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乃礼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自由和保守的意识形态的考察、选民与投票行为的研究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如何探讨人们的政治心理？除了常规的问卷调查、实验方法之外，许多学者尝试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基因概念和技术的引入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研究由双胞胎的研究开始，逐渐由基因是否对政治心理有影响，到基因对政治心理的哪些方面产生影响，发展到哪种基因对哪些政治行为产生影响，哪种或哪些基因会与哪种或哪些政治行为存在着相关性。尽管该研究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但无疑是政治心理学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基因与政治心理  意识形态  投票行为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1.005

政治心理能否感知，如何感知

政治心理学的兴起主要目的在于解释人们的政治行为。面对一战的爆发，爱因斯坦曾经向弗洛伊德请教：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弗洛伊德用死亡本能对此进行了解释：死亡本能体现了攻击性的行为。[1]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学者们在追问，到底谁在支撑希特勒？赖希通过分析发现，中产阶级的下层是支持希特勒的中坚力量。[2]弗洛伊德则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民主的发展，人们重新选择服从专制：现代社会的人们是自由的，但却是孤独的，为了避免孤立的个体面对不确定的危险，依附于强权是重要的路径。[3]二战结束之后，国际上形成了冷战的局面，这种格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欧美国家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在此种情况下，学者们有两种关切：一是法西斯是否还会卷土重来，因为希特勒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如果拥有法西斯心理的人群足够多，另一个希特勒就会出现。为此，阿多尔诺等人设计了法西斯量表，试图对选民的威權主义倾向进行测量。[4]二是选民的心理。随着法西斯的日渐远去，人们对法西斯的恐惧逐渐消失，选举成为了政治的常态。与之相适应的，是在学术界，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5]这种现象在普通选民中也存在，极左和极右的思想没有了市场，自由和保守成为了主流。

由此，选举成为政治学者关注的中心，其中对选民的心理探讨成为重中之重。如何探测选民的心理，涉及到探测什么和用什么探测的问题。探测什么指探测选民的心理的哪些方面，具体来说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是选民的意识形态，即自由和保守的心理;二是选民的投票行为。用什么探测，涉及到用什么研究方法测量选民的心理。最常规的方法就是通过问卷调查法进行考察。譬如，Converse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了精英具有意识形态，而普遍民众的意识形态是不一致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争议。[6]

另一种则是自然科学技术和概念的引入。在探讨人的政治心理的过程中，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学者们可以对人们的政治心理进行数据分析，然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预测政治行为。例如，利用操作码理论，对领导人物发表的言论进行编码，然后与他们的行为相对应。[7]再如，随着传播技术的兴起，对政治人物进行脸部识别，主要分析他们不同的表情，与他们发表观点相对应，考察他们对哪种议题相对比较熟悉。[8]

在技术发展中，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与计算机技术相比，生命科学介入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要早很多。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了用性本能与死亡本能解释和平还是战争。他的弟子赖希则将性本能与政治联系，认为革命的成功与否，性心理的健康很重要，无产阶级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发动一场“性革命”。[9]可以说，早期的学者建立起了生理、心理与政治的联系。问题在于，这种联系并没有与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譬如，既没有对性满足本身提供详实的科学实验结果，也没有对性问题引起的心理与哪种政治行为建立起关系。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学者们逐渐将相关的技术引入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如通过实验对政治情感的考察，将被试者内在的身体反应、面部表情，以及情感导致的行为倾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0]生命技术的发展中，基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自20世纪60和70年代，基因技术的发展逐渐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XYY基因与攻击行为研究

自20世纪初期开始，学者们一直试图对攻击行为进行解释。如弗洛伊德将攻击行为归入人们的死亡本能。对此，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的。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相对剥夺理论，就认为相对剥夺感越大，产生的攻击越大，这就是挫折—攻击机制。[11]也有从动物的本能来推断人们的攻击心理，如洛伦兹认为动物因为对自我保护、资源的占有、赢得交配会产生攻击，人类也具有同样的心理。[12]

英国的学者帕特里夏·雅各布把人类犯罪的行为归结为人类具有犯罪的基因。20世纪60年代早期，她和同事们在对苏格兰一座精神病院的男病人的研究中发现，XYY基因型的男人是普通人预期中的12倍。这种基因类型的男人大都患有精神疾病、智力迟钝、身高超常，同时伴有攻击行为。正因为这些人具有犯罪的基因，才导致了他们的攻击行为的发生。[13]那么，人类是否有犯罪基因呢？帕特里夏·雅各布的诊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错误之一，精神疾病和攻击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她调查的精神病人中，XYY基因类型的人数较多，只能证明他们患精神疾病的概率偏高，并不能证明他们攻击别人的行为概率也偏高。有的人尽管患有精神病，但并不攻击别人。错误之二，抽取的样本存在问题。她没有照顾到这种基因类型的大多数，没有对普通人群的XYY基因类型的人做调查研究。有的学者经过研究证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基因类型的男人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全都过着正常的生活，并没有异常的攻击行为。这种错误就像一个人到监狱中调查，发现男性犯人居多数，由此得出男人就有犯罪的本能一样，而实际上大多数的男人都是本分的、遵守秩序的。

双胞胎研究引起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基因的概念和技术重新引入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热潮的推动是由明尼苏达大学的双胞胎的研究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者们以双胞胎作为研究基础，收集了明尼苏达州登记在册的8000对双胞胎，出生日期为1936年至1955年。他们的研究跨度为1983年至1990年，也就是这些研究对象多数处于中年时期，试图探讨基因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他们收集了大量双胞胎被分离抚养，以及同时抚养的例子，通过不同条件的比较，探讨基因在人们性格中的作用。这项研究涉及到人格、智力等方面，也涉及到有关社会的态度，如有关宗教、离婚等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对行为的考察，譬如，人们的冒险行为。[14]按照他们的观点，影响上述方面的因素，如果按照基因与环境来划分的话，基因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至于基因在政治心理的作用如何，这并不是双胞胎研究关注的焦点。但他们的兴趣很快突破了传统的研究领域，逐渐延伸到政治心理领域。当时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威权主义人格。威权主义人格涉及对上服从、对下奴役，以及因袭权威所认可的价值观等维度。威权主义人格研究的代表人物是Altemeyer，提出了右翼威权主义人格，强调社会环境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比如，生长于天主教环境的孩子威权主义水平较高。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者在对双胞胎的研究中，则强调了基因对人格的影响，由此推论开来，作为人格的一部分，威权主义人格自然也是受基因的影响。基于此，1988年，明尼苏达大学研究团队中的代表人物David Lykken给Altemeyer写了一封信，提出在RWA中变化的主要来源是基因。Altemeyer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说是基因决定人们的性格的话，与生物父母抚养的孩子相比，收养的孩子不应该与他们的养父母有相似之处。他对这种理论进行了验证，收集了44个学生的75份养父母（35份母亲和40份父亲）RWA测试样本。结果显示母子之间的相关度是61，父子之间的相关度是50，父母与孩子相关度平均为55，而一般父母與孩子的相关度平均40。这些数据表明基因并不是RWA的决定因素，而是来自于社会环境。[15]

孰是孰非？Iykken的研究是有问题的，他的观点是推论性的，并没有真正测量基因与威权主义人格之间的关系。Altemeyer的结论也值得商榷，威权主义人格的形成不受基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基因与政治心理之间毫无关系。威权主义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按照意识形态的光谱来划分的话，一端是极左，另一端是极右。威权主义人格者多出现在极左和极右人群中，尤其是极右翼人群，因此，Altemeyer将威权主义人格又称之为右翼威权主义人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极左和极右者成为少数人群，自由和保守者成为欧美各国的主流人群。因而，对于威权主义得分较低的人群，试图测量其基因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偏颇的。如果将双胞胎研究对准政治心理学的其他领域，或许会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

遵循此思路，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研究，修正了Altemeyer的结论，达成了如下的共识：基因对政治心理的影响是存在的。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基因对哪些方面有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意识形态和投票行为两个层面展开;二是哪一种基因对政治心理产生影响，该研究探讨某种基因对投票行为的影响。

基因与意识形态的研究

在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中，家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家庭中亲子关系的血缘性、情感的深厚性等是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比拟的。[16]家庭对人们的政治心理影响是多方面的，譬如，父母的意识形态、政党趋向等都会对子女产生重要的影响。[17]但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面临着一些困惑，发现大量的子女完全不受上述条件的影响，仍然与父母的意识形态、政党认同等有相关性。[18]于是有学者将这种现象归为基因的作用，这些子女的政治心理更多源于继承父母的基因而不是家庭的结构。[19]

John R. Alford等以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关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的双胞胎有关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基因和环境在政治取向中的传递进行了探讨，结果他们发现，基因在政治态度、政治意识形态形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政党形成方面也有适度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政治取向的传递是基因和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他们关注较多的是意识形态与基因的关系，具体来说，是表现型（phenotype）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把表现型划分为“绝对主义”（absolutist）和“情境主义”（contextualist）两种类型，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展现。例如，法律领域展现出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在宗教领域体现为基本教义派与世俗人文主义，而在政治领域则体现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前者受环境的变化不大，后者则受环境的变化较大。之所以有些人遇到一些政治议题容易受到影响，另外一些人变化不大，在于环境与内心回应（gut response），如果环境与人们的基因相符，引起内心的反应，自然变化就会很容易。[20]之后，Alford的研究团队与K.Smith等人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列举了强调政治社会化学者对他们的反击，这些学者认为，所谓得出基因对意识形态具有影响的结论，有可能来自于他们的社会化过程。譬如，他们相似的经历、相互的影响、父母对待他们相同的教育方式、提供相同的成长环境，由于基因学者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导致了他们对基因作用的夸大。为了反驳这些观点，他们重新验证原有的证据，同时又补充了新的证据。他们对明尼苏达双胞胎数据库出生于1947年至1956年的1349个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增加了弗吉尼亚双胞胎的样本，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强调基因与环境在意识形态形成中的共同作用，但又认为基因所起的作用更大。具体来说，成年人的政治趋向中变量的40%～60%都是可遗传的。同卵双生的人因为基因相似，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相似性，而异卵双生的人们之间意识形态的相似，则是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即基因作为中介变量，基因影响人们的政治气质，影响的程度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他们提出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必须将生理的变量考虑进来，否则传统有关政治社会化的解释就是不完整的。[21]

可以说，承认基因和社会环境对儿童政治取向的影响成为当今许多学者的共识。但有的学者在谈到此时，并不是泛泛而谈。Eaves等认为，在20岁或之前，社会环境对人们的社会态度中的保守倾向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他们考察的双胞胎涉及的年龄段从9岁直到75岁，一共3416对同卵双胞胎和3780对异卵双胞胎。他们发现，在20岁或之前，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在保守倾向上没有什么差别，但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卵双胞胎之间在保守态度上之间的相似性要大于异卵双胞胎，这显然是基因在起作用。[22]Abrahamson等认同Eaves等的部分论断，基因不同，智力、气质和身体特征都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方面在人们年幼时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的这些特征无法自由发展，因此，基因的作用不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选择的自由度增加，基因的这些方面所导致的人们的差别就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人们的智商对于态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又不同意Eaves等有关20岁的分界。通过对654名收养和没有收养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生理父母和养父母的调查，最终进行比较，早在12岁时，基因对子女的保守态度就有所影响，但基因对子女的宗教态度却没有影响。[23]

基因与政治行为

有关基因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欧美国家普遍实行代议制，权力来自于选民的选票。选民的投票行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意识形态毕竟只是一个中介变量，要想准确预测选民的投票行为面临着以下困难：其一，个人可能同时具有自由或保守的意识形态。当代选民的意识形态面临着议题化的倾向，譬如，在经济议题上有可能保守，但在社会议题上有可能自由。单纯从个人的意识形态去判断选民将会把选票投给哪个候选人，就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二，除了意识形态，选民的投票行为可能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政党的认同，所认可权威的意识形态倾向、民调，甚至是候选人的长相都可能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影响。[24]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发现基因与人们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探讨了基因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Ariel Knafo和Robert Plomin在对英格兰和威尔士9319对3岁、4岁、7岁的双胞胎的研究中，发现基因和社会环境对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都有所影响。如果父母总是以积极的情感面对子女，以民主的方式教育子女，那么无论基因如何变化，孩子将来的行为就可能是亲社会的。但如果父母总是以负面的情感面对子女，教育子女的方式也是简单、粗暴的，那么子女是否出现亲社会的行为，就受基因的影响较大，基因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对此进行调节。[25]他们尽管建立起了基因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亲社会行为的人一般也可能参与社会活动，包括投票，但这种联系毕竟不是直接的。Fowler与同事的研究直接将基因与投票行为研究联系起来，同时扩展了研究的数据，不仅分析双胞胎的相关数据，也研究其他不同的条件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他们曾经以洛杉矶登记的双胞胎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的选民在投票中的行为，肯定了基因与投票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他们的结论，他们又运用“国家青少年纵向研究”（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ADD health）。具体来说，他们考察了投票行为影响的三个因素，基因（A）、共同的环境（C）和非共享的环境（E）三种，一种是ACE模式，即对投票考察了上述三种因素，另一种是AE模式，即只考察基因和非共享环境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AE模式的解释要优于ACE模式，即把子女成长的相似环境排除在了影响投票的行为之外。[26]

无论是前面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还是亲社会行为、投票行为的研究，均存在一个问题：把基因看作是一个黑箱，通过将光线投射到黑箱上，观看透射出来的光线进行分析，却没有对黑箱本身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学者们通过对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以及抚养条件的差异，探讨基因与政治心理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对基因本身进行分析。Fowler与其同事在此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他们分析了哪些基因究竟与选民的行为有关系，利用来自“国家青少年纵向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考察了两种候选基因：单胺氧化酶A（monoamine oxidaseA， MAOA）和5HTT的多態性基因。[27]他们发现拥有单胺氧化酶A的多态性基因的选民更有可能参与投票，5HTT的多态性基因也与参与投票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高MAOA多形态与长5HTT多形态可能更会参加投票。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基因能否发挥作用，与环境的互动是分开的。以选民为例，他们可能是被动员参加的，或者有可能受其所归属的宗教群体的影响，也可能受其接触的人群的影响，等等。他们选取了所归属宗教群体的活动作为中介变量，以此考察两种基因与投票行为的关系。经过验证，他们发现MAOA多形态并不受参加教会活动的影响，随着人们的该基本由低到高，投票参与的机率就会增加。而5HTT则需要宗教活动的调节，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简言之，投票机率增高只会出现在以下人群：那些对宗教活动强烈感知的，同时又能够应对社会风险所带来的潜在的痛苦（长5HTT等位基因很好地完成5—羟色胺新陈代谢）。[28]

但他们的观点遭到了E.Charney和W. English的批评，他们对Fowler等运用的调查数据无法准确测量选民的投票行为，譬如，无法描述选民投票的频率，对样本类别的区分存在问题，可能是种族的问题而不是基因的问题在起作用，对基因的划分与以往的划分也有所不同。与此同时，运用的数据库主要以青少年为主，也不具有代表性。总之，他们并不认为存在一种投票基因，至少应该是两种基因以上，存在一个系列，同时与环境作用，才能导致政治行为。他们列举了果蝇的例子，果蝇的攻击行为是蛋白质被至少266种基因编码之后才会产生，这还要看具体的环境。但果蝇只有10万个神经元，而人类的大脑有1000亿个神经元。因此，他们认为要准确预测基因与人们的政治行为，应该是对负责可观察的基因的表现型的构成部分与联结线计算之后的结果。基于此，他们认为Fowler与Dawes的结论是有问题的。[29]

[15]Bob Altemeyer， The Authoritarian Spec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9-75.

[16]Richard Dawson & Kenneth Prewit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p. 107-108.

[17]D. Cundy. "Affect， Cue-Giving， and Political Attitude Information： Survey Evidence in Support of a Social Conditioning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1979， Vol.41， No.1， p. 98.

[18]Jennings， M. Kent.， & Richard G. Niemi， "The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from Parent to Chi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8， 62， pp. 169-183.

[19]Peterson， Steven A.， "Biology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Cognitive Developmental Link"， Political Psychology， 1983， 4（2）， pp. 265-288.

[20]John R. Alford， et al.， "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9， No.2， 2005， p. 153.

[21]K. Smith， et al.， "Biology， Ideology， and Epistemology： How DoWe Know Political Attitudes Are Inherited and Why ShouldWe Ca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 Vol.56， No.1， pp. 17-33.

[22]Lindon Eaves， et al.， "Age Changes in the Caus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nservatism"， Behavior Genetics， 1997， Vol.27， No.2， pp. 121-124.

[23]Amy C. Abrahamson et al.， "Rebellious Teens？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the Social Attitudes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Vol.83， No.6， pp. 1392-1408.

[24]Richard R. Lau; David P.， "Redlawsk，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gnitive Heuristics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1， Vol. 45， No.4， pp. 951-971.

[25]Ariel Knafo & Robert Plomin， "Parental Discipline and Affection and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Link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Vol.90， No.1， pp. 147-164.

[26]J. H. Fowler， L. A. Baker， C. T. Dawes， "Genetic Variat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8， Vol.102， No.2， pp. 233-248.

[27]按5HTT基因的官方名字為SLC6A4溶质携带家族6（神经递质转运蛋白，羟色胺）成员4。与MAOA一起对5—羟色胺在大脑中的新陈代谢起着关键作用。5—羟色胺是一种化学物质，当一个神经元“着火”时就会释放，被接受神经元上的受体感觉到，将一种电势传递到神经元突触的缝隙。当个体经历紧张时，会导致神经活动增加，刺激过多的5—羟色胺释放到神经元突触的缝隙。如果5—羟色胺停留在细胞之外，就会氧化成一种毒素杀死前突触和后突触的神经元。人体对于这种多余的5—羟色胺自我平衡的反应就是重新吸收到前突触神经元，这需要一位身处细胞墙的运输者，这就是5HTT。一旦这种吸收完成，它就会回到神经元，这时一种酶MAOA会对5—羟色胺进行降解，这样它就会被细胞吸收。

[28]J. H. Fowler， & C. T. Dawes. "Two Genes Predict Voter Turnou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8， Vol.70， No.3， pp. 579-594.

[29]E. Charney， & W. English.， "Candidate Gen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2， 106（1）， pp. 1-34.

[30]K. D. Deppe， et al.， "Candidate Genes and Voter Turnout：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5-HTTLP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Vol.107， No.2， pp. 375-381.

[31]Klemmensen， et al.， "The Genetic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vic Duty，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cross Cultures： Denmark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12， 24（3）， pp. 409-427.

[32]C. Dawes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s，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 Vol.58， No.4， pp. 888-903.

[33]K. D. Deppe， et al.， "Candidate Genes and Voter Turnout：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5-HTTLP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Vol.107， No.2， pp. 375-381.

责 编/肖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