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萱 曾睿 杨媛媛 袁雪 钟安琪

随着“厕所革命”进入第二个“三年计划”阶段，厕所的良性维护运营成为主要难题，游客作为景区厕所使用者，其不文明如厕行为将大大增加厕所维护成本。目前，国内对于“厕所革命”进程中游客文明如厕行为的学术研究甚少。本文以峨眉山景区为例，通过对峨眉山景区游客文明如厕行为与规范之间存在的偏差进行调查，发现游客对自身文明如厕素质存在优越感，对监督和制止其他游客不文明如厕行为缺乏主动性。提升游客文明如厕素质落脚点主要在于促使游客约束自身行为和监督他人行为，笔者通过分析两种行为在国家环境、旅游环境、如厕情境中的一般规律，找出痛点，针对性提出包括“补充建立游客文明评价与激励机制”“多方面拓宽人们对厕所功能的认知”“以可持续性环境卫生建设打破厕所‘脏乱差定势思维”“加大对厕所的研究力度和厕所文化的宣教力度”等在内的素质提升策略。

一、研究原因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统计，2018年我国国内和入境旅游人数超过5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旅游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国民旅游需求的增加一方面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另一方面对景点内基础配套设施提出了挑战。厕所是景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之一，游客的如厕体验直接影响景区形象与美誉度。2015年初，国家旅游局发布《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补助、标准规范等手段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在旅游厕所改造和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随之，厕所良性维护运营成为主要难题。厕所使用者作为构成厕所文化3方主体中数量最庞大的群体，如果文明意识淡薄，出现破坏、乱涂画等不良如厕现象，将大大增加厕所维护成本。2015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做出批示，要求从小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不断提升旅游品质。加强游客文明如厕教育、引导规范等措施对厕所革命的推进影响重大，改变长期形成的如厕陋习，真正解决厕所问题。增强旅游者的文明意识，为中国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所必需。

本研究结合定性、定量研究方法，以现有官方文件中的相关要求作为文明如厕行为规范参照，得到文明如厕行为规范指标，通过对峨眉山景区游客文明如厕行为与规范之间存在的偏差进行分析，发现游客文明如厕素质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国家环境、旅游环境、如厕情境3个视角探索其形成的原因和行为规律，为游客文明如厕素质提升提出针对性策略。以期为规范游客文明如厕、推动景区厕所革命又快又好开展、唤醒游客文明旅游意识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概念辨析

素质一般指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通过环境教育影响和自身认识与实践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身心品质，是人的思想、品质、知识、能力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素质具有先天性和可塑性的特点，先天性体现了个体素质的遗传因素，可塑性突显了后天教育在提高个体素质中的能动地位。素质是行为的内在原因，行为是素质的外在显现。游客文明如厕素质表现为游客在旅游地使用厕所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思想素质。

三、文献回顾

通过对知网、万方、维普、爱学术、重要报刊等文献库的检索发现，“厕所革命”于2015年开始受到多方关注，此前每年的学术文献不足5篇;2015年以来，相关论著发文量才呈现显著增长，“旅游厕所革命”的学术研究情况与之类似。对于旅游厕所问题，存在各种内因和外因。在1988-2019年国内旅游厕所研究进展中，存在以关于旅游厕所问题的对策型研究为主、分类专门性研究不足、对旅游厕所的使用主体旅游者的研究不足的问题。而目前关于旅游厕所、文明旅游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以定性的描述性分析为主。

厕所革命关乎国家形象，体现个人素质。刘天虎、吴佩钦、金海龙（2005）、黄子燕（2007）认为思想观念落后是产生旅游厕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旅游者文明如厕观念的薄弱使旅游厕所问题加剧。关于游客不文明如厕行为的原因，一方面，谢榭、趙容等在《苏州厕所革命的成果、问题与对策》（2017）的调查中表明厕所革命过程中厕所文化普及不够，黄子燕（2007）认为厕所文明教育缺失，厕所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游客的不文明如厕行为实质上是将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带到公共空间。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本质上是公民缺乏公共空间意识的体现（徐德雅，2018），厕所问题与现代国家中市民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密切相关（周星，2018）;此外，刘天虎、吴佩钦、金海龙（2005）还提到民族文化差异、缺乏制度创新也是游客不文明如厕行为的原因。

不破不立，建立新的如厕秩序必须打破原有的如厕观念，“厕所革命”必须以对厕所问题的暴露与正视为起始（周星，2019）。针对旅游厕所改变游客落后观念问题的对策，仲红梅（2004）提出全员动员改变国民观念，从娃娃抓起，对孩子进行厕所文明的文化教育;建立厕所博物馆、举办便座艺术展，让人们积极、阳光地正视厕所。谢榭、赵容等（2017）提出以儿童参与活动的方式来激发成年人起带头模范作用。刘宝林（2018）借鉴了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加拿大及印度的厕所问题治理经验，提出构建“一主多元”治理格局，强化基层治理、文化治理和法律治理的厕所问题治理思路。许德雅（2017）提出“政府主导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和自律意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建设”“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造”提升游客文明素养四大路径。金琳琳（2017）在《议旅游标准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全方位管理》中针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治理，提出了优化标准管理、强化标准宣贯、提高标准实效、完善标准体系等4项措施。如何规范文明如厕行为、增强文明如厕意识，也成为推进景区厕所革命开展需要攻克的难关和关注的理论问题。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央文明办联合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旅游局《文明如厕倡议书》都将成为我们寻找游客文明素质提升路径的重要参照。但是，文献检索也未能搜寻得到围绕厕所革命、文明如厕、旅游文明行为之间相关关系展开研究的学术文献，这一局限成为本研究开展的学术空间。

与游客不大愿意“主动监督和制止不文明如厕行为”相对的是：游客对不文明如厕行为情绪感受强烈，有明显的情感取向，且游客认为有必要大力倡导“文明如厕”，提倡运用法律法规手段对不文明如厕行为进行约束。具体体現如下：在“游客对不文明如厕行为的感受”的统计结果中，选择“烦躁”“愤怒”“悲哀”“无感”题项（不定项选择）的游客分别占57.45%、46.38%、38.72%、10.64%。在“游客认为大力倡导文明如厕的重要与紧急程度”的统计结果中，选择“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不重要紧急”“不重要不紧急”题项的游客分别占比77.44%、18.30%、2.98%、1.28%。在“游客认为是否应该制定法律法规对情节较为严重的不文明如厕行为予以约束”的统计结果中，选择“应该”“不应该”题项的游客分别占比81.7%、18.3%。则大部分游客的调查结果绘制出一幅旅游厕所中的肖像画：在面临其他游客的不文明如厕行为时，自我感觉素质比其更高的游客情绪上会感到烦躁、愤怒、悲哀，虽在认识上认为大力倡导文明如厕重要又紧急，严重不文明如厕者应该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但在行为上却难以“主动监督和制止不文明如厕行为”。这一理想目标与实践范围的矛盾冲突，在思想素质层面反映出旅游如厕情境中游客监督意识弱的问题。由此，提升游客文明如厕素质的落脚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强化游客对文明如厕行为自身行为的约束和强化游客对他人不文明如厕行为的监督。通过分析约束自身行为和监督他人行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游客旅游环境中和如厕情境中具有的一般规律，寻找痛点，探寻游客文明如厕素质提升的策略。

六、原因分析与策略探寻

（一）中国社会环境中

中国人约束自身行为和监督他人行为主要受到社会取向性格的影响，社会取向性格对中国人约束自身行为起强化作用，对中国人监督他人行为起弱化作用。传统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性格非常强。换言之，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中国人十分重视外在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现实，耻感（即指个人做了一件显然不符合外在社会规范或标准的事情，引起别人对他的贬抑或批评，因而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表现明显，非常在意外界评价，常常为了符合社会情境的特征和要求，违背自己的原意，表现出适合情境的反应，以迎合外界。但是这种社会取向性格的“压抑作用”也可能使个人的欲望与需求难以得到合理满足，令人感到委屈、压制，从而造成一种累积性的负面情绪，需要在不必应付外界的特定情境中发泄积愤。受这种社会取向性格影响，一方面，中国人的行为表现很大程度上由外界评价机制决定。外界评价的有无、具体评价方式的选择对自我约束行为相当重要。建立可持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有利于中国人约束自身行为。另一方面，中国人追求社会交往的和谐，循礼而为，忍让为先。即使在他人行为失范的社会情境中，中国人也习惯压抑自我以求和谐，反求诸己而不外责。

中国人积极主动监督他人行为发生一般有两种情形和行为动机：一种是发生在他人行为容易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境中，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心理;另一种是发生在他人行为与自身利益不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境中，出于一种利他主义思想和道德自主性，定性为一项“亲社会行为”。显然，后者的情形更加符合旅游如厕情境，游客主动监督和制止其他游客的不文明如厕行为对自身无明显利益获取，对其他游客而言却有帮助其端正行为的益处。这一行为体现出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德性价值选择，反映公众对社会积极价值的关注以及对亲社会行为的践行，本质是超越市场逻辑的公共精神的体现。鼓励亲社会行为，弘扬公共德性精神，进而使游客主动承担旅游如厕情境中监督和制止他人不文明如厕行为的责任，需要用先进、优良的公共性文化秩序，稳定基于“生存安全性”的文化公共性社会关系总体，让不断生成的社会存在和文化价值现实照应精神生活领域中最核心的“精神生命的活力和精神福利”。

（二）游客旅游环境中

旅游活动具有异地性和暂时性的特点，游客在景区旅游时远离了惯常的参照群体、脱离了原来的参照环境，实际上弱化了社会取向性格对游客约束自身行为和游客监督他人行为的影响。游客对于景区来说是外来者，对于其他游客而言是陌生人，游客和景区之间、游客彼此之间在道德文化和心理意义上是疏远的。

游客在景区的行为容易表现出道德感弱化、责任约束松弛、占有意识外显等特点。可通过补充建立游客文明评价机制，对部分游客情节严重的不文明旅游行为进行累积性记录;创造关于文明旅游的游客激励机制，对文明旅游表现突出的游客进行表彰和提供奖品;发挥媒体舆论作用，加强微博、微信、电视等媒体平台对游客文明旅游行为的监督和对文明旅游的大力宣传等措施，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评价环境，令文明旅游的游客获得认同感，令不文明旅游行为的游客产生耻感。同时，扩大游客的参照社群，构建全国范围的游客文明行为评价体系，尽可能发挥社会取向性格对规范游客行为的积极作用。

游客彼此之间由于互不了解、信任感低，心理上对监督他人行为的风险预期增加，所以更加不愿意主动监督和制止其他游客的不文明如厕行为。在此环境下，促使游客主动承担旅游如厕精神中监督和制止他人不文明如厕行为的责任，需要构建具有“生存安全性”的文化公共性社会关系总体，在保障游客心理安全感的基础上引导游客在陌生人关系中找回自己作为“责任者”的角色，以开放和未来的视域打开自己伦理关切的视界，担当起彼此作为陌生人的责任。

（三）如厕情境中

长久以来，在公共性的语境中，上厕所被当作一件极其私密的事，厕所环境具有隐蔽性，唯厕是臭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公众在生理上离不开厕所，但在心理上排斥厕所。对于上厕所存在各种讳语、委婉语，人们对谈论厕所，批评如厕行为感到羞耻、有所避忌。无从正视，何谈改良？文明如厕的发展进程进而受到阻碍。

厕所禁忌形成，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原因：第一，文明的发展对人性产生限制，而上厕所体现了人身体的动物性，易引起人类的动物本源联想，与文明发展的要求形成一定冲突;第二，基于病理学和卫生学，排泄物上的细菌具有导致和传播疾病的可能，排斥和远离厕所是人类出于卫生健康的顾虑;第三，厕所文化本身边缘的、模棱两可的、难以归类的、易引起混乱的特点符合禁忌形成的特点。

七、结语

打破厕所禁忌，促使人们正视厕所，同样可从3方面入手：第一，从科技、文化、环保等多个方面拓宽人们对厕所的认知，把人们对厕所的注意力从便溺行为中转移或分散开;第二，提高厕所洁净程度，重视厕所卫生环境建设和管理的可持续，使“脏、乱、差”的厕所形象向“净、齐、好”发展;在厕所设置香氛，打破“唯厕是臭”的定势思维等;第三，加大对厕所的研究力度和对厕所文化的宣教力度，使社会对厕所文化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进一步树立更进步的如厕观，养成更文明的如厕行为习惯。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旅游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