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主席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非洲兄弟如此支持新中国，离不开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的首次非洲之行。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率团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10个非洲国家。

这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其访问国家之多、时间之长，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周恩来口中的这次“探路”之行，历时50多天，播下了中非友谊的种子，掀开了新中国同非洲各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他在访问期间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更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波罗的海号”

1963年12月13日，一架名为“波罗的海号”的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向着远隔重洋的非洲飞去。这是一架二战时期制造的老式螺旋桨飞机，飞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卫生间，其貌不扬的它，在喷气式客机开始大行其道之时已显落后，然而，它承担的任务却不簡单—— 启程访问非洲的周恩来总理就坐在这架专机上。

周恩来此行，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非洲。

此前，新中国同非洲国家代表的直接接触，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后，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逐渐风起云涌。从万隆会议召开到1963年底，非洲独立国家从仅有4个增加到了34个，并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截至周恩来访非前，与中国建交的非洲独立国家有10个。几乎与此同时，新中国的第一批驻非洲外交官陆续进入非洲大陆展开工作，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相继到中国访问。

新中国同非洲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然而，由于美国、苏联等超级大国从各自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挑拨非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一些非洲国家对新中国还不够了解，存在种种疑虑。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加之中国的国民经济已从严重困难中摆脱出来，周恩来总理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他说：“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出访非洲的时间确定为1963年底和1964年初，陪同周恩来出访的成员也确定了，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但是，出访乘坐什么飞机，却让代表团颇费思量。

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学者、作家陈敦德告诉记者，当时飞机已经进入了喷气式时代，但中国民航的飞机还不能远飞海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到附近友好国家出访，乘坐的都是印度或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1955年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原计划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印尼。没想到，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近6个小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突然爆炸坠毁，机上11名乘客全部遇难。万幸的是，周恩来因临时改变行程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有几年前国民党特务策划的这起空难事件在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又是新中国领导人出行最远的一次，选择交通工具自然慎之又慎。为了保证安全，代表团曾考虑过让空军执行专机飞行任务，后因空军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才决定包租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两架飞机，其中之一就是“波罗的海号”。“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个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更重要的是，荷兰属于已经与中国建交的友好国家。”陈敦德这样解释。

据2008年解密的第三批外交档案显示，为了租用荷兰飞机，外交部从试探、谈判到签订合同用了一个月。档案中有关包机事务的文件多达107页，其中在外交部与荷兰代办处的往来电报中，多次强调总理行程“万勿外泄”。为安全起见，出访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名字分别以“赵”“钱”为代号。

为了确保飞机安全，随同周恩来总理出访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一项特殊的“兼职”—— 看飞机。主要负责周总理英文笔译的过家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说，每到一个新的访问国，代表团就会派出两个成员24小时看守飞机。1963年正在中影公司驻阿尔及利亚办事处工作的电影人胡健，当时也被使馆选中，参与了看飞机的工作，他这样回忆：“我们参加的保卫工作就是看（守）总理的专机……机长跟我们说，敌人搞破坏有一种方式，夜里打黑枪。因为专机一定在比较偏的地儿，不会在跑道中心，打一个洞，不容易被发现。当飞机飞到一万公尺的时候，会由这洞裂开来。我们看飞机时要求，不许人接近，更不许人上去，包括我们都不能上。”

看守飞机的工作如此严密，还是出现了“意外”。过家鼎记得，一次行程前，荷兰机长发现周总理的专机“被人动过了”。代表团成员想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不由得心里一紧。保险起见，机长让大家在原地等候，他自己先开飞机盘旋了一圈，确定飞机没有问题，才招呼大家登机。所有人都虚惊一场。

这样紧张的出访时刻，周恩来总理也没有忘记抓住机会向国外学习有益的东西。时任周恩来卫士的高振普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总理考虑到我国航空事业需要尽快发展，就在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增加了空军飞行员，便于他们实地考察，带回飞行资料。”随行的飞行人员不负众望，1965年，周恩来第二次访问非洲的时候，乘坐的就是中国人自己开的飞机。

不寻常的欢迎

1963年12月14日中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阿联（今埃及）首都开罗。

出乎意料的是，一直被舆论界猜测将会到机场亲自迎接周恩来总理的阿联总统纳赛尔，并没有出现在机场的欢迎队伍中。

八年前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与阿联总统纳赛尔初次见面，此后两国友谊迅速发展起来。阿联宗教事务部长库尔、贸易代表团先后访问中国，随后，中国商务代办处在开罗成立，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开罗，1956年3月，中国还在开罗举办了大规模的中国商品展览会。1956年5月，阿联成了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纳赛尔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因此，周恩来把阿联作为了出访非洲的第一站。

然而，纳赛尔总统没有来迎接，出现在机场的是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和议论。曾多次被周恩来接见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就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写道：“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警告过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表现得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及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赛尔有‘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24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无介意……”她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

与韩素音的看法不同，陈敦德认为，“纳赛尔没去机场迎接只是对苏联人作的一种姿态而已。”在阿联，也不是像韩素音所写的“過了24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才与周总理见面，而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的当天下午，就与周恩来会面。晚上，纳赛尔又为中国代表团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时任中国驻阿联使馆一等秘书的朱启祯后来回忆，纳赛尔总统在致词中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1955年同他会见之后（指万隆会议），我们的钦佩之情更加深了。”朱启祯说：“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全体起立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事实上，周恩来此次出访，包括阿联在内的非洲各国人民都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当时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这样回忆：“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

在阿尔及利亚，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人民宫，2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轿车经过时，只听到一片“中国！中国！”“欢迎！欢迎！”的欢呼声……

在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特地将市郊的一座豪华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晚宴时，哈桑二世没有采用通常的西餐两菜一汤，而是破例以“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盛情款待。就连摩洛哥的外交大臣也私下告诉中国客人，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国家领导人来都没有这样。

在周恩来访问非洲第一站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这番真诚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在场的阿方官员，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伴着双方友好热情的气氛，出访阿联期间，周恩来同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鉴于阿联在阿拉伯国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周恩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 “五项原则”：

一、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这五项原则很快被写进中国与阿联政府的《联合公报》中，几天后又被写进中国与阿尔及利亚《联合公报》中。在访问期间，中国代表团也一直以五项原则作为与非洲国家交往的准则，当时担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的杨琪良在回忆文章中记述过这样一个小插曲：

哈桑（摩洛哥的哈桑二世国王）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今后会怎么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蛮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毅副总理随之说道，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周总理接着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回答既幽默机智，又巧妙表明了中国政府尊重别国人民选择自己制度的态度。果然，话音一落，在场的“三人皆哈哈大笑”。

突尼斯“闪电”建交

12月31日，196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离开摩洛哥，飞往位于欧洲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按照计划，代表团已经访问了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个非洲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度过新年后，将访问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加纳共和国。不过，一个预料之外的好消息打破了原计划。

大约是1963年12月上旬，周总理应邀访问非洲的消息传出以后，在一个招待会上，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迈斯蒂里找到了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那时，突尼斯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周总理的行程中没有安排访问突尼斯，只是计划中途在突尼斯给飞机加油。迈斯蒂里大使与曾涛相熟，寒暄过后便直言：“周总理有可能访问还没有建交的国家吗？”曾涛听后觉得他话中有话，便回答说：“据我所知，这次访问都是已建交的国家。”说完，两人就换了话题。回到大使馆后，曾涛将此事同参赞、武官们研究，大家都觉得突尼斯大使的询问值得重视，立即报告国内。国内回电指示曾涛找迈斯蒂里试探，看有无可能进行建交谈判，如果能建交，周总理可以去访问。

于是，曾涛约见了迈斯蒂里。他在《外交生涯十七年》一书中记下了这段关键的历史：“我先向他祝贺10月份最后一批法占领军撤出了突尼斯北部港口比赛大的胜利，对于他们一贯支持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表示了赞赏。然后我说，中突两国都是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中国和突尼斯没有利害冲突，而且已有民间往来，为什么不能建交呢？如果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周总理去访问就容易了。他感谢我的祝贺，表示中突两国应该建立友好的国家关系，他很希望周总理能在访问阿尔及利亚后去突尼斯访问。”

12月26日，迈斯蒂里大使告诉曾涛，布尔吉巴总统正式邀请周恩来和陈毅去突尼斯访问，曾涛请示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后，当即答复同意。双方经商谈后同意访问时间为两天。没想到，迈斯蒂里突然提出，要周总理到布尔吉巴总统的家乡而不是首都去访问。曾涛想了一下说：“如果你们的总统访问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首脑要你们总统去外地见他，你们会怎么想？”迈斯蒂里听了后说马上向国内请示。一番波折后，双方最终决定布尔吉巴总统在首都接待周总理。就这样，中国代表团在突尼斯“停机加油”的计划升级成了正式访问。

1964年1月9日，中国代表团飞抵突尼斯，受到了热烈欢迎。不过，中突两国领导人之间毕竟是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突尼斯对中国的情况和政策还不太了解，布尔吉巴总统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一度气氛紧张。曾涛曾回忆：“布尔吉巴表示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他坦率地提出，他们不同意中国反对莫斯科签订的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不同意中国用武力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也不理解中国对美国的敌对态度。”布尔吉巴直言不讳地提出，中国总理在非洲国家和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对美国的态度不同，“使人们感到你们不严肃”。对此，周恩来总理作了详细的回答：

“谢谢您把这种想法告诉我，但是我也要直率地回答您，因为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出国访问，也从未在态度上表现两样。我们愿意同所有的和平友好相待的国家友好。”

“美国历来敌视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万隆会议之后一直主张和平谈判……一直避免用武力解决中美争端。而美国却动用全国的力量和宣传机器，污蔑、敌视和攻击中国。您要是处在中国的境地，恐怕也不得不采取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政策。我们这次到非洲是为了寻找友谊与合作。但是为了不使我们访问的非洲国家为难，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没有强调反对美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会谈中没有把美国敌视中国的情况告诉非洲的朋友们，我们在会谈中都讲得很清楚。美国记者在开罗向我提出问题时，我也做了严肃的回答。阿尔巴尼亚是受美国欺压的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并不造成任何困难，所以我在那里更多强调反美，就好像我在北京时强调反美一样。”

对于布尔吉巴提出的其他两个问题，周恩来也直指要害地回答：“不是我们侵占印度的领土，而是印度侵占我们的领土。”“莫斯科条约不能减少核战争威胁。就在条约签字后不久，美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当天晚上，在为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布尔吉巴又把不同意见公开提了出来，全场氛围顿时紧张起来。面对分歧，周恩来没有回避，而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

周恩来的回答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1月10日，中突两国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和突尼斯發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成了此次非洲之行的重大收获。

冒险访问加纳

离开突尼斯，中国代表团即将访问加纳。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访问，因为就在总理访问前夕，加纳发生了行刺恩克鲁玛总统的事件。

行刺发生在1月2日下午2时左右。当时正在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学习豪萨语的封耀元曾记述了这一历史片断：

当恩克鲁玛从总统府的办公室出来，走向他的汽车的时候，在总统府内值勤的一名警察在近距离内向他开了枪。恩克鲁玛的卫士长当即中弹受重伤（不久在医院死去）。凶手仓皇逃走，恩克鲁玛在后追赶，凶手发现后又返身向他射击，但未打中反被恩克鲁玛按住。行刺事件公布后，阿克拉群众人心浮动，思想混乱，担心发生更大的动乱……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派系倾轧，政局十分动荡。

这时距离计划中的周恩来访问加纳已经不到十天。这种情况下，总理还能如期访问加纳吗？安全能否保证？随周总理出访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说，大家都感到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加纳要接待中国代表团也有困难，但周恩来先谈他的意见，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患难见真情嘛！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不能取消，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也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们说服了大家。访问已定，童小鹏等人就开始商讨访问加纳的安全保卫工作。正在商讨时，又起波折，突然传来消息说加方考虑到目前形势，拟向总统建议，把周恩来访加改为非正式、私人性质的访问，总统不去机场，派代表去机场迎接。改成私人访问，性质和意义就大不一样。代表团成员都非常不理解，但很快又听说恩克鲁玛总统否决了这一建议，并在接见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时一再强调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安全无问题。开放的外交档案中对此有记载：“恩（克鲁玛）找黄大使，希望赵（即周恩来）按原定计划如期来访，性质不变，一切安排照旧，他本人去机场迎接，但因忙于公民投票及处理其他事务，他不能陪同进行参观访问活动。”

黄华大使报告情况后，周恩来和陈毅决定，仍按原计划访问，并主动提出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去加纳提前实地了解情况，并转达三点建议。恩克鲁玛总统听到三点建议，喜出望外，他原以为周恩来不会来加纳访问了，因为在他之前一次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取消了访问加纳的计划，可周恩来不仅坚持访问，还主动提出外交礼节从简。

1月11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当天下午，周恩来、陈毅一行来到恩克鲁玛居住的克里斯兴城堡会见总统。“由于加纳局势紧张，当时城堡周围戒备森严，门口排列着坦克，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面对这种不同寻常的阵势，周恩来和陈毅都很平静。”在周恩来访问非洲的大量档案史料中，陈敦德对这个细节印象尤其深刻。

进入城堡后，脸上贴着纱布的恩克鲁玛与中国朋友热烈拥抱，并向周恩来解释了门外情景的原因，周恩来笑着表示理解。或许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歉意，恩克鲁玛总统特意穿了一套中山装—— 那是1961年他首次访华时，周恩来请红都服装店为恩克鲁玛总统量身定做的。随后，周恩来把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交给恩克鲁玛，恩克鲁玛立即将慰问信交給新闻官全文发布。第二天，加纳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慰问信，称毛主席的慰问使周总理的访问更加意义重大。

由于加纳政局很不稳定，宴会和会谈都是在城堡里举行的。有一天，恩克鲁玛破例带周恩来、陈毅等人参观自己位于城堡楼上的住室，并同他的夫人、孩子们见面。参观时，周恩来突然在一间房间里发现了一张乒乓球台，就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陈毅当裁判。于是，在加纳总统刚刚遇刺后的紧张氛围中，一场可谓是世界上最高规格的乒乓球比赛开始了。后来，童小鹏回忆这件事时写道：“在恩克鲁玛总统处境艰难时刻，周恩来让他放松一下，政治含义深刻。”恩克鲁玛总统显然也感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真诚，他对周恩来说：“你们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

恩克鲁玛总统所说的“最好”的访问，不仅是因为周恩来冒险访问，还因为周恩来在加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并于1月15日晚通过加纳记者向全世界公布。

据当时随访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回忆：“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处处为受援国考虑，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使我们对外经济援助的原则理论化、系统化、方针化。访问中，这八项原则在各国报纸上都被刊登在突出的位置，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正如孔原所说，在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先后同多个非洲国家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双边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发展。1964年至1977年，中国的经济援助金额比1950年至1963年增长了4.8倍。

“我们可以等”

如果说周恩来对阿联、加纳等非洲国家访问是巩固友谊，那么，对埃塞俄比亚的访问则是建立友谊的初始阶段。与突尼斯一样，1964年年初，埃塞俄比亚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周恩来出访非洲的消息公开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却主动向周恩来发出了邀请。

塞拉西皇帝的主动邀请，缘于他与中国驻阿联大使陈家康的一段交往。原来，陈家康在与埃塞俄比亚驻阿联大使的交往中，得知埃塞俄比亚虽然没有与新中国建交，但也不准备承认逃往台湾的蒋介石。于是，1963年年初，陈家康得到国内的批准后，应邀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访问，还在皇宫得到了塞拉西皇帝的会见。

陈家康知道塞拉西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曾率领人民抵抗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的侵略，就对塞拉西皇帝说，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候，就谈到过埃塞俄比亚的游击战争。塞拉西听了很感兴趣，高兴地说，毛泽东在山里就知道我们的游击战啦！

共同的斗争经历，使双方很快找到了契合点，塞拉西皇帝也希望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一年后，得知周恩来要访问非洲，塞拉西皇帝当即发出邀请。

陈家康向国内报告后，国内同意，并指示由驻阿联使馆负责准备工作。因此，1963年12月21日，周恩来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后，陈家康、朱启祯等驻阿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就奔赴埃塞俄比亚，与埃塞俄比亚外交大臣商量周总理访问时的具体安排。不料，双方刚对具体安排达成协议，意外又发生了。朱启祯在回忆文章中记述：“埃宫廷大臣赶来，推翻了全部协议，他提出只安排总理访问埃最大的城市阿斯马拉，而不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埃方这种极为失礼的举动，令人愤慨。”

陈家康等人随即向代表团报告，周总理却从大局出发，同意了对方的意见。朱启祯这样写道：“总理指示，为了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意只去阿斯马拉。总理并说：‘埃方这样做显然是外国压力的结果。‘对于小国，我们应谅解他们的困难。”

所谓的“外国压力”，显然是美国。陈敦德告诉记者，埃塞俄比亚当时与美国关系很好，海尔·塞拉西多次访问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给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捐助费用占美国给非洲的一半。这使埃塞俄比亚陷入了两难境地，既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又怕影响美国对他们的援助。

周恩来同意去阿斯马拉访问，埃塞俄比亚外交大臣一再表示感谢，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也是高规格的。1964年1月30日，周恩来一行抵埃时，埃塞俄比亚派了六架战斗机护航，并请周总理住在阿斯马拉皇宫里。据朱启祯回忆：“为了确保总理一行的安全，埃政府命令原安排与代表团同住在一个旅馆的美军顾问团人员全部迁走，并规定他们在三天内不许在阿斯马拉公开活动。”

在阿斯马拉皇宫，周总理与塞拉西皇帝进行了两次会谈。谈到中埃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时，塞拉西不同意像突尼斯那样马上宣布与中国建交，他说：“我们的建议是：‘双方协议采取措施加强埃塞俄比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包括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埃塞俄比亚一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要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

周恩来非常体谅对方的困难，他说：“陛下提到埃塞俄比亚面临的实际困难……还需要时间……也可能需要长时间，这没有关系。事情总是准备长一点好，困难总是估计多一点好。”周恩来这样表示后，塞拉西皇帝感动地说：“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保证遵守诺言。”

会谈结束后，在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周恩来完全采纳了塞拉西皇帝关于两国关系写法的建议。在告别宴会上，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的时候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中埃两国没有立即达成建交协议，但周恩来的访埃之行对两国正式建交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在1964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埃塞俄比亚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投了赞成票。将近7年后的1970年11月24日，中埃两国终于正式建交。1971年10月，塞拉西皇帝访问了中国。

建交浪潮

1964年2月4日，周恩来一行在访问了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后，结束了历时55天的访问。此次出访的非洲十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总面积和总人口的32.5%和41%。

在最后一站索马里，周恩来对非洲形势作出总结，提出了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的著名论断：“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在这个“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大陆上，中国代表团留下了新中国的崭新形象，也留下了中国总理“绝无仅有”的个人魅力。

陈敦德告诉记者，在加纳，周恩来总理离开前专门为他下榻的总统宫服务人员举行了招待会，参加人员包括饭店招待、门房、厨师、司机、警卫人员等。周恩来和陈毅端着酒杯，亲自向他们敬酒。第二天，这件事成了当地报纸的头版新闻。

随周恩来出访的高振普将军也回忆过，访问马里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大家吃饭时有說有笑，马里的服务员惊讶地说：“你们的总理如果不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我简直看不出他是总理，你们工作人员都可以与他随意说话，他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真是不敢想象。”

在“波罗的海号”上工作的荷兰机组人员也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按原定计划，这批机组人员在1964年元旦过后就该换班，但他们主动要求为中国总理服务到底。荷兰方面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非洲之行访问结束回到昆明时，周恩来又满足他们的要求，请中国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参观旅游。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到北京，在昆明、成都两地稍事休整后，又继续访问了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三国。3月15日，周恩来回到了阔别三个月的北京，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机场欢迎他归来。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用了两天时间，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出访十四国的报告》，其中重点是非洲十国。在报告中，他将这次“前后经历了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的出访，称为“探路者的工作”。他说：“我们这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随着以后的工作而不断发展。”

历史，已经印证了伟人的预言。这次“探路”之行后，中国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打开了中非友谊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外交新的突破口。

1963年周恩来访问非洲之前，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只有10个，而此次访非掀起了中非之间的第二次建交浪潮，到了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已有40多个。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其中赞成票中包括26个非洲国家。提案获得通过时，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歌唱，非洲朋友们还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主席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周恩来访非的1963年，中国开始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此后的50多年，中国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员约2.1万人次，诊治患者约2.2亿人次。一代代中国援非医疗队不仅在非洲治病救人，还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无偿援建上百所医院，为非洲留下了“带不走的医疗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数万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远赴非洲，援建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2014年3月，外交部长王毅在答记者问时指出，迄今中国已为非洲援建了1000多个成套项目，没有附加过任何政治条件。

今天，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中非关系更是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中非友谊之树也更加根深叶茂。

（选自《北京日报》201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