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记忆之场”的民初紫禁城

2020-07-09蔡炯昊

读书 2020年7期

蔡炯昊

一九八七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上映，翌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一时间在世界上掀起一股“清官热”。在影片的末尾部分，一队外国游客走进曾经的紫禁城——故宫，举着旗帜的导游用略带夸张的语调念解说词，宝座之下的宫殿显得通透而光明，游客们好奇、悠闲的目光散落在曾经的御座之下。这个场景非常具有象征意味，与影片开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开头部分，临终之际的慈禧太后，面目僵硬狰狞，她在昏暗的深宫之中将溥仪定为皇位继承人，年方三岁的幼年溥仪在深夜被宫廷卫队从醇亲王府抱进禁卫森严的深宫中，四下一片黑暗阒寂，氛围沉闷而带有衰朽甚至恐怖的气息。影片头尾两个片段恰好将二十世纪中国巨大的历史变迁透过故宫——紫禁城这个相当重要的地点的变化呈现出来，堪称妙笔。

民国初年，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受聘担任溥仪的英文教师，当他进入紫禁城时，注意到这座宫殿在民国时代的特别之处：“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的神武门，将我带入了一个空间与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正是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不仅从一个共和国度回到了君主国度，而且使我从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古代罗马之前的古老中国。”

故宫——紫禁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经历的变迁和背后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值得探究。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除了思想观念层面的巨变之外，也落实在具体的物理空间之上。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时代的紫禁城变成了“故宫”，进而转变为向公众开放的国家级博物馆。故宫这个地点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最重要的“记忆之场”。如同皮埃尔·诺拉所指出的：“记忆之场首先是些残留物。历史之所以召唤记忆之场，是因为它遗忘了记忆之场，而记忆之场是尚存有纪念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之前，紫禁城之内的区域可分为朝廷办公区域与皇室的居住空间，即所谓外朝与内朝，一般民众无由随意人内参观。诚如清史专家孟森所言：“北平为自古以来宅京最久之地，一坊一巷一邱一壑，皆系人思仰。其荟为记述者亦多，无待汲汲造述。惟禁城以内，旧与外人隔绝，阁部达官奉常朝者，始多行走之便，而温树不言，古以为美，故非朝士所敢轻易抒写也。”关于这一时期的紫禁城，熟稔北京近代掌故的齐如山曾回忆其早年入宫所见的情形，以少年之眼观察普通人难得一窥的大内，十分生动，可补一般官方记载之缺：

宫中的情形，据理想是应该庄严肃穆，但有些地方的情形，却不如此。我于童年时，因认识太监，曾经进去过一次;光緒二十六年，很进去过几回，所以对于里边的情形，看到过一些。在皇上常经过的地方，当然是相当洁净，稍背的地方，也是大堆的炉灰垃圾及茶叶果皮等等。尤其是西北一带靠紫禁城墙的地方，因宫中不用，都是归太监的亲戚本家暂住，里边有小饭铺、小茶馆、鸦片烟馆、赌局，等等，都是全的，盖里边的太监，出来一次很远，多在此处来消遣。皇上看不到，内务府怕得罪太监，又不敢举发，遂腐败到如此。据清宫史记载，一次被皇上知道了，迁出去了两千多人，足见其处闲杂人等之多。最奇怪者，是太和殿等处，也非常之脏。光绪戊戌，我随先君上朝，进东华门一直往北，出来时先君欲带我逛逛，乃由太和殿前经过，出太和门往东，再由东华门出来，在太和殿月台上（丹墀）看到许多人粪，干脆说就是一个大拉屎场;丹墀下院中，则蓬蒿满院，都有一人多高，几时皇上经过，几时才铲除一次，这也是大家所想不到的。民国以后，却洁净多了。

这段记载中，清季宫中的颓败情形颇出时人意料。因为此文是隔了数十年之后的回忆之作，某些片段会被遗忘，而另一些细节则会被放大。不过其中所描述清官中的颓败情形倒是很有些衰世的“气象”，符合后来历史叙述中清季的末世形象。

辛亥革命之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及清室成员退居后宫。当时报载：“皇城内太和、中和、保和三殿现经清内务府奉清太后懿旨将该殿廷于日前全行腾出，刻经世总长特备函致大总统派员定期接收，并将东华门及西华门关闭，宫内人等均由北面神武门出入云。”一九一四年，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以三大殿为主体的紫禁城前半部分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展览从热河行宫及辽宁沈阳故宫移入的一些古物，而午门城楼也一度成为“历史博物馆”。尽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康有为和金梁就曾分别上书清廷，请求模仿西方将紫禁城的一部分设立皇室博物院，但皆未获批准，不了了之。

袁世凯及徐世昌主政的时代，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常作为举行就职典礼、国家庆典的空间所在，而西苑的三海则成为总统居所和日常办公地点。这一情形体现了民国政府对清代宫殿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清代宫苑的一部分仍然是国家权力中枢所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格局。洪宪帝制昙花一现，其舞台亦多在故宫三大殿的区域，袁世凯在西苑居仁堂受贺，在太和殿南庑成立大典筹备处，并拟改太和殿为承运殿，中和殿为体仁殿，保和殿为太极殿，力图从历史记忆中汲取资源，以构筑其称帝的合法性。

民国初年，立场和背景不同的参观者在游览故宫的过程中，强化或者更新他们关于清代的历史记忆，清遗民及一部分旧式文人表达黍离之悲与故国之思，而新青年和鼓吹革命者则常常表达对革命事业的缅怀，并对包括清代在内的帝制时代的“专制腐朽”表达愤慨与感叹，同时以清官及其他皇家园林的开放作为共和体制下进步的一大特征。如同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种记忆。不同群体的历史记忆常常相互交织、颉颃，同时也相互渗透和转化。

一九一二年秋，著名南社诗人叶楚伧自南方北上，游历京城，在遍览清帝退位之后已经部分易主的紫禁城和其他皇家宫苑之后，发出如此感慨：

索靖宫门，感怀荆棘，参军赋笔，追慨芜城。盖一姓之兴亡，亦万古所凭吊。非特阿房楚火，红啼蜀道之鹃;钟阜繁霜，白染明陵之草已耳。秋间行次北京，遍览宫阙，延秋萧寂，中夜闻鸟，太液潺湲，三秋折柳，斯亦齐云摘星之遗迹，玉仪御仗之遗徽乎？

如果不了解作者的姓名与身份经历，读者很可能误认为上述文字出自一位眷念故国旧君的清遗民之手。且此文标题即为《壬子宫驼记》，宫驼之典出自《晋书·索靖传》，原文为“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世即以“荆棘铜驼”，指代亡国易代之悲，叶楚伧自然熟稔此典，而此处用为标题及句首，则是一种习惯性的表达。其后所堆叠的鲍照《芜城赋》、阿房宫遗迹、蜀帝化为杜鹃、明代陵墓的种种意象，无不与亡国之思相联系，对浸淫于传统诗词的作者而言，可能不假思索就已经写出。后来收录此笔记的《青鹤》杂志，亦是三十年代由旧派文人主持，乐于刊登文言掌故的杂志，其创刊号曾表达过办刊的理念：“颇思于吾国固有之声名文物，稍稍发挥。”在新派文化人眼中，恐颇有些“遗老气”。

吊诡的是，时年二十五岁的叶楚伧是一位革命青年，参加南社与同盟会，以排满革命为志业，后来的政治生涯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极深，一九二七年之后，历任江苏省主席、国民党宣传部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要职，可称得上是一位“党国大佬”，其政治立场与清遗民截然对立。

这种看似与作者政治立场不一致的文字表达，体现了故宫——紫禁城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记忆之场”的复杂之处。彼时身处其中的参观者，常会落入某种传统的文字和记忆“格套”之中。叶楚伧本为诗人，工旧体诗词，在游历旧日宫苑之时，历代诗词中缅怀故国之作，便作为文化记忆被唤醒。

叶氏笔下的宫殿与苑囿、坛庙乃至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处处透露出易代萧条和亡清痕迹。在有意识的层面，他会表达自身对清朝的批判立场，其记北京城门与宫门的情形：

紫禁城东西二门，一曰东华、一曰西华。今改大清为中华，又预合华夏昭苏之符……东华门常扃，出入以侧户。守门阿监，见西服者，拒之綦严，必大袍阔挂，且娴京语者，乃得偶然放行。入门颓垣靡芜，红紫剥落，社屋末年，已若杜陵野老春日曲江之游矣。清室典制，惟二物触目无恙，即阿监颅上粲若朝霞之缨帽与鬖髿如蓬之辫发也。

此段文字不长，但集中凸显了政治鼎革之后建筑、空间、服饰乃至语言作为象征性符号的转换：大清门改为中华门，守卫宫门的太监仍然头戴清代的红缨帽，脑后则垂着蓬松的发辫，且以服装决定是否让人进入宫内，可见在其意识中，穿西装者意味着革命，而着旧式袍褂且熟悉北京话者则可能是效忠清室的遗民。叶楚伧眼中的故宫“颓垣靡芜，红紫剥落”，正是一派易代萧条的境况。除了颓败之外，宫殿也并不给人舒适之感：“禁城殿阁，鲜有华朴适宜者。江南农合，差胜燕北皇居。盖栋衰之拙，丹碧之俗，惟此不识尺寸之天子始居之弥安耳。自前门沿禁城而进，历览禁中诸殿。蝙蝠宵飞，棘荆风咽，所谓正大光明者，直阐若古刹，非特长林丰草，禽兽居之已也。”顺着叶楚伧视角看去，“自前门入，沿禁城而行，路政之不修，实甲于都中。禁城墙为红色，砖厚二寸许，纵尺许，横六寸许，上覆黄色甍瓦，墙内殿阁之脊时可望见，而禁城之麓环而居者，皆绳户瓮牖之民。咫尺之间，尚隔聪明，况中原万里，山遥水遥，民间疾苦，宜乎其不闻矣。”此处由宫殿与周边民居之对比而引申到清廷對民间疾苦的不闻不问，便稍稍显得牵强，可能是作者有意要揭前朝之失。与前文缅怀之词对比，正可见有意识的文字与无意识的文字之别。其记录清官之中的“堂子”，则更显刻意：“清室祀祖宗之宇曰堂子，《啸园杂录》记之綦详。在吴人闻此名辞，颇可发谑，以一代祀典尊严之区，与江南歌伎乐倡争此而字，亦一曲巷佳话。”以宫中堂子而比江南妓院之“堂子”，此便谑而近虐，应当是有意贬低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清廷，不脱革命党排满革命的思想。

叶楚伧一九一二年的北游记录，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窥探辛亥鼎革之后故宫情形的窗口，因其旧体诗人与革命党人的双重身份，笔下呈现出缅怀与批判的双重意涵。与叶楚伧初次北游不同，身为清遗民亦颇工诗词的恽毓鼎已在北京为官多年，对宫中情形颇为熟稔，鼎革之后，他所看到的宫中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一九一三年初的日记中，恽毓鼎对大清门（此时已经改为中华门）放行车马，天坛和先农坛开放给民众游览便非常不满，悲愤之中，作诗一首，颇哀婉孤愤，兹录如下：

号存社已屋，孤寡懵未知。古今谋国局，百出而愈奇。

扃街静阊阖，车马今交驰。对越肃冕裘，士女今群嬉。

过宫麦苗秀，陟庭天泪垂。隆准子若孙，逍遥津海湄。

重楼筑千镒，百戏娱四时。老者守财虏，壮者浮浪儿。

吾辈富自在，昔贪良不痴。铜驼乌足言，承露拆亦宜。

门倾坛遗平，于我何损为？独有旧史臣，回思有余悲。

三年精卫愤，再拜杜鹃诗。充耳裒不闻，伤哉现代规。

致此固其所，问心当恨谁。觚棱澹斜日，朔风冥玉墀。

目断天桥南，血染青松枝。

与叶楚伧一样，“麦秀”“荆棘”“铜驼”“杜鹃”亦出现在恽毓鼎笔下，可见这些意象已成为固定的文化符码，传统诗作中只要表达易代之感，就离不开这些词语和典故。而诗中出现的“精卫”这一意象，则似乎隐约含有对复辟的期待，但亦是旧诗词中所常见的修辞。此后两个月，隆裕太后辞世，恽毓鼎记载其家眷赴宫中致以哀悼，特别指出了宫禁的变化，称：“不意闺阁女儿，乃能步入午门，仰瞻皇居之闳丽，可谓旷世奇缘。闻午门内秩序甚乱，虽小家丑妇，鹑结贫儿，但胸悬黑纸花、白布标识，即可溷入内廷，喧呼拥挤，并哀悼之意而失之矣。”恽毓鼎对于宫禁开放之后，妇女、底层民众都能入内的情形颇为不满，即便是因为哀悼隆裕太后。恽毓鼎似乎认为这些闲杂人等的进入，可能并非举哀，而是为了一览此辈在帝制时代所绝不可能一瞥的宫中壮丽宏富之景色。他认为妇女进入内廷是所谓的“旷世奇缘”，惊诧不满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此时距离辛亥革命不过一年多，故恽毓鼎有此感慨。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时期的故宫越来越由封闭走向开放，作为“记忆之场”，其意义也在被新的政权试图通过博物馆化的道路而转化。对于这一种趋势，恽毓鼎以及与他持有相似主张的清遗民群体尽管不愿意甚至叹息痛恨，但最终也无可奈何。

透过民国初年分属革命党和清遗民的叶楚伧和恽毓鼎两人所留下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出，紫禁城在辛亥鼎革之后作为“故宫”，其与清代历史记忆的连接引起政治态度迥异的人群注意，在面对作为“记忆之场”的故宫时，他们所调用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则有相同之处。这提示我们政治态度与文化态度不同的阵营所持有的观念在更深层次的多歧互渗。

孟森曾经写过一则题为《过故宫诗》的笔记，提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清史，不以民国初年许多稗官野史中编造故事、一味讥诋清廷为然。他因读到明初元遗民宋讷的《壬子秋过故宫诗》十九首而联想到辛亥革命之后的清官景象，谓：“年来屡过清官，正当日所谓故宫，感想弥复相似”，感慨系之，对清代兼有惋惜怀念和批评，对民国以来的纷纭乱象则颇为不满，这种不无矛盾的状态使得他在面对清宫时所唤起的历史记忆也同样有着复杂多歧、略为暧昧的面相。

正是因为清官在民国初年的暧昧状态：共和時代溥仪小朝廷仍据有清宫的后半部分，延续着清代衣冠正朔的情形，一方面使得革命者觉得辛亥革命尚未尽全功，而谋求进一步行动改变这一不伦不类的状态;一方面亦使得心念故国的清遗民觉得清代尚未灭亡，而谋求可望而不可即的复辟。在面对故宫这个具体空间时，这两方面皆唤起了各自不同的清代历史记忆，并在此基础上为自身行动寻求正当性。钱玄同在溥仪出宫之后所写的长文《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的变迁》中写道：

这几年来，我常对朋友们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前的满族全体都是我的仇敌。从这一天以后，我认满人都是朋友了，但溥仪（他的“底下人”和“三小子”即所谓“遗老”者也都包括在内）仍是我的仇敌，因为他还要保持伪号，使用伪元，发布伪论（大家都认一九一七年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为溥仪在民国时代犯了叛逆之罪，这固然对的;但溥仪之叛迹，宁独复辟一事？其保存伪号，用伪元，发伪论，何一非叛逆？我以为这事那事，厥罪维均，故不特提复辟一事）。所以我仇视他的祖宗之心始终消除不尽，我从一九0三年冬天至今，这廿一年中，对于奴尔哈赤到溥仪，绝不愿意称他们为清什么祖，什么宗，什么帝，也绝不愿用福临以来二百六十八年中他们的纪年。

钱玄同这种因辛亥革命之后溥仪及清遗民仍谋求复辟，而对整个清代持有的敌视态度，在当时并不乏同道。然而钱玄同亦表示：“我虽认‘溥仪为仇敌，可是我丝毫不想难为他，只希望他废除伪号，搬出伪宫，侪于民国国民之列，我便宿恨全消，认他为朋友。”

可见溥仪是否废除帝号，退出清官，对时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经历了洪宪帝制和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两次事变之后，更有人直陈以溥仪为中心的小朝廷已背叛民国，破坏共和，无权享受民国政府所拟定之优待条件。一九二三年国会议员李燮和等动议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及小朝廷移出紫禁城，其居住的部分宫殿应“改建国会，及国立之图书馆陈列所”，而原属宫禁之一部分，此时为民国总统办公地点的西苑三海也应“辟作公园，俾国人共得游览，而免为总统者据兹庄严之地，怀不利于民国之野心”。正如季剑青所指出的：“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宫苑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义，宫苑开放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话题，这恰恰是由宫苑从前朝宫禁向现代宫苑转变途中的过渡色彩所决定的。宫苑开放引起的众声喧哗，正是民初北京政治上半新不旧的混沌状态的反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溥仪被驱逐出宫，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紫禁城这个“记忆之场”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亦随之变化，此后的故事，当另文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