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的人民政协，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对国家大政方针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已经走过70年辉煌历程。本文采撷的是人民政协成立前后的几个故事。

毛泽东三提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决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可是不久，国民党悍然撕毁会议决议，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遂使政治协商会议解体。1948年春，随着形势的发展，陈嘉庚和沈钧儒建议中共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伪国大。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等问题。

1948年五一节前夕，中共中央宣传部门拟定的“五一口号”初稿送毛泽东审阅，第5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看过后思考片刻，拿起笔来，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体现了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充分考虑到建立民主国家的合法程序，表现出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随后毛泽东又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修改后的“五一口号”。在陕北的新华社连夜对外发布，新华广播电台也同时进行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为题全文刊发。5月1日，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以及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补充。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赞同召开新政协会议，“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推进，完成大业。

1948年下半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其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毛泽东提出：“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提出召开政协会议。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举行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着重大作用。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他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中国第一次由我党领导下的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將在全国胜利。”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提出召开政协会议。

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新政协

为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中央向民主党派发出邀请，按照地域拟定了两份邀请名单：一份主要针对香港及江南地区的民主人士，另一份则是针对平津地区的民主人士，计划在东北和华北两个解放区分别接待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前往，一路上排除艰难险阻，陆续秘密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进入解放区后，各民主党派受到热烈欢迎，他们看到“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蓬勃向上的精神”，感觉到“生产建设发展猛进，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工农商学各界，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支援前线”，特别是看到“中共党员尤能以身作则，发扬高度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为民前锋，不辞劳瘁”，十分感动。解放区政治清明，官兵、官民平等，所见所闻，令他们耳目一新。此时，人民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正枕戈待旦，准备渡江，席卷江南。新中国已经胜利在望，他们倍受鼓舞。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即《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刊登在1月2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声明彻底支持毛泽东八项和平条件，希望全国人民共同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意见》说：“由于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建议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一致认定，这一解决国是主张，正是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特通电响应，并先后进入解放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他们表示：“我们敢相信，把反动政权摧毁以后，我们能以较短的期间，建设成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光明的远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应一致努力。”

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周恩来十易其稿起草《共同纲领》

周恩来曾概述《共同纲领》起草经过：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草案初稿，初稿写出以后，除各单位自己讨论不计外，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

《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在1948年10月初，由李维汉负责，开始着手起草《共同纲领》草稿，于这年10月底写出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草稿上报周恩来后，周恩来又通过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齐燕铭等人审阅，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在讨论过程中，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等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建议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会议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于同年11月形成第二稿。

1949年春，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江南大片地区被解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重新制定。同年6月15日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第三小组负责《共同纲领》的起草。周恩来亲自兼任第三小组组长。6月16日，周恩来在筹备会上说：“起草共同纲领是六七两月份一个繁重的工作。过去我们起草过一两次，因为当时战争正在猛烈进行中，因此重点在动员全国人民力量，支持战争上面;而现在我们的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周恩来年谱》）

6月18日，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纲领的起草问题。他在会上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会议决定由中共起草共同纲领初稿。

6月下旬，周恩来将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一个星期时间，专心致志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年谱》记载：完成后，先后主持召开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后，正式形成《共同纲领》（草案）。《共同纲领》（草案）规定了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进入9月份，周恩来又根据迅速发展的形势，第三次起草《共同纲领》。9月10日晚9时，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草案）。两位伟人通宵达旦，一直工作到次日早晨7时。毛泽东修改了200多处，周恩来修改了100余处。

9月13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先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等，再提交政协会议代表分组讨论。16日，周恩来主持筹备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共同纲领修改草案》等。1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周恩来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决议。22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代表第三小组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共同纲领》历经三次起草过程，至少十易其稿，均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周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亦深有感触地说，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张治中建言国旗图案的审定

1949年9月21日晚上7时，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胜利开幕。新华社的报道说：“主席台上的布置简洁而美丽。主席台正面悬挂着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中间和两侧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会场的休息室内挂满了全国各人民团体、各部队和各地区的贺幛和锦旗。”军乐队奏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鸣礼炮54响，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他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數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国旗是国家的一种标志性旗帜，是国家的象征，它通过一定的样式、色彩和图案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所以，新中国的国旗要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确定。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同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发布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热烈反响，短短一个多月，筹备会就收到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投稿者包括工人、农民、教授、教师、学生、作家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还有人从遥远的海外寄来23幅图，朱德总司令、历史学家郭沫若、诗人艾青也都亲自设计了国旗图案。

负责制定新中国国旗的是筹备会下设的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其他成员有田汉、郭沫若、陈嘉庚等各界知名人士。经过反复认真地评选，最后从应征图案中选出比较好的、旗底为红色的38种图案，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大会讨论。前三种图案都是红底，黄星，加一黄条，只是星、条的位置、大小、长短、宽窄不同，但意义是一样的，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黄条象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在各组讨论中，赞成这种图案的代表已经超过全体政协代表的半数以上。多数代表表示，国旗要大众化，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制作。

9月23日晚，毛泽东、朱德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陈明仁、高树勋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在交谈中，提到了国旗图案的评选，张治中问毛泽东倾向哪个图案，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那种。张治中建议说，黄条分割红地，如同分裂国家，这不符合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国家统一的要求，再说用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听了后，认为有道理。

9月25日，毛澤东、周恩来在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特征，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国家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言毕，毛泽东拿着一幅放大了的五星红旗的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筹备组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对国旗说明又作了进一步修改，正式将国旗定名为五星红旗。而五星红旗原稿的设计者曾联松竟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员，甚至连画家都没有做过。参加政协会议的诗人艾青心潮澎湃，当即赋诗一首，诗名为《国旗》，发表在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旗。四颗金星，朝着一颗大星，万众一心，朝着人民革命。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就没有了生命。我们守卫它，它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跟随它，他引我们前进。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旗到哪里，哪里就胜利。”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地飘扬在蓝色的天空中。

新疆人民献给毛泽东的礼物

1949年9月24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第四天，有一项特别议程格外引人注目。新疆代表团代表新疆人民向政协献旗，旗子上用汉文和维吾尔文写着“庆祝对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有重大意义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激动人心的是他们向毛泽东主席敬献“民族帽”和“民族衣”。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说：“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给中国人民也就是给新疆人民开辟了幸福生活的大道。对这个恩惠，我们新疆人民找不到适当的礼物来报答。按我们维族固有的民族习惯，向最敬爱的人，献民族帽子和民族外衣，敬请毛主席收下我们这两件简单的礼物，以作纪念。”毛泽东听了赛福鼎的介绍，深为感动，他站起来热烈地和新疆代表们一一握手，然后健步走到主席台的前沿，按照维族的习惯，当场披上那件贵重的新疆丝织特产外衣“卡藩”，戴上用貂皮做的冬帽“吐马克”及夏帽“多福”。这时，军乐队先后演奏起《东方红》和《你是灯塔》等欢快的歌曲，全体代表们起立，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此起彼伏。

另外，铁路机车司机李永等6人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向政协会议献旗，旗上写着“全中国工人阶级坚决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西北回族代表吴鸿宾等5人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献旗。献给毛泽东的旗上用汉文和回文写着“中国人民的舵师”，献给朱德的旗上写着“中国人民的救星”。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接受了锦旗，并和回族代表热烈握手。

当年参加会议的政协代表鲁企风被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在会场当即写下一首诗《两顶帽子一件衣》，发表在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我们民族的亲兄弟，从新疆带来了厚礼仪，两顶帽子一件衣，千里送给毛主席！两顶帽子一件衣，常人看来不稀奇……这是新疆的厚礼仪，这是民族的厚礼仪，这是人民的真心意！”

（选自《钟山风雨》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