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康笑宇

中国自古有无数提倡读书的说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各种苦读攻读的故事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略异其趣，适当读读，知其大意，可深可浅，可多可少，可清晰也不妨糊涂，不必较劲，不必钻牛角尖，不必死抠。李白则干脆写个《嘲鲁叟》：“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李贺呢，“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遼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是比较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但是他在嘲笑与自嘲那种抠抠缩缩、脱离经世致用、没有活力的学风的时候，很明确也很尖厉。

更惊人的是我在扬州运河公园里看到的名联：“从来名士皆耽酒，自古英雄不读书。”当然，这会令人想起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旬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项羽不喜读书的故事见于《史记》，他认为学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学到会写名字也就对了，学兵法，“又不肯竞学”，多少知道点也就行了。

古代英雄，离不开争夺天下，争夺天下，靠的是谋略、勇气、志向、天时地利人和气数，英雄靠的是胆识、魄力、人格魅力，读不读书，读多少书，未必有那么重要。

我们既有提倡读书的文化传统，又有贬低读书的说法;既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宏伟，又有“无毒不丈夫”的警句;既有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训诫与被处死前的臣子要谢主隆恩的规矩，又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叛与“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机会主义。

那么，不求甚解，作为一种学习方法，是一种对自身选择权的预置，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古代的妥协与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