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东林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8）

一、理论综述

由于部分发达国家自身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的国内一系列社会、经济困境，加之新兴高速国际化的国家挤占国际空间多重影响下，其当局采取了积极的防御策略，使得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与多边主义国家摩擦不断。新形势下，企业家如何权衡利弊，把握机会、规避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新形势下行业与企业应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应对外部环境上，王震等（2018）结合煤炭行业的进出口、企业经营管理、供需关系、生产安全与质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刘语臻（2018）结合金融行业给出了资产配置方面的建议。但尚未发现从企业发展角度进行研究，这为本文从企业发展要素——企业家成长研究带来了契机。

如何评价企业家成长，由于该领域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尚无被广泛认可的评价方法。对于企业家成长的理解，目前的研究主要为：Woodward（1988）较早对社会圈、社会资源配置等因素对企业家从创业起始到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他认为社会资源配置对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并未对企业家创业类型进行分类。随后国外学者从经济学等角度陆续从资源配置角度作了学习与知识整合对企业家成长的影响类研究。Bygrave（2000）则从企业家社会活动对商业价值挖掘、新利润增长等对其商业决策的影响，进而研究企业家成长过程与企业家活动质量之间的关系。国内吴志霞（2005）从产业经济角度，将企业家社会活动与资本、产业集群间影响作了阐述与分析，认为企业家社会活动越丰富对于其成长与资本积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高波（2008）将企业家所处不同创业阶段的社会圈子规模、质量作为企业家成长的重要研究方向，认为企业家圈子的大小影响其成长过程。刘新民等（2015）将企业家群体效应，从区域优势、理念与资本优势等角度，对资源配置等进行效用研究。以上均缺少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关注企业家成长的研究。目前更多研究倾向于对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活动等方面，对于企业家成长的关注度不够。部分研究者也只是对其所处环境如政策、地缘、文化等方面，甚少提及其他，缺少对资源价值合理衡量、资源配置优化程度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家成长起到何种作用方面的研究。

而企业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的成长，企业家在成长不同阶段对资源的倾向性认知差异明显。探讨促进企业家成长的有利支持，规避妨碍企业家成长的不利因素，有着较为现实的意义。

二、研究假设与设计

随着“互联网+”各类技术的迭代，科技、研发先行效应，技术封闭必然使技术型人才更具创业优势。而掌握资本等资源的创投人员由于其较为先进和更趋商业的运营能力，也是企业家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企业家类型目前尚无普遍认可的分类，所以本文基于前期基础调研与走访，参考部分学者的意见，将企业家分为技术型与非技术型两类。由此发现包括技术研发在内的商业内容创新，是技术型企业的天然优势，而商业模式创新则是非技术型企业关注的重点。

（一）企业家商业内容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

现实商业背景下，不同的企业家类型在一定前提和触发性契机下，会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技术型企业家初期重视商业内容的创新，其技术迭代速度较快，随着其产能规模、市场与资源的变化，该企业家会逐步意识到商业模式对于组织效率提高的重要性，也会逐步探索研究商业模式创新来适应企业高速发展。非技术型企业家初期由于资本的逐利本质，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商业模式以支撑企业资源的动态配置，其较为重视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绩效增长，随着行业技术革新带来的潜在市场利润，该企业家也会通过收购、兼并、招纳等方式获得商业内容创新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技术研发型企业家与资源价值正相关，与资源配置负相关。

H2：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与资源配置正相关，与资源价值负相关。

（二）企业家与控制变量

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对技术的认知会更加重视比较其技术资源的商业价值评估，对技术所处的阶段有相对明确的衡量，为更新技术重视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保持，能迅速捕捉新技术对市场的适应性，从而能有效判断外部带来的机会与威胁。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对商业运营的认知要高于其对技术发展的判断，其能判断企业所处的阶段，企业内部的优势与劣势，为更好地获得市场与发展环境，该企业家更重视与政府、媒体的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技术研发型企业家与技术类认知正相关，与非技术类认知负相关。

H4：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与非技术类认知正相关，与技术类认知负相关。

（三）资源价值与资源配置及控制变量

本文源引的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系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与产出。衡量资源价值包括投入与产出价值，投入涵盖原材料、加工资源等。资源配置主要包括原材料的选择、人力资源配置、资源结构等。资源的获取难度、资源结构都将影响企业家的决策。但由于企业家对技术研发认知的差异，对资源价值及配置的敏感度则不相同，技术研发型企业家由于对技术的熟悉，对实现技术所需的资源有着较敏感的反应。他们往往关注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动向，关注实现技术所需资源的获得难度等。相对应的，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则对实现市场占有的过程中，资源的有效配置更为关心。因此本文提出一下假设：

图1 企业家成长选择路径概念图

H5：企业家对技术的认知与资源价值成正相关，与资源配置成负相关。

H6：企业家对非技术的认知与资源配置成正相关，与资源价值成负相关。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在资源价值与资源配置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本研究基于调研资料及上述理论，构建了企业家成长选择路径概念图（如图1所示）拟通过实证分析对上述内容进行检验，从而帮助不同类型企业家选择出合适的成长路径，为政府等企业扶持提供契合企业家成长实际的政策与措施。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

本文采用课题组调研数据，随机对创业初期、发展期、衰退期不同行业有效反馈的657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涉及长三角、珠三角具备企业征信营业中的化工、重工业、电子、材料、餐饮、纺织、医药外贸等行业，考虑到中国企业结构与企业家影响效应，调查问卷中民营企业占比86.3%，同时确保同一行业企业占比不超过20%。

变量测度运用七分量表，考虑到企业家出于商业秘密等因素，在问卷填制过程中，出现主观误差，我们在设计问卷时将与政府的关系观测变量细化成能够适应政策的能力、能够获取政府支持的资金、能够承接政府的项目等。在测量企业家采用了5大项17小项测度，测量控制变量与资源价值和配置关系，采用4大项14个小项测度。通过SPSS16.0软件对主成分通过正交旋转max做了因子分析。测度群组数据是否有效，得出KMO值=0.933，significance level=0.000，克朗巴哈系数为0.823，说明各表具备良好的信度。

运用AMOS24.0对已构建的模型数据采取factor analysis来判断模型效度，发现观测变量因子载荷均介于0.700与1之间。变量充分收敛。

三、分析与结论

基于AMOS24.0软件分析，发现概念模型的 NFI=0.945、CFI=0.933、GFI=0.966，三项指标证明了概念模型与调研数据间拟合度水平高于标准。其中，资源配置对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影响相应为1.189，显著性水平检测未通过。考虑其由于资源价值估值的不对称，使得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关注直接获得资源价值，对于估值偏低的资源选择性放弃等各类因素导致该项数据未通过检验。

从各项数据分析可以得出：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与资源价值评估获取之间存在正相关，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同时，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与资源价值评估与获取之间存在负相关，未能证明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与资源配置有效性之间相关性。说明技术研发型企业家成长过程中应更多地帮助其获得资源价值，鼓励其技术价值的更好评估，科研成果更快更佳转化，并获得商业价值体现的市场。对于资源配置优化，根据其所在企业发展阶段，中后期予以一定的帮助则更有效。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则需要更多的管理类知识与经验，优化其手头资源配置结构，厘清资源间的关系。

从企业家成长周期看，初创企业其发展路径依赖企业家类型特征，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充分考虑原材料对实现其技术内涵的意义与原材料成本间的平衡。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关注资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之间的勾稽关系与最优配置，以实现其商业回报的意图。

成长期企业，技术研发型企业家继续关注原材料对实现其技术内涵的意义与原材料成本间的平衡。同时，对迭代产品或服务商业价值有了更为充分的预估，对外部商业价值体现的机会有着更敏感的把握。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除了调整资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之间的关系以适应企业新环境，还更加关注与政府间的关系。

发展期企业，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开始考虑商业价值实现路径，开始考虑资源评估模式，积累了充足的产品与服务经验，根据市场节奏，加速技术迭代。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开始调整资本结构、人力资源配置、技术研发能力培养等多因素协调，为规模化做准备。

规模期企业，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开始考量实现商业价值的代价，开源节流并举，替代原材料名录增多，供应商议价能力增强，成本控制意识与能力增强，可能对资源配置有一定的需求。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精细化运作政府关系、公共关系尤其媒体关系，考虑社会化因素，资源配置最大化取代最优化，追求规模效应。

四、启示

（一）对企业家成长环境的启示。从宏观角度看，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态势，尤其行业经济规模态势，产品与服务社会化程度，技术迭代速度与质量；从微观的个人成长环境、竞争环境、信息通道效率等都需要区别不同类型企业家。政府在顶层设计时，可充分考量不同企业特质与企业家特质之间的关系，不同生命阶段所需要的差异化的政策扶持。行业专门机构在行业活动过程中，区别不同类型的企业家，促成其跨类型发展，以提高企业家成长关注度、速度等。

（二）对企业家成长教育的启示。教育领域对不同类型企业家成长过程中所需的知识结构应有一定的针对性，开展高端教育服务。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在技术研发学术型深造需求背景下，科研机构可弥补企业研发过程中知识、工具的不足，提高企业家自身核心能力的培养。同时，投资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对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的针对性教育，将有助于其科学有效地提高资源配置能力。

（三）对企业家成长导向与路径选择的启示。技术型企业家更偏好资源价值，对其成长应更侧重技术发展、原材料价值、资源价值评估与风险预判，进而培养商业内容创新能力；非技术型企业家更偏好资源配置，对其成长侧重政企关系管理、政策匹配、资源控制权限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培养商业模式创新能力。

（四）对企业家活动的启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类型企业家聚集交流，可以增强集群效应。对于技术研发的深化迭代，更多技术研发型企业家在创业初期更为关注。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该类型企业家开始关注社会关系，把握商业价值的体现途径，原材料变化对于产品的影响等。非技术研发型企业家，由于其本身的社交优势，对资方的关系的维系、组织间关系的强化，社会活动频繁度较高。对媒体的关注、慈善事业等公共事业的关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