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琳，李 泉,2*

（1.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 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以TPP冲击了美国制造业为由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陆续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协议。2018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关税，正式挑起了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以“美国优先”和“去全球化”为首的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了各国贸易投资活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出口、投资、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为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立足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阶段，2020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既要拓宽国内市场，激发内需动力，在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时保障国内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安全，又要坚持开放合作，开发国际市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内循环带动外循环，进而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在我国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下，如何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呢？本文基于以上背景，就加快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承接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依赖出口的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主动抉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部署，有利于我国降低外部环境和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在这里，保障国内市场高效运行离不开建立统一市场，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发展数字经济，激发内需潜力和降低对外依存度。同时，优化供需结构和分配再分配结构，构成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必经途径，国内市场的良性循环又会有助于形成供需结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与纺锤形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且内部市场的通畅运行必然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重组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图1 国内大循环与经济发展体系的关联关系

（一）建立统一市场体系是保证内循环运行的基础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用国内市场拉动国内经济大循环，进而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循环的中坚力量。当国内大市场处于区域分割状态，跨地区的经济往来受到限制，生产要素与产成品的流通运转节点发生堵塞，市场将无法有效应对供需变化和价格波动，进而可能会对居民生活以及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立统一市场不仅有助于优化供求结构，实现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随着区域发展战略逐步上升至国家战略，建立统一市场已经成为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没有统一的市场体系，资源就无法更好地实现优化配置，国内市场循环就会缺乏支撑力，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可能受阻。

（二）抢占核心技术制高点是构建内循环的关键

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短期可以靠政策激励，但长期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效率提升。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危也是机，是将先进高新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从国外代工转向国内供应的机遇。2016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占总进口的比重达到33.14%，2019年约为30.14%，略有下降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址为：http://www.customs.gov.cn/）。自2018年开始，美国全面封锁半导体、5G、航空航天技术、先进核技术等关键技术的学习与转让。以芯片为例，我国进口了全球约超70%的芯片，美国持续打压华为获得芯片的渠道，从供给端到销售商均进行了严厉管控。因此，只要持续加强科技创新，抢占技术制高点，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经济安全运行。对于高新技术产品来讲，就是要加快进行进口替代，让国内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衔接，实现产业智能化、生态化发展。这是通过完善产业链来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从供给端保障内部循环畅通运行的关键。

（三）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内循环顺畅的保障

数字经济以其快捷性、高渗透性、外部性和可持续性等优势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G20峰会上发布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4]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2.4万亿人民币，占GDP的30.13%，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为35.8万亿人民币，约占GDP的36.22%，与2016年相比，2019年我国GDP增速为32.97%，数字经济的增速达到59.82%，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5]在数字经济时代，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诸多产业迅速崛起，不仅创造了较多就业岗位，也拉动了我国经济转型，为产业经济的创新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移动支付和网络购物更是数字经济中的佼佼者。

1.移动支付

随着智能移动端的高速发展与普及，移动支付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且安全性不断提高，扫码支付、指纹支付等货币支付手段因其便捷性、高效性和交易成本低等优势逐步代替了传统的纸质货币交易，并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着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规模不断扩大、用户数量增加和移动支付习惯的养成，我国移动支付的发展进程由快速增长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2013年，国内支付宝实名认证用户达到3亿②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网 （网址为：https://www.eastmoney.com/），约为总人口的22.05%，2019年约为50%，并且用户层次多元化扩张。如图2所示，2015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规模为49万亿元；2016年为99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102%；2017年为1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4%；2019年同比增长约20.2%。随着第三方移动支付的渗透率达到较高水平，其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总规模仍在不断扩大。2020年前三季度，第三方移动支付规模约为175万亿元。目前，大量线下商户向线上转移，电商促销、网络直播带货活动与线下经济的活跃，正成为各行业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措施和规模扩张的重要驱动力。

图2 第三方移动支付规模（单位：亿元、%）

2.网络购物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购物应运而生。虽然网购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周期长等缺点，但对商家而言，网上销售运营成本低，经营规模不受限制，消费群体更加广泛。对消费者而言，网购摆脱了线下购物时间和地点约束。而且，由于物流运输业的蓬勃发展、交易付款手段的多样化、网络消费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网络信息安全度不断提升，网络消费已经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方式。

2009年11月11日，天猫举行了首次大型促销活动，虽然参加活动的商家数量少，促销力度有限，但销售额达到0.5亿元，远超预期规模。自此，每年“双11”成为电商和购物者狂欢日。如图3所示，2010年淘宝“双11”全天销售额达9.36亿元，同比增长了1772%，2019年销售额为2684亿元，占全年消费品零售额的0.65%，且与2010年相比，销售规模扩大了534928%。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店家和消费者转向网络直播与网购平台。2020年“双11”当天，天猫成交额高达4982亿元，比2019年增长85.62%。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月至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59770.7亿元，而淘宝“双11”仅一天的网络交易额就约占10个月消费品零售额的1.92%，网络购物展现出庞大的消费潜力，极大地推动了后疫情时代的国内经济恢复。

图3 2009-2020年“双11”全天网购交易额（单位：亿元）

（四）立足国内需求是内循环优化的基本支撑

经济循环主要由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组成，拥有庞大的内部市场来消化产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核心就是扩大内需，也就是降低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让经济循环更多地依托于国内市场。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不仅意味着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完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更加均衡，也代表着我国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为内循环提供了基本动力。

对外依存度衡量了一国经济对国外的依赖程度，指的是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其中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称为出口依存度。[6]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我国对其出口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大，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中低层收入群体损失巨大，且全球消费需求下降，加之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效应，使我国出口受到抑制，宏观经济下滑。从图4可以看出，200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15.34%，对外依存度降低12.11%，2010年出口贸易额增长30.01%，进出口总额增长33.52%。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推动了我国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建立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步伐，从2011年开始，虽然进出口总规模稳中有增，但我国出口依存度与对外依存度呈现平稳下降趋势。

图4 2008-2019年我国GDP对外依存度变化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随着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内需消费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这为构建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图5可以看出，2009～2011年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较大，其中2011年增长率达到16.87%，而2012年增长率降低了约8.5%，2013年起消费增长率较为稳定，消费规模平稳增长。2008～2019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逐年缩小。这些良好的发展态势都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图5 2008-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变化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而是在着力提升内部市场地位的同时，借助内外部机遇和国内坚实发展基础，继续开拓外部市场，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

（一）坚持开放合作是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途径

外循环一方面要求我国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要求学习国外优势，在取长补短的同时，推广我国高新技术并不断优化改进，使我国在更深层次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如图6、图7所示，在全球有效需求降低，跨境投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全面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经济合作逆势增长。2008-2019年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持续增长，对外工程合作的劳务输出也在逐年增加，2019年末工程完成金额达1972亿美元，在外劳动人口超62万人。2017年我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净额同比下降约19.3%，2018年下降约9.63%，但从整体来看，2008～2019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对外投资净额呈现上升趋势，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有所降低。2019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542.3亿元，比上年增长6.86%。广阔的市场空间、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使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增加，国外先进产品与要素资源的进入为我国内部市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模式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基础。

图6 2008-2019年我国对外工程合作情况变化

（二）“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支撑

依据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验，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对外贸易合作的重要驱动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将中国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市场和资金等优势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国内经济发展保持强劲势头，同时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助力全球经济复苏。面对新变局、新形势，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凸显出极大的战略价值，成为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工具。[7]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开放质量的主要抓手。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为例，亚洲中西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但基础建设落后，政治局势动荡，极大制约了该区域国家的发展速度。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基础设施完善、政治环境稳定，并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先进的技术水平。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畅通，有助于保障中国与中西亚各国的经济利益。

如图8所示，2006～2008年我国对中西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紧缩，导致2009年贸易总额下降约22.4%。2010～2014年，进出口总额再次表现为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图8显示，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国对中西亚国家的进口达到历史最高点，约1870.89亿美元，同比增长7.8%。2014年我国对其出口额也达到历史最大值，约1623.56亿美元，同比增长16.55%。2014～2016年间，从国际角度看，全球经济改善缓慢，从国内角度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GDP增速降低的阶段，因此国际贸易规模出现下降。2016～2019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贸易总额重新开始逐年上升，特别是2018年我国对其进口增速高达37.93%。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构建，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充分表明了“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路径。

图8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贸易合作

在疫情负面溢出效应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3%，发达国家经济下降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下降3%。[8]这突显出“一带一路”建设在抵御外部冲击时的顽强生命力。根据国家商务部发布的2020年1～10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10个月内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983.4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3.6%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址为：http://www.mofcom.gov.cn/）。根据商务部新闻，2020年11月15日，我国与东盟十国及日、韩、澳、新西兰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成功启航。RCEP现有15个成员国的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形成一体化国际大市场。这将有力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抗疫合作，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助推区域和世界经济恢复发展。

（三）深化关键领域改革是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制度保障

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格局是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着力点的，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核心是结构性改革，即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同步推进。需求侧改革通过强化内部市场建设，改善市场环境，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来达到完善内需体系，推动消费升级的目标。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通过推进金融市场改革，降低交易成本，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完善创新体制，提高我国技术转化能力等措施来达到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目标。国内市场的均衡发展是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要求。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制度保障。营商环境从性质上看，属于一种制度性环境，具有规范性、公开性和稳定性，对市场主体的成长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从作用上看，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从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于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该条例把近年来有关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政策举措、经验做法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变成全社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填补了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立法空白，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加强营商环境法制化建设为双循环发展战略筑牢了底盘。随着政府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优化国内营商环境的各项措施逐步落实，我国营商环境的便利性、公平性、透明化、国际化持续改善，极大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投资热情，坚定了外商投资的信心，进而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为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提供了助推力。

我们要不断加大重点领域的改革力度，确保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堵塞节点，打造强韧的国内市场环境，吸引国外资本输入，进一步优化国内大循环的市场环境。同时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进行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贸易规则，为各国贸易往来提供公平、安全、便利的国际市场环境，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提供制度保障。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前景展望

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但并不是经济强国，成为经济强国的标志是对外依存度较低、经济以内循环为主、外部市场的作用是国内市场的补充等。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阻碍出口的障碍相对减少，加上国内有丰富又廉价的生产要素，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贸易出口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大循环的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一条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导致国内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技术产品被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9]

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从国际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欧美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不仅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以及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而且强行干涉全球资源分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大打折扣，全球经济增长遭到阻碍，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在逆全球化思潮中受到诸多打压。从国内方面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10]国内国外消费与投资需求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需要实现动力变革、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中共中央基于当前国内国际现状，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不仅能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彰显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中的大国担当，同时也为我国制定“十四五”规划、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指引。

面向未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既是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供需结构、改善民生福祉、调整收入分配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保障国内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选择。不仅如此，以内带外的发展模式，能够实现互利合作、共赢发展，这必将有助于我国长治久安和经济持续发展，也必然会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继续贡献更多中国经验和更大的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