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MP分析的会宁红色旅游发展思考

2020-06-08杨启军

商情 2020年20期

杨启军

【摘要】2004年以来，全国兴起红色旅游的热潮，十多年快速发展对红色旅游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以会宁红色旅游为中心，以全国红色旅游整体发展情况为背景，通过红色旅游“四大聚焦点（瑞金、遵义、会宁、延安）”的对比分析，从红色旅游的发展模式、开发模式等方面对会宁红色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会宁;红色旅游;RMP

一、文献综述

（一）文献概况

根据对知网相关论文梳理，从发表时间看，2004年是红色旅游研究发展的“分水岭”，2004年之前，红色旅游的研究刚刚起步，2005年“井喷式”地增长，之后平稳增长。从来源看，大多是期刊、学位论文和报纸。“红色旅游”热潮不断，使得对红色旅游发展模式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学术和现实经济意义。

（二）概念界定

“红色旅游”最早由江西省1999年提出。国务院颁发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权威界定“红色旅游”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立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和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游客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三）发展模式

尹晓颖（2005）认为我国较成熟的模式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主要形式是参观红色景观，目的在于接受思想教育。姚治国（2007）认为红色旅游应通过联动开发形成整体性、综合性优势，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王静（2008）将红色旅游分为传统型和体验型两种模式。易佳莉（2009）提出了传统观光模式与体验开发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开发模式。廖军华（2010）提出了“引爆—整合”模式，认为引爆是突破口，整合是重点，可持续发展是目标。白鹏飞（2017）认为应构建区域文化和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以上作者提出了多种可能的红色旅游发展模式，对红色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与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旅游模式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当地资源、文化和风俗等区域特征，设计适应的发展模式。

（四）红色旅游与社会经济发展

倪卫红（2007）等认为红色旅游与当地经济发展有明显互动关系。卢丽刚（2008）认为红色旅游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群（2008）认为红色旅游有助于推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实现伟大复兴。刘建平（2012）认为红色旅游具有政治、富民功能、文化和民心功能，并能培育、发展旅游业新增长点。尹汤怀（2017）认为县域红色旅游对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滞后区域经济状况有重要意义。

以上作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提出并论证了红色旅游的作用、功能和意义，毋庸置疑的是，红色旅游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二、会宁县红色旅游现状分析

（一）会宁县红色旅游的RMP分析

RMP指Resource-Market-Product市场分析流程线，是吴必虎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区域旅游规划实践创新性地提出的，旨在对某地从资源、市场和产品三个维度分析，提出旅游产品的开发框架。

1.资源（R性）分析

（1）红色旅游资源

会宁的红色旅游资源以革命遗址和标志性建筑为主，最为著名的是红军会师旧址、会师园。会师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安全教育基地、4A级景区、新中国“60大地标”之一，并入选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会师园以会师塔为主体建筑，园内有共和国将帅碑林和大量伟人题词，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此外，有大墩梁、慢牛坡等战斗遗址和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红军指挥部等。

（2）教育旅游资源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地”是会宁一贯重视教育的古训，加之会宁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会宁独特的“三苦两乐”教育精神，并因此受到各界好评。会宁教育展厅完整保留了会宁教育发展的大量史料，向社会免费开放参观。

2.市场（M性）分析

据近几年假期出行情况，红色旅游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首选，受到不同年龄人们的青睐。对老年人，红色旅游是历史产物，有其刻骨铭心时代的烙印;对青少年，红色旅游是其了解红色文化、接受红色教育的新模式;对中年人，红色旅游是其教育孩子的素材，寓教于旅游。故会宁红色旅游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市场。

3.产品（P性）分析

旅游产品是一种复合概念，是吸引物、交通和娱乐等的组合。作为景点形象的载体，具有独特意义。旅游产品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具有很大的收入弹性。因此，应针对不同年龄、性别和身份消费者设计不同档次的差异化旅游产品。当前会宁旅游产品多为纪念性产品、文化旅游产品和手工艺制品，种类少且不具有层次性，不能吸引不同群体，其形式和内容不足以代表“会师圣地”形象。

（二）各级政府的支持

各级政府对会宁红色旅游大力支持，中央和地方对会宁重要红色旅游景点进行了修缮维护。为了把会宁打造成红色旅游名城和“甘肃红色旅游第一县”，县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举办红色旅游文化节、成立了长征沿线红色旅游城市联盟。

（三）会宁县红色旅游现状

自2004年来，会宁红色旅游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以上数据来看，会宁红色旅游初期发展较缓慢，2009和2010年有较大的增长，之后以20%的增长率平稳增长。近年来，会宁红色旅游在会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据相关数据，2010、2012、2016年红色旅游收入在会宁县GDP中的比例分别为7%、17%和29%，红色旅游已经成为会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了。

从收入和人次的增长率来看，会宁红色旅游收入和人次增长率与全国红色旅游收入和人次增长率持平并处于平稳增长阶段。

（四）会宁红色旅游发展模式

对于会宁红色旅游的发展模式，不管是政府还是学界都没有比较明确的定位。个人认为从开发模式而言属于政府主导模式，因为民间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市场化程度低;从形式上属于观光型，体验型的内容少，参与方式单一，不能够有效引导和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

（五）会宁红色旅游的对比分析

会宁与延安、遵义、瑞金并称长征途中“四大聚焦点”，且同列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对几个地区红色旅游的对比分析有利于红色旅游发展模式的探索。

1.建制的比较

四个城市从建制来看，瑞金、遵义和延安已为市级，而会宁仍为县级，在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处于较弱位置。会宁红色旅游创造的绝对收入难以企及其他三市。

2.红色资源比较

四个城市的资源都具有其独特性，但从红色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上来看，会宁红色旅游资源种类则显得比较单一，数量也处于弱势。

3.知名度比较

在知名度上，会宁和瑞金则远不能与延安和遵义匹敌。高强度的宣传对延安和遵义知名度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相对而言，会宁红色旅游的宣传普及度不高，相关部门也没有对红色旅游发展的相关情况和数据进行公布。

4.发展模式比较

在发展模式上，延安红色旅游发展比较成熟。第一，以红色研学作为主题，建设了集研学旅游、红色文化于一体的体验型旅游模式，实现了“旅游+文化”的产业融合;第二，倾心打造“红色延安”城市品牌，针对性开发产品，大力宣传，实现了“精准宣传营销”;第三，在红色资源保护和修复上投入大量资金，实现从基础设施到旅游环境全面服务水平的提升。

遵义和瑞金也在积极转向体验型红色旅游模式，旨在提升游客对景区及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感知。会宁则把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产业的融合作为红色旅游发展的方向，同时积极寻求与其他红色旅游城市的战略合作关系。

（六）小结

经过十多年努力，会宁红色旅游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体现向好发展的趋势，但对比其他城市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会宁红色旅游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发展模式有待转型，与文化产业和经济的融合性低，对于资源的综合利用不足，缺少独特的旅游产品等。

三、对会宁县红色旅游的几点思考

（一）对发展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鼓励性政策和独特性红色资源促成了红色旅游初期较为普遍的“政策+资源”模式。但要实现红色旅游的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市场路线，淡化政府主导，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型。因此，传统观光型模式也面临着挑战。摒弃单一观光模式，实现旅游和文化融合发展、“观光+参与”的体验型旅游是会宁红色旅游持续向好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

（二）对开发模式的思考

红色旅游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产物，也是市场的产物，其发展必然遵循经济规律并受其支配和约束，所以，红色旅游的发展要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充分实现市场化运作。要鼓励民间资本和力量的注入，实现政府和民间的合作开发和互利共赢，共同促进会宁红色旅游发展。

（三）对形象宣传的思考

知名度对旅游景点而言就如现金流对于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加强现代化信息技術和新型科技手段在红色旅游形象宣传中的应用，对于塑造会宁红色旅游形象，提高知名度应该颇有助益;旅游产品应以“形象宣传”和“纪念意义”为重点，把红色资源与教育资源的结合作为创新点，真正设计出代表会宁“会师圣地”形象的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1]叶月翠，王晓琳.中国红色旅游发展的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论坛，2012：127-129.

[2]尹晓颖.红色旅游产品特点和发展模式研究[J].人文地理，2005（02）：34-37.

[3]姚治国.论红色旅游的联动开发模式——以安徽省黟县、定远县比较研究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1）：45-48.

[4]王静.安徽岳西县“红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4）：493-496.

[5]易佳莉，徐飞雄.红色旅游混合开发模式初探——以湖南第一师范为例[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9（4）：123-126.

[6]廖军华.论红色旅游开发模式[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53-55.

[7]白鹏飞.区域文化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研究——以延安市为例[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7（2）：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