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是一个人参与社会分工的重要路径。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劳动反映了人性，劳动不只带来舒服，也能带给人自由。教育工作者需要將劳动教育回归教育本质，把劳动作为教育手段，理解劳动对于人性发展的价值。这样，劳动教育才能达成教育的目标，让青少年将劳动视为荣誉，形成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品德。

关键词：劳动教育;人的发展;劳动;自由

中图分类号：G40-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995（2020）12-0008-04

人类离不开劳动，劳动与教育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重要话题，也是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经过近代裴斯泰洛奇、马克思等人的阐述而产生新的内容。20世纪以来，劳动教育也伴随着社会经济变革而发生着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并提出“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劳动教育成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五育并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发了新的讨论。

一、劳动活动拥有教育价值的发现过程

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活动，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世界、改造世界，劳动创造物质资料、产生价值，人类才能生存。那么，作为一种生产活动的劳动是如何被赋予教育价值的呢？劳动的教育价值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在近代西方，劳动教育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逐渐引起思想家、教育家的关注。在工业革命初期，欧洲广泛存在社会贫困现象。贫困阶层以及大量孤儿，是工业革命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开始将劳动教育作为一种能够帮助贫困阶层儿童改善生活的社会救济路径来看待，认为通过学习一定的劳动技能，贫困阶层的儿童便能够在工业革命时代获得工作，改善生活。1695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勒斯发表了《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提出创办适合贫困儿童的学校。贫困儿童在手工业和农业活动的过程中接受教育，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人生的成长。[1]1697年，思想家、教育家洛克写了《贫穷儿童劳动学校计划》一书，第一次提到“劳动学校”这一机构，这是一种出于救济贫穷儿童而设置的机构，该书主要为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写，开篇第一句即是“劳动人民的孩子是教区的一种经常性负担”，书中还提到要对“劳动学校”中3～14岁的儿童实行强迫劳动，并且允许附近的匠人从中招收学徒。[2]洛克设想，通过这样的办法，既能帮助儿童脱离贫困，也能减轻各地社会负担，不过书中提到的“劳动学校”在当时只是洛克的设想。

在工业革命初期，贝勒斯与洛克提出的关于劳动教育的想法，主要是从劳动能够创造社会价值这一角度来考虑的。在他们看来，劳动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解决当时的社会贫困现象，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劳动的社会生产价值，而不是劳动的教育价值。

不久之后，欧洲思想家卢梭开始注意劳动的教育价值，他从儿童成长的角度思考劳动，从人的美德的角度认识劳动。卢梭认为，劳动不单单是一种可以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分工活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劳动是一个公民的责任，不劳而获的行为就是流氓行为;从个人的角度，一个人应该学会一种技术，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是最可取的，最符合人性的。[3]这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它让劳动具有了新的价值，有了美德的意义，尤其开始具有教育意义。当时的学生在学校中主要学习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语言和思想，但卢梭认为，一个人接受教育不一定就是指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劳动也可以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如果不教孩子去啃书本，而是叫他在工厂干活，他的手就会帮助他的心灵得到发展，他将变成一个哲学家”[4]。也就是说，做合适的体力活不仅可以对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带来正面影响，还可以对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带来积极作用，其前提是，这种体力劳动要按照教育的要求来加以选择。在教育学著作《爱弥尔》中，卢梭为该书的主人公爱弥尔选择了“细木工手艺”这份工作，卢梭认为“儿童可以学的职业必须是诚实、卫生、有用的”，学习“细木工”最符合人性成长的需要，这是纯粹出于人的成长需要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劳动创造社会价值做出的选择。

卢梭的劳动教育思想明显比洛克更为具体，但卢梭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真正转化为实践活动。比卢梭年纪小几十岁的教育家裴斯泰洛奇是第一个将劳动教育付诸实践的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在自己开办的新庄孤儿院做了一些劳动教育的尝试，让孤儿学会一定的技能，能够自立，以适应将来的劳动和获取谋生的本领，当然通过劳动也可以为孤儿院得到一些经费。[5]裴斯泰洛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实践，主要是因为他意识到，随着工业革命对现代社会技能的广泛需求，劳动必然会进入教育活动中，教育活动也慢慢离不开劳动。裴斯泰洛齐开始思考劳动教育面临的重大难题，即社会劳动会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一个人的自由，限制人性的发挥，而教育的本质在于发现人性，促进人的成长，这两者是矛盾的。所以，裴斯泰洛奇在提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对劳动做出了区分，认为劳动分为自由的劳动与有限制的劳动，与教育有关的、能起到教育作用的劳动是一种自由的劳动，而强制性的劳动“会让一个人变得虚弱和冷漠无情，使人格降低，甚至使人格受到毒害”[6]。这样，劳动教育开始脱离单纯的谋生技能训练，而成为一项具有教育属性的活动，从此之后，教育也开始与劳动活动实现更紧密地融合。

二、马克思对“自由劳动”的思考与探索

马克思对劳动教育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劳动教育思想源自他对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深刻思考。早年的马克思是古希腊思想研究者，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就是关于古希腊的研究。对于劳动教育这一主题，马克思在批判古希腊思想家对劳动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反复提到，闲暇是人的本性，而劳动让一个人变得不再自由，所以劳动不是人的本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劳动在人类社会只具有工具价值，人类通过这一工具创造社会价值，而工具本身没有价值。马克思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是建立在古希腊奴隶制度基础上的。古希腊的劳动主要由奴隶来做，以劳动为唯一事务的人即奴隶，奴隶固然不能把劳动作为自由的事情，而不参加劳动的自由人是思想的创造者，自然也不认可劳动的价值。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奴隶制度不复存在，劳动分工遍布每个角落。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劳动已经不再是以手工业劳动为主，而是以机器大生产为主，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即使思想家为社会创造思想，实际上也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也是劳动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开始具有新的含义，也开始具有教育的价值。

马克思对劳动认识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看法，“在价值上将劳动提升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地位，使劳动首次成了自为目的的活动”[7]。也即是说，马克思对劳动做了新的界定，这个定义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工业革命之后，劳动变成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认为，即使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家的“思考行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作为城邦的“牛虻”所进行的活动，也是一种劳动活动，这些行为都是一种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尽管不是直接的物质活动，但是却能创造价值，因而都是一种劳动活动。

马克思的思想可能受到之前的社会主义学者欧文的影响，欧文不但在《新道德与世界书》中按照年龄阶段详细阐述了劳动与教育结合的理想，而且在“新和谐”公社中践行这些思想，并且着重提到要依靠“大量的机械和化学的理想”组织新的劳动关系。[8]马克思认为，旧时代的手工作坊不能算作是自由劳动，而新时代的资本主义劳动也是以剥削关系为基础的，也不能算是自由劳动。这样，马克思对劳动教育的贡献在于，他一直尝试寻找一种“新”的劳动，即符合人性的劳动，真正自由的劳动。可以说，只有这种劳动才是真正属于教育的劳动，才是劳动教育的真正内涵。在这种逻辑下，劳动有了新的定义，只有满足这两种条件的劳动才是自由劳动，才能是劳动教育的内容，即：（1）社会化劳动，本质上体现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分工细致化;（2）机器大生产劳动，本质上即不依靠人力，而依靠机器。当然，随着时代的發展，人类一直在寻找更适应人性的劳动，探究劳动与教育的关系也在不断深入。

三、我国劳动与教育结合的新突破

劳动教育在我国一直具有特殊的地位。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曾提出“五爱”的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爱劳动”成为新社会新风貌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背景下，劳动不只是社会责任，而且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关于人自身发展、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这一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以来，西方不同教育思潮曾陆续进入中国。1915年，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创立了勤工俭学会，之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组织了平民教育社、工学会，北京大学的学生组成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组织了北京工读互助团。[9]这些团体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现代学校教育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于是，已经接受教育的人希望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正在工作的劳苦大众接受知识，成为正规教育的补充。也就是说，在那时，教育不断与劳动者相结合，获得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意义。这些思潮也影响到了早期革命者，周恩来、邓小平曾经远赴法国勤工俭学，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劳动和教育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成为向社会民众普及知识文化的重要载体。1951年8月，当时的政务院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提出了两种教育路径，即全日制和半日制;三类主要学校，即全日制、半工半读和业余学校。半工半读学校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存在大量劳动者的现实情况。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对正规教育中劳动的作用做了进一步阐述，提出小学毕业生应该主要以参加生产劳动为主。“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参加劳动生产，升学的还只能是一部分。”[10]1957年2月，毛泽东对教育作出指示，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1]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教育要培养劳动者的说法。1957年7月，《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对我国的教育方针及教育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是当时关于劳动教育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在此之后，教育与劳动结合开始成为我国教育的重要方向。不过，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它既被理解为“把教育作为劳动的一部分”，也被理解为“在教育中引入一些劳动的成分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此，当时的劳动教育在实践层面既出现以培养热爱劳动精神为主的教育活动，又一度出现了所有的课要到田间地头上，每一项课程都围绕“三机二泵”（拖拉机、收割机、抽水机和水泵、电泵）来教学的情况。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关于教育目的（或者教育方针）的叙述经历了几次变化，从1981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到1986年“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再到1993年“建设者与接班人”。[12]“劳动”一词以及劳动教育开始以新的形式存在于教育活动中。1986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六三”制初级中学教学计划（初稿）》中第一次提出要“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劳动教育不再以面向普通劳动者开展文化知识普及为主要任务，而成为每一个青少年全面发展的一部分。

在21世纪初期，我国关于劳动教育的大规模讨论比较少，教育学者瞿葆奎与黄济曾提出“对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来说，劳动教育是另一个类别的教育，另一个层次的教育正如唇齿相依，但又不可唇齿不分，在劳动教育中除了有体育的任务外，同时有智育的任务、德育的任务和美育的任务，也就是说有知（认知）、意、情的任务”[13]。在新时期，劳动教育需要有新的定位，以更好适应教育发展的新需要。

四、新时期劳动教育的再探讨

在新时期，劳动教育不是一种专业技能教育，而是一种具有通识意义的教育。《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劳动教育目标的阐述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劳动教育不同于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主要指向现代专业技能的学习，比如学生在学校参与打扫卫生是劳动教育的基本内容，但没有哪种职业教育会以“打扫教室卫生”为内容，而学生在学校打扫卫生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获得打扫卫生的技能，而是为了养成一种劳动的习惯。同时，劳动教育也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目的是了解社会，社会实践通过参观、学习即可完成，而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通过劳动理解人、理解自我，在劳动中获得教育。

从劳动的角度来说，当代人类社会的劳动有几种：第一种，为了财富而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专业劳动，与劳动教育并不等同;第二种，为技艺而劳动，即通过劳动本身可以创造出一些产品，或者获得一些劳动所能带来的成果，比如某个艺术家单纯为了创造一种艺术品而做出的劳动，这种劳动比较接近劳动教育所说的劳动;第三种，把劳动作为一种美德、一种品质的劳动，劳动并不是美德本身，但可以被赋予美德，如卢梭所言，创造财富、自给自足的生活便是一种美德，这是最接近劳动教育的活动。

具体来说，劳动教育所涉及的劳动美德主要包括如下一些方面：（1）契约精神、平等精神、诚信精神，既是近代法治精神，也是孔子所說的“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2）敬业的精神、忠于本分的精神、责任的精神，即“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礼记·曲礼》）、“临患不忘，忠也”（《左传·昭公元年》）。（3）专业的精神、专业的理想，即理解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财富，劳动本身也是一种技艺，即古人说的将劳动作为一种“艺”来对待，“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4）忘我的精神、物我合一的精神，劳动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回报，而是为了劳动本身，即古人说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德”。

“劳动教育”一词中有两个概念，一者是教育，一者是劳动，劳动是教育的载体，劳动为教育的目标服务。所以，劳动教育的理论前提在于将劳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而这又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前提。只有这样，通过劳动教育，一个人不会因为受到劳动的束缚而嫌弃劳动，而是理解了劳动的本质，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既是教育的责任，也是劳动教育内涵发展的主要方向。

（王立刚，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87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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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51-252.

[13] 瞿葆奎.劳动教育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答黄济教授[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9）：1-8.

（责任编辑：谢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