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圣钊

【摘要】人口少子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口增长的过程或趋势，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人或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上升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人口质量提高的表现。目前，中日两国都处于人口老龄化大潮当中，而日本早于中国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中日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在人口老龄化特征、人口结构变化、老人福利文化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精细的制度设计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少子化 老龄化 中日对照 政策

一、中日少子老龄化现状分析

（一）中国少子老龄化现状分析

“少子化”指的是社会中少年儿童的人口绝对数呈减少趋势，可以表达为少年人口的比例在总人口中的下降。从生育率的角度来说，“少子化”意味着目前所呈现的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新中国建立初期生育率达到了高点，为5.7%，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将生育率维持在了2.2%到2.8%之间。而到了90年代，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不足2.1%。1998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还不到10‰，该数字在2008年降到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我国女性的综合生育率仅有1.5%，远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少子化”进程的推进速度不可谓不快。

纵观我国的发展历程，“少子化”的问题产生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少子化与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计划生育实行之后，的确有效减缓了世界人口达到六十亿的速度，稳定了人口增长，缓解了全球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同时它也带来了生育率的严重下降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如果不放宽一孩政策，向二孩过渡，中国人口的少子化问题将越来越难以逆转。其次，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各种心理因素的变化，当代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婚者以及丁克家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少子化”的推进。

我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十分深刻，从数量上看，我国的老龄人口数量位居且将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位，这与我国特殊的人口国情有关。人口基数巨大的特点决定了我国老龄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将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从空间分布看，我国的老龄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这直接与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相关。另外，老年人生活观念的转变也是一大要因，老年人群体对生活质量及晚年享受的渴望不断增强，加上子女的孝顺心理促成了老年人从农村到城市的搬迁。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老龄人口主要集中于城市，但农村地区也不能忽略，与留守儿童问题一样，留守老人问题也极具典型性，且农村地区的老人的各类需要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幸福感相对较低，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群的关注，加大对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应对力度。从原因上看，我国发展迅速的老龄化中是有历史因素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阶段性政策的影响下，我国迎来了第一次“婴儿潮”，当时的人口增长率甚至一度接近了300%。不可否认，这批婴儿在日后为我国的社会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但这些人同时也成为了目前我国老年人群的主体。其次，老龄化与少子化是分不开的，青少年人口的减少同样是老龄人口占比增高的重要原因。这也显示出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特点。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现状分析

作为“少子化”一词的起源国家，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也极为严重，且具有“周期长”“进展快““不易扭转点转”的特点。严格的说，日本的“少子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三十年也对日本的“少子化”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二战结束后，日本的生育率相对稳定，国民生育意愿积极，日本迎来了战后“婴儿潮”，此时的“少子化”倾向还并不明显。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等经济危机影响，日本的经济发展一度低迷，收入的降低让占劳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工薪阶层的异性交往意愿下降，晚婚晚育倾向开始出现。“少子化”的进程也从这一时期开始正式出现和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生育率一度降至最低的1.26%，此后便一直不见起色。2016年虽然回升至1.44%，但仍然远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与其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关，日本的社会属于典型的纵向结构，与其他国家相比，职场等级制度尤其森严。这种等级制度带给日本劳动人口巨大的工作压力，冗长的工作时间极大的压缩了工作者的个人时间，客观上减少了异性接触的机会，进而导致了异性“交往难”，“结婚难”。另外，因为日本的生活成本较高，生育压力也就相对较大，对孩子的一种“幸福责任感”反而导致已婚者群体的生育積极性下降。除社会结构等客观因素之外，来自日本国民本身的主观原因也不可忽视。从平成年代到令和年代，日本的特殊成年人群体“家里蹲”（引きこもり）一族，即长期闭门不出，拒绝与他人交流，不进行就职活动的人员数量逐年增多。且其中绝大部分正是生育适龄人员，这一群体由于常年闭门不出，其人际交流能力极差，没有创造收入的能力，因此，这一群体的结婚生育的可能性极低。

在老龄化方面，日本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7年9月，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3514万人，占日本全国总人口的27.7%，达到史上最高，也远远超过了国际标准中作为超老龄社会分界线的21%，其老龄化问题严重程度可见一斑。而且，日本老龄化进程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其老年人口占比从7%到14%仅仅用了24年，而由14%到达21%更是仅仅用了14年，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也并不多见。

从特点上看，日本的老龄化有“高龄化”和“男少女多”的特点，在日本的3514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75岁以上的高龄者有1747万人，占总数的49.7%，这主要与日本医疗条件的进步和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有关。而女多男少则是因为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从空间分布看，日本与我国刚好相反，绝大部分老年人集中在农村地区。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经济经历了飞跃式的进步，城市就业机会涌现，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农村地区的适龄劳动者涌入城市，且集中于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的的核心都市区，而很大一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村适龄人员的父母则出于为子女减轻负担的心理而选择留在农村，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日本广大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

三、少子老龄化导致的问题

（一）共通问题

“少子化”和老龄化都会导致劳动人口的不足，而劳动人口正是保持经济运行活力的关键，劳动人口的不足将从根本上延缓经济运行，使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失去活力的经济也将直接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行，并给社会带来消极风气，影响社会稳定性，加大政府的社会管理难度。

（二）少子化导致的问题

“少子化”会使幼儿园等相关设施的经营陷入困境。2018年我国的幼儿园数量已经达到27.2万所，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幼儿园将有望超过三十万所。幼教产业的巨大潜力是由充足的市场需求决定的。但如果“少子化”问题持续发展，婴幼儿的数量将逐渐减少，对幼教设施的需求紧缩，那么过度增加的幼教设施就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必然有部分设施会在竞争中失败而面临倒闭，而因为生源本身的不足，能够留在市场上的设施也将陷入经营困境。

此外，少子化还将导致儿童心理问题风险的增大。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信息大爆炸时代，我国儿童中的绝大部分从四到六岁起就开始接触网络和电子产品，换而言之，我国儿童被过早的暴露在了庞大的信息世界中。而由于“少子化”的发展，儿童在现实中的同龄玩伴将不断减少，这会加强他们对电子产品，即虚拟世界的依赖性，长时间的接触未经过鉴别的各类信息将可能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增大儿童患心理问题的风险。

（三）老龄化导致的问题

老龄化将导致人口抚养比的增大，加重子女的赡养负担。以日本为例。2017年，日本总人口抚养比为67.1%，其中老年人抚养比为46.8%。这一数据说明越每两名劳动人口就要赡养一名老人，这一负担可以说是非常重的，除满足老人的衣食住行需要外，如果老人年龄过高，则还需要一定的护理，而不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老年人护理服务的费用都是极为高昂的。赡养支出的增多也将加大劳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影响其创造经济价值的效率和积极性。

老龄化还将导致地区产业结构畸形。以中国为例，为了满足老年人养老及再就业需要，地方进行针对性决策，加强老年服务业建设，福利设施建设，为老年人提供针对性更强，劳动负担更小的工作岗位，这本身是能够有效回应合理需求的政策，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龄人口增多，相关再就业和服务需要也更加强烈，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再就业岗位，并继续加强相关服务业建设，最终将导致再就业和老年服务业建设过度，发生不健康的产业结构倾斜。

四、日本应对老龄少子化的政策措施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有效政策，极具借鉴意义。

首先，日本通过建立“立法-具体计划-紧急措施”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从统筹层面上确立了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总体大纲，让政策实施“有规可循”，也在政治高度上确定了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为鼓励生育，日本政府设立了生育补贴，教育补贴，医疗补贴等各种有利于儿童成长和发展的补贴资金，通过对育儿家庭的全方位支持表明对生育的重视，增强适龄人群的育儿信心，激发生育积极性。

日本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家里蹲”蛰居人群关爱机构，派遣专业心理咨询师，帮助蛰居人群恢复自信，走出家门，并提供培训，重新构建蛰居者的人际交流能力，设置面向蛰居人群回归社会的就业岗位，鼓励其回归社会，以此增加适婚适育的“生力军”。

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日本大力推行年金制度改革。通过完善立法防止年金漏发，贪污等问题出现，保证年金能够确实发放给退休的老年人。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阶段性上调年金领取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使财政上有更多余力支持经济运行。这是我国可以借鉴的，如何在保证经济良好运行的前提下满足老龄人口的经济需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医疗护理制度的调整也是日本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典型举措之一。日本细化护理制度内容，使老年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满足。强调社区的护理功能，在全社会提倡“义务护理”，减轻被护理人及其子女的经济负担。日本政府还在医疗护理制度改革中加入了“预防”概念，将目光放在了如何帮助老年人维持生活自理能力，预防“被护理”，减轻护理人员压力上。这一点是有建设意义的，我国在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时不仅要解决已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预防”入手，从根本上减少问题的产生。

五、结束语

中日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既有共通之处，又各自存在自身的特殊性，我國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的政策体系，加深思考，总结经验，从日本的相关政策中汲取优秀部分，并以前瞻性的视角将其与我国政策体系进行有机融合，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 杨倩. “少子化”对城市养老模式影响的研究[D].吉林农业大学，2011.

[2] 靳菊春. 儒家文化在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D].南京大学，2011.

[3] 易昕.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基于2000-2012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D].湖北：华中科技大学，2015. DOI：10.7666/d.D734327.

[4] 康越.日本社区嵌入式养老发展历程及其经验[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5（04）：110-117.

[5] 晏英.日本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及其启示[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7，40（05）：91-94.

[6] 冯馨，马树才.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应对公共养老金危机的经验和启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03）：12-17.

[7] 文婧.日本银发人才中心给中国老年人再就业的启示[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02）：41-46.

[8] 杨贤芳.日本人口老龄化特征及社会高龄化风险探讨[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9，36（06）：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