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松龙

（星海音乐学院,广东广州 510599）

广东省非遗“游旱龙”是饶平县大城所端午节民俗，其与明代粤东海防军事城堡“大城守御千户所”（大城所）共生共长，通过民间活态传承，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游旱龙”是信仰—仪式的合体，既具有民间信仰的神圣、庄严，其仪式表演过程又极具观赏性。对当地人的文化延续、礼治秩序、社会整合、自我教育、文化认同等方面极具意义。

地方文献记载，“游旱龙”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湖广布政使陈天资及其同乡吴少松、周时庵编撰的《东里志》：“五月五日端午为天中节。各家于鸡鸣时，取井花水浸蒲艾，务足一日之饮，云引年之意也。仍悬蒲艾于门，以迎祥避恶，午具角黍醴馔，荐先祖毕，则饮雄黄菖蒲酒，大小胥庆。亲朋以角黍瓜李相馈遗，名曰送节。大城所结彩为龙舟，或以纸糊之，各扮故事，演戏竟日。”①这则材料至少说明，其时大城所的端午风尚习俗以及“游旱龙舟”仪式及其仪式表演的盛况已然存在。由于民俗的生成与其时空坐落息息相关，“游旱龙”就是在传统节日和大城所的时空交汇中产生发展的。

一、“游旱龙”——大城所特殊空间的历史产物

大城所，位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最东端的东里半岛上，是明清时期粤东沿海御倭联防的指挥中心。其北与福建交界，东南皆临海，建筑面积430亩，城内320亩，呈方形，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基于海防政策，为抗倭御侮，由百户顾实创筑，设东西南北四个石拱门，城门皆建城楼，四角各建敌台，内有三街六巷，中心街呈“十”字形，整体保留着倚山望海的空间结构及明代海防军事城堡的建筑形制，又有衙署遗址和诸多的庙宇、宗祠及成片古民居，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研价值。1981年，大城所被列为潮州市饶平县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2年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大城所村又作为建设部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收录于冯骥才先生主编的《20个古村落的家底——中国传统村落档案优选》一书中。

“游旱龙”就是在这样一个从军事堡垒转变为地方聚落的空间，经过历代军民的共同创造而发展起来的，充满多元文化又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至今传承六百多年不曾间断。几百年来，“游旱龙”在整个制作和巡游的过程中涵盖了所在当地的潮州木雕、潮州刺绣、潮州音乐以及曲艺等多种文化因素，因其悠久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于2015年入选了广东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大城所人倍感自豪的名片。

二、“游旱龙”——村落传统礼俗的自我教育手段

仪式是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而举行的特定活动。为期六天的“游旱龙”，从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六，在大城内隆重举行，不仅成为人们欢腾的节日活动，也是村落传统礼俗教育的手段和彰显村落秩序的象征。杨远先生称：“由于明代城内驻军各派系和军官级别的关系，或许神庙占五行地理位置关系，游旱龙按先后顺序进行，六条不同造型，不同色彩的驻扎旱龙舟，代表不同庙社和信仰对象，各具寓意。”②

1.仪式顺序与寓意。五月初一由城隍庙游独角（粉红色）龙舟，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月初二由元天上帝庙游（赤褐色）龙舟，寓意：驱邪降魔、佑民安居乐业；五月初三由关圣帝庙游（青色）龙舟，寓意：挥刀斩妖、为民除害；五月初四由华光大帝庙游（紫色）龙舟，寓意：紫气东来、五子登科、五谷丰登、年年有余；五月初五由天后宫游（红色）龙舟，寓意：红红火火、送走晦气、保合境平安；五月初六由鹤松庵游（黄色）龙舟，寓意：人丁兴旺、广结善缘、保佑众生。

2.巡游路线与做法。从五月初一至初六，巡游队伍分别从本庙社出，按历代既定路线，巡遍城内三街六巷后，其中代表城隍、华光大帝、鹤松庵的旱龙游至西门外；代表元天上帝之旱龙出北门；代表关帝旱龙出南门后，其身上的装饰品，任村庄孩童竞折，拿回家中安插以示吉祥。较为特别的是代表天后的旱龙，即“红龙”。在仪式过程中，各家各户都翘首以盼“红龙”的到来，并在灶神前上香后把当天祈拜的钱纸一同放在龙舟上，由龙舟载往东门外烧掉，以此来弃秽保安。

3.表演形式与乐队构成：于当日午时，游龙队伍在各家庙宇前集结；先燃放地炮三门；次为一老者在前醮“红花水”以引路；再鸣锣十三声以开道，随之鼓乐齐鸣。标旗、旱龙舟、神像与香几（香炉），分由少男女、壮丁扛抬，众乡民列队尾随，所到之处鼓乐、潮曲、鞭炮、人语等音声热闹非凡，可谓天地神人浑然一体，无不彰显乡邦神灵威严与村社和谐澄明之气象。其中，潮州大锣鼓按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弦丝乐器分列行进。打击乐器有大锣8面、大钹4面、鼓1个、深波1面、苏锣12面，司鼓者居中间兼具乐队指挥，其两旁拥以小钹、钦仔、月锣、亢锣。吹管乐器有大横笛6支、大唢呐2支、小唢呐4支。弦丝及弹拨乐器主要是椰胡和二胡、扬琴和阮等组成，尾随队列，这部分由于演奏人员愈来愈少，故数量不拘。乐曲多采用潮州传统的弦丝乐及潮剧摘遍，如《六国封相》《流水诗》《龙凤呈祥》《金毛狮》等潮州大锣鼓传统套曲或曲牌。扮景上则多采用潮人喜闻乐见的潮剧《桃花过渡》《金花牧羊》《陈三五娘》《京城会》等。

可见，“游旱龙”的目的主要是喜庆，民众欢腾。严谨的仪式，喜庆的场面，不仅使大城所人充满了幸福感和吉祥感，同时从这个仪式中还可以受到多方面的熏陶和教育。

三、“游旱龙”——村落凝聚和认同的重要载体

人类学者认为：“族群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原生纽带，是种族、血缘、土地、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这些因素是特定族群成员彼此认同的标志，也是不同族群单位之间互相区别的标志。这些因素与生俱来，难以改变，因而是族群借以获得内聚外斥力量的凭据。”③

1.端午节：民间家国情怀的时间表达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俗。千百年来，主流思想最深入人心、影响最大的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尤其是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在民间与纪念楚国大夫屈原机密相连，人们借此颂扬具有民族气节的昔日圣贤与英雄人物。据说“游旱龙”最先由来自明代的湘鄂军士传入，起初在大城所这一军士城堡内小规模举行，其目的初衷同样也是为了凭吊屈原，寄托思乡之情。后来，随着大城所逐渐“民化”过程而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经过历代传承而成为聚落居民不可或缺的民俗活动。其所反映的始终是现代语境下的“家国情怀”的最好表征。大城所原始先民的这种端午情结与价值取向，正如邓启耀教授所言的“节日将民俗生活和历史文化传统整合在一起，将仪式、神话、音乐、舞蹈、戏剧、图像等符号元素整合在一起，最终达到将处于共同信仰圈的人们整合在一起，实现族群认同的目的。”④

2.“游旱龙”信仰圈：村落民众的精神依归

信仰不仅是一种仪式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的认同。“游旱龙”的信仰对象是六个不同神祇，社区也因此而命名。他们分别是城庙、元天上帝、关圣帝、华光大帝、天后（妈祖）、鹤松庵（弥勒佛）。这些神明都不是本地的，他们都是“外来”的，不但“佛道”皆有，而且有的是被封建帝王敕封的“正统”神祇。有学者指出，在潮汕大地最动人的情结即是对祖先、神灵庇荫的渴望而举行的各种民间纪念仪式。这些仪式的核心来自儒家的“孝道与大同”。“游旱龙”的信仰圈，都非本地神灵，庙宇均建于明代，“这些不同的神灵既承载着其时军民的共同心愿和诉求，也折射出各自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差异。”⑤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始终与民间信仰不可剥离，并且在信仰过程中，通过灵验传说叙事以神圣化。比如城隍爷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主管当地水旱疾疫及阴司，是百姓心目中的阴间长官。随着城隍信仰在民间的发展，各地信奉的城隍神愈加人格化、本土化，村落民众多以历史上有功于当地百姓的著名人物尊为城隍神，期盼这些神明能够像再世一样护佑聚落居民。⑥大城所城隍庙之所以供祀百户顾实，应源于《东里志》的记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倭夷寇东里。大城所原设以备倭也，至是倭掠东里，百姓皆趋避城内。东门百户顾实开门纳之，民免于难。其西、南、北三门，百户韩、马、谢闭门不纳，遇害甚众。”⑦顾实建城及卫民有功，因此受到朝廷的褒奖和百姓的拥戴，被奉为城隍神。据传崇祯十四年（1641）黄锦（东里人）出任南京礼部尚书，第二年以病岂归，因意欲进庙拜谒，而顾实生前乃百户，官阶悬殊，故奏请朝廷赠予大城所城隍戴宰相帽。可见“庙宇在地域社会和信众的力量，除了自各种仪式性行为中得以表达和强化之外，也常常依赖于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一系列‘灵验传说’的创造与流播。”⑧

如今，“大城所居民中，既有昔年来此戍边的军士的后代，也有‘民化’后，从各地及周边前往城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的后裔，古城里的这些居民早已融为一体，讲着潮州话，过着安静祥和的乡村生活。”⑨正是源于信仰背后的精神依归。

3.仪式与仪式表演：社区凝聚与认同的强化再现

“游旱龙”仪式是全体村民自觉参加的，因此他们参加了仪式就意味着记忆群体生成和分享记忆的过程。他们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纪念屈原，歌颂明清抗倭御诲，传播英雄故事，不论是否基于某种制度或精神的支撑，还是对于神灵庇佑的渴望抑或是约定俗成之传统，均是民间在延续自身记忆的最优选择。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进而传承下去。其既有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有族群与身份认同、整合及激励等现实功能意义，因而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所而言这一仪式在历代及对后世的内在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游旱龙”的仪式与仪式表演，既是历史延续的真实体现，又成为了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仪式过程中的传统戏剧、歌舞和音乐表演，不仅仅是审美性的，而是同时承担了联络感情驱邪求吉的仪式功能。“游旱龙”六天期间，社区内部地域关系方方面面，在仪式上得到充分展现。人们通过共同的仪式活动，可以达到建构整合地方社和强化身份认同的作用。传承人杨远先生坦言：“大城所居民一直践行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这些美德由于诸多传统民俗分不开，尤其是端午节‘游旱龙’，既彰显家国情怀又不乏民间传统。”不难想象，其中代表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六条旱龙”也充分蕴涵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同理想。这一宏愿放在当今日益竞争激烈、区域矛盾与国际争端紧张的现实世界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另外，由于大城所在创建之初，就已有多姓杂居的性质。作为一个从军事基地发展起来的沿海渔盐重镇，没有一般村落宗族社区排斥外人的偏见与欺负小姓的陋习，当地人在观念上常常把地缘认同置于血缘关系之上。与此同时，共同仪式下的民俗活动与信仰崇拜，起到了化育、团结和增强民众对乡土及家族的情感。而风俗和潜在的道德教诲，其外化形式多为是非正义的表达。尽管膜拜对象为虚无，是一个想象框架，却有助于使人们服膺社会传统道德。这些传统道德无疑对村落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秩序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综上可见，村落正是透过定点、定期的“游旱龙”仪式凝聚共识，强化历史与心理认同。其一，节俗的重复带来的场景再现使村落的“集体记忆”被形塑与激活，通过集体化的实践，使村落穿透了时空的界限得以延续和再生产。其二，人们通过“游旱龙”民俗仪式，排演历史故事，再现纪念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明清时期军民众志成城，抗倭御敌的历史场景。其三，从仪式与仪式表演中可以看出，“旱龙”的制作，请神、祀神、群演与巡游仪式音声以及潮州大锣鼓乐的曲目曲调，均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活态传承；其四，就大城所村而言，在端午节“游旱龙”民俗活动中，外出劳力纷纷回流，使村落的人际关系与乡土感情得以维系和重建；而基于仪式的共同信仰及其活动中的有机组织与动员，又重塑了村落的整合机制；进而黏合了村民因族群边界及阶层分化而产生的隔阂，强化了村落凝聚力和认同感。

注释：

①明·陈天资编修.东里志·卷二·风俗志[M].饶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01年5月.第70页.

②报道人:杨远,现为“游旱龙”非遗第16代带传承人.

③谌华玉著.《粤东畲族：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第26页.

④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M]·华南卷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第73页.

⑤江松龙.《非遗大城所端午节“游旱龙”的现状调查及保护与传承思考》[J].岭南音乐,2018第3期.

⑥张楚南编.《大城所城》[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9.5,第103页.

⑦(明)陈天资.《东里志·卷二》.校订版第49页,2001年版.

⑧陈春声著.《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9,第128页.

⑨张楚南编.《大城所城》[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9.5,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