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莹，聂慧芳，杨学亮

(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

1 引言

21世纪以来，突发性抢购事件频繁发生，如2003年SARS事件中的板蓝根抢购风波、2005年哈尔滨水污染事件中的饮用水抢购风波、2005年禽流感事件中的调味品抢购风波、2009年甲型H1N1流感事件中的大蒜抢购风波及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件中的碘盐抢购风波。此类突发性抢购事件不仅会造成社会秩序紊乱，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事件的发生往往都伴随着谣言的出现，且涉及到的抢购物品均是生活中常见的，这些平常物品为什么会引发公众兴趣？谣言扮演着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决策对于公众行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为此，研究突发性抢购事件的演化机理对于明确事件的演化方向和防控策略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突发性抢购事件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件形成因素辨识和演化规律分析两个方面。其中，形成因素辨识主要从公众行为的致因视角展开研究，如樊春雷等[1]认为抢购事件的发生主要与人们恐慌下的高情绪唤醒水平有关，即高情绪唤醒水平显著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魏玖长等[2]借鉴群体行为动力学理论构建了群体抢购事件的动力学模型，认为公众行为主要受内在的心理安全需求及外在环境影响，并通过案例分析将抢购事件发生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期、加剧期、缓和期及消退期；谢立仁等[3]依据杜拉克冲动性消费模型构建了易发群体抢购意向的影响因素模型，其研究所得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事件危害、信息扩散、参照群体、恐慌情绪和商家反应。然而，上述研究较少考虑到公众自身的主观感知行为特点(如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也较少在此基础上给出抢购情境下公众对物品的感知价值量化模型。相比之下，演化规律分析主要从公众行为演化视角展开研究，如赵奕奕等[4]采用有界信任规则建立了一种扩展异质HK有界信任模型，对是否抢购的不同观点演化进行了仿真，发现当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因子较强时，公众易发生抢购行为；在此基础上，其构建了噪音异质有界信任模型，并着重分析了噪音因子对群体抢购行为的影响，发现公众观点更新随着噪音因子的增大而呈现较大的波动性[5]；孙多勇[6]运用前景理论对抢购行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发现抢购行为的发生与人们对物品的心理预期有关，而私人和公开信息又会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然而，上述研究较少考虑到抢购行为的演化过程中多参与主体(如政府和公众)协同作用的现实状况。此外，王治莹和李勇建[7]对货车事故中的哄抢事件进行了结构化描述，并运用累积前景理论和演化博弈论对事件的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事件演化结果与公众和政府对各自得失的感知价值紧密相关，这也为本文从多参与主体博弈视角研究抢购事件的演化机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总结以上，虽然现有研究可为抢购事件的演化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但是一方面尚缺乏对作为有限理性公众的主观感知行为特点和感知行为量化模型的考虑。近年来，前景理论[8]因其能很好地克服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些悖论(如Allais悖论[9]和Ellsberg悖论[10])而得到广泛应用。在抢购事件的发生和演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促使有限理性的公众通过主观感知事件诱因而形成行为动机，这符合前景理论刻画主体决策行为的应用基础。另一方面，现有研究的侧重点大多只是针对公众，而抢购事件的发生和演化往往是多方持续性博弈的结果(如公众的反复观察和抢购，政府的反复响应)。演化博弈论认为参与者具有适应性学习和调整策略的能力，其在演化稳定策略[11-12]的提出和Weibul的系统总结[13]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经济[14-15]、环境[16-17]和食品安全[18-19]领域。在抢购事件中，公众和政府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各自策略往往会随着事件演化而不断调整，这也符合演化博弈论对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假设的应用条件[20]。基于此，首先运用前景理论刻画基准情境与抢购情境中公众对物品的感知价值；其次，界定抢购事件中参与主体(即公众与政府)的作用及其博弈关系，并在考虑到公众感知价值的基础上给出博弈支付矩阵；然后，构建抢购事件参与主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推导模型的平衡点及其稳定性条件，并结合抢购事件的演化阶段对博弈均衡进行分析；最后，以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引发的中国抢盐事件为例验证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并考查政府的辟谣效果和公众的心理预期价值对公众抢购行为演化的影响。

2 公众的感知价值分析

2.1 基准情境

基准情境下公众对特定物品的需求量趋于稳态，当公众的购买量超过需求量时，超出的部分对于公众是多余的，浪费了资金。因此，公众会以正常需求量下的花费作为参考点，当公众实际购买所用花费超过正常所需时的花费时，其心理感知为损失。为了与抢购情境进行对比，仅刻画购买量大于正常需求量的情形，即公众的感知价值为：

v基准=-λ(mp0-m0p0)β

(1)

其中，v基准为公众对物品的感知价值；λ(λ>1)为损失规避系数；β为人们对损失的敏感程度，一般有λ=2.25,β=0.92[8]；m0为公众的正常需求量，m为购买量，m≥m0；p0为物品价格。由此可得基准情境下公众的感知价值曲线如图1所示。

图1 基准情境下公众的感知价值

2.2 抢购情境

突发性抢购事件往往伴随着谣言的出现，且谣言指向特定的物品，并赋予物品特定的效用。例如，2003年SARS事件中的板蓝根抢购风波，出现了板蓝根可预防SARS的谣言；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件中的碘盐抢购风波，出现了碘盐可以防辐射的谣言。抢购情境下，虽然物品价格会比基准情境下更高，但是根据经济学中的等价交换原理，公众受谣言影响下对单个物品的心理预期价值(即为满足心理安全感下的单个物品需求价值)也更高。当公众对其所购买的所有物品的心理预期总价值大于实际总价值时，其心理感知往往为收益，即感知价值为：

v抢购=(mp-mp0)α

(2)

其中，v抢购为公众在抢购情境下的感知价值；α为收益敏感程度，一般有α=0.89[8]；m为物品购买量；p为谣言影响下的物品价格(也即公众受谣言影响下对单个物品的心理预期价值)，p0为物品的正常价格，p≥p0；mp和mp0分别为购买m个物品的心理预期总价值和实际总价值。因此，抢购情境下公众的感知价值曲线如图2所示。

图2 抢购情境下公众的感知价值

3 抢购事件的演化博弈分析

3.1 博弈关系界定

突发事件中的危机信息传播是造成公众恐慌并引发恐慌行为的主要原因，其又受政府所发布信息的影响[21]。作为突发事件的一种，抢购事件中的危机信息主要指谣言，恐慌行为特指抢购，而政府发布的信息主要是辟谣信息(其目的是防止抢购事件的发生或促使抢购事件尽快平息)。根据现实中抢购事件(如2003年SARS事件中的板蓝根抢购和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件中的碘盐抢购)的多参与主体表现可知，通常会存在公众多次抢购和政府反复辟谣的现象，可见抢购事件的发生和演化过程实质上是公众与政府调整策略选择并进行持续性博弈的动态过程。为此，提出以下假设1：

假设1 随着事态的发展，公众和政府均会根据其认知不断调整各自的行为策略，即在事件演化的任意时刻，公众可选择抢购也可选择不抢购，政府可选择辟谣也可选择不辟谣。

考虑到政府的职能，综合考虑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即当政府辟谣且公众抢购时，政府不仅需要承担一定辟谣成本和抢购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如声誉、公信力和社会矛盾损失)，还会因辟谣不利而受到上级政府的惩罚；当政府辟谣且公众不抢购时，政府仍会付出辟谣成本，但因对潜在抢购事件处置得当而会受到上级政府的奖励；当政府不辟谣且公众抢购时，政府因失职而造成社会损失，并受到上级政府惩罚；当政府不辟谣且公众不抢购时，无收益和损失。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2：

假设2 政府的支付包括来自上级政府的奖励或惩罚、辟谣成本和社会损失。

文献[22]指出公众对谣言的态度包括相信、不相信和将信将疑，而文献[23]将可信度划分为可信赖性、专业性、清晰性和客观性四个维度，公众对其综合考虑来决定是否相信。可见，谣言作为真实性未经证实的信息[24]，公众对其更多持有将信将疑的态度。传统研究态度的方法有离散型(Sznajd模型[25]和Galam模型[26]较为常见，分别以1和0表示信任和不信任)和连续型(以0和1间的变量表示相信、不相信和将信将疑[5])。基于此，设ω(0≤ω≤1)为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ω=0和ω=1分别表示不信任和信任，ω的取值越大，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越高。当公众不信任谣言时，其感知价值同式(1)，其支付为v基准；当公众信任谣言时，其感知价值同式(2)，其支付为v抢购。因此公众的综合支付为(1-ω)v基准+ωv抢购。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3：

假设3 公众的支付为信任和不信任谣言下对抢购物品感知价值的加权值，即(1-ω)v基准+ωv抢购。

辟谣信息的及时发布有助于公众免受谣言影响或迅速回归理性，如在2011年日本核泄漏所引发的碘盐抢购事件中，正是由于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方政府及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等部门及时发布的“碘盐供应充足”、“严打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等辟谣信息，仅用时约3天即平息了公众的非理性行为。同时，结合其它抢购案例也可发现，公众在抢购情境下的购买量往往远远高于不抢购情境下的购买量，这通常也是导致抢购物品脱销的直接原因。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4和假设5：

假设4 政府辟谣下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不高于政府不辟谣下其对谣言的信任程度。

假设5 公众抢购时的购买量为m1，不抢购时按照正常需求量m0进行购买，m1>m0。

基于以上假设，下面针对假设1中四种策略组合下政府和公众的支付进行具体分析。

(1)策略组合(辟谣，抢购)。若设辟谣成本为c，抢购事件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为v，上级政府的惩罚u1，则政府的支付为-u1-v-c。政府辟谣下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为ω1,(0≤ω1≤1)，不信任程度为1-ω1。由于公众选择抢购，故其购买量为m1。根据式(2)，公众受谣言影响下的感知价值为ω1v1，其中：v1=(m1p-m1p0)α。根据式(1)，公众不受谣言影响下超出的购买量为(m1-m0)，故其感知价值为-(1-ω1)v2，其中：v2=λ(m1p0-m0p0)β。因此，公众的综合支付为ω1v1-(1-ω1)v2。

(2)策略组合(辟谣，不抢购)。对政府而言，辟谣成本及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同上，社会损失为0，上级政府的奖励u，故政府的支付为u-c。对公众而言，其不抢购的购买量为m0，故根据式(2)，公众受谣言影响下的感知价值为ω1v3，其中：v3=(m0p-m0p0)α。根据式(1)，公众不受谣言影响下的感知价值为-λ(1-ω1)(m0p0-m0p0)β=0。因此，公众的综合支付为ω1v3。

(3)策略组合(不辟谣，抢购)。若设社会损失为v'，上级政府的惩罚为u2(由于政府失职更为严重，故u2>u1)，则政府的支付为-u2-v'。政府不辟谣下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为ω2,(0≤ω2≤1)，不信任程度为1-ω2，根据假设4，可知ω2≥ω1。公众选择抢购时的购买量为m1，根据式(2)，公众受谣言影响下的感知价值为ω2(m1p-m1p0)α，即ω2v1。根据式(1)，公众不受谣言影响下的感知价值为-λ(1-ω2)(m1p0-m0p0)β，即-(1-ω2)v2。因此，公众的综合支付为ω2v1-(1-ω2)v2。

(4)策略组合(不辟谣，不抢购)。对政府而言，社会损失为0，上级政府的奖励或惩罚为0，故政府的支付为0。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同策略组合(不辟谣，抢购)，由于其不抢购，故购买量为m0，根据式(2)，公众受谣言影响下的感知价值为ω2(m0p-m0p0)α，即ω2v3。根据式(1)，不受谣言影响下的感知价值为-λ(1-ω2)(m0p0-m0p0)β=0。因此，公众的综合支付为ω2v3。

总结以上，可得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博弈支付矩阵

3.2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假设政府选择辟谣的概率为x，选择不辟谣的概率为1-x，公众选择抢购的比例为y，选择不抢购的比例为1-y，适应度用支付函数表示。由此可得政府选择辟谣的适应度为：

f1=y(-u1-v-c)+(1-y)(u-c)=-y(u1+v+u)+u-c

(3)

政府选择不辟谣的适应度为：

(4)

从而平均适应度为：

(5)

(6)

(1-x)(ω2(v1+v2-v3)-v2)]

(7)

联立(6)式和(7)式，可得政府和公众构成的二维动力系统为：

(8)

3.3 平衡点及其稳定性分析

令式(8)中两个微分方程右端项等于0，可得：

命题1 系统存在五个平衡点，即：(0,0)，(0,1)，(1,0)，(1,1)，(x*,y*)((u2+v′-v-u1-c)(u-c)<0且(ω1v1+ω1v2-ω1v3-v2)(ω2v1+ω2v2-ω2v3-v2)<0)。其中

根据演化稳定策略(ESS)的判定方法[27-28]，求得式(8)的雅克比矩阵为：

(9)

表2 平衡点处的行列式和迹

进一步，将上述五个平衡点分别代入式(9)，并求得行列式detJ和迹trJ，如表2所示。由于当且仅当detJ>0且trJ<0时，平衡点为ESS，故由表2可得以下命题2：

命题2 当(u-c)<0且(ω2v1+ω2v2-ω2v3-v2)<0时，系统(式(8))存在ESS为(0,0)；当(-u1-v-c+u2+v′)<0且(ω2v1+ω2v2-ω2v3-v2)>0时，系统(式(8))存在ESS为(0,1)；当(u-c)>0且(ω1v1+ω1v2-ω1v3-v2)<0时，系统(式(8))存在ESS为(1,0)；当(-u1-v-c+u2+v′)>0且(ω1v1+ω1v2-ω1v3-v2)>0时，系统(式(8))存在ESS为(1,1)；(x*,y*)不为ESS。

3.4 博弈结果分析

由命题2可知，在政府与公众博弈关系中的不同支付格局下，博弈均衡结果(即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具有明显差异。事实上，博弈支付格局的形成与抢购事件的不同演化阶段紧密相关，因此博弈均衡结果的分析有必要结合抢购事件的不同演化阶段。文献[2]依据参与抢购事件的群体规模和事件演化的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将抢购事件划分为了四个演化阶段，即：萌发期、加剧期、缓和期和消退期，本文予以借鉴，其图示表示如图3所示。

图3 抢购事件的演化阶段

(1)由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可知，(u-c)<0且(ω2v1+ω2v2-ω2v3-v2)<0(记为条件一)的含义是当公众选择不抢购时，政府选择不辟谣比选择辟谣的收益更大，并且当政府选择不辟谣时，公众选择不抢购比选择抢购的收益更大，此时博弈均衡结果为(0,0)，即(不辟谣，不抢购)。此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抢购事件的萌发期，该演化阶段中关于潜在抢购物品的谣言传播范围较小，从而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及其对物品的感知价值较低，故不易出现抢购行为。同时若政府选择辟谣，不仅可能会付出辟谣成本，还可能因过早重视而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因此，政府在该阶段中应加强对谣言传播态势和公众抢购苗头的实时监测，为及时回应公众可能的关切做好充足准备。

(2)(-u1-v-c+u2+v')<0且(ω2v1+ω2v2-ω2v3-v2)>0(记为条件二)的含义是当公众选择抢购时，政府选择不辟谣比选择辟谣的收益更大，并且当政府选择不辟谣时，公众选择抢购比选择不抢购的收益更大，此时博弈均衡结果为(0,1)，即(不辟谣，抢购)。此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抢购事件的加剧期，该演化阶段中的谣言传播范围逐渐增大，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及对物品的感知价值逐渐增大，从而促使其产生抢购意愿和行为。同时，由于该阶段抢购群体的规模仍然有限，政府对社会损失和上级政府惩罚的估值均较小，因此政府若执意选择辟谣会因辟谣成本的增加而加大自身的损失，从而其存在选择不辟谣以期事件能够自行平息的动机。基于此，从可控性角度讲，为促进政府在该阶段积极履行职责，上级政府应通过加大对其失职的惩罚力度u2来改变其支付格局，即确保u2>u1+v+c-v′，这也有助于促使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ω2向更低的ω1转化。

(3)(u-c)>0且(ω1v1+ω1v2-ω1v3-v2)<0(记为条件三)的含义是当公众选择不抢购时，政府选择辟谣比选择不辟谣的收益更大，并且当政府选择辟谣时，公众选择不抢购比选择抢购的收益更大，此时博弈的均衡结果为(1,0)，即(辟谣，不抢购)。此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抢购事件的消退期，该演化阶段中政府的积极辟谣促使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及其对物品的感知价值降低，导致其选择抢购时的收益降低并可能为负值，因此公众会失去抢购意愿。同时若政府选择不辟谣，则抢购事件所造成的社会损失难以控制，其也会受到上级政府的惩罚，因此其具有强烈的辟谣动机。基于此，政府在该阶段中应注重辟谣工作的持续推进，及时通报公众关切物品的市场供应和抢购行为的处置进展，以促使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ω1维持在较低水平，避免其支付格局的反转。

(4)(-u1-v-c+u2+v′)>0且(ω1v1+ω1v2-ω1v3-v2)>0(记为条件四)的含义是当公众选择抢购时，政府选择辟谣比选择不辟谣收益更大，并且当政府选择辟谣时，公众选择抢购比选择不抢购收益更大，此时博弈均衡结果为(1,1)，即(辟谣，抢购)。此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抢购事件的缓和期，该演化阶段中谣言的传播范围较大，虽然政府积极辟谣，但是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及其对抢购物品的感知价值仍较高，从而其选择抢购的收益较大。同时政府若选择不辟谣，则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损失，并且会受到上级政府更严厉的惩罚。因此，从可控性角度讲，为改变公众的支付格局，政府一方面应以事件真相为基础注重反复辟谣和提升辟谣强度，以降低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ω1；另一方面，应加大对抢购行为的打击力度，以增强公众的损失规避意识，从而增大v2。

4 案例分析

本节以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引发的中国碘盐抢购风波为例，验证上述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并考查博弈关系中政府的辟谣效果(即政府辟谣下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和公众的心理预期价值(即政府不同辟谣效果下公众对单个物品的心理预期价值)对公众抢购行为演化的影响。

4.1 博弈关系演化分析

整体上看，该抢购风波大致经历了“萌发期(3月14日)→加剧期(3月15日)→缓和期(3月16日)→消退期(3月17日至18日)”的演化过程。其中，公众的碘盐抢购行为由上海和绍兴等地扩散至全国，其动机源于“核物质影响水质”和“碘盐预防核辐射”等谣言及碘盐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双重作用。相比之下，政府的应急决策行为由萌发期和加剧期的不干预演化至缓和期和消退期的积极干预，核心原因是其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优化目标。由此可知，该抢购风波案例满足假设1～假设3，而假设4和假设5也显然适用于该案例，此处不再赘述。

2011年3月11日所爆发的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迅速衍生出“核物质影响水质”和“碘盐预防核辐射”等谣言，并于3月14日引发了中国上海和绍兴等沿海城市的公众开始出现碘盐抢购苗头，但当日的微博等网络平台鲜有相关抢购与应急信息的发布和转发，不妨记为萌发期。该时期内，面对可能骤然变化的利益得失局面，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和对潜在抢购物品的感知价值均较低，而政府专注于事件调查和舆情监测，因此博弈的支付格局满足3.4节中的条件一，博弈均衡结果为(不辟谣，不抢购)。

3月15日，关于碘盐抢购的信息开始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中发酵，发布者主要集中在上海、福建和宁波等地，加之受谣言传播范围扩大的影响，碘盐抢购事件开始呈现出由沿海城市向全国扩散的趋势，不妨记为加剧期。该时期内，经过谣言、舆论和部分地区抢盐事件的洗礼，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和对抢购物品的感知价值迅速提升，政府考虑到干预时机对经济与社会效益影响而未采取干预行为，因此博弈的支付格局满足3.4节中的条件二，博弈均衡结果为(不辟谣，抢购)。

3月16日，微博、贴吧和论坛上充斥着大量的碘盐抢购信息，中国各地区纷纷爆发超市中碘盐被抢购一空的现象。虽然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方政府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布了辟谣信息，但是仍然未能有效劝导公众进行理性消费，不妨记为缓和期。该时期内，面对已经成型的新的利益得失局面，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和对抢购物品的感知价值已经很高，短时间内难以重塑其过往的利益得失局面，同时政府为了避免事件态势进一步恶化而势必积极采取干预行为，因此博弈的支付格局满足3.4节中的条件四，博弈均衡结果为(辟谣，抢购)。

3月17日至18日，面对经销商大肆哄抬盐价和公众囤积碘盐的不良态势，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等部门发布紧急通知，公布了碘盐供应充足的信息，并责令各地区立即开展市场调查和严厉打击哄抬盐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不妨记为消退期。该时期内，上级政府的介入和谣言信息的逐渐透明促使公众逐渐回归理性，从而其对谣言的信任程度和对抢购物品的感知价值逐渐降低，同时政府为了履行维护市场秩序的社会责任和避免受到上级政府的惩罚也会积极采取干预行为，因此博弈的支付格局满足3.4节中的条件三，博弈均衡结果为(辟谣，不抢购)。

4.2 政府辟谣效果与公众心理预期价值的影响

为了从应急管理者角度定量考查上述案例中政府的辟谣效果(即政府辟谣下公众对谣言的信任程度ω1)和公众的心理预期价值(即政府不同辟谣效果下公众对单个物品的心理预期价值p)对公众抢购行为演化的影响规律，对于上述博弈关系系统，假设u1=50，v=100，u=50，u2=100，v′=100，c=30，p0=2，m0=2，m1=5，ω2=1，x和y的初值均为0.5。当考查ω1时，令p=10，仿真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当考查p时，分别设置政府的两种辟谣效果情景，即ω1=1(情景1：辟谣效果最差)和ω1=0(情景2：辟谣效果最好)，仿真结果如图6和图7所示。

图4 政府辟谣效果较好时的公众抢购行为演化

由图4和图5可知，政府辟谣效果显著影响公众抢购行为的演化稳态及演化至稳态的时间。具体表现为：当政府的辟谣效果较好时(ω1=0.0,0.1, 0.2,0.3,0.4)，选择抢购的公众的比例逐渐向最小值0演化，且随着ω1的逐渐增大，其演化至最小值0的时间逐渐延长；相比之下，当政府的辟谣效果较差时(ω1=0.5, 0.6, 0.7, 0.8, 0.9, 1.0)，选择抢购的公众的比例逐渐向最大值1演化，且随着ω1的逐渐增大，其演化至最大值1的时间逐渐缩短。在上述案例的碘盐抢购风波中，萌发期、加剧期和缓和期的演化极为迅速(仅用时3天)，这除了与公众自身的非理性行为有关外，也正是与地方政府的辟谣等干预措施的缺失相关。同时，之所以抢购风波能够在消退期内快速得以平息(仅用时2天)，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阶段中地方和上级政府所采取的积极辟谣等干预措施。

图5 政府辟谣效果较差时的公众抢购行为演化

图6 情景1下公众心理预期价值的影响

由图6可知，虽然在情景1(政府辟谣效果最差)下公众最终都会选择抢购，但是随着p的增大，选择抢购的公众的比例演化至最大值1的时间逐渐缩短。由图7可知，虽然在情景2(政府辟谣效果最好)下公众最终都选择不抢购，但是随着p的增大，在选择抢购的公众的比例演化至最小值0的过程中，任意时刻选择抢购的公众的比例均明显增大。在上述案例的碘盐抢购风波中，正是萌发期、加剧期和缓和期内的谣言传播，导致公众对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碘盐的心理预期价值过高，才使得其非理性抢购行为的涌现极为迅速。同时，也正是消退期内地方和上级政府的积极辟谣等干预措施，迫使公众对碘盐的心理预期价值降低，才促使其非理性抢购行为得以迅速消除。

图7 情景2下公众心理预期价值的影响

5 结语

首先运用前景理论刻画了基准情境与抢购情境中公众对物品的感知价值，并据此给出了抢购事件中参与主体(即政府与公众)的博弈支付矩阵。其次，引入演化博弈论探究了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均衡。研究表明，抢购事件萌发期的博弈均衡为(不辟谣，不抢购)，政府应加强对谣言传播态势和公众抢购苗头的实时监测；抢购事件加剧期的博弈均衡为(不辟谣，抢购)，为促进政府积极履职，上级政府应加大对其失职的惩罚力度；抢购事件缓和期的博弈均衡为(辟谣，抢购)，为改变公众的支付格局，政府不仅应注重反复辟谣和提升辟谣强度，还应加大对抢购行为的打击力度；抢购事件消退期的博弈均衡为(辟谣，不抢购)，政府应持续推进辟谣工作，并及时通报公众关切物品的市场供应和抢购行为的处置进展。最后，以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引发的中国抢盐事件为例，验证了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并考查了政府辟谣效果和公众心理预期价值对公众抢购行为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辟谣效果可显著影响公众抢购行为的演化稳态及演化至稳态的时间；公众心理预期价值可显著影响公众抢购行为的涌现及其到达稳态的速度，也可显著影响公众抢购行为消除过程中任意时刻的人数。以上研究结果可为识别抢购事件演化机理和规律及制定相关干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事实上，谣言传播在突发性抢购事件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为了研究抢购事件的演化机理，将谣言作用融入到了潜在抢购的物品价格(公众的心理预期价值)的变化之中。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将谣言传播过程与抢购事件演化过程进行统筹考虑，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这对辟谣时机选择和抢购事件干预强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正在逐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