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文本精读，既要细读文本的每一个文字，更要读懂文字背后的思想，领悟文字蕴含的智慧。精读《论语》，一要遵循正确的阅读原则，二要选择精当的《论语》读本，三要掌握有效的阅读方法；“先拟标题，再编目录”，是让《论语》走进学生心灵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论语》；文本精读；拟标题；编目录

从《论语》阅读史看，传统的阅读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文本精读和主题阅读。先谈《论语》的文本精读。所谓文本精读，就是既要细读文本的每一个文字，更要读懂文字背后的思想，领悟文字蕴含的智慧。如何精读？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要遵循正确的阅读原则，二要选择精当的《论语》读本，三要掌握有效的阅读方法。

一、精读原则：“四当”与“四有”

宋代哲学家程颐说：“《论语》一书，未易读也。有既读之而漠然如未尝读者，有得一二而启悦其心者，有通体诚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1]这是读《论语》的四种境界，也是读《论语》的四个阶段。然而，一切从整本书阅读开始，一切从文本精读开始。

《论语》的文本精读，首先应当遵循正确的阅读原则。所谓正确的阅读原则，概言之，就是孟子的“知人论世”；细言之，则是钱穆发挥的“四当、四有”：

一、当注意于书中之人物、时代、行事，使书本有活气。

二、当注意于书中之分类、组织、系统，使书本有条理。

三、当注意于本书与同时及前后各时有关系之书籍，使书本有联络。

四、当注意于本书于我侪切身切世有关系之事项，使书本有应用。

钱穆的“四当、四有”是正确阅读的普遍原则，“读他书如是，读《论语》亦莫勿然”[2]。阅读《论语》，只有遵循“四当”，才能达到“四有”，使古老的文本“有活气”“有条理”“有联络”“有应用”。同时，钱穆的“四当、四有”包含了丰富的内涵，需要细心体会。随着阅读的积累和学问的长进，我们对“四当、四有”的体认必然会越来越深，文本精读的收获也会越来越大。再者，钱穆的“四当、四有”对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能逐步达到。如“三、当注意于本书与同时及前后各时有关系之书籍，使书本有联络”，这就是说，只有读过“许多书”，才能读懂“一本书”。先贤的智慧是阅读经验的总结；与此相应，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是深入理解先贤的教诲的基础。

二、《论语》读本：古代与现代

明确了阅读《论语》的正确原则，还必须选择精读《论语》的精当读本。精当的《论语》读本，就是指文字注释精当、义理阐述准确的《论语》注释本。为什么要读“注释本”而不是“白文本”？明代学者许天赠说得好：“圣贤之言无长说也，但后学不明，则不得不多其词，使人易晓，有所居而入。”[3]好的《论语》注释本，就是通过“多其词语”的再阐释，让读者更容易进入文本，深刻理解经典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经典，我们将停止思考；而没有阐释，经典将毫无意义。

在《论语》阅读史上，有几个注释本特别重要，可以参考。蒋伯潜《十三经概论》认为：现代以前，“以何晏《论语集解》为最古，朱子《论语集注》为最精，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最博。”[4]所论极是！

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是现存最古的《论语》注本。今日所见残存的汉代注解，多半仅存于此本，共计二十余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何晏的《论语集解》是汉初至三国《论语》四百年阅读史的结晶。

朱熹的《论语集注》于义理之阐发最为精当，也是宋代以来最权威的《论语》注本。《集注》除正文前的《论语序说》和《读论语孟子法》外，每一篇有题解，每一章有注释和集解。《集注》所集，有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扬时、侯仲良、尹焞、周浮先、胡寅、洪兴祖诸人解释《论语》之言，可谓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熹的《论语集注》对现代的《论语》解读产生了深刻影响，今人注释或语译《论语》，每每引用和参酌朱熹的见解。李泽厚《論语今读》就认为：“在各注疏论议中，朱熹的《集注》仍然简明精锐，极有深度，是本书摘录的重点。”[5]精读《论语》，朱熹的《论语集注》当是首选。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为最博，最详赡。刘宝楠依焦循《孟子正义》，作《论语正义》，后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继续写定。梁启超评刘氏《论语正义》曰：“最精博，但太繁，非专家研究者不必读”[6]；三书比较，各有所长：何氏《集解》，时有疏漏，而汉人《论语》解说保存不少。朱注精矣，而亦有承前人之疏误，未及补正者，有求之过深，致人理障者。刘氏《正义》以详赡见长，而时或病其琐曲。“故吾人读《论语》于义有未明者，固不得不求之注，而亦未可蔽于前人之注。”[7]此为明通之论。

现代的《论语》注本，也有三部值得参考，即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和李泽厚《论语今读》。

杨伯峻是古汉语专家，《论语译注》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译注》除注、译堪称精当外，开篇的“导言”和书后的《论语词典》也极有助益。“导言”四节，对《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论语》的版本和真伪，以及古今《论语》的注释书籍，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是一篇精当的“《论语》导读”。《论语词典》来自著者对《论语》逐字逐词的研究。在撰述《论语译注》之前，著者先对《论语》每一字、每一词进行了研究，编成“论语词典”一稿。后著者听从吕叔湘建议，把“词典”附于“译注”之后，以收相辅相成之效。故《论语译注》是杨伯峻逐字逐词精读《论语》之后，奉献出的一部“《论语》精读”。

钱穆是历史学家，《论语新解》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在体例上，“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最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8]“逐字逐句之解释”，应是《论语新解》的一大特点，对于深入理解《论语》词句，具有极大的助益。《论语新解》固“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在每一章的“综述”中，又能体会这位“新儒家”学者的人生取向和道德文章。

李泽厚是哲学家，《论语今读》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今读》的体例，先原文，然后依次是注、译、记。“注”主要是摘录前人的注疏论议，以有助于了解原文为标准。“译”是他细读了最晚出的两个译本，即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感觉都不满意，所以才作这个新译。“记”者，“我的评论、札记和解说也。它们长短不一，品类不齐。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或发牢骚；或就事论事，或借题发挥；并无定规，不一而足。”[9]“记”是《论语今读》的特色所在，重心所在，深度之所在。李泽厚认为，二千多年来，《论语》在中国是一部“半宗教半哲学”的书。《今读》的“记”，就是要以他的“情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对《论语》这部“半宗教半哲学”的书，先“解构”再“重建”。作者认为：“培育人性情感、了解和区分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重视和把握个体命运的偶然，我以为乃《论语今读》三重点。”[10]这也是贯穿于五百篇“记”中的核心思想。

如果在上述六部注本中精选三部，那么不妨依次阅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朱熹的《论语集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从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入门”，在朱熹的《论语集注》中“探古”，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中感受“今义”。古今汇通，融为一体，化为血肉，付诸实践。

三、精读方法：“拟标题，编目录”

精读《论语》，什么方法最有效？“读书莫要于笔记”！梁启超说：“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11]关键是，一个现代中学生，读《论语》这部文言对话集，如何做笔记？做什么样的笔记？在我看来，“先拟标题，再编目录”，这是让《论语》走进学生心灵的有效方法。

先拟标题，即要求学生每读一章，就给每一章拟一个三五字的小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眼睛，也是每一章的旨趣。而要拟出恰当的标题，一要读懂领会文义，二要提炼概括中心，三要选择推敲语言。《论语》的文字并不难懂，少量难懂的文字均可借助注释。因此，对大部分学生来说，细读《论语》，擬个标题，并不困难，收获肯定不小。这是可操作也有效的读《论语》方法。

拟标题，是我精读《论语》的方法。《为政篇》第4章：“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传诵人口的千古名言。如何理解这一章的真谛，很长时间我一直认为，这是由年岁来描述个体生命成长的不同阶段和状态，可以称为“生命的成长”。然而，人的生命是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统一体。孔子在这里描述的，显然不只是自然生命的成长，而是文化生命的升华。基于这种理解，我把这一章的标题拟为“生命的境界”。从“生命的境界”角度重读“五十而知天命”，顿感所谓“知天命”，并非指人的自然生命的有限，而是指人的文化使命的无穷。一个精当的标题，可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具体而言，读《论语》，拟标题，大致可分三种情况。

一是已有标题而无需自拟的。如《宪问篇》之“三道章”，《季氏篇》之“三友章”“三乐章”“三愆章”“三戒章”“九思章”等，《阳货篇》之“六言六蔽章”，《子张篇》之“三变章”，《尧曰篇》之“尊五美、屏四恶章”等。《论语》20篇，前十篇谓之“上《论》”，后十篇谓之“下《论》”。有标题的大多属下《论》，文体上有两个特点，即结构上先总后分，句式上多用排句。

二是格言式的短章，可径取其中的警句作标题。如《学而篇》之“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为政篇》之“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曰：‘君子不器”，《里仁篇》之“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等等，依次可以用“巧言令色”“慎终追远”“为政以德”“君子不器”“德不孤，必有邻”作标题。

三是需要自拟标题的，这在500章中属于大多数。其中，有些看似有标题，但仍需进一步提炼标题的。如《颜渊篇》之“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三人同是问仁，孔子的回答则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根据具体内容提炼标题。不妨依次以“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言讱”为标题，否则仍不明章旨。

先拟标题，再编目录。为什么拟了标题，还要编目录？没有目录的笔记是知识的坟墓！如果说拟标题是“提要钩玄”，那么编目录则可以“提纲挈领”。因此，拟标题是第一步，第二步还应编目录。一部《论语》20篇，编目录可以分两个层次：首先是每篇一个分目，置于每篇之前。如《学而篇》一个目录，《为政篇》一个目录；然后把20篇分目合成全书总目，置于全书之前。这样，打开《论语》，既有总目，又有分目，一部《论语》，尽收眼底，熟读成诵，一生受用。

需要强调的是，拟标题、编目录，每个同学必须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自己动手，自主完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番苦思，一片心得。《论语》的每一章，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会，拟出不同的标题；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体会，拟出不同的标题。这是理解深化的过程，也是学问长进的过程。说到这里，令我想起苏东坡“抄《汉书》，拟标题”的故事。据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一天，黄州教授朱载上拜访苏轼，仆从通报后却迟迟不见主人出来，客人等得不耐烦几乎想走了，苏轼才匆匆从室内出来：

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抄《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抄？”东坡曰；“不然，余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抄矣。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曰：“不知先生所抄之书，有幸教否？”东坡乃令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意。东坡曰：“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苏轼“抄《汉书》，拟标题”的读书法，对于精读《论语》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古人云：抄一遍胜过读十遍；写在纸上，刻在心上。而“三抄《汉书》，三拟标题”，从“初则三字”，到“次则两字”，再到“今则一字”，正表明，随着阅读的深入和理解的深化，提炼的标题也必然会由“繁”而“简”，由“浅”入“深”。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9页，

[2]钱穆：《四书释义》，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3]刘毓庆、贾培俊：《历代诗经著述考（明代）》，中华书局2008年，第129页。

[4][7]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9、340页。

[5][9][10]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第15、17、21页。

[6][11]梁启超著：《饮冰室书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1、282页。

[8]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第2至3页。

（作者：陈文忠，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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