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伟江

一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研究系列的影响不言而喻。他关于中国传统上以道德替代法律，中央政府以一种“间架性的设计”笼罩全国，注重道德礼仪，而欠缺技术的性格的一整套论述，给我们所带来的智识震撼，不啻为一次思想与观念的启蒙。在黄仁宇的理论中，数目字管理是其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甚至说它是黄仁宇整个理论中枢也不为过。它集中体现了黄仁宇关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核心思想和洞察力。黄仁宇不但用这个概念来观察和反思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化问题，也用这个概念与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大家的理论进行比较。可以说，这个概念是黄仁宇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层次。

然而这也是黄仁宇整个理论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对它的批评并不少见。例如有些学者认为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是一个伪问题：数目字管理的本质是单一化和标准化，在国土和人口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做到，但在大规模国家，根本不可能实现数目字管理。持这种观点的人并非少数。周雪光受黄仁宇的大历史研究影响比较深，但在数目字管理的问题上，他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他反复强调‘数目字管理技术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央政府致力于发展‘数目字管理的各项技术，从完善税收体制、量化考核指标，到各种电子联网技术，以图提高治理有效性。‘数目字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减缓治理规模的压力，但不能根本解决其问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加剧这一困境。”（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18页）又例如邱澎生强调，数目字管理的概念虽包含了比简单的数字量化技术丰富得多的含义，但这个概念低估了文化观念的作用，同时也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民间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

对数目字管理这个概念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黄仁宇大历史研究的态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黄仁宇的学说虽然在知识界有很大影响，但却不入专业史学研究者的法眼。黄仁宇的理论架构过大，经不起专业眼光在细节的推敲，因此理论贡献有限，这在许多人眼里似乎已成定论。其中一些具体的批评或许有些道理，黄仁宇的理论远未达到臻于完美的地步，与韦伯等西方大家也难以并肩而立，但黄仁宇的观察和思考所蕴含的深刻洞察力与丰富的内涵，仍然不容轻视。黄仁宇的重要性不是被高估了，而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他的著作不但值得一般知识界阅读，同时也值得真正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认真对待。

二

黄仁宇大历史系列给人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或许是他对传统中国官僚体制治理效率低下的揭示。此种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把黄仁宇的研究等同于某种组织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研究简化成一个命题，即传统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对官僚组织的有效治理所形成的挑战与制约：传统中国治理的超大规模性，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官僚机构的早熟，另一方面又把官僚组织技术方面的缺陷放大了。这就构成了中国大一统国家自古以来的一个基本矛盾。黄仁宇在解释这个矛盾时，往往会强调其中所存在着的技术上的缺陷和制约。因此他面临的一个质疑就是，问题的实质并不是统计学意义的数目字管理的落后与欠缺，而是官僚体制内在逻辑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否则，像当下中国，交通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相对于传统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但这个问题本身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严重了。的确，如果这个矛盾的缺陷仅仅是由于统计学意义的数目字管理技术的落后所导致的，那么这个命题的深度就直线下降，黄仁宇看起来也特别像一个国家主义者。

黄仁宇在强调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性格时，确实将统计学的技术包含在内，但黄仁宇此处的数目字管理，除了数字统计的各种技术和手段之外，还有更深刻而丰富的含义。例如，已经有学者指出，至少在黄仁宇那里，数目字管理并非仅仅是一種量化考核的手段与工具，同时也包含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司法体系的中立性等。因此，数目字管理既有通常意义的数据的收集和量化统计的含义，但其更重要和核心的含义，还包括产权制度、中立理性的司法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基本体制的安排。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以及伴随大基建而来的中国交通、通信技术的迭代，数目字管理的前一种含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确实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弥补，但后一种含义的数目字管理，恐怕目前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澄清。例如，黄仁宇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数目字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民间私人财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即诺斯意义的“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而黄仁宇所谓中国下层无法用数目字管理，很大程度上就与民间私有财产权及其变动的界定与保护的缺乏有关系。对黄仁宇而言，这首先是私人财产权边界的划定;其次意味着私人财产权是可以通过市场的机制与机构而被货币所量化的;然后是，当围绕着私人财产权的边界和权属变动发生争议时，又有中立和客观的司法裁判予以理性公正的裁断。在此基础上，各种辅助和服务的机构才能够发达兴旺，从而形成以货币为媒介，具有内在自主运作逻辑的货币经济体系。

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更侧重这样一整套具有市场属性的定价、评估和测量作用的体系。他当然也知道传统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天然地就有另外一种数目字管理的冲动，编户齐民的制度就可以看作这种官僚体制版的数目字管理的探索和实践之一。黄仁宇清晰地认识到，这样一整套官僚体制版数目字管理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统计技术和手段的落后，而在于它缺乏前一种数目字管理体系所具有的“自主性”与“客观性”。当各种不容置疑的数目字层层下达之后将会发生什么，黄仁宇的书中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揭示。因此，对照两种数目字管理的版本，黄仁宇对于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体制关于战争动员的观察，切入点或许是财税体制，但他从中所观察和领悟到的，恐怕更多是两种财税体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机制的架构和逻辑的差异。

黄仁宇提出数目字管理的概念，很大程度上确实源于他研究明朝的税制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下级军官对中日两国战争动员体系的比较观察与反思。但黄仁宇的反思方向却并非是国家主义的。一方面，他确实花费了很多精力去描述传统中国历代政府在征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组织效率的种种不足，并且确实也将交通、通信等技术手段方面的不足考虑在其中，甚至予以强调。但另一方面，这些现象本身是在对私人财产权及其变动的司法保护，货币经济系统的数字化与流动性为特征的社会机制的对照中进行描述的。这才是黄仁宇整个理论观察和反思的立足点。就此而言，认为黄仁宇的大历史研究是倒果为因地指责婴儿不能奔跑，显然误解了黄仁宇的本意。如果一定要附会这个比喻，黄仁宇的本意显然是：婴儿并未朝着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方向成长，因为婴儿的身体构造原本就无意于往这个方向成长。

三

黄仁宇也一再强调数目字管理具有一种技术的性格。但问题是，“技术”这个概念在黄仁宇那里似乎也有些模糊。我们通常是在“手段”和“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技术”这个概念的。考虑黄仁宇的研究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渊源关系，黄仁宇的“技术”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的“技术”也许存在某种联系。的确，黄仁宇的技术概念中，也包含了工具理性意义的技术。但除此之外，黄仁宇的技术概念还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尤其是当他将技术的概念与道德的概念并举和对立起来的时候，这其实是通过道德/技术这个图式来定义技术的概念。在这个时候，技术就是“非道德”。例如，道德是强调人身关系的，那么，作为道德的反面，技术就具有非人身关系的特征。道德是主观的，那么技术就具有客观的性格。道德是无法量化的，那么技术就体现出可量化的特征。道德具有丰富复杂的含义，往往是人类内心深处的神秘感受的表达，那么技术往往是简化的，就像货币，在很多不同场景下，人们不用多说，就明白其中的含义。在黄仁宇那里，这些非道德的特征，就被称作“具有技术性格”。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在黄仁宇那里，除了交通、通信等技术之外，“法律”“保险”和“金融”等也是技术的，至少是具有技术性格的。

就社會理论层次的含义而言，黄仁宇所谓的技术性格，还有一层学术范式的含义。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章曾提及陶尼所谓的资本主义发生学方面的三个主流学派：首先是注重生产关系的学派，例如马克思的理论。其次是注重精神性力量的学派，例如韦伯的理论。第三个学派就是强调技术面向的学派，着重自然经济向金融市场经济的转变。黄仁宇认为简单套用这三个学派来解释中国都不令人满意，但他认为自己在宽泛意义上属于第三个学派。这个学派在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特性时，尤其重视货币机制，因此基本上认为现代经济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金融经济。例如，根据该学派的描述，前现代的经济是地方性的经济，市场的规模有限，主要是围绕满足本地需要而进行生产。随着远程贸易的扩展，贵金属货币的广泛运用，大批发商重要性和支配力的日益显现，以及货币的广泛流动并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出现了一些原先不曾有的大范围统一市场，例如丝绸市场、谷物市场、绘画市场、印刷市场和雕塑市场等。它们出现和繁荣之后，各种地方性的市场逐渐被一个通过货币而进行调节的市场所重塑。正如卢曼所指出的，市场概念最初的含义乃是指允许交易进行的特定地点的名称，到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了一种形式的概念，被用来指不依赖于其他社会特征的交易的内在逻辑。它有内在的驱动性，就是“专殊化了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角色互补性”。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通过货币所表现出来的价格成为整个经济系统中计算客观的参照框架而发挥作用。此种自主经济系统的分出过程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够容纳。此处想强调的是，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性格，很大程度上是与此种带有金融特征的、以价格为计算框架的、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的分出为参照而提出来的。正是因此，黄仁宇才会觉得布罗代尔的经济史研究过于细碎，反而错失了问题的要义之所在。而黄仁宇之所以又对第三派的理论范式不满意，主要在于对演化过程的理解，而非对现代经济做金融经济的理解。黄仁宇认为中国的情形相对于西欧的情境更为复杂，原本就不是西欧中世纪封建体制下的纯地方的自然经济，远程贸易也一直存在，同时又受到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官僚体制的干预与影响，全国通行的贵金属货币虽然早已出现，但一直很难保持物价的稳定，币值波动极大，因此中国又一直无法形成西欧意义的金融经济。

黄仁宇自己对技术概念的解释，是将它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资金的广泛流动，剩余之资本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彼此往来;二是经理人才不是人身关系的雇佣，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的程度;三是技术上的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所及。而这一切，又强调法治的保护。其中第一点强调的是以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第二点则强调了以“非人身性”呈现出来的客观性，第三点强调的则是，借助一些基础性辅助设施的支撑，形成了一个超越地方性的统一市场。这个解释本身因为过于具象，理论程度仍然是比较低的。但其中的含义却很深刻，也与我们前面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结构和逻辑相一致。

如上所述，黄仁宇理论的实质，是希望将时问的因素纳入到理论之中，从而超越韦伯等人单纯的静态文明比较的做法，同时黄仁宇也并非不承认精神性力量在社会演化中的重要性。他只是觉得人类演化的真实场景，确乎要复杂得多，而精神与文化的因素，虽然关乎人性的深度，同时总能够体现出灵魂和道德的动人之处，但与演化本身的复杂性相比，也许仍然带有过多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对中国历史的演化，持一种非目的论的视角，重视无数个人小历史之累积而对大历史产生的影响，其中隐含着黄仁宇对社会演化理论的许多真知灼见。

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概念并非没有修正和改善的余地。它也许可以被表达得更抽象，更精确，从而进一步被理论化和概念化。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理解和领会这个概念的深刻内涵为基础的。例如，当我们在上述意义理解数目字管理时，很难不联想到西美尔的货币理论。西美尔也使用了黄仁宇类似的概念，谈论货币的量化效果、非人身性质与技术性格。他下面这段话，似乎就是专门用来解释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的概念，“货币经济使日常交往中持续的数学运算成为必要。许多人的生活中充斥了这样的事情：对价值进行确定、衡量、计算，将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随着货币体制的发展，生活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日益准确、明确和精确，这些特征也影响到生活的其他内容，当然这并不利于生活方式形成宏大的风格”（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13页）。如果我们结合西美尔的货币理论来理解黄仁宇，就能够明白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其要义并非是统计技术与手段，而在于以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为基础，以货币为象征的市场秩序。

四

无论是数目字管理还是技术的概念，黄仁宇在界定和使用的时候，都保持了某种模糊性。越是基础的概念，内涵就越丰富深刻，就越难界定。尽管如此，一流的理论家确实都能够在一种相当抽象与一般的层次，比较严格而清晰地说明其理论中基础概念的含义。相对于韦伯等一流的社会理论家而言，这方面的工作确非黄仁宇之所长。尽管如此，黄仁宇对数目字管理、技术等概念的反复言说和坚持，也有他之所以如此坚持的道理。这些概念背后有他独特的观察角度所发现的意蕴丰富的现象来支撑。通过提出这些概念，黄仁宇也选择了与以往众多大家和研究者所不同的研究主题、材料和看问题的眼光，而黄仁宇理论的精彩和创新之處，也正在于此。

黄仁宇对自身理论中的基础概念无法做更加清晰的界定，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因为考察中西两种体制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不但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等，同时还牵涉社会理论、现代性问题，乃至整个宇宙论架构和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大架构和诸多细节。这显然并非是一个人所能够完成，端赖学者积数代之功，各自向不同方面和领域着力，集腋成裘，中间又会就某些具体的问题和看法，形成错综复杂的辩论，然后才可能有若干集大成者将这些材料融会贯通。

而黄仁宇自己则早已看得明白，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问中人，无论在民国的传统学术脉络，还是在海外汉学传统中，他都是异类，属于“闯入者”，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恰恰是偏出的那个分支。因此，他要做这个研究，所能够凭借的先人研究成果非常有限，更多是靠着自己从人生经历和阅读体验而来的自信和坚持，不断孤独地进行探索和奋斗。这难免会使得它的整个架构难以在更多的细节方面经受更严格的学术规范的检验。

黄仁宇自己最擅长，同时也是他用力最多的领域，是明代的财税史，无论是在史料的掌握与运用，还是对整体或局部问题的理解和分析，在这个领域中，他是有充分自信的。他的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整体架构，显然也是基于这部分工作而形成的一些观察视角和思考的扩展与一般化。但黄仁宇对于法律、宗教的研究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入。虽然黄仁宇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调解性质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但他赖以证实他的判断的一个关键材料是明代海瑞留下的文集。同样的结论，如果有人能够综合私人文集、官方文献档案等更为广泛和充分的材料形成更为专门而系统的法律史研究，那黄仁宇这部分的判断可能就会更具学术上的说服力。显然，这些问题都需要更为专业，也更为长期和系统的实证研究去夯实，黄仁宇显然很难亲自面面俱到地去做这些工作，无论是知识背景、专业能力还是精力，他都必须有所取合。黄仁宇关于英国普通法的理解也很难说精确到位，他关于欧洲宗教的理解，尤其是将其与中国官僚系统的注重礼仪相等同，恐怕也是比较浅薄的。

类似的细节问题，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尽管如此，瑕不掩瑜。陈丹青有一次谈及艺术史时，强调应该重视各个学派之早期作品的重要性，因为与流派成熟时期的集大成者相比，他们的作品或许相对简单和粗糙，但学派早期作品中往往蕴含着能够打破艺术陈规的新鲜眼光和感受力，那种元气淋漓的直觉和创造力。这番话其实也适用于看待许多学术思想史上那些筚路蓝缕的探索者和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