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乙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历了十分迅猛的城镇化进程之后，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城市群规划与建设。城市群建设所带来的区域资源整合，无论在规模、力度和影响上都会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意味着，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会出现大量的地方文化碰撞或消逝的情况。因此，确保城市文脉的延续，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需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加快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关键词】城市群  文脉延续  地方文化  城乡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獻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6.008

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大抵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蒸汽机被作为动力机广泛应用后，传统的工场手工业逐渐被使用大机器的工厂所取代，与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相适应的，是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在资本的推动下，一方面，大量劳动力及生产资料不断涌入这些工业城市，并使其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与阶级矛盾外，发展中的城市还面临着城市规划、文化碰撞、认同感危机、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秩序混乱等诸多挑战。可以说，资本主义城镇化的图景就是在各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展开的。1867年，西班牙建筑师塞尔达在其《城镇化基本原理及其在巴塞罗那城市改革与扩张中的应用》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镇化”这个概念，并试图创立一门独立的城市空间组织科学来指导城市建设与管理，这标志着人们对于城市发展与规划问题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历经数百年，从奥斯曼巴黎改造计划，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从伦敦的新城运动，到美国的城市郊区化，再到发达国家普遍出现过的逆城市化现象。这些城市发展史上的典型事例，无不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与演进，同时也塑造了不同的城市精神。

多层次、跨区域的城市群建设格局

中国的城镇化与西方世界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路径。1978年以后，我国的城镇化率增幅每年接近1%。1995年后，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为每年1.25%。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过半，近8亿人生活在城市中，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在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需要看到的是，这种短期内的爆发式增长并不是依靠城市社会的自发演进实现的，而是以一种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完成的。正是在中央强有力的主导和地方的积极配合之下，我国才有可能只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城镇化发展之路。经过了几十年极其迅速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我国的城市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在原有的中心城市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城市群规划与建设。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布局将由点到面，形成一种网状结构。

城市群（Megalopolis）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他在《城市群：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一书中对美国东北海岸大致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的密集城市带展开了研究，指出这一区域的城市群在数百年间不仅在美国的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还将对世界其他地区密集城市带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今天，全世界已经形成了六大著名的城市群，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城市群的出现基本上和戈特曼当年的预判是一致的。学术界对于城市群这个名词的译法和解释虽有不同，但都源出一脉，大体上并无实质区别。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也引入了城市群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解释为：在一定的区域内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具有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城市，通常以一至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和相应的自然资源环境，形成的一个经济联系紧密、空间组织紧凑的城市集合体。

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了我国21个主要城市群。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指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以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这表明，我国多层次、跨区域的城市群建设格局已经形成，并将以此为契机，全面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城市区域整合与地方文化的迷失

矛盾的双方总是如影随形，我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与城市群建设的快速推进，也意味着西方城市经过长期发展而逐步呈现出的各种问题，会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集中凸显出来。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间的文化碰撞与地方文化的消逝。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涌入很多传统的欧美白人社区，随之而来的文化碰撞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危机，不少人感叹虽身处自己的土地，却体验到了迷失感和陌生感。对此，西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为这种文化的迷失感开出了药方，例如，诺伯舒兹强调要找寻城市的“场所精神”;大卫·哈维呼吁人们不要过分讨论地方性，以免滋生出排外主义;多琳·马西提出了构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地方感，等等。步入21世纪，当中国的城镇化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大踏步地趋近世界水平时，我们发现西方世界曾经遇到过的“城市病”，也同样是今天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同彼时西方城市相比具有差异性。

城镇化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区域资源的整合，而当前我国进行的城市群建设，其整合规模、力度、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范围内推动21个城市群建设，需要调动的资源规模是惊人的，所引发文化碰撞的范围几乎是全域性的，当然所实现的地方文化间的深度融合也是值得期待的。回顾我国这几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虽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在一些局部地区也出现过值得反思的问题与教训。例如，一些地方的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在今后的城市群建设中，面对更为广阔的开发区域，我们如何来避免这些问题的再次出现，是值得深思的。可以预料的是，地方文脉的消逝与城市精神的迷失有可能在两个层面上出现（或是已经出现）：其一，在城市群之间出现的文化碰撞与整合，表现在各新兴城市群在建设过程中以某种统一的模式为标杆，忽略了自身所独有的历史文化及特色;其二，在某一城市群内部出現的由中心城市文化强势主导，而周边地方文化逐渐消逝的情况，这种情况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城市文化对其周边的传统乡土文化的“消灭”。

前一种情况会导致一些城市失去独特的风貌，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各类金融中心、购物中心、写字楼、高档公寓、新地标纷纷拔地而起，这当然是经济发展的表现，但那些承载着城市记忆的街道、历史遗迹或是文化现象也在悄然离我们而去。当人们有朝一日要挖掘城市精神时，会发现曾经的地方文化已经消逝，这座城市和那座城市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商区、一样的街道、一样的快餐、一样的小区。曾经的地方文化与城市景观只有到博物馆中才能寻到踪影。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本身蕴含着多元而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在全国性的城市群建设中，应当求同存异，按照地方文脉的理路来发展城市，将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城市群的建设充满活力与特色，让不同类型的城市发挥出比较优势。

后一种情况是在同一个城市群内部出现的，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城区与非城区之间的文化碰撞。一个城市群就是一个庞大的网状城市集群，内部囊括了几个大型中心城市和若干中小型城市，按照传统的区域格局看，各个城市之间分布的是大大小小的县、镇、乡，这些“中间地带”在不断扩大的城市面前，要么被内化为城市的一部分，要么成为起连接作用的非城区地貌（高速公路、隧道桥梁、自然景观等）。“中间地带”的地方文脉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它们要么随着整体搬迁而被交通干道所覆盖，要么在城市化的强烈冲击之下，逐渐的被新一代人放弃和遗忘。这样的现象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城乡关系的矛盾，属于城乡之间的文化整合问题。这一矛盾的出现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马克思曾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的乡村化。”[1]现代城市的发展，让乡土文化中诸如祠堂、农舍、土地庙、宗法制等元素退守飞地，或是成为人们记忆中永远的“乡愁”。与此同时，以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被改变，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逐步成为历史，进城务工成为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方式，但与此相伴的“留守儿童”“空心村”等问题也非常迫切和棘手。所以，要使城市群内部的文化融合及文脉延续成为可能，就要在细节上下功夫，尊重城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

跨区域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路径

城市群的发展从空间结构看，是一种跨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在跨区域的资源整合过程中，要留住地方文化的根，传承好城市精神，就需要寻找一条融合而非对抗的路子。西周末期思想家伯阳父曾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说的是调和万物、多元共存，这才是事物的生长之道。若是一味寻求整齐划一，管理方式“一刀切”，事物的发展就难以兴旺。同样，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要“把根留住”就需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将一般性的政策与建设方案与地方具体实际相结合，延续地方文脉，推动城乡融合式发展。

首先，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城市发展的目的不仅是建造景观、完成经济发展指标，而且是造福一方百姓，营造出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城市建设的核心在于人，城市的发展不能只聚焦于楼盘和商圈，还要关注居民的内心需要，城市能否让居民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应该成为衡量一座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城市的建设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要避免层层加码下指标的粗放型管理方式。在对城市群的整体规划和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城市的发展类型、历史文化特色，积极听取专家、市民及各方面的建议，让城市规划更具科学性与指导性。

其次，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促进传统地方文化创造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底线思维，加大对历史遗迹、传统特色街区、民间文化的保护力度。不仅要让已经消逝的地方文化在博物馆中有一席之地，更要让仍然存在的地方文脉延续在日常生活中，使其成为构筑城市精神的粘合剂。在弘扬传统地方文化的同时，也要善于吸收来自全国其他地区乃至世界的新鲜血液，做到兼容并蓄，加强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融合，使传统的地方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

最后，加快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我国城市群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便是如何处理城乡关系。传统的发展模式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和乡村置于一种对立关系之中，二者在文化上似乎也显得格格不入。在未来的发展布局中，应当把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作为重点，一方面，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使广大农民工享有同等的市民权利;另一方面，要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城市与乡村形成一种共生共享、相辅相成、权利平等的关系。只有在建立起新型城乡关系的前提下，城乡区域间的文化融合才可能实现。

结语

在我国的城市群建设中，实现区域间的地方文化保护与融合，是确保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一环。要实现跨区域的文化融合，既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大拆大建，而应当多方论证，科学规划，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共享城市文明的发展成果，建设宜业宜居、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3]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0页。

[2]《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2013年12月14日，http：//www.gov.cn/ldhd/2013-12/14/content_2547880.htm。

[3]《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2019年4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08/c_1124338737.htm。

责 编∕肖晗题