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建伟

2016年1月28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名卫生部工作人员喷洒灭蚊药剂

人类曾一度认为可以消灭瘟疫。

20 世纪早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疾病科学家曾构想出雄心勃勃的目标：完全根除一些传染病。他们先是把矛头对准了黄热病，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后以失败告终。后来，这些人又将目光转移到疟疾上，很不幸，再次失败。

一个世纪之后，2007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宣布将设定一个长期计划来消除疟疾这一传染病。但直至今日，都未曾实现，一些人甚至觉得这也会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为什么消灭传染病这么难？如果无法被消灭，曾经流行的传染病病毒，都去哪儿了？

以前的传染病，都去哪儿了

在法国北部的埃塔普勒的一片低洼草地，10 万大英帝国将士驻扎于此。1917年的寒冬，瘟疫暴发，到次年2月已有156 名士兵死亡。患者表现出高热、痰中带血、呼吸困难等症状，还有“紫绀”：面部、口唇和耳朵变为暗紫蓝色，难以呼吸，痛苦甚至使他们抓破了床单。

这场传染病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瘟疫继续扩散，经由码头等交通枢纽，遍布全球，在当时，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据估计，西班牙流感造成了5000 万人死亡。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5 倍，比近30年内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还多出1000 万。

这成了20 世纪以来的第一场全球性瘟疫，因其感染人数与极强的扩散性而被历史记住。

当时，细菌学说占据医学界主流，大多数人相信是细菌而非病毒导致了这场瘟疫发生。医学权威普法伊费尔认为是流感杆菌成为致病病原体，这种说法虽引起业内质疑，却也没有谁能肯定推断或通过实验证明流感源自何处。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引起了大流行，没有人可以说出它或是了解它。”《致命接触：追踪全球大型传染病》作者、科学作家大卫·奎曼说，“至今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没有通用疫苗，没有完善的可以广泛使用的治疗方式。”

直到1930年代，病毒学产生后，关于流感病原体的病毒假说得到了确证。但对西班牙流感的真实面貌，要等到2005年才终于被揭开：导致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是H1N1 流感病毒变体，其传播宿主是水鸟。科学家们这才借此制造出针对流感的疫苗，以抵制当季的各种流感蔓延。不然，流感这一病毒还将导致更多人倒下。

疫苗是人类应对传染病的重要武器，之后每每遇到重大传染病，就会有科研人员投入疫苗研发。只是这个过程耗时漫长，经常还未见到疫苗，大流行就终结了。

自20 世纪以来，以神秘性与杀伤力著称，堪称“毒王”之首的埃博拉病毒曾引发多次瘟疫。这一原本存在于非洲的病毒，自20 世纪起开始被人们关注到。它先是在西非等地丛林深处的村落中出现，进而蔓延到非洲全境，后来还零星地出现在美国、俄罗斯及菲律宾等地，以对人体极强的伤害性、极高的致死率闻名。大多数患者会出现高烧、恶心呕吐等症状，部分病例还会呕血、便血、鼻出血等。

整个20 世纪，人类都没有制造出能对其产生效用的疫苗，每次埃博拉病毒暴发时，人们只能采用隔离、治疗的传统应对方式，且死亡率仍能达到60%。直到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发的疫苗可实现高效防护埃博拉病毒。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可预防埃博拉出血热的疫苗。

“有些传染病暴发是历经多年结束的，另外一些会很快结束。有的暴发是逐渐结束的，有的是轰的一下就结束了。在一些特定的案例中，暴发结束后又重现，之后又结束，就好像遵循着一个相当有规律的时间表。”大卫·奎曼总结道，病毒的狡猾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掌握住众多传染性疾病的规律。

西班牙流感历经一年后结束，艾滋病自出现、被人们发现以来就未曾消失，甚至至今都没有应对的疫苗。季节性流感则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猪流感、禽流感等也是瘟疫史上的常客。在普通年份里，季节性流感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至少300 万人感染，超过25 万人死亡。

SARS 则是突然地结束了。这一直以来被科学家视为一个谜。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王培玉认为，SARS 病毒在造成瘟疫大流行后突然消失是“比较不符合常规的”。一些人认为当时迎来夏季，气温升高使得SARS 病毒难以生存，但一些人认为气温并不是病毒消失的根本原因，而是隔离、治疗等现代医学手段将SARS 逼进了“死胡同”中。

人类为什么消灭不了传染病？

1927年，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埃弗里实验室的流行病医学专家勒内·迪博发现了一种能够分解肺炎球菌多糖夹膜的酶，在这种酶的帮助下，免疫系统的吞噬作用可消灭肺炎球菌。20 世纪30年代后，科学家又成功分离出了第一种磺胺类药物。借此，肺炎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逐渐提升，而随着往后青霉素等多种抗生素的发现，肺炎一度被认为是可消灭的。

被治愈的肺炎激励了人们面对传染病的信心。20 世纪60年代，在抗生素革命的鼎盛时期，人们对医学水平过于自信，甚至在70年代时相信“征服传染病”的时代即将来临，便将精力转移到了与遗传条件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癌症与慢性病上。

这取得了一定效果。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发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为的是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凭借疫苗的普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减少了99%，美洲国家、欧洲和澳大利亚都宣称已在境内彻底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截至2011年，只有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中国还存在少量偶发病例。脊髓灰质炎就此与天花一同成了基本被人类消灭了的传染病。

2015年11月9日，巴基斯坦卡拉奇，一名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但人类面对其他传染病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16年，为了消灭黄热病，巴西曾发起过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扑灭伊蚊运动，超55000 名巴西军人加入了喷雾消毒小组，奔赴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城市，挨家挨户喷洒杀虫剂，并说服人们清除积水。最终，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确实控制了疫情扩散，却并未将其完全消灭。

为什么脊髓灰质炎与天花可以被人们消灭，黄热病等大多数传染病却不行？这或许要回到传染病病毒本身。脊髓灰质炎与天花都是非人畜共患病，病毒只存在于人类体内，依靠推广、接种疫苗就可以使人们获得抗体，不再感染这一疾病，病毒也不再现形。而黄热病等大多数传染病皆为人畜共患病，病毒广泛存在于大自然中，无法只靠针对人类的疫苗消灭。以黄热病为例，它借蚊虫传播，人类不可能将其完全消灭。登革热、埃博拉病毒、腺鼠疫等都是人畜共患病。

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新型病毒都是人畜共患病毒。自1940年以来，科学家已鉴定出了335种新型人类传染病，其中有近三分之二是动物源性疾病，70%起源自野生动物。

除了传染病性质的原因，其特性也让人们难以捉摸。为了了解人畜共患病毒的特性，科学家必须受过人类医学、兽医学、生态学，或者综合这三个学科的高级培训，继而通过在田野、沼泽、森林等野外地区捕捉和观察动物，寻找人畜共患病毒。这也是现代医学在应对传染病时的一般程序：寻找病毒的宿主，研究其特性及传播规律。

专家休姆·菲尔德就曾面对过一场人畜共患病。1994年，在澳大利亚暴发了一场亨德拉病毒，感染了大量马与人类。专家们推测，瘟疫可能传播的区域大概涉及1000 万人，多达澳大利亚人口的一半。紧接着，一群微生物学家、兽医针对死马的血液和组织进行研究，才发现这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新型病毒，后被命名为亨德拉病毒。

这种病毒谜团重重。人们如何招致亨德拉病毒？它又是如何传播？而在治疗过程中，也没有特效药或疫苗，只能依靠隔离、治疗等传统医学手段，靠患者自身免疫力康复后获得抗体。

直到1996年，人们怀疑这次瘟疫与蝙蝠有关，菲尔德开始观察蝙蝠，从1043 只狐蝠身上取样，报告显示，亨德拉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为47%，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东部天空中飞行的几乎一半大型蝙蝠都是，或者曾经是亨德拉病毒的携带者。

只是在此前，并没有亨德拉病毒引起的大瘟疫暴发，就连密切接触蝙蝠的一些动物保护者们也没有被感染。

“它需要某种放大器。”医学专家塞尔维说，而这种放大器正是马。蝙蝠作为亨德拉病毒的储存宿主，将病毒传染给增幅宿主马后，病毒可在其体内复制和新生大量病毒，足以跨过其他动物相对较高的感染阈值，继而传染给人。在一些人畜共患病中，有些疾病想要传染给人类，必须通过增幅宿主。诸如口蹄疫、禽流感等皆为此类瘟疫。“放大器”们成了瘟疫传播中重要的中间宿主。

“（人们）永远处于对下一场流行病的焦虑之中。”正如《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所说，面对捉摸不定、变化多端的病毒群体，人类始终摆脱不了其带来的焦虑与恐慌。“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

瘟疫这场仗该怎么打？

“尽管医学科学取得了非凡的进步，我们依然不能轻视传染病的威胁——传染病的基础发病率似乎在上升。”2015年，美国国家医学院在一份报告中称人类不能对传染病掉以轻心，借着自20 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进入了“传染病的世纪”。在拥有国际航班的今天，一种新病毒可以在72小时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国家。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在应对瘟疫时加强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一些相关机构的职责所在。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建立了一套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一旦收到可疑事件的警报，其官员便可向相关卫生当局进行谨慎的询问，并派遣小组开展调查。隔年非典暴发，世卫组织早在2002年通过这一网络获得了有关广东省有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的报告，随即开始进行调查。GOARN 的运作方式令人鼓舞，而它也证明了透明、高效的信息机制能帮助人们应对瘟疫。

但这种全球合作也“翻车”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2013年非洲埃博拉暴发时的举措就曾被诟病。在瘟疫暴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称：“埃博拉最严重的疫情也不过是几百例感染，始终不过是地方性事件。”

现实令他认清楚自己有多自负。几内亚森林地区的疫情蔓延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医务人员防护不到位又导致了更多人感染。人们建议将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警报等级提高到2 级，仅次于最高等级，然而世卫却仍然坚持维持1 级警报。这耽误了民众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行为，再加上无国界医生等团队在当地治疗的受阻，使得防控瘟疫一事的前景一度不太乐观。

现代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当地的树木被砍伐、动物被屠宰之后，细菌就像拆房子时扬起的灰尘一样四处飞散。”大卫·奎曼说。2013年12月在几内亚的梅连度村落中暴发的埃博拉病毒，可能就是因为森林被砍伐，蝙蝠们无处可栖，逃到了村落周围，被一些孩子们捕食，进而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发”。

而在保护现代自然生态系统之外，城市环境卫生也应得到注意。污水、蚊虫等问题早已是老生常谈，就连酒店等建筑中的水塔的卫生状况也应多加小心。1976年，费城爆发了历史上最为棘手的传染病之一——“军团病”。入住凯悦大酒店的美国老兵们相继被发现患上一种新型传染病。第二年，军团病在佛蒙特州等地暴发，人们这才发现是水塔被污染导致了瘟疫，立即对医院、酒店等城市公共建筑进行污染排查、防治。自此，这场谜一样的瘟疫才没有继续扩散。

瘟疫扩散，必定滋生出恐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高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除去人类面对疾病时本能产生的恐慌之外，更多是人为制造的恐慌。在中国，人们多将瘟疫视为鬼神的惩罚，中世纪的欧洲人则将其视为上帝的谴责，这是宗教层面上引起的恐慌。近代社会，媒体也会带来恐慌。在1924年的洛杉矶鼠疫中，洛杉矶地区之外一些媒体将其称为“中世纪的黑死病复发”，夸大了瘟疫严重性。除此之外，药物短缺等现象也会带来恐慌，甚至引起哄抢药物事件。1988年上海曾暴发过甲肝，谣传板蓝根能治疗，于是人们一拥而上地抢购板蓝根。

“短期内，（官方及媒体）应该正面介绍疫情，指导人们如何用正确的生活方式、方法去避免，同时制定非常好的抗疫措施；长期来看，要做好科学知识的普及，这是对付恐惧的最好的手段。”高晞说，人有本能的恐慌是正常的，不必将其放大到恐惧的程度。

“瘟疫不过是想象中的妖怪，是一场醒来就会消逝的噩梦。”加缪曾这样安慰过人们，但事实更为残酷，更接近于勒内·迪博所说的话：“生活在一个万物流通的世界里，微生物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科学家有责任规避知识的傲慢，医学人员应对预料之外的变化保持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