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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全鹏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

2020-06-29韩颖莉

河南农业·教育版 2020年4期
关键词:新生代伦理

韩颖莉

摘要:面对城乡变迁中出现的诸多颠覆传统伦理的事件,乡土小说作家孙全鹏立足于乡土社会和农民生存变化的现实,针对乡村中出-现的伦理危机与人伦道德困境,通过伦理书写揭示了处于历史变革时期人们的心灵史、变化史,表达了对乡村伦理现状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乡土文学;新生代;孙全鹏;伦理

中国人生长在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农业文明的国度,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费孝通曾经说过:“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漂泊在外的游子,总要在暮年叶落归根,即使不能返乡也要将骸骨葬人坟茔。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人生才算是圆满。从现代文学史来看,乡土小说的概念经由鲁迅先生提起之后,渐渐汇成一条绵延不绝的溪流,穿越时空,逶迤至今,显示出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乡土小说不仅寄寓着游子的乡愁,也表达着作家对故乡人民生存方式与命运的深切关怀。新文学初期的作家们通过揭露乡村生活的愚昧、落后,抒发乡愁、传递出反封建的深刻内涵。在废名、沈从文的笔下,故乡是一片充满牧歌情调的化外之地。而到了赵树理与柳青那里,故乡则是焕发着生机和活力的热土。总体来看,乡土小说的发展基本上延续着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真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映照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一面镜子。

“我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它不完。”福克纳的这句话代表着许多作家对于故乡的情感。作为从黄土地走出来的新生代作家,故乡豫东村镇将军寺村孕育了孙全鹏浓厚的乡土情结并成为他创作的精神源泉。故乡的风土人情润泽着他的心灵,故乡生活的经历形成了他创作经验的重要基础,成为他永远割舍不断的精神家园。当作家走出乡村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之后,再来审视生养了自己的土地时,对传统乡土文明的思考又成为了作家的新的创作立场。新生代作家孙全鹏笔下的故乡是处在大变革和大发展中的现代农村,而不是只能依靠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村。故乡正在发生的变迁触动了作家强烈的情感体验,驱使着作家去记录处在变革过程中人们的心灵史。孙全鹏近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是以他的故乡将军寺村为背景,主要涵盖了进城(包括农民和农村走出的大学生)题材和乡村题材。前者主要叙述了进了城的农民和大学生在城市中的迷失与焦虑,后者则讲述了在大变革之下的乡村人民的生活及情感的异化。

总体来看,周口作家群新生代代表作家孙全鹏的乡土小说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叙事背后隐藏着作家对不同伦理观念的判断和思考。在城乡互为参照下,作家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以敏锐的眼光书写当下乡村的伦理现状和人伦道德困境,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对现代文明寄予精神的反思。

一、失序的乡村道德伦理

作为拥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乡村形成了自己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伦理规约和道德生活样式。这种伦理准则对处理人与人关系上有着巨大的社会规約作用,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平稳运行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方位转型,传统的乡村伦理在城市文明的入侵下面临着全面崩塌的风险。几千年来形成的稳定的财富观、情爱观、道德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变动都迫使心系家乡的作家去正视严峻的现实,用自己手中的笔表达对时代的关心与对现实的思考。

《祖传的军功章》集中表现了传统伦理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被挤压并不断式微的社会现实。主人公小杰在老家遭窃之后,无意间发现一枚祖父留下来的军功章。小杰的第一反应是这枚军功章现在能值多少钱,希望将这枚祖父用生命换来的军功章卖掉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不料军功章还未卖出便被闻讯赶来的妹妹、妹夫分走了一半。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已经十余年未回过家的二叔以清明节上坟为由回到了故乡,其实二叔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要和小杰的父亲、三叔分卖军功章的钱。到了清明那天,小杰父亲去上坟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到二叔、三叔的人影。整个小说中,父亲不同意卖军功章的声音完全被忽视了,他所坚守的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在子女和兄弟眼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父亲执拗地离开城市回老家居住的举动也隐含着对子女行为的不满。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亲情在物质和金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孙全鹏通过小说抒写着乡村人伦道德的嬗变和异化,表达着对当下社会伦理的反思。

除了重义轻利的为人准则以外,互助也是传统伦理中人际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繁重的农业劳作让互助作为必不可少的一条伦理准则在历史的变迁中被村民内化为自觉的行为习惯。但是这种弥足珍贵的品质在当下的乡村也变得越来越稀有了。小说《唱大戏》中,主人公老鳖在离乡多年后因为儿子考上研究生回乡请戏班唱戏。这种要花费几万块钱的大手笔行为引发了村民们种种复杂的情绪,“有羡慕,有嫉妒,也有失落,各种感觉,说不清楚。”尤其这个现在请人唱大戏的老鳖过去是村里出了名的破落户,曾经好吃懒做并与许多乡亲闹过别扭,村民们以各种理由阻碍老鳖唱大戏。小说的结尾,老鳖在各种求助方法都失败后,在大年初一那天孤独地离开了将军寺,这让将军寺的男人真正找回了面子。疯四爷的“一群疯子”嚎叫具有一定的隐喻意义,揭示出作者的匠心所在。

《方便面》和《闺女啊,闺女》两篇小说讲述了在经济大潮下传统的孝道伦理所受到的冲击。这两部小说分别关注到当下乡村普遍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方便面》里的小豆子的父母亲常年在城里打工,奶奶不仅要照顾他,还要操持田里的耕种,最后因为抢收豆子离开了人世。《闺女啊,闺女》的主人公秋花娘的闺女进城打工多年,老人想念女儿独自来到广州寻找女儿。城市中的喧闹、杂乱令老人手足无措,手机、钱包都被偷走后与女儿断了联系,直到小说结束秋花娘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在当下的农村,为了生存年轻人外出打工,留老人和小孩在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中西部的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大批“空巢”乡村。年轻人在城市中打拼无暇顾及家庭,甚至一年乃至几年才回乡一次。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备受推崇的孝道伦理变得不堪一击,亲情被轻易地消解,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屡见不鲜。

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转型加剧了乡村伦理的崩溃。《长长的秋风》描述了一位抛家弃子的父亲,在离家二十年后幡然醒悟回到将军寺村请求妻子儿女的原谅,想重新回归家庭。可是由于他不负责任的行为,过度操劳的妻子早已离世,留给他的只是无尽的忏悔。这种异化的恋情消解了婚姻的神圣感与责任感,给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痛楚,作家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乡村伦理的失序局面的痛心与哀叹。

二、矛盾摇摆中的情爱伦理

在孙全鹏的创作中,“进城”为主题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走出农村落户城市的青年人。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当下农村的寒门子弟已不必像他们的前辈高加林那样为了进城而牺牲自己的爱情,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留在城市过上了令父老乡亲羡慕的生活。但城市中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光鲜亮丽。作家选择了他们的感情生活作为写作的切人口,来书写这一代人的精神焦虑。

《缺氧》的主人公张明便是一位通过自己的苦读考上大学留在城市工作的凤凰男。因为当年是村支书供他上了大学,迫于道义和良知,张明只得无奈地与村支书的女儿成婚。婚后的张明过得并不快乐,没念过几天书的妻子俗不可耐,两人并无多少共同语言。刚刚大学毕业的同事贾丽秋给张明灰暗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贾丽秋才是张明理想中的另一半。可是内心深处的道德观念令张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追求爱情和坚守伦理之间左右摇摆,他只能在幻想中把贾丽秋当做自己的伴侣。张明最终没有勇气越过自己内心的道德藩篱,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张明只能无奈地如同鱼缸中的鱼儿处于缺氧的状态。

在孙全鹏的作品中,还有一篇《远了的,近了的》仍然以贾丽秋作为女主人公,可以看作《缺氧》的续篇。贾丽秋经张明介绍认识了同样是将军寺走出来的高中老师吴亮,吴亮喜欢写诗,两个人因为有共同语言而产生了感情。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爱情而走到一起的小夫妻在城市中真实的生活场景。繁忙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不断增长的房租……生活的压力令他们只能尽量节衣缩食。生活的磨砺让贾丽秋没有了小资女的浪漫,再也看不到昔日的诗人气质。吴亮的写作爱好也渐渐地失去,每天一到点就推起电动车上班,下了班骑着电动车赶紧回家做饭,只想着多攒点钱早点儿买房。像张明、吴亮这样的城市普通上班族因为囊中羞涩只能庸庸碌碌地活着,无法融入城市而更像是一个过客。

《心上秋》中的王刚,也是从将军寺村走出来的大学生。王刚骨子里仍然有着农村人的保守,对城市里的喧嚣感到厌烦。他因为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在对待感情时比较慎重,向往能找到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女友。在将军寺村生活的母亲为儿子还没有对象很是发愁,不断地催促王刚赶紧结婚。尤其当王刚的弟弟都已经结婚时,王刚自己也感到了压力。一时意乱情迷之下,王刚和自己并不真心喜欢的付梅发生了一夜情。令人感到诡异的是,不久之后王刚钟意的人出现了,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去追求幸福,因为这时的付梅已经怀孕了。读完这篇小说不禁感慨命运对人的捉弄,阴差阳错之间铸成了永远的遗憾。实际上,孙全鹏的“进城”系列小说将目光对准了主人公在生活和感情上的焦虑,融人了他对人物的深切关怀和对生活的感性思考。这些农村走出来的优秀儿女,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们被家中父老赋予了发家致富和光耀门楣的重负。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困惑和迷茫,孙全鹏以作家的伦理关怀直面主人公的心灵苦难,以自己的悲悯情怀书写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境遇。

三、对乡村正义伦理的坚守

在当下城乡变迁的过程中,曾经牢不可破的道德伦理变得摇摇欲坠。但是在传统的农民身上,依然保留着儒家浓厚的“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当义与利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许多传统的中国农民有着极强的正义感,重情义、讲良心、信守承诺、懂得感恩,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可贵的人性闪光点。

小说《幸福的日子》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坚守正义伦理观念的传统农民。他在将军寺村开办了一家养鸡场以此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乡亲们看到养鸡赚钱,很想跟父亲学习养鸡的技术。父亲担心他们赔钱总是告诫他们:“养鸡跟打仗一样,看准了,要去干好,别管那些没用的。”可是乡亲们急功近利没学到本领就盲目跟风,导致很多人都赔了钱,于是他们因为嫉妒和父亲减少了来往。唯有村里的残疾人老锅靠着自己的诚意获得了父亲的信任,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了他养鸡的本领并给了他六千块钱开办养鸡场。富裕之后的老锅忘记了父亲的恩情,渐渐疏远了父亲,让父亲很是难过。最后老锅家不幸出了事,老锅夫妻两人都不幸离世。父亲为教老锅学养鸡很是后悔,认为是自己害了老锅。于是在老锅离世后仗义地帮助老锅料理了身后事,并收养了他的儿子。父亲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只是凭着自己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最终乡亲们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与父亲的关系重归和谐。

《鸡笼子》中的奶奶也是一个坚守道德正义的人。奶奶是村里有名的捕鱼能手,靠着捕鱼的本事养活全家老小。奶奶每天夜里捕鱼早晨到市场上卖。直到有一天夜里,奶奶网上一条长着人手人头的大鱼,奶奶认为自己杀生太多心中愧疚从此不再捕鱼而是改成了养鸡,最多时养了三千多只鸡。不仅如此,奶奶还用柳条编鸡笼子,放进去一只大公鸡和花母鸡。奶奶养鸡并不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是用这种行为来完成心灵的救赎。尽管奶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并无多么高深的见识。但她却有着本能的仁爱伦理观念,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在她看来,万物皆有灵性,“真的,月下的苇子,河水,水草,甚至树枝都是通人性的——它们能说话,俺也能听懂它们的话。俺问它们哪里有鱼,苇子真能告诉俺地方。”只有對生命和自然有敬畏之心的人才会用这种态度去对待所有的生命,去行善举,周济贫苦人家,在奶奶身上体现着人类共有的“爱、同情、奉献”的道德伦理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土社会经受着巨大的变革。广大农村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切都深刻影响着乡村伦理道德的变化。一方面,农民发家致富过上了好日子,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农民的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延续了几千年的道德传统也面临着现代观念巨大的冲击。“中国伦理道德总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主导的状态”。作为一位颇具创作潜力的新生代乡土文学作家,孙全鹏的小说贴近现实生活,在对故乡的伦理变化书写的同时也在关注着普通的生命个体,平静地叙述他们的世俗人生。在细腻的日常化描写背后,体现着作家对故乡父老生存境况和伦理变迁的深度思考,着力展现传统伦理存在的价值,“有意实现对前辈作家的超越,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一步步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并寄予着作家对故土的深厚感情,拓宽了文学的道德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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