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锋 饶福东 罗慧琴 刘威 林芩

[摘要] 目的 探討星状神经节阻滞（SGB）对食管癌根治术术后早期氧合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17年1月～2018年12月在我院择期行食管癌根治术的患者60例，年龄45～82岁，ASA分级Ⅰ～Ⅲ级，随机分为两组：SGB组（S组，n=30）和对照组（N组，n=30）。S组于右侧第6颈椎水平行SGB，注入0.5%罗哌卡因5 mL。分别于SGB前5 min（T0）、SGB后6 h（T1）、24 h（T2）和72 h（T3）时采血，ELISA法测定血浆ACTH、TNF-α、IL-1β的浓度，流式细胞法测定CD4+比率、CD8+比率、CD4+/CD8+，电化学发光法测定PCT，记录氧合指数（OI）。 结果 与T0比较，两组ACTH、TNF-α、IL-1β在T1时升高达高峰，T2、T3开始下降（P<0.05）;与N组比较，S组更低（P<0.05）。与T0比较，N组CD4+、CD4+/CD8+在T1、T2、T3降低（P<0.05），CD8+在T1、T2、T3升高（P<0.05），S组无明显变化（P>0.05）;与N组比较，S组CD4+、CD4+/CD8+更高，CD8+更低（P<0.05）。与T0比较，S组OI在T2、T3时升高（P<0.05）;与N组比较，S组OI在T2、T3时更高（P<0.05）。与T0比较，两组PCT在T1、T2、T3 均升高（P<0.05）;与N组比较，S组PCT更低（P<0.05）。 结论 SGB可减轻食管癌手术术后早期炎症反应，减少肺功能障碍，加快肺功能康复。

[关键词] 炎症因子;氧合指数;星状神经节阻滞;食管癌根治术

[中图分类号] R65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20）09-0158-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tellate ganglion block（SGB） on early oxygena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after radical esophageal cancer surgery. Methods 60 patients aged 45 to 82 and ASA grading from Ⅰ to Ⅲ who underwent radical esophageal cancer surgery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8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GB group（group S， n=30） and control group（group N， n=30）. In the group S， SGB was performed horizontally on the 6th right cervical spine， and 5 mL of 0.5% ropivacaine was injected. Blood was collected at 5 min before SGB（T0）， 6 h（T1）， 24 h（T2）， and 72 h（T3） after SGB. Plasma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and Interleukin-1β（IL-1β）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and CD4+ ratio， CD8+ ratio and CD4+/CD8+ were measured by flow cytometry. Procalcitonin（PCT） was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cal luminescence method， and the oxygenation index（OI） was record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0， ACTH， TNF-α， and IL-1β in the two groups rose to a peak at T1， and began to decline at T2 and T3（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N， ACTH， TNF-α， and IL-1β were much lower in group S（P<0.05）. Compared with T0， CD4+， CD4+/CD8+ in group N decreased at T1， T2 and T3（P<0.05）， CD8+ in group N increase at T1， T2 and T3（P<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group S（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N， CD4+， CD4+/CD8+ in group S were higher， CD8+ was lower（P<0.05）. Compared with T0， OI in group S increased at T2 and T3（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N， OI in group S was higher at T2 and T3（P<0.05）. Compared with T0， the PCT in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 at T1， T2 and T3（P<0.05）.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N， the PCT in the S group was lower（P<0.05）. Conclusion SGB can relieve the early inflammatory response after esophageal cancer surgery， reduce pulmonary dysfunction， and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of pulmonary function.

2.2 两组肺炎指标比较

与T0比较，S组OI在T2、T3时升高（P<0.05）;N组OI无明显变化（P>0.05）。与N组比较，S组OI在T2、T3时更高（P<0.05）。与T0比较，两组PCT在T1、T2、T3时升高（P<0.05），在T3时S组已降至术前（P>0.05），N组升高（P<0.05）;与N组比较，S组PCT在T1、T2、T3时更低（P<0.05）。见表3。

3 讨论

肺细胞氧化应激损伤是造成围手术期肺损伤的重要机制之一[6]。肾上腺糖皮质激素（GC）对调节内分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免疫活动的主要调节物，细胞因子是联系免疫-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关键[7]，监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和细胞因子水平有利于评估肺损伤程度。

SGB可改善下丘脑的血液循环，调理下丘脑的功能，维护内环境稳定，使机体的自主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维持正常，有利于调节机体应激反应[8]。TNF-α和IL-1β被认为是炎症介质产生的始动因子。Hogan BV等[9]发现，手术等严重创伤时促炎症因子TNF-α和IL-1β表达增高，通气性肺损伤也会引发炎症细胞和炎症因子产生生物学损伤，同时通气时间也会对 肺组织炎症反应造成重要影响。褚丽花等[10]研究发现，SGB后24 h，IL-1β治疗组0.17（0.72）ng/mL，低于对照组0.69（2.11）ng/mL（P<0.05）。本研究中，随着小潮气量通气时间的增加，S组和N组患者血清中的ACTH、TNF-α及IL-1β水平逐渐升高，N组TNF-α最高升至（194.1±51.8）pg/mL，与上述报道一致。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血清中ACTH、TNF-α及IL-1β水平的变化趋势是：神经阻滞后6 h（T1）时达高峰，术后24 h（T2）开始回降，于术后72 h（T3）接近阻滞前水平。可见，手术刺激期间机体发生氧化应激损伤和炎性因子释放。而S组患者血清中的ACTH、TNF-α及IL-1β，水平比N组患者升高不明显（P<0.05），两组T1时点TNF-α比较[（151.1±29.2）pg/mL vs （194.1±51.8）pg/mL]，说明星状神经节阻滞减轻了机体氧化应激损伤，减少了炎性因子释放。

细胞免疫比体液免疫在抗炎症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特异性CD4+T细胞分泌的 IFN-γ，以及特异性IgG抗体也具有重要的抗炎功能[10]，具有辅助前细胞的功能，CD8+细胞则具有抑制诱导及细胞毒性功能。Liu S等[11]发现CD4+/CD8+则与细胞免疫功能呈正比，其比值降低标志着疾病严重和预后不良，是评估肿瘤患者免疫功能的常用指标。因此，观察食管癌患者围手术期T细胞亚群变化，如CD4+、CD8+、CD4+/CD8+，可以用于评价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本研究中，随着通气时间的增加，S组和N组患者血清中的CD4+、CD4+/CD8+水平逐渐降低，N组最低CD4+降至（29.4±10.2）%。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血清中CD4+、CD4+/CD8+水平的变化趋势是：手术后24 h（T2）时达低谷，术后72 h（T3）回升，逐渐接近阻滞前水平。可见，手术刺激期间，机体发生氧化应激损伤和免疫功能抑制。而N组患者血清中的CD8+水平比S組患者升高更明显，T1时CD8+比较（22.4±2.9）% vs （26.1±2.2）%（P<0.05），其机制可能是SGB阻滞交感系统抑制儿茶酚胺的释放，进而减少了儿茶酚胺与免疫细胞上的肾上腺素能受体的结合，导致免疫细胞激活减少，细胞因子释放受到抑制，从而降低炎症反应[12]。

促炎介质与抗炎介质的平衡能够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态，若促炎介质占主导地位[13-14]，炎症反应加重将导致SIRS甚至ARDS的发生。PCT、OI是围术期肺部炎症反应的非特异性指标，本研究中，两组患者血清中PCT水平在T1时达高峰，N组PCT达（0.8±0.2）ng/mL，在T2时开始回降，S组于T3时接近阻滞前水平，N组仍升高（P<0.05）。N组患者血清中的PCT、OI水平比S组患者升高更明显，OI在T2时比较（430.2±58.0）mmHg vs（320.3±52.4）mmHg（P<0.05），说明SGB的早期应用能显著减轻全身麻醉机械通气对肺损伤的程度，在早期防治急性肺损伤，阻止其向ARDS方向发展等方面可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5]。

综上所述，星状神经节阻滞有利于调节术中应激反应，减少炎症反应和术后早期肺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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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