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妍 黄倩倩 赵珂铭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是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维系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遭受了以旅游为媒介的外界冲击和挤压，促进文化空间转型。在梳理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和韧性知识的基础上，对杨柳村传统文化空间在旅游发展后文化的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精神空间生产进行分析，认为新时代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需要引入新的生产平衡理念，基于韧性视角的文化空间生产，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方式适应或恢复传统文化能力，使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系统达到更高层次平衡的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传统村落中，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但是，近年来，传统村落在全球地方化背景下遭受了以旅游为媒介的冲击和挤压，带来了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新问题，成为制约传统村落理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学术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空间进行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空间的营造、影响文化空间变迁的要素及机理、公共文化空间满意度、文化空间的保护等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对传统村落文化空间进行了研究，如传统村落信仰文化空间的发展、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保护等。在空间生产研究方面，自2000年之后该理论引发国内学者关注后，学者们在国家重构的空间尺度生产、移民过程中的空间政治、城市公共空间创造等方面进行了较多探索，但只有少部分学者对乡村文化再生产进行了研究，且停留在对概念的介绍、运用以及模仿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案例的现象，在对乡村文化空间再生产的研究中，学者们基本聚焦于对物理空间概念的关注，从物理空间的生产转向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维度的关注依然有限，一些学者以“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3个层面对不同时期村落公共空间的生产过程展开深入研究。

近年来，随着理论深化，基于韧性视角的文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关注的新焦点。但是，国内学界对韧性及其融合于文化空间研究的成果起步较晚，少数学者提出韧性理念研究，但大多停留在防灾减灾、传统建筑保护等物理空间层面上，尚未对基于韧性视角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进行研究。韧性作为系统内部要素和结构的重要深层次平衡视角和机制，是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理性生产的重要指导理念。本研究创造性地将韧性理论与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及其振兴发展相结合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丰富并拓展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保护与传承的知识，实践上能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文化传承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二、韧性视角下文化空间生产相关概念界定

（一）韧性

韧性（resilience）本意为“恢复到原始状态”。19世纪50年代，韧性概念用来表示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变形后可以恢复至原来状态的一种性质。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理论生态学家Holling将韧性概念引入系统生态学，并将其定义为“系统所拥有的应对外来冲击，并在危机出现时仍能维持其主要结构和功能运转的能力”。21世纪初期，联合国国际减灾署认为“韧性是一个系统、社区或社会暴露于危险中时，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方式抵抗、吸收、适应并从其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包括保护和恢复其必要基础设施和功能”。韧性概念和理论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

（二）韧性视角下文化空间生产

“文化空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被界定为：“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我国2005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文化空间被界定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把建构的空间变量放回到文化事象中进行一般性考量，将文化空间的变量要素聚类为理念要素（如民族精神、行为准则、伦理规约、人文内涵等文化理念）、组织要素（组织行为和组织制度）、物态要素（自然环境物、物质媒介和动作表象）。

本研究将文化空间引入传统村落研究，将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定义为一个基于传统村落的文化集中表征的场所，包括物理性的文化空间、制度性的文化空间和精神性的文化空间3个维度。为了研究需要，同时将韧性概念引入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并将基于韧性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定义为：一个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系统在受到外界不断冲击与挤压下，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方式适应或恢复的能力，并使该文化系统达到一个更高层次平衡的过程。

三、韧性视角下杨柳村文化空间多维生产

（一）案例地概述及选点原因

杨柳村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该村落共有316户，1 348人，占地总面积约80公顷，北靠马场山，南邻杨柳湖，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整体空间格局为“丘陵—古村—湖塘”。杨柳村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村内不仅拥有目前南京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还有以杨柳高跷、十番锣鼓、龙都娃娃鼓、荡湖船等为代表的地方传统舞蹈、曲艺、技艺、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规模旅游开发前，杨柳村具有滕尼斯式的社区社会性质。然而，2007年以来，杨柳村开始进行为期4年多的大规模修缮，并在此之后正式开始旅游產业。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嵌入使杨柳村传统文化空间发生多维生产，对文化的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精神空间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选择杨柳村作为研究地，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杨柳村作为南京市首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具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保护与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二，旅游开发后，村落文化空间生产带来村民间情感和村落认同感、归属感都发生较明显的变化，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三，如何引导旅游背景下的杨柳村文化空间再生产，是学术界的一个难题，需要有新的视角介入并作为指导。

（二）杨柳村物理空间的文化生产

空间不能脱离于物质运动而独自展现，空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载体，具有物理性质。传统村落物理空间是自然环境与当地居民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文化的承载物体，受到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中其他元素的影响。杨柳村的物理文化空间是由很多功能丰富、形状格局各异的设施组成的一套完整的空间体系，构成了村落独具特色的空间形象。按照空间的形态可划分为点状、线状和面状3种类型，它们在以旅游为媒介的外界冲击和挤压下发生了物理空间的文化生产。

1.“点”状物理空间的文化生产

“点”空间是物理空间的核心，包括民居建筑、祠堂、广场等，场所感强，具有明确的功能性。杨柳村最具有典型代表的是普通民居、朱宅和村民活动中心。

20世纪80年代之前，杨柳村家家户户基本都是青砖黛瓦的南京古民居风格，但由于木制房屋使用寿命有限，1990年左右大多数民居拆除重建或重新整修。2000年以后，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部分传统建筑在建筑质量、建筑功能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一些居民由于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提升，在基本的生活观念上已经与传统的农村家族社会产生差异，对传统建筑缺少感情上的依赖和寄托。为了追求现代生活方式，迫切希望改变住房条件，忽略了对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大部分民居再次进行整修，原本集皖南、江南、南京民居风格为一体的建筑风格慢慢被现代建筑风格取代，普通民居建筑由传统化转向现代化。

一名村民说：“2000年左右，村民Z在外面赚了钱，回来重新盖了房子，卫生间、浴室、厨房都方便多了。后来，稍微有点钱的都逐渐开始重建房子了，老房子拆了重盖成水泥、砖瓦的新房子，大家没有意识到老房子有什么价值，就觉得新房子好就都重建了。”

但另一典型代表朱宅卻留下传统建筑风格，该宅第是清康熙、乾隆年间建造，整体建筑具有明显的明清建筑风格，原本有36个宅院，现存17个宅院，共37进366间，建筑面积11 160平方米。2007年的建筑修缮方案获文物局批准后，采用“重建修复”的方式，严格参考现存的“九十九间半”建筑特征，对朱宅损毁部分尽量按照原样重建，依照现有马头墙形式，推断原来马头墙形式，并加以重建。对敦本堂和四本堂两大民居建筑则尽量修复如旧，作为砖、木雕展览馆，以展示村落在砖雕和木雕方面的历史技艺和历史成就。同时，大力恢复理学学堂的功能，成为理学研讨基地，展示耕读及理学文化。力求使作为重点保护文物的独立的古建筑与周边传统民居有机结合，形成簇状空间。现如今，“九十九间半”古建筑群成为杨柳村最吸引游客的旅游客体。

除此之外，村民活动中心也隶属于“点”空间，过去平日里主要供居民打牌，特定日子是文艺活动、红白事仪式的场所。但随着村民的传统仪式感降低，传统节庆和红白事仪式活动减少，现如今村民活动中心逐渐变成无人问津的储藏场所，村内的一些旧物置于其中。

2.“线”状物理空间的文化生产

“线”空间指在传统村落的空间组织结构中，以“线”的形式存在的一种物理状态，并具有一定延展性与渗透性。水系与街道是杨柳村“线”状物理空间的主要代表。

杨柳村水系构成复杂，用于农业灌溉和日常生活。自然水系是先于村落的形成存在的，是环境自然演变的结果，包括湖、河、溪、泉等，但自然水系往往难以完全满足村落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对水系不断改善形成了人工水系，杨柳村的人工水系主要是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杨柳村居民日常生活用水来源逐渐从村落水系转变为自来水厂，导致传统村落水系存在系统被破坏的困境，例如水体污染严重、很多池塘干涸等，历史上的水系所具有的丰富的功能价值已不复存在。旅游开发后，村内水系被规模化整治，杨柳村的水系具有景观观赏功能和娱乐功能，杨柳湖的保护和整治使其成为杨柳村的一张名片，平日也供游客泛舟赏景，另外，每到端午节，杨柳湖上会举行大型的龙舟比赛。

一名杨柳湖景区的保安说：“现在杨柳湖是杨柳村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另外，每年端午节，杨柳湖上都会举办赛龙舟，主要是附近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本村村民参加，也有少数的游客参加。”

另外，杨柳村“线”空间的街道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街道是村落道路网的骨架，散布于整个村落，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将各种类型的交往空间联系起来，组成了细致且紧密的交通网络。原先狭窄的街道主要功能是交通，随着旅游发展，村落开放性增强，村内街道不断扩宽、数量逐渐增多，街道交叉口处也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旅游公共设施和小摊铺，街道多了一个交易的功能。

3.“面”状物理空间的文化生产

“面”是“点”的放大和“线”的强化，一般具有明显的界线划分和较大的规模效应，构成一定的领域性。由于“面”空间规模较大导致人群分布的平均密度较低，“面”空间的聚集程度相对较弱。杨柳村的“面”状物理空间主要包括广场、林地及农田。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林地和农田是村民劳动的场所。而在旅游开发后，林地和农田成为农业景观，在不同季节，农田还可以通过种植不同作物构造各样景观吸引大量游客，另外，随着体验旅游的发展，游客农耕体验也成为农田的主要功能之一。

一名村民说：“现在旅游发展后，有人承包了我们的地种花，不同季节种不一样的东西，形成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很多游客都是为了这个田园景观来旅游。”

相似的是，“面”状物理空间中的广场功能在旅游背景下也发生变化，由休闲娱乐功能转变为买卖交易功能。杨柳村朱宅前的空旷广场空间尺度较大，由“九十九间半”建筑、古树、石凳等围合而成，在旅游开发前，庆祝主要传统节日时在此举办大型欢庆活动，也供村民下棋、闲聊等，而旅游开发后，空旷广场前成为杨柳村的主要入口处，村民在此设立临时摊位贩卖一些小商品，成为游客与居民交易的场所。

杨柳村“点”“线”“面”3个维度的物理空间在以旅游为媒介的外界的冲击和挤压下发生文化再生产。“点”空间中的普通民居建筑由传统风格转化为现代风格，而朱宅保留传统建筑风格并丰富空间的功能，另外，村民活动中心的娱乐庆祝功能也逐渐削弱。“线”空间中的水系与街道在旅游背景下被持续优化，功能性逐渐增强。“面”空间中的娱乐广场成为交易场所、耕种农田成为观赏景观。

（三）杨柳村制度空间的文化生产

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在传统村落中，制度常常嵌套在文化空间中，传统村落的制度空间是文化空间的构成元素，是某个村落各种约束条件的固化，由当地居民长期设定、遵守的风俗、习惯、规则等形成，对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历史上，村民基本上都具有血缘关系，杨柳村有朱、刘、时、赵四大家族，人们的家族观念、团结力和凝聚力都比较强，村民遵守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约民俗，“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加上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因素，乡邻间关系紧密、互帮互助。可以看出，在杨柳村的传统社会形态中，乡民崇尚“传统家族理念和血缘关系中的互帮互助”的制度文化。

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家族观念和血缘观念逐渐削弱，加上旅游开发使村民间存在一系列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最具观察意义的村落社会关系出现了变化。在旅游开发后，杨柳村吸引了一些不同行业的游客，很多摄影爱好者通过照片将其空间有形化，甚至还有抖音、快手等小视频APP博主在杨柳村取景录视频，通过小视频将其空间作为背景展示，这些宣传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让一些村民找到了一些商机。

一名杨柳湖景区的售票员说：“近两年，非节假日经常有摄影爱好者来拍照，节假日经常有拿着各种直播设备或视频设备进行现场直播和录制，我也关注了他们的ID号，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了最终的呈现，在照片、视频的评论中发现曾经来过和想要来杨柳村的游客占很大比重。”

另外，手工兔子灯的出售者、最早开发农家乐的农户成为最早的旅游利益获得者，这也使他们成为众多村民的嫉妒者。

游客的大量涌入增强了村民的经济意识，使很多村民的态度从“不愿意参与”转变为“全力投入”，并使其提高了对旅游发展的认同感与参与度，村民逐渐相信以旅游为载体的生产方式是可行有效的。因此，一部分村民开始参与到当地的旅游业中，村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改变。

生计方式的变化使村民间的直接和间接竞争日益激烈，村民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村民间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张，往常的“互帮互助”逐渐变化为“互不来往”。

这种经济驱动使杨柳村村民纷纷加入旅游业中，村民们在从事农业耕种和从事农业耕种以外活动的两种策略中选择，并往往选择具有兼业性质的旅游经营活动，依照传统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等与游客讨价还价、进行交易，并由此出现了新的市场制度和交易关系。同时，在市场竞争下，村民们逐渐领会服务业的制度文化，杨柳村从村民主导转变为游客主导。在旅游背景下，村民遵守的制度文化从“传统家族理念和血缘关系中的互帮互助”向“现代社会服务业中的顾客为上”转变，杨柳村的制度文化空间在以旅游为媒介的外界冲击和挤压下发生再次生产。

（四）杨柳村精神空间的文化生产

精神文化是文化空间的构成元素，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构成的集体，是代表某个社区当地居民思维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在外界冲突与挤压下，杨柳村最具生产典型的精神文化是对待传统文化习俗的态度与其消费观念。

在古杨柳村，每逢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村民都会通过他们特定的娱乐形式庆祝，例如打龙都娃娃鼓、跳荡湖船舞、做元宵彩灯等。“龙都娃娃鼓”是明代龙都万安圩区（即现今的杨柳村及附近区域）流传的一种“三人鼓”，既是农民农闲时、走庙会时玩耍的节目，也是家庭喜庆时的压轴戏，后来人们看到由娃娃们打鼓更加生动有趣，于是民间艺人把它加工成适合儿童玩耍、表演的娃娃鼓。“龙都娃娃鼓”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较为活跃，多次参加重大庆祝活动，获得了较高的声誉，给国内外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现如今基本没有村民会打最具有杨柳村特色的龙都鼓。

一名村民说：“村里最有特色的是龙都娃娃鼓，但是非常可惜现在根本没有人会，很多年轻人都走了，他们也没有兴趣。而我们老人又没有精力和体力，这个传承出现断层了。另外，有时候国庆、中秋节时，景区会请人来表演，但全都是外面现学的，游客不懂也看不出来是否专业，还以为他们是本地人。”

究其原因，首先，在流动性背景下，杨柳村人口流失严重，村民受到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愿意外出务工，不愿意留在村中，而老一辈的村民由于年龄、体力等方面的原因，无法继续从事这项活动。其次，村民对传统文化习俗的态度发生变化，缺少了老一辈对其的一份情感，对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承不够重视。最后，旅游开发后，龙都娃娃鼓这项传统文化习俗成为景区的表演项目，但游客所看到的文化表演形式均是外来专业人士现学的，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变化不大，但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却已不复存在。

另外，在旅游背景下，村民在消费观念、消费目的、消费内容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改变。由于过去的社会资源匮乏，人们崇尚“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消费目的基本都是满足生理需要，购买的东西主要是粮食。但随着大量旅游者涌入，外来游客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着村民，另外，村民通过参与旅游业而拥有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收入不断提高，这都导致村民的消费观念发生巨大改变，从一味的“勤俭节约”向适当的“随性消費”转变，消费目的和内容也更加多元化。

由于第一产业的附加值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普遍低于非农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种粮积极性下降、迁入城市务工成为必然选择。在杨柳村发展旅游前，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另外，在一个流动性和经受外部强烈冲击的系统中，乡村居民的流动使自身与乡村社会规则相分离，人们对传统文化习俗的认同感低下，没有人继承传统文化习俗。除此之外，经济利益驱动也使文化舞台化。同时，村民的消费观念也由传统的“勤俭节约”明显转向现代化的“随性消费”。

（五）韧性视角下杨柳村文化空间生产调适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杨柳村落持续传统化发展与转向现代化发展中都有符合社会与违背社会实践的，为村落文化空间的多维生产提出了更深入的调适措施。韧性视角下文化空间在受到外界不断冲击与挤压下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方式提高抵抗、适应、恢复能力，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平衡，有效恢复传统文化空间。在韧性视角下，建议杨柳村传统文化空间与现代化混合发展，恢复文化的传统文化空间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违背空间实践的部分，推动杨柳村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从研究可以看出，杨柳村物理空间、制度空间、文化空间在以旅游为媒介的外界冲击和挤压下都出现了空间生产的新问题，其文化空间调适是多维空间协同生产的结果。首先，物理空间的调适可以引入韧性理念，调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混合发展，以此恢复违背实践的文化空间生产事实，合理利用目前杨柳村已有景点及道路，科学规划布局，合理调整村庄布局，使杨柳村古村街巷空间肌理保存更加完整，减少文化空间疏离感，进而提升游客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感。其次，将韧性理念引入文化制度层面，由于杨柳村传统制度文化与现代制度文化都是制度文化空间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制度文化中的乡村社会民间互助行为就是乡村民众的“血缘宗法”“家族主义”“地缘观念”“差序格局”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融入了中国农民的血脉，而现代制度文化是在现代化发展下形成的，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制度空间的调适不能舍弃一方而独立发展，建议混合发展，恢复违背文化空间实践的部分。最后，传统文化空间与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尽管存在明显的差别，甚至会有某种冲突出现，但可以共生共存。因此，韧性视角下恢复违背实践的文化空间可持续发展，可以拓展传统文化空间，促进现代化。

四、研究结论

（1）在传统村落，文化是维系中华文明的根。在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传统村落遭受了以旅游为媒介的冲击和挤压，带来了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新问题。在对乡村文化空间再生产的研究中，学者们基本聚焦于物理空间概念，从物理空间的生产转向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维度关注依然有限，非常不利于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保护与传承。

（2）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从杨柳村物理、制度和精神3个层面切入，对其文化空间生产进行了讨论。杨柳村物理空间的文化生产主要表现在建造风格从传统化转向现代化、空间供游客娱乐功能削弱而交易场所功能增强，制度空间的文化生产主要表现在村民间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张，制度文化从“传统家族理念和血缘关系中的互帮互助”向“现代社会服务业中的顾客为上”转变，精神空间的文化生产主要表现在文化舞台化和村民对传统文化习俗的认同感低下导致传统文化习俗传承出现断层、村民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勤俭节约”明显转向现代化的“随性消费”，这种转变使现代化逐步取代传统化、村民在不断竞争中变得冷漠，从而造成村落活性大大降低、村落社会关系紧张，不利于村落可持续发展。

（3）传统对上述问题转变的研究多从城镇化、人居环境、遗产化视角切入，本研究认为其弊端是从单一视角分析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着重对已经破坏的村落空间提出保护策略，忽略村落在不确定因素下调整自身空间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非常不利于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传承与保护，但在韧性视角下能解决此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农業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