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金凤

[江苏省文化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江苏南京 210005]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与研究领域，除了利用文字和图片等静态方式进行记录外，影像记录作为一种有独特价值的方式被引入，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正是其中一种实践。通过影像完整、全面地记录，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与记忆保留下来，是开展此项工作的初衷。

一、两个变化：以影像记录非遗刻不容缓

（一）年华易老：传承人不断老去

确保非遗的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基本目标,而传承人是实现该目标的主要载体。为保障传承人合法地位，激发传承活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认定了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此同时，传承人队伍年龄结构老化、传承实践能力逐渐丧失、新鲜血液更新缓慢的窘况依然突出。

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3068人。截至2020年2月，江苏省共有五批178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去世30位。现存的148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70岁及以上的94人，占比63.5%。其中90岁及以上的4人，80岁至89岁的31人，70岁至79岁的59人。30位去世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只有8位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名单。

2015年江苏省共有10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被列入记录名单，而常州市有锡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雅童和吟诵调（常州吟诵）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德祥在记录名单。遗憾的是，记录工作尚未结束，两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先后去世，这让参与记录工作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有了“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1]。

（二）技艺易逝：文化空间的变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文化场所”概念突破了空间单一维度，增加了时间维度，“‘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认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一时间和物质场所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②在此，笔者摒弃对“文化空间”的类型学的定义，采用宽泛的定义，把“文化空间”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及传承的空间，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或场域。

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中国城市文明与乡土社会日渐割裂，乡土社会日渐瓦解，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粘着在土地上的乡村人口日益减少[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26.4%，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36.2%，2010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出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9.9%，2011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出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③，标志着中国的城镇化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录中将我国的非遗划分10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传统以及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的，乡土社会为非遗的传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这里，乡土社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可以看作是非遗生存的文化空间。当然，2008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将第一批名录中带有“民间”这类限定词的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修改为“传统”一词作为限定词（民间文学保留原来的名称并使用至今），将以往一些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民间”的音乐、舞蹈、美术类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之中[3]。

作为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年画面临的挑战可以很好地印证文化空间变更对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影响。王海霞认为木版年画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衰落是时代的必然，保护空间的缺失是重要的原因，这里的保护空间包含传统居所、观念意识及民俗等要素[4]。冯敏以包括苏州桃花坞在内的12个木版年画主产地为研究案例，分析认为加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化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使历经了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正在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木版年画艺术濒危的根本原因[5]。

作为非遗的一大类别，传统戏剧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宗族社会的解体、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戏剧的演出市场越来越小，一些流传范围小，观众少的项目衰落和消亡在所难免。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戏曲剧种普查结果，全国现有348个剧种，相较于《中国戏曲志》，本次普查增补的剧种有17个，但鉴于部分剧种衰落和消亡的状况，仍有60个曾收入《中国戏曲志》的剧种未被收入本次普查名录。④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遗生存的特定文化空间或场域日益萎缩，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何以可能？影像记录非遗正当其时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顺利开展伴随着全社会对非遗重要性的不断认知，更离不开政府层面的支持、影像技术的进步、文献收集来源的多样化。

（一）政府层面的支持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影音文献创制项目之一，文化和旅游部高度重视。2013年起，文化和旅游部选取了31个项目的50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了抢救性记录工作试点。2015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通知》，同时下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试行稿）》，为实施该项工作的各个团队提供了具体指导。通知中还明确题道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补助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经费的保障成为该项工作能够高质量、持续进行的最有力的经济支撑。为科学有效地推进该项工作，2015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合肥举办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培训班。

2016年作为记录成果验收单位的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受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委托起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并于当年8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专题培训班，邀请《操作指南》编制专题工作组及有关专家进行解读，本次培训为正处于探索阶段的这项工作廓清了道路。

2015年财政支持项目和2016年财政支持项目验收结束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迈出了从“如何做”到“如何做好”的一步。在总结前两批记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2019年12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执行团队培训班在武汉举办。

（二）影像技术的进步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胶片影像到数字影像实现了质的飞跃，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摄影摄像采集、大容量电子数据的存储等方面越来越成熟，体感游戏、虚拟现实和高清动画等多种数字形式被运用在记录工作中。影像技术的进步不仅带来便捷易用、低成本、高容量的优势，产出了高品质的影音作品，同时也丰富了影音作为不同于文字文本的另一种文本的解说方式。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项目之一，桃花坞木版年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房志达的记录工作在项目实践环节除运用多机位跟踪拍摄完整实践活动外，为更好地展示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印刷流程，团队巧妙利用交互软件，设计了完成桃花坞木版年画经典作品《花开富贵》所需的上料、卸空挡板、印墨线版、印紫色版、印绿色版、印粉色版、印红线版、印红色版、印黄色版的9个步骤。软件运行过程由观众自主控制，每一个环节伴有文字和箭头提醒，讲解工序所起的作用及方法要领，引导观众点击鼠标进行操作，观众由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变为现在的主动参与，取得了良好的用户体验。

影像技术的进步还体现在数字资源的储存方式上，拍摄的便利、影音质量的提高、拍摄内容的全面带来的是对大容量储存介质的要求。仅以摄像机存储卡为例，现在的存储卡普遍升级为64G、128G、258G,这意味着可以长时间进行文献的采集。根据验收要求，不仅要存储好最后的记录成果，对于收集文献和采集文献等原始资料也要分类整理、妥善保存。以笔者从事的江苏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为例，每个项目最后的记录成果平均容量为200G，每个项目的原始材料平均在500G至2T不等,而目前存在的存储硬盘单个的容量已经达到16T,不断升级的大容量、高速运转的存储硬盘保证了文献资料的存储。

（三）文献收集系统的多样化与专业化

文献收集不仅为采集工作提供知识储备和工作思路，而且丰富了记录工作本身。通过前期文献收集，对非遗项目的历史源流、发展变迁和传承情况、传承人基本信息等有充分的把握，梳理好有关发展脉络，对后期项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口述片的拍摄有极大的帮助。

传承人自身、非遗保护工作系统、行业组织、科研机构、社会文献保存公共机构、媒体、私人收藏、专业数据库都可以成为非遗文献的收集来源。多样化的收集来源一方面因其分散分布增加了文献收集的难度，但同时也保证了不同系统内文献内容的专业性和独特性。

佛教音乐（天宁寺梵呗唱诵）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松纯的记录工作是江苏省2016年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10个项目之一，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优秀项目。该项目的文献收集以常州市天宁寺档案室和常州市电视台媒体资源库作为主要来源，兼顾其他，做到了全面、准确、规范，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献被收集整理，可以视为文献收集的典范。

天宁禅寺1991年起就建立了档案管理机制，迄今已整理出文史、基建、设备、会计、声像、人事、荣誉、藏品、藏经等档案9大类[6]。收录有从1991年至2017年拍摄的有关天宁寺梵呗唱诵的相关音频和视频，具有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能够全面反映天宁梵呗唱诵恢复的历程及天宁寺梵呗唱诵的特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天宁寺档案室的照片档案，收录了从1980年修复天宁禅寺至2011年的2000多张历史照片。档案管理人员严格按照《照片档案管理规范》对实物照片进行筛选、确认基本信息，为每一张照片配备照片号标签，并详细标注了照片号、事由、时间、地点、人物、拍摄者六要素。根据档案数字化管理的要求，对照片进行了电子扫描和电子信息录入，便于永久保存和快速检索[7]。常州市电视台媒体资源库保存了常州天宁寺1980年修复重建时期的视频资料，尽管囿于当时的拍摄和制作水平，视频多短小且缺乏字幕文件，但是天宁寺恢复重建后的重要时刻基本得以记载，是后人研究天宁寺梵呗唱诵及传承人不可缺少的历史资料。

三、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影像记录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展开立体式、全景式记录，记录工作提交的成果分为文献片、综述片、工作卷宗三大部分，影音文献为主，兼具文本文献。文献片主要体现为本次记录工作重新采集制作的影音文献的内容，包含口述片、项目实践片和传承教学片。

口述片是在采录口述史访谈素材的基础上剪辑而成的视频内容，口述史访谈主要是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主要受访对象，同时对传承人的师傅、徒弟、家人、同事、研究者、受众进行选择性的访谈，重点关注传承人的人生经历、个人风格特色、技巧经验、文化记忆等，在获取个人记忆的同时提取有价值的集体记忆。

项目实践片是在拍摄代表性传承人完整实践非遗项目的各个流程及传承人掌握的关键技艺基础上剪辑而成的视频内容。参与起草《操作指南》的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认为用影像来记录传承人对非遗项目的实践，所能发掘和记录的信息量远高于文字和图片[8]。

传承教学片的拍摄体现出非遗口传心授的活态传承特色，表现为非遗在不同代际之间的有序传承。一是要记录能体现传承人特色的、督导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二是要补充在口述史访谈和项目实践片中都难以体现和把握的实践细节、操作诀窍等内容，为以后非遗项目的传承提供参考。

综述片是在对所拍摄的文献片和收集文献进行归纳、精选、艺术化处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视频。综述片短小精悍，时长多为0.5小时，内容简洁全面，叙述脉络清晰，包含了非遗项目的历史源流和发展变迁、传承人的技艺绝活、传承人的基本年表和传承谱系等信息，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和传播价值。

工作卷宗包含收集文献、口述文字稿、精选照片和工作流程相关附件，该部分体现的是对与该非遗项目及传承人相关的已经存在的文献的系统梳理，对本次记录工作过程信息的档案化处理。

如前所述，收集文献是对有关传承人的现有文献资料进行调查收集，在充分整合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全面性地拍摄。收集文献的数字化存储将散落的文献进行集中，对部分易毁坏的纸质文献和实物文献来说也是一次抢救，为日后的研究使用保留了素材。值得注意的是，记录工作过程中获取的各种文献资料，均要通过签署授权书等方式解决使用权属问题。

口述文字稿是对口述史访谈内容编辑整理后形成的文字，需经过文稿转录、文稿编辑校对、添加注释，文稿审核、文稿确认签字等步骤。最后形成的口述文字稿添加了丰富准确的注释，保留了口述特点但有较高的文字质量，是出版、研究的宝贵资源。

精选照片挑选所有照片中最能代表传承人及其项目特色的照片，也是后期传播中使用的照片，由传承人肖像照、传承人项目实践照片、传承教学照片、代表作品照片等组成。

工作流程相关附件中共有16个附件，涉及工作团队信息表、工作人员保密协议、传承人信息表、工作方案及预算表、拍摄日志、使用授权书等。这些附件一方面全面完整记录了工作流程的相关信息，确切反映了记录工作过程，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为日后记录成果的转化利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注释：

①根据《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2016年支持项目验收结果和2017年支持项目验收工作安排的函》（非遗函〔2019〕77号），2019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本文引用的各种文件涉及该项工作命名的，均按照文件公布时的名称命名.

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https://ich.unesco.org/en/events?meeting_id=00336.

③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的人口数据计算得来.

④文化和旅游部官网：https://www.mct.gov.cn/vipchat/home/site/2/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