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珺

摘要：民间传统舞蹈是我国民间文化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浮山“人熊舞”历史悠久，是浮山众多优秀的民间艺术遗产之一，蕴含着当地人民共同的民族心理、生活习俗、劳动方式、自然和图腾崇拜等文化事相，于2016年入选山西省临汾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本文分别从浮山“人熊舞”的起源、表演形式及思想内涵三方面对该舞的演变发展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对浮山“人熊舞”的认识和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浮山   “人熊舞”   拟兽舞   非遗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9-0012-02

浮山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位于山西省境西南部，地处太岳山南麓。相传尧舜时，临汾东南有山，洪水横流，其山随水高低，其形若浮，即“洪水时，此山随水消长”，因此得名[1]。特殊的山区地理与人文环境孕育了浮山县地摊表演中最富有本地风情特色的民间舞蹈艺术形式之一——“人熊舞”。下面就“人熊舞”的起源、外在表演形式的演进以及其内在思想内涵的变化三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起源之说

“人熊舞”流传于浮山县“八宝龙角山”南麓（即现在的三峰山）上东乡一带，现响水河镇料角坡村一带[2]。具体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史料可查，但在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八宝龙角山下森林中有一熊妖时常作恶、肆意妄为、残害生灵。山上东乡村有一青年名叫虎子，自幼双亲亡故，靠打柴勉强度日。某天，虎子在山林间打柴之际，忽见狂风怒号、飞沙转石，定睛细看，原是熊妖在抓一少女。虎子立刻手持砍柴刀冲了上去，与熊妖好一番生死搏斗，最终砍下熊妖头颅。随后虎子将吓昏的少女送回家中，少女父母为答谢虎子的救女之恩，便将女儿许配给虎子，真真是一则英雄救美的经典桥段。后来，当地的人们为感激虎子为民除害，就在当年的春节红火热闹中编演加入了“人熊舞”这一形式，一人披上由羊皮缝制而成的熊服饰扮作熊与一武士相斗，旨在重现虎子与熊相斗、少年英杰之状貌。

这虽是一则传说，但据民国版《浮山县志》记载，浮山东南的龙角山与塔儿山之间有一地下河流，河东确为古森林区。茂松密林间野兽频繁出入，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为保平安，常烧香祭拜。可见，此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此舞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与当地的地理人文环境和人类崇神敬兽的原始风俗信仰息息相关。“人熊舞”这一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民间舞蹈是凝结着农牧文化和狩猎文明的结晶，是当地人民生活劳动方式的特殊记录，铭刻着厚重深远的原始自然崇拜信仰，更为重要的是当中蕴藏着人们对于生活息息相关事物的憧憬和神往。

二、表演形式

浮山“人熊舞”最早是双人舞形式：一人戴罗帽，穿缀红色云边的黄色衣裤，腰系黑丝绒宽帶，脚蹬快靴，扮武士或猎人;另一人穿用羊皮染缝制成的棕色熊服，扮作人熊。后来发展成多人舞形式：一至四人扮熊，四人拿长矛，四人拿单刀，二人拿三节棍等。从双人舞到多人舞的变化过程中，诸多武术元素的加入至关重要，这一变化与上东乡附近“天圣宫”庙会及道士们的武术表演有着密切联系。“天圣宫”位于浮山县城南20公里的贯里村，建于唐武德二年，为唐皇所建宗庙。农历七月初十为“天圣宫”的拜神祭祖节，每年这一日，周围二十八个村子都需组织红火节目到“天圣宫”会演，而“天圣宫”的道士们也会为群众表演道乐和武术。“天圣宫”的道士都是武道士，崇尚武学、精通武艺，他们的参与，对当地的民间艺术发展影响很大，几乎村村都有武术队。因此，早期情节简单的人熊相斗的双人表演在当地浓郁的武术氛围的熏陶下，逐渐演变成为武术性质的即兴表演。

至清末民初之时，为给“人熊舞”的表演增加热闹气氛，特地加入了威风锣鼓打击配乐。在路上行进表演时，锣鼓队开道，人熊在后踩点按“之”字形路线边走边扭、与观众逗乐，表演自由活泼、欢快风趣。在广场表演时，除了人熊与武术的双人戏份外，场四周还有耍弄刀、长矛、九节鞭、三节棍、流星、火叉等武术队员的精彩演绎，鼓、镲前后强弱、反复击打，各种高难的武术技巧在激烈欢快、气势恢宏的鼓乐伴奏中粉墨登场，将整个表演推向高潮，最终以人胜熊败的结局圆满收场。

三、思想内涵

从“人熊舞”的表演内容来看，该舞明显属于以人扮动物的舞蹈形式——拟兽舞。拟兽舞是早期原始人所创造的一种人类文化，它的产生发展与人类早期的原始信仰及角色转换欲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礼记·月令》中有记载，季冬十二月行“大傩”，由方相氏蒙着熊皮，戴黄金四目面具，着黑衣红裳，挥舞戈盾，率领人马到官室住宅中驱逐疫鬼[3]。早期的原始先民们出于对未知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与恐惧，多以祭拜歌颂作为传达敬意、求护避祸的主要形式。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生产方式的进步以及人类理性认识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仙人仙兽的幻想越来越少，对理想和愿望的表达更多以明喻的方式直抒出来。浮山“人熊舞”虽是古代狩猎生活的遗迹，含有原始拟兽舞的遗存特性，但其中表现出来更多的则是对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崇拜和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理想的向往。“英者，杰出精华之谓也;雄者，威武有力之谓也”，超出常人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能唤起普通民众对他们的无限崇敬。南宋刘过在战国旬况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基础上提出的“人定兮胜天”理论[4]，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变化的缩影，从早期先民们面对未知自然兽妖只得焚香拜祭，到后来敢于奋起反抗、砥锋挺锷，以情感表达为宗旨的舞蹈艺术自然也随之改变。中国各民族的拟兽舞千姿百态，从中折射出了古人绝妙的智慧和幽默，人们也正是在这种敬畏与戏弄的复杂感情之间获得了某种微妙的心理平衡与不可言喻的精神慰藉。

任何民间艺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或多或少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冲击而不断变化，现代文化的浸润对民间艺术与时俱进的发展更是举足轻重。最初“人熊舞”表演“人熊”向武士扑、抓、撕、咬，武士闪、转、退、挪、跳，二人一番搏斗后以武士击毙人熊而告终，意在歌颂虎子与熊相斗、为民除患的功绩。而后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了武术元素，加入更多的武士角色，“以小见大”，转而重在体现山区人民機智勇敢、顽强斗争的性格特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形势需要，发挥民间舞蹈文化功能的社会价值，借此种舞蹈形式起到宣传群众、鼓舞抗日的作用，多位老艺人在原来的舞蹈基础上又进行了改革创新：首先在形象上，让人熊头戴日本帽，挂副眼镜，装扮成人面熊身的敌人，以兽喻人，用戏谑的表演方式对日本兵形象进行彻底地丑化，以此讽刺日本侵略者、激发人民痛击敌人的决心。其次，在舞蹈表演方面，将双人的打斗表演整理归纳出“武士踹熊”“推倒泰山”“金鸡独立”“猴钻山”“兔子磴鹰”等成套动作[2]，便于传播与讲授。其中，武士剑眉虎眼、英姿飒爽、气势骠猛、势如闪电，翻、打、跌、扑一气呵成，小翻、飞脚、虎跳、旋子、按头、扫堂腿等高难动作变化万端、层出不穷，每个招式都有头有尾、有板有眼，显出一身英雄气胆。反之，“日本人熊”抓耳挠腮、憨笨迟钝，行走时两腿僵直，大八字步向前移动，还多顺拐，起身、转体行动缓慢，动作也多以“前毛”“后毛”“滚毛”等丑陋的滚动为主。用敏捷灵巧的武士歌颂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用笨拙丑陋的人熊代表残忍乖戾、罪大恶极的日本侵略者，借此二者的鲜明对比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只要团结一致、勇往直前，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结语

浮山“人熊舞”是蕴含着浓厚的原始文化遗存与传统文化内涵的民间舞蹈艺术，在人熊相斗中舞出了原始先民们人定胜天、自强不息的理想夙愿，舞出了中华儿女艰苦奋斗、坚贞不屈的神魂气魄，它的发展既是原始自然信仰文化变迁的缩影，也是当地的民间文化发展的传承。探究浮山“人熊舞”发展的演变历程，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对于非遗的保护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徐研.民间剪纸的民俗意蕴及传承保护研究——以山西浮山民间剪纸为例[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2年.

[2]李华平，田彩凤，王九筛.山西民间舞蹈学[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3]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

[4]段兰芳.“内圣外王”与中国古典舞蹈的英雄崇拜意识[J].大众文艺，2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