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敢在恩师面前据理力争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同年。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以年家子的身份一早就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制举文，彼此谊同师徒。22岁中举人，25岁殿试二甲第三十九名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李鸿章的仕途一开始就平坦如砥。他曾说：“吾愿得玻璃大厅事七间，明窗四启，治事其中。”这种待遇唯封疆大吏才有，李鸿章立此宏愿，起初被人视为“大言欺世”，他一笑置之。有志者事竟成，被人低估反增趣味。

咸丰三年春，李鸿章应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之邀，入其幕府，参赞戎机，成功地实现了书生领兵的角色转型。同年十月，曾国藩致书江忠源，特意向他推荐了李鸿章，赞为“大有用之才”，看得极准。六年后，李鸿章前往江西拜访曾国藩，住了一个月，始终不见恩师有何差遣，于是他委托同年陈鼐去探“河风”。曾国藩对陈鼐说：“少荃是翰林，志大才高，这里局面狭窄，恐怕像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潺潺浅濑所能容纳的。”陈鼐回答道：“少荃多经磨折，已经远不是前些年那样意气用事了，老师何不试试他的身手？”曾国藩欣然同意。此后李鸿章成为了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幕僚，充任首席文案。曾国藩和胡林翼均激赏李鸿章的堂堂仪表和槃槃才干，一致认定他是一员顶呱呱的帅才，必定能建立奇勋，匡救乱世。

高起点，强身段，好平台，一个人要获得巨大的成功，拥有这些优越的外部条件，实属福大命好。李鸿章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但他在迈向成功的路上也并非全无波折。

咸丰十年八月下旬，湘军将领李元度不听从帅府发出的坚守之令，擅自出城迎战太平军，一战即溃，徽州易手，他却拍屁股一走了之。曾国藩“恼怒殊甚”，深恶而痛绝。湘军大本营受困于安徽祁门，形势孤危，曾国藩的日子过得相当艰窘。此时吃到这种窝囊败仗，无异于雪上加霜。震怒之余，曾国藩决定劾罢李元度。李鸿章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眼下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对于战败失利的将领，大本营应该特加原宥，不宜重惩严劾。师徒二人各执一词，意见相左。李鸿章毅然辞职而去，曾国藩正在气头上，撂下硬梆梆的四个字：“听君之便！”咸丰十一年春夏之交，曾国藩将大本营移至东流，他听从郭嵩焘的劝解，写信给李鸿章，“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李鸿章听到老师的召唤，二话不说，欣然应命。六月初六日，李鸿章乘船从江西来，抵达东流湘军大营，师生重逢的第一天，就畅谈到夜间二更末。当晚，曾国藩的情绪过于兴奋，居然有点轻度失眠。

同治元年，曾国藩第二次劾罢重获起用的李元度，御史追论前罪，左宗棠也表态赞同，因此李元度受到极重的处分。李鸿章对老友依旧不离不弃，为此再施援手，联合江西巡抚沈葆桢合奏，为李元度缓颊乞恩，这才使后者以革职了事。李鸿章重袍泽之谊，于大是大非不苟同，甚至做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程度，实属不易。曾国藩素来目光犀利，心胸开阔，别具鉴人识人的智慧，对李鸿章的优点看得分明，心底也是暗暗激赏的。后来，李鸿章为留用部将黄翼升，再次与曾国藩频繁拉锯，他持理而自信，就是在恩师面前，也不肯退让半步，所幸曾老师度量如海大，心下倒也没存丝毫芥蒂。

不少名士聚集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谈龙刻凤，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然而临到大是大非，只有李鸿章敢押上个人前程的大赌注去跟恩师据理力争，曾国藩欣赏的就是这种独立不惧的刚性人格。

李鸿章得尽其才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让李鸿章前往安徽舒城、庐州一带招募勇丁，名曰淮勇，另拨湘勇二三营给他，令淮勇效法湘勇的营制营规，加以精编苦练。数月后，曾国藩拟将这支新军派驻镇江，与冯子材将军合守军事要地，徐图救援上海。然而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遭到李秀成大军的日夜围攻，虽然洋人组团参战，洋枪洋炮也占据明显的武器优势，无奈敌方采用人海战术，汹汹不绝，形势日益吃紧。上海是洋税征收额最高的地方，是湘、淮两军兵饷的重要来源，非保不可。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曾国藩第一时间想到了老九，曾国荃已端掉安庆，立下奇功，威名赫赫，派他援沪，必人人赞成。可是，曾老九却回绝这趟美差。曾国荃攻克安庆后声誉鹊起，信心爆棚，他满脑子里装的全是金陵，要立下这个首功，他回湖南招募新勇十二营，目的就是这个。上海虽是座好码头，相比金陵则逊色不少，他生怕自己稍稍迟疑，别人就会捷足先登。

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决定在幕府中选拔贤俊，向朝廷保举一人署理江苏巡抚。私底下他征求幕友的建议，欧阳兆熊屈指点数帅府人才，专为李鸿章关说，夸赞他“才气无双，堪胜此任”，其笔记《水窗春呓》中记录了曾国藩的原声感叹：“此君难与共患难耳！”这么说，曾大帅还记着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那茬子舊事，未免言重了些许。师生意见偶有不合，闹个别扭，完全不必放在心上。

据说，当初曾国藩属意的头号人选是李榕，但他尚未向外界透露。李鸿章竟不避嫌疑，自告奋勇，挺身出列，表态“愿为老师分忧”，此言一出，四座为之大惊。李鸿章毛遂自荐，被某些畏首畏尾的儒生怀疑为急功近利，诛心之论信手拈来：“李少荃分忧是假，谋官是实。”殊不知，曾国藩是冰鉴，相人很少走眼，李榕固然不错，李鸿章更好，他勇于任事，气性刚强，多谋善断，曾公给他的评语是“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倘若李鸿章徒有尖笋脑壳而无顶上功夫，曾师傅才不会冒偌大风险保荐他去主持关系东南全局安危的江苏军政。须知，苏州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盘踞的老巢，这个超级马蜂窝可不是一根绵软竹竿能捅翻的，弄不好，纯粹送肉上砧板。

应该说，曾国藩待李鸿章如嫡亲子侄。程学启智能双全，那么能打的将领，曾国荃不肯割让，曾国藩硬是将他拨给了李鸿章。及至同治三年三月十日，程学启攻打嘉兴时身受重伤，其后不治身亡。曾国荃若有程学启做副手，金陵城可能早就拿下了。

咸丰十一年冬，上海绅商忧心如焚，急派钱鼎铭到安庆求援，答应赞助湘军二十万两饷银。钱鼎铭征得曾国藩的同意，共花费18万两白银巨资，用轮船组成船队将数千淮勇运往沪埠。李鸿章奉令出兵上海，这步棋行得稳当切实，效用极佳，他获得了核心地盘、先进的装备和雄厚的财力，自然也就获得了更开阔的上升空间。淮军初至沪埠，衣装朴陋，被洋人嘲笑为“乞丐军”。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几场硬仗打下来，淮军骁勇善战，程学启将材出色，洋人也就刮目相看了。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藩回复李鸿章，教他如何领兵。李鸿章初署江苏巡抚，曾国藩认为他宜学胡林翼初任湖北巡抚、左宗棠初任浙江巡抚时的规模，以他们为标杆，不宜学王有龄初任浙江巡抚、薛焕初任江苏巡抚时的规模，胡、左多血性，王、薛多官气。领兵的要点是常与将士形影不离，卧薪尝胆，以诚意真情与之相处，要踏实，不虚浮。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胸怀大志，将淮军练成劲旅，将来用它剿灭捻匪，平定中原，数年后，李鸿章果然实现了恩师定下的这个大目标。

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可谓胜任愉快，不到一年即补实缺。同治元年十二月下旬，曾国藩收到李鸿章协饷七万两白银，回信时心情不错，调侃道：“又蒙惠解协饷，以四万济安庆各军，以三万济无、庐九营。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曾李一家亲，诚非虚言。淮军连战连捷，打出了名堂，树立了声威，收复苏州乃是大功一件，及时扫清外围，对左宗棠收复杭州、曾国荃收复金陵，乃至对整个东南战局的大逆转，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二年八月中旬，曾国藩致书陈鼐，关心李鸿章的健康，要陈鼐劝李鸿章爱惜身体，作长远考虑。当年，能打的将领多，身子骨强健的却没几个，李鸿章41岁，算年富力强的了。曾公比李鸿章大12岁，两人的属相相同，都属羊，民间谚语说“男人属羊，黄金堆屋梁”，不知其依据何在。曾公统领湘军多年，欠饷最愁人，“黄金堆屋梁”之类的美事就没碰见过。李鸿章日后敛财有术，倒是差不离。

淮军收复苏州城，不敢有丝毫懈怠，降兵降将30万，随时都有可能哗变。李鸿章当机立断，令大将程学启设下伏兵，借宴会之名，杀掉已签订城下之盟的太平天国八位降王。李鸿章背盟毁约，常胜军首领戈登（谈判时，戈登出面担保降王、天将性命无忧）与他闹翻了脸，拎着洋枪要找他算账。杀降背信，绝非义举，曾国藩却称赞李鸿章“眼明手辣”，认为他处理危机可得满分。戈登受西方文明熏陶长大，对于东方世界的实用主义绝对无法理解，更别说包容，中西文化的冲突在这个节点上表现得彰明较著。曾国藩以李鸿章为上驷，押下重注，次次都赢得头彩和满堂红，想必心里头全是伯乐发现千里马的成就感。

淮军不染指金陵胜果

李鸿章拿下了苏州，在东南战场的侧面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对湘军围攻金陵有百利无一害。曾氏兄弟最紧张的是朝廷命令李鸿章来金陵助剿，抢去一半甚至一大半功劳。虽说曾李一家，在功利面前，还是会有亲疏之别，有远近之分。李鸿章真是好门生，不仅不到金陵来抢功，而且解送九万饷银，给湘军输血，指名由鲍超接收，曾国藩“飞咨止之”，全部拨给了金陵大营，使之“贫儿暴富”，以抚慰曾国荃担惊受吓的心灵。

曾国藩为了保障曾国荃及其将士取得金陵全功，先是派鲍超率霆军联合湘军水师攻打九洑洲，后又派鲍超率霆军驰援江西，未能参与攻城之战。其用心可谓良苦，但痕迹已露，“天下以是议曾氏之私也”。其实，此功并非铁定能得，尤其是初始阶段，高风险与高收益直接挂钩，一口咬定曾公自私，并不公允。苏州、杭州被淮军、楚军先后拿下后，大局渐趋明朗，金陵城被围攻两年后也已摇摇欲坠，大功垂成之际，曾公动了私心，欲助九弟保住全功，不愿他人染指，倒也是人之常情。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李鸿章致书曾国荃，把话挑明了说，全都是老九爱听的：九爷你攻打金陵两年多了，眼看金丹只差一炉火就能炼成，我李鸿章若精心挑选这个时点来抢夺胜利果实，不合江湖道义啊！禁脔不容旁人染指，卧榻之側岂容他人鼾睡？这道理和利害关系，我心里清楚得很。九爷你只管专心干你的活，我不会来讨你的嫌。

李鸿章收复常州后，称病返回苏州，奏报丹阳克复时，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是，淮军不掠人之美。李鸿章此折颇具技巧，赵烈文在日记中表述了自己的理解：“明以此间不愿会攻之意入奏，而冷眼觑定，不至此间地道无成，急迫求助之时，不来会攻。”此意，曾氏兄弟自然心领。赵烈文还揭示了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淮军肃清江苏边境时，顺便攻打浙江嘉兴。从军事的角度来讲，淮军不得嘉兴，则苏州东面不够稳固。起初，敌军欲降，李鸿章与左宗棠商量办法，左宗棠不愿功劳全归入淮军的账簿，楚军继续施压。最终，李鸿章还是攻克了嘉兴城，为此折损了王牌将领程学启，有点得不偿失。左宗棠平定浙江时，曾派兵入广东加固岭防，但那不是越境作战，因此他对淮军所为深致不满，即有“金丹将成，必有魔嫚”之言传出，左、李二人之间的梁子从此结下。左宗棠屡言苏、皖余贼窜入浙江，也是一种连消带打的回应。既然李鸿章好心好意去嘉兴帮忙，犯下了越境抢功之嫌，得罪了关系疏远的左宗棠，他岂会再度兴冲冲地跑到金陵帮忙，得罪与自己关系亲近的曾氏兄弟？

这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接到寄谕，也是令李鸿章亲赴金陵会剿。二十二日，曾国藩与曾国荃、彭玉麟会奏，在奏折中索性挑开明说，欲迎还拒之意一目了然。此折逻辑严密，意思周详，任何一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即便如此，朝廷还是坚持原议，要李鸿章派淮军会剿金陵，早一天端掉发贼老巢，两宫皇太后、皇上就能早一天睡上安稳觉。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告诉老九：“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弟军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五天后，曾国荃见到李鸿章派人送来的咨文，受朝廷屡次催促，拟于六月十六日派遣刘铭传、潘鼎新等将领率二十余营来金陵助攻。在龙脖子行营，曾国荃将咨文递给众将传阅，怒吼道：“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将齐声回应：“愿尽死力！”众心齐，山可移，第二天，龙脖子地道填充的数百斤炸药就轰垮了城墙，金陵城被湘军攻克了，淮军不用来了。曾李一家的老感情得以保全，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损害。

弟子为恩师分忧

李鸿章为恩师分忧，关键出力在剿捻时。曾国藩砌长墙防守运河、兜剿捻军于鄂豫皖三省的计划并未立竿见影，捻军不仅活动于鄂豫皖三省边界，还窜扰了陕甘和直隶地区，朝廷对战局的进展很不满意。曾国藩这回究竟是选择一肩硬扛，还是凭“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的先见之明及时抽身？他自有权衡和抉择。

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曾国藩回复李鸿章：“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复堪问！吾二人视剿捻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淮军队伍最整，武器最精，当仁不让，成为了剿捻的主力，视公事为私事，这么讲，很有说服力，也很暖心窝子。

晚清大臣刘秉璋曾对他的三公子刘声木讲过一番涉及曾李师徒的话，被刘声木记入了《苌楚斋随笔·四笔》中，大意是：曾国藩平生才智都在剿平粤匪时用尽了，及至剿捻，已精力不济，虽勉强布置，皆人人所能见到，无法出奇制胜。没过多久，他就奉旨交卸钦差大臣关防，仍旧回任两江总督，心头之郁闷可想而知。李鸿章是个急性子，派遣一位候补道去曾公的大本营提取印信，他本人并未亲自登门。曾国藩自觉受到轻慢，内心更加不悦。曾公对刘秉璋说：“我以为须当面交付，以昭慎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有点负气，一度表态决不回任，仍要留营效力，或者干脆开缺，回湘乡老家养病。这样一来，不仅朝廷为难，而且李鸿章也摆布不开。好在曾公的幕僚们不愿在战区吃苦受罪，乐意回两江督署享福，一条大腿毕竟拧不过数条胳膊，曾公只好自行打个圆场，对人说：“我是剿捻无功之人！”有人劝他奏明某事，他也说：“我是剿捻无功之人，能向朝廷说话乎？”大家不知底蕴，都认为曾公是谦谦君子，关键时刻主动让贤。

同治六年二月底，曾国藩回复李鸿章，对战局忧虑之余，笔锋一转，谈及家事：“吾两家门第最盛，近舍弟军败名减，仆亦屡挂弹章，寒门有衰替之象;德门值鼎隆之时，亦宜平不忘陂，安不忘危。愿阁下训饬诸弟，以习劳崇俭为第一义。仆昔年教弟不严，近颇悔之。”半个月后，曾国藩回复李鸿章的胞弟李昭庆，也是一番善意的教诲。曾家和李家是当时国内的两大门户：曾氏兄弟老大是总督，老二是巡抚;李氏兄弟老大是总督，老二是钦差大臣，其他兄弟也是淮军将领。他们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曾国藩对李氏兄弟说这些话，也是提个醒，等着看曾、李二家塌台垮楼的观众多的是，可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这年六月初二日，曾国藩回复李氏兄弟中的老大李瀚章，郑重表态：如果李鸿章剿捻真的泼了汤，他决不会袖手旁观，让李鸿章一人受过，他会分担责任。这个表态看似寻常，其实不易，以当时混沌的局势来看，攻打太平军是“一鼓作气”，剿捻是“再而衰”，倘若不能短期内在北方取胜，拖上几年，国家就可能被拖进大泥沼，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曾公的表态令李氏兄弟安心。

当年，曾国藩决定在两江境内整顿吏治，但现实的难题是，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是个浮在水面上的大贪官，“使若辈在位，吏治不江河日下不已”，曾公见及于此，却并未参劾丁日昌。以理财能力来看，丁日昌是另一副面目的金安清，但他运气更好，攀上了李鸿章的高枝，倘若曾国藩修理丁日昌，就会往李鸿章的眼睛里揉沙子，往他的饭桌上吐口水，不仅伤感情，还会对剿捻大计产生负面影响。官场只讲利害而不讲是非，有时曾国藩也跳不出这个怪圈。

同治六年十月初六日，曾国藩回复李鸿章：“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曾家、李家不仅利益捆绑在一起，就连安危也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有兩家共渡难关、共克时艰才是正办。

同治七年正月初八日，捻军进至保定西南二十里的大棘店，十天后，进至蠡县，窥伺涿州，离京城很近了。恰在此时，刘铭传负气弃军而去，受到朝廷诘问，以进兵迟延之过褫去李鸿章双眼花翎、黄马褂等。赵烈文感叹道：“噫！赏功甚薄而责之甚厚，艰危之际，用人当如是耶？”曾国藩日记，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日接奉廷寄。责成李少泉一人剿贼，限一个月，不灭，则重治其罪。克期剿贼是明末之弊政。既为大局虑，尤为少泉危，忧系无已”。淮军屡败屡溃之后，李鸿章仍然坚持原议，以长墙防守运河，捻军窜入山东的计划彻底泡汤。淮军的最终胜利为曾老师解了愧，挣了脸。当年，李同学剿捻功成，拜协办大学士，大家都跑到曾老师府上去道喜。曾国藩致书李鸿章，墨舞笔歌。李鸿章大拜，曾国藩赞赏与欣慰之意溢于言表。当初，曾老师预言这位大弟子“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才几年光景，就兑了现，成了真，想必曾国藩的成就感非比寻常。

人才链环环相扣，谋国而忠的人往往能出以唯贤是举的公心，摒除任人唯亲的私念，时时留意人才的选拔，不使高明之士沉沦下僚。曾国藩之后，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头号主角非李鸿章莫属。这对师徒想千方设万计修补清王朝那艘行驶在江心的漏船，使之续航了更远的距离。然而救急于惊涛骇浪之中，进退无岸，终于计穷力绌，在他们死后，这艘漏船触礁而沉，天意如此，人谋何及！

同治九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身心苦楚。李鸿章接过扫尾工作，让恩师从那口烂泥潭中脱身而去，这回他运气超好，法国被普法战争拖住了手脚，天津教案得以了结。

曾李谊同一家，确有实据，彼此结为姻亲也能说明问题，曾纪泽之长女是李鸿章的侄媳。曾纪泽娴于洋务，先后出使俄国、英国、法国，皆能折冲樽俎，李鸿章对他“弭兵息民之大功、临机制变之深略”都是心服口服的。光绪十六年，曾纪泽病逝。同年，曾国荃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李鸿章在回复大臣王文韶的信中写道：“曾忠襄猝以微疾告终，抚事感时，可胜哀惋！……文肃、忠襄，并是故知，公义交情，亦云不负。至论同时之交，相得之深，七载如新，纤毫无间，则忠襄盛德尤过群公。举目遂无此人，拊膺可为太息。循绎来示，弥叹击磬之同心也。”由此可见，李鸿章以曾国藩为师，以曾国荃、曾纪泽叔侄为友，情谊之深，亲如一家。

（选自《同舟共进》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