庭系统视角的，“60后”农村女性多被丈夫称为“孩儿他妈”“俺家那口子”，而在现代文化熏陶下的农村男性对“90后”配偶的称呼多是基于夫妻关系视角或者将女性看作独立个体，一般称“媳妇”“老婆”，或者直接称呼女方的名字，夫妻之间的称谓从依托于“孩子”这一中介转变为以“婚姻关系”为载体，称呼的变化透视出女性依附性减弱，被逐渐看作独立个体，女性的家庭地位逐渐得到提高。“60后”农村女性被看作是家庭组成部分，而非独立个体，并且夫妻关系在称呼时也只隐晦地表达。“90后”则大大不同，夫妻关系更为凸显，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女性拥有独立身份。称呼的变化，也体现出夫妻间由情感隐忍向情感释放的转变。

2.角色权力逆转：婆强媳弱——婆弱媳强

婆媳关系一直是研究中国家庭关系的一条重要脉络，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浓厚的农村社会，从婆媳地位的逆转中可以觉察农村女性地位经历的变化。“60后”农村女性主要生活场所是农村，她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丈夫外出务工时，留守在家的她们既要照顾公婆，又要担负繁重的田间劳作。作为媳妇的“60后”农村女性，年轻时屈从于公婆的威严，受传统的“三从四德”文化的影响，既要孝敬公婆，又要服从丈夫，即使传统女性角色规训在现代化思想的冲击下得以弱化，但仍然约束着她们的日常行为。乡规民约要求她们听从丈夫，一些家庭事务需要丈夫出面，女性参加村里事务被看作是不符合“常规”的行为。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然而“60后”女性与以往出生队列的女性不同，她们并未享受到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强势婆婆的权力。生活在土地经济制度和父权制被削弱的时代，她们对子代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在代际关系中，她们又不得不让权于子代。因性别结构失衡，农村男性成婚难成为大多数中部农村父母共同担忧的问题，彩礼逐年高涨，高额婚姻成本使得媳妇家庭地位上升。按照以往婆媳关系传统，“60后”女性本该在进入“婆婆”角色后迅速进入家庭场域的核心圈，结果仍被排斥在家庭边缘地带。

“我年轻的时候，连生了三个女孩，公婆和丈夫都觉得我没本事，生不出男孩，孩子也不帮我管，月子里婆婆也没怎么照顾我。生小女儿的时候，婆婆一看是女孩，脸都黑了，连一顿饭都没给我做，就走了，我还是自己爬起来做的饭。孩儿他爸就知道玩，也不知道心疼我的，婆婆还经常使唤他去给她家干活，我们自己家的还没弄，想想我就生气，但又不敢和公婆吵，害怕他们。要是搁现在，哪个媳妇受这个气，早走了。现在的媳妇娇惯得很，不敢说。我儿子去年结的婚，没有让媳妇做过饭，也没做过什么家务。现在的媳妇都是这样，没婆婆敢说的，怕得罪了她，不和儿子过了。我们这一代是年轻时受婆婆的气，年纪大了还得受媳妇的气。”(访谈记录：ZJY，2019年1月25日)

高中德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陶冶教育法，使用陶冶教育法并重视其他德育方法方能是最好的教育策略。每个方法都有其不足，但同时也有其优点，应扬长避短，坚持并重视正确、合理地运用陶冶教育法。我们应坚信陶冶教育法能够培养高中生正确的思想道德品质，大力营造和谐融洽的校园陶冶氛围。由此，学生的道德素养品质都会在陶冶与互相促进中不断提高，高中德育的效果也逐渐凸显。

“60后”农村女性年轻时遭受公婆与丈夫权力的压制，“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又没有享受到以往时代婆婆对媳妇的权威，遭遇婆媳地位的逆转，婆婆又要受制于媳妇等子代权力。受现代婚姻市场文化的影响，“90后”农村女性在家庭中占据较高的地位，在中国流传多年的“婆强媳弱”传统被打破，“90后”媳妇成为农村家庭中的“半边天”。“90后”女性在婆媳关系中占据上风，她们家务做得少，常将孩子的照顾责任转移给公婆，与“60后”女性以家庭为核心的观念不同，她们更多考虑自我。在婆媳出现矛盾时，迫于家庭压力与自身未来养老安排，多是婆婆让步。

3.家庭事务决策：无权参与——事事知晓

农村“60后”女性在家庭中按“男主外，女主内”的行动逻辑，承担家务、抚养孙辈。在中国乡村社会，女性的家务活动无法用货币衡量其价值，女性的劳动价值也就难以呈现，而男性外出务工以薪资衡量价值，他们发挥着家庭重要的经济功能。“60后”女性劳动价值容易被湮没，她们在经济上对丈夫有较大依赖，受“从夫居”的生活模式和父权制的影响，她们一般服从丈夫和公婆，在家庭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无权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角色和家庭地位迫使她们不得不被迫接受家庭其他成员的决策，有时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忽略自身情感和利益表达。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60后”女性出于家庭经济发展的需要，外出务工，经济上逐步独立。打工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她们的独立意识，也让她们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但因传统文化培养下产生的“代际支持”思想，她们大多将自己的经济积累投入子女婚姻等事宜，并未投资于自身发展或者用于提高生活质量，“60后”农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较低。“90后”农村女性，在教育上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相比之前的出生队列，她们的平均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信息化社会网络普及，方便了“90后”与外界的交流，她们的视野和知识面渐渐拓宽。外出务工经历、经济上的独立、独立意识的觉醒，使得她们开始重视自身权力，更加关注自我需求，侧重于自我感受。此外，男性婚姻挤压的社会背景，无形中又提高了女性的优势地位。在当今农村婚姻市场中，女性作为稀缺资源，必然在婚姻选择中占据优势。婚姻成本逐年提高，使得农村男性婚姻成本高昂，无力承担，而中国重视、宣扬“普婚文化”，女性因此在夫家得到的待遇有所提高。在婚姻挤压严重的中部农村地区，娶得起媳妇成为“有本事、有能力”的代名词，传统的“夫为妻纲”“婆强媳弱”传统被打破，“90后”农村女性在家庭中占据较高地位，众多“90后”农村女性在家庭中掌握经济权力，在孩子的教育、人情往来、家庭住房等事情上均有话语权，处于家庭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我们家很多事情我都参与啊，比如亲戚家结婚随礼随多少，基本上我说了算，想给自己买啥就买，有时候回娘家给娘家买东西也是我说了算，他(丈夫)不敢说啥。俺爸妈把我养那么大，我孝敬他们也是应该的。现在基本上家里的大小事，他(丈夫)都会跟我商量的，特别是大事，他自己做不了主，他怕我跟他闹，我在婆家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访谈记录：FSS,2019年1月20日)

4.家务分配：家务全包——家务解脱

父权制社会下建构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文化，把家务和女性紧密联系在一起，“60后”农村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家务承担者和隔代照顾者的角色，除了负责大量的田间劳务，她们还要担负起几乎所有的家务，然而，她们的劳务工作不被计入家庭贡献，依旧被贴上“赋闲在家”的标签。青年时代身为儿媳的“60后”农村女性要安排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中年时代身为婆婆的“60后”要帮助子代料理家务，照看孙辈，还要小心翼翼地照顾子代的脾气，隐忍内心情感；“90后”农村女性家务承担得较少，将时间更多投入到休闲娱乐之中，而其他家庭成员即便觉得委屈也不敢训斥。

“谁现在敢使唤媳妇干活啊，我早上起来饭做好了，啥都收拾干净了，也不敢喊他们起床吃饭，怕媳妇生气，等着他们啥时候起来，我们啥时候吃，不敢得罪媳妇。我们做媳妇的时候，谁敢睡懒觉啊，谁不是早早起来准备一家的饭，还得喂牲口啥的，一点做得不好婆婆要骂的。现在媳妇都享福得很，家务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我们做。”(访谈记录：ZJH,2019年1月22日)

5.生育权力：家庭决定——夫妻掌握

在中部农村传统社会中，生育问题被当作家庭乃至家族的大事，生育功能是女性表达尊严的重要方式。能否生育男孩决定着“60后”农村女性是否能在夫家占一席之地，“60后”农村女性在生育安排上很少有话语权，没有生育男孩的“60后”农村女性在夫家地位低下，被斥责为“没有本事”。“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香火延续”等思想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60后”女性的生育观念，没有儿子会被他人耻笑，在夫家乃至村落难以抬头。“60后”女性为了能够站得住脚跟，不仅立志生儿子，而且秉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在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推行的时代，延续家庭血脉的压力和“生育是女性的义务”的自我身份定位迫使一些“60后”农村女性为生男孩不顾身体损害，私自人工流产或超生。而 “90后” 农村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掌握着自主权，生育数量由夫妻双方商量计划。在农村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压力下，“重男轻女”现象得到缓解，“90后”农村女性在生育问题上与“60后”农村女性相比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自主权，男方家庭在生育问题上对“90后”女性多采用商量、建议的方式，将“生育”当作命令方式强迫女性接受的现象正逐渐消失。

四、农村女性地位变迁的原因剖析

(一)农村婚姻机会成本大

农村婚姻市场严重失衡对家庭权力结构冲击极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面临婚姻挤压困境。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一部分农村女性嫁入城市或者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又加重了农村男性在当地婚姻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婚姻成本高，婚姻替代代价过大，导致男性在处理婚姻家庭关系时处于被动地位，女性在家庭权力博弈过程中享有绝对优势，在家庭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

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严重，乡村社会对“离婚女性”的接受度被迫提高，“离婚后的女人照样可以找个未婚的小伙子”等话语在乡村社会盛行。婚姻市场男女比例的失衡，使得男性承受巨大压力，已婚男性也可能面临离婚风险，离婚后再次结婚的概率大大降低，将面临更加昂贵的婚姻成本。农村男性及其父母为稳定婚姻，确保家庭延续，对媳妇处处忍让，以降低离婚风险，无形中提高了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

“我本来脾气也不太好，一点就炸，现在我儿媳妇把我弄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让我给她照顾孩子，我就带，让做啥就做，有时候我想出去打麻将也不去了，忍着没法，啥也不敢让媳妇干。就这样他两口子还经常吵架，媳妇动不动就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儿子还得跑过去赔不是才肯回来。真是不让人省心，让着她不就妥了吗，一吵架就走，让我们也跟着担惊受怕。吵架离婚的也有好几个了，我可不想俺儿也这样。他结婚花了二十多万，我现在还背负着债务呢，还不知道啥时候能还完。在农村，男的要是离了婚，基本上下半辈子就打光棍了，现在多少男的结不上婚嘞。”(访谈对象：DXL,2019年1月25日)

(二)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对子代的依赖

在中部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仍然是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虽然国家对农村老人养老问题逐步开始重视，不断推进农村养老政策的发展，但目前农村老人的养老仍主要依靠子代。在家庭系统中，经济所有权与话语权划等号，儿子儿媳掌握着家庭的经济权力，在家庭中对事务决策与经济支配拥有发言权。出于晚年养老的考虑，公婆为处理好与儿子儿媳的关系，往往竭尽全力为其贡献自己最后的劳动价值。传统孝道衰退，乡规民约对年轻人的约束力急速减弱。家庭结构小型化，年轻人更关心婚后构建的核心家庭。受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一些年轻人更关注自身利益，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婚姻成本引发的债务全部推卸给父母。沉重的经济负担,单一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传统孝道的衰退，让一些农村父母对未知的老年生活充满忧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子辈身上，对子辈加倍付出，期望年迈时得到照顾。

“我才不敢说俺儿媳妇呢，我做个饭都要问问她想吃啥，孩子帮她带，他们的衣服都是我帮他们洗的。现在媳妇哪像我们年轻那时候，婆婆说啥就是啥，天天看公婆脸色。现在老了我们还得看媳妇的脸色行动，到时候老了动不了了还得指望着儿子媳妇端茶倒水哩，我现在才不敢得罪他们嘞，要不然我老了都没地方住。”(访谈对象：ZMZ,2019年1月26日)

(三)教育水平提高与经济独立性增强

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各种补助政策使得广大农村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打工潮兴起，“90后”农村女性几乎都拥有流动经历。城市生活经历使得“90后”农村女性对城市夫妻较为平等的生活方式产生向往。外出务工经历使她们在经济上比较独立，对男性的依附减弱，甚至承担着和男性同等的经济功能。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宣传的“男女平等”思想熏陶使得“90后”农村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60后”农村女性往往将自己放在家庭系统中认识自己。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90后”农村女性追求自我，将自己看作独立个体，部分女性依靠个体禀赋获取经济收入，被形塑为独立、平等的个体，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增强，家庭地位提高。

五、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农村女性地位在不断提高。“90后”农村女性与“60后”农村女性从纵向比较，称谓、角色权力、家庭事务参与权、家务分配、生育自主权都有较大变化。丈夫对“60后”女性的称呼从家庭系统出发，一般称之为“孩他妈”“俺家那口子”；而丈夫对“90后”女性的称呼从婚姻关系和个人本位出发，称“老婆”“媳妇”或者直接称呼妻子的名字。角色权力上婆媳关系发生逆转，从传统的“婆强媳弱”向“婆弱媳强”转变。家庭事务从“无权参与”转变为“事事知晓”。家务分配从“家务全包”向“家务解脱”转移。生育权力从家庭剥夺到夫妇自主性增强。究其原因，发现现代化进程中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独立意识的觉醒、农村婚姻市场中性别结构严重失衡、高额的婚姻成本、农村家庭养老的依赖等共同推动了 “90后” 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

尽管中部农村地区“90后”女性在家庭中取得了一定地位，但真的已经发展到“男女平权”或者“男女平等”了吗？认为已经实现“男女平权”或“男女平等”的观点有待商榷。“90后” 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取得，与性别失衡背景和男性婚姻成本存在密切关系，性别失衡问题正在逐步治理，当男性婚姻替代成本降低，基于此原因获得的女性权力恐怕将难以持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才能够让女性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