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谈到1918年的大流感，我们也许首先应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即对这种造成5000余万人丧生、超过5亿人感染、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导致美国人均寿命从原来的51岁降至39 岁的全球性病毒，到底是该称之为西班牙病毒，还是H1N1病毒呢？

这本书之所以跃入眼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时下全球愈演愈烈的新冠肺炎。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确诊者突破340万，死亡人数24万，而且每分钟这些数字还在以一个相当大的量级增长。在依旧没有特效药，疫苗仍旧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面世的情况下，也许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打捞到一些走出瘟疫的宝贵信息。

本书作者杰里米·布朗博士是一名资深的军医和急诊科医生，行医之余，笔耕不辍，发表了四十余篇同行评审的论文和四部专著。除了1918年的H1N1病毒，本书中，布朗博士还重点关注了1957年夺去了全球约200万人生命、爆发于香港的H2N2型流感;1968年在亚洲爆发的大规模禽流感;1975年和2009年致死人数数十万、爆发于美国和墨西哥的猪流感;21世纪，我们还遭遇了SARS、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埃博拉等由病毒引起的流行性疾病……

病毒早在人类诞生前便已存在，也一直与人类朝夕相处，在人类的基因系列中，遗存着许多历史病毒信息。美国知名科普作家卡尔·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中曾告诉读者，“我们生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病毒史，病毒不仅从未离我们远去，也永远不会离我们远去”。“如果把地球上的病毒首尾相连，能连成一条2亿光年的长链”。“根据科学家计算，在每升海水当中，含有1000亿个病毒颗粒;在地球的所有海洋里，大约存在着10的31次幂个病毒颗粒”。一方面，病毒种类和数量多到不计其数，另一方面，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还只是九牛一毛，目前已经认识的病毒仅有2000多种。

今天，人类对病毒一词并不陌生，但在一百多年前的1918年，当大流感袭来时，除了惊慌失措外，还伴随着太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1918年的流感其实跨越了3个年头。爆发、消退、又爆发，又消退，再爆发，再消退，一共3次，直至1920年的春天才彻底结束”。大流感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波及时间如此之长，纵有当时人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医疗水平极其有限等客观原因，更有一些毫无技术含量、悖逆医学常识的奇葩怪论。

当大流感袭来，各种“神医”层出不穷。人们所能想到的主要治疗方法是灌肠疗法、水银疗法、树皮疗法、放血疗等。愚昧的人们甚至“創新”出所谓的煤气疗法。“大流感期间，很多人并非死于流感，还有些人死于阿司匹林服用过量”。而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交战国之一的法国，国内媒体却滑稽地称大流感是“同盟军”，认为这会令“德国人损失惨重”。直到1933年，人类才首次找到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元凶”，1940年才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这种病毒的“真身”。

发现“敌人”是一方面，如何打败“敌人”又是一方面。布朗博士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尽管此后人们开发了许多流感疫苗，但有效率刚够一半。而被多达94个国家纳入应急储备物资清单中的达菲，对流感的有效性从不缺少质疑之声。1918年大流感过去了一百年，但人类仍没有找到一把应对流感的可靠钥匙。就是在今天，“美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高达4.9万”。或基于这样的现实，一开始川普政府只是觉得新冠肺炎不过是又一次流感。傲慢是人类的天敌，隔岸观火，最终自身亦难以幸免，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1918年的大流感已过去百多年了，但人类傲慢的“病毒”依旧没有清除。

有研究发现，1918年大流感爆发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的频繁调动，加速了病毒扩散速度。反窥今日，各种交通工具比百年前快捷得多，这也意味，当人类在享受文明进步成果的同时，也可能为病毒的快速扩散提供了更多便利。显而易见，这是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又一道严峻考题。

这本书引起舆论的特别关注，还在于书中一段关于病毒的“精准”预言：“大多数专家认为，下一次疫情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眼下的新冠肺炎，似乎应证了布朗博士的判断，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为布朗博士“预言”的唯一应证。

3月20日，《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我们需要一项全球计划”，“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尽管时过境迁，抗疫依旧没有标准答案。在新的瘟疫面前，人类并没有现成的剧本可供参照，共同携手，这才是人类实现自我拯救的第一步。

共同携手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将科学问题回归于科学本身。病毒还有太多的未知，在抗击瘟疫时，也许我们永远不能说做足了充分准备。抗击病毒本质上是一个科学问题。诚然，科学界未必一定能够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但一定是当时最有可能拿出最有效措施的群体。

现在的问题是，科学问题往往被掺进种种利益基因，比如政治化。从这层意义上讲，人类在吸取1918年大流感教训方面还有更多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